历史上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

悠久的历史交往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历史和文化交往的大动脉,而中国和土耳其正位于这条大动脉的东西两端,丝绸之路这条金光闪闪的大道,把世界上两大民族紧密地连结了起来,使中土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族与中原就有友好往来,在突厥政权的强盛时期,与中原的交往更加密切。这种交往有战有和,特别是在和平年代交往甚密,有过通婚、公主互嫁王室等举措,魏长东公主、隋淮南公主以及突厥木杵可汗的公主,都是友好睦邻的使者,两大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代表人物,相互建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此外,历史上还有不少突厥人到中国诸王朝做官,建立过丰功伟绩。例如阿史那思摩可汗被唐太宗封为大将军、都督,官至兵部尚书死后陪葬于陕西乾县昭陵。联姻和入官说明突厥人与中原人交往亲密。

土耳其民族在中国的史书上称为突厥,最早始见于公元542年的中国史籍之中。据《周书·突厥传》所载:“突厥者…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鏊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和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及两河流域都是人类古老文化的发源地。作为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在公元5世纪后半期,突厥人主要活动于准噶尔盆地之北的阿尔泰山地区,阿史那氏是突厥中最尊贵的种姓,被称为蓝突厥。当时正值漠北柔然汗国强盛之际,突厥人因精于冶铁而为“茹茹铁工”,向柔然输送工具和兵器作为贡赋。公元6世纪中期,由于柔然威胁中原,公元545年,西魏宇文泰遣酒泉胡安诺槃陀出使突厥,以共击柔然。公元546年,铁勒将伐茹茹,突厥首领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人。由于突厥实力骤强,乃求婚于柔然,以期争得平等礼遇。但柔然首领阿那瓖却大发雷霆,说:“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杀柔然使者,随即于公元552年正月,“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北,阿那瓖自杀。”柔然汗国崩溃。“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一般历史上都以此为突厥汗国建国之始。突厥政权建立不久,伊利可汗的兄弟室点密领兵攻占西域各地,公元562年被立为西面汗。其南牙在鹰娑川为冬都，继之又在塞叶河流域之千泉建北牙为夏都,因此,突颇汗国的西部实际是在室点密的统治之下。由于东突厥的汗位继承问题,以及中原隋朝分化突厥的策略,而使得突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公元583年,室点密之子达头联合大逻便阿波可汗等反对东部的沙钵略可汗,导致了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二汗国,即以蒙古为中心的东汗国和包括中亚在内,以七河流域为中心的西汗国。

早期突厥汗国乃是同中原诸王朝相对峙的政权,所控占地区乃不属于中原诸王朝所统辖的漠北与西域。所以,这一时期的突厥理应属于域外民族。东西突厥分裂以后,突厥属于跨国民族,其中东突厥自启民可汗已正式接受了中原隋朝的册封,成为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西突厥则自十姓归唐之后,也开始加入了中原多民族统一国家总体的行列之中。后东突厥汗国脱离中原唐朝的独立,标志者东突厥诸部落又恢复成为了域外民族,而西突厥则一直保持着中原的唐朝羁縻统治。公元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进中亚地区,突厥人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接受了伊斯兰教。中亚地区虽然属于阿拉伯帝国的版图,但突厥人先后都建立起地方政权,如公元11世纪建立的突厥塞尔柱王朝,公元14世纪建立的突厥奥斯曼王朝等。在我国历史上,宋代称突厥王朝为“芦眉国”,明代称“鲁迷国”,清代正式采用土耳其一名称。

“芦眉国”，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

11世纪在马立克素丹执政的突厥塞尔柱帝国昌盛的时期,其版图西至地中海东岸,东到布哈拉、撒马尔罕一带。11世纪末被中原宋朝称之为“芦眉国”的突厥罗姆素丹国在其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城镇和良田。宋朝赵汝适对该国有一段叙述:“芦眉国自麻啰拔西陆行三百余程始到,亦名眉路骨国。其城屈曲七重,用黑光大石甃就。每城相去千步,有番塔三百余。内塔高八十丈,容四马并驱而上,内有三百六十层。人皆缠头塌顶以色毛缎为衣,以肉面为食,以金银为钱。有四万户,织锦为业。地产统销、金字越诺布、间金间丝织锦绮、摩娑石、无名异、蔷薇水、扼子花、苏合油、硼砂及上等碾花玻璃,人家好畜驼马犬。”此段文字的记载,说明宋朝的中原民众已经对土耳其有了详细的了解。另外,据有的史书记载,中原人种植棉花晚于突厥人,因此突厥棉和“白叠”布作为特产输入了中原。而唐代大量的锦、绮、罗、缎、刺绣等物也源源不断地进入突厥人地区。此外,古代中国发明了造纸,对人类传播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在汉朝的时候,纸就已经在突厥人的区域广泛出现,可见传播之快。总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土两国人民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隋唐时期的交往

隋唐时期,中国是东方最强盛的国家。此时中国与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族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两民族之间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来实现的。6世纪末叶亚洲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厥这个游牧民族南邻的中原地区结束了绵延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一个强盛统一的隋王朝正在兴起。

中国历史上,自晋室南渡以后一直南北分裂,南方东晋以降又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汉族王朝,北方先是五胡纷争,各建帝号，至鲜卑北魏崛起始出现了短暂的统一,后来又复分裂为东魏、西魏，进而嬗变为北齐、北周。这种三国鼎峙的分裂形势,有利于漠北游牧民族政权实现自身的霸业。故突厥取代柔然、嚈哒君临漠北、西域以后,周、齐二国皆争相结好突厥。在周武帝实现统一中原的大业中,汉人杨忠家族起到了卓越的作用。其从周太祖起兵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周武帝天和三年(568年)卒。子杨坚袭爵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次年迁骠骑大将军。周武帝建德二年(578年),以其长女杨丽华嫁周太子赟为妃,遂成周帝外戚。陈大建十三年(581年)春正月,静帝改元大定。二月甲子,杨坚逼静帝逊位,建国号隋,年号开皇,是为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兴兵南伐,次年灭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统一。隋朝的崛起,结束了中原纷扰和衰落的漫长岁月,掀开了强大昌盛的历史新篇章,从而终止了突厥独霸亚洲的时代。

从开皇元年(581年)开始,突厥与中原的隋朝之间,就不断发生局部的边境战争,其全面侵隋始于开皇二年(582年),但都被隋朝的军队击败。据《资治通鉴》中记载,“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上柱国李克破突厥于河北山”。公元583年,突厥人再度合兵犯隋,此时隋朝早已经过周密的准备,主动发起进攻,大败突厥军队,进而收复营州,全面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而突厥因战败,加剧了内部的矛盾,出现了两大集团的分裂和内战。开皇八年至十三年(588-593年)突厥正统大汗势力复兴,乃于还牙漠北以后,进一步西征达头（可汗）,以期再建统一,光复祖业。此时的隋朝形式上作壁上观,实则仍然奉行传统的离强合弱政策,幕后操纵局势的演变,促进了突厥各派政治势力的分解与组合,导致了突厥大汗的统一事业功败垂成。在隋王朝离强合弱政策的巨大影响下,加深了突厥汗国的内部矛盾,导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两部分。位于漠北,由启民可汗初建的东突厥汗国,为隋王朝所册立,实际上是隋王朝下属的边疆民族自治政权，强国的宗藩纽带连结着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但随着周邻诸国形势的变化和东突厥与隋王朝国力的消长,这一宗藩纽带不断发生变化,最后在隋、唐之际由于中原内战,而同隋王朝的残余势力一起灭亡。因此,在隋王朝时期,是突厥民族同中原关系全面加强,由外域民族变为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国家成员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

唐王朝是取代隋王朝君临中原的,而东突厥则奉行复隋政策,册立隋裔杨政道居于定襄,隋义成公主居可敦重位,这就决定了东突厥与唐王朝关系间的根本对抗性质。唐高祖于武德八年(625年)开始对东突厥采取强硬的政策,志在消灭这一对手,维护中原统一大业。首先利用和平互市机会大量购买突厥战马、耕牛,积极备战。突厥地区盛产良马,而且突厥人善于养马。过去在突厥可汗对隋王朝的贡品中均有这些马匹。这些良马既可装备军队,又可用于农耕和交通。突厥马对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次再度同西突厥缔结军事同盟,并进一步发展和亲关系。最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塞守,做好了一切军事上的反攻准备。

武德九年(626年)下半年度至贞观二年(628年),东突国中大乱,开始全面衰落，唐王朝采取积蓄实力静以观变的政策,乘势翦除了依附于东突厥的残余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一统华北的大业。贞观三年至四年(629~630年)东突厥汗国的局势更加恶化,急剧走向衰亡。唐王朝册立薛延陀酋夷男为可汗与之联兵,共攻东突厥。突利可汗先于贞观三年降唐,颉利可汗则于贞观四年为唐王朝派遣的北伐军所破，俘解长安,从此结束了东突厥汗国的历史。此时,唐王朝已把东突厥人完全视同大唐子民,东突厥已由域外民族变成为华夷一统的大唐帝国诸民族成员之一。

西突厥自建国以来,一直同中原诸王朝关系笃睦。泥撅处罗可汗向隋王朝称臣,射匮可汗乃隋王朝册立,统叶护可汗同唐王朝结有共同对抗东突厥的军事同盟,咄陆可汗、咥利失可汗皆受唐王朝册命,这种关系对于加强西突厥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促进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保证汗国境内各族人民获得切实的物质利益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唐王朝国势更盛。唐王朝之西域已与西突厥接壤,从而引起乙毗咄陆可汗的严重不安,决心抛弃传统政策,立意与唐王朝为敌,结果导致西突厥的溃灭与大唐王朝的安西大都护府接管西突厥全境。

西突厥全境归唐王朝以后,阿史那氏的汗统并未中断,唐王朝推行的羁縻政策保证了这一汗统的延续并衍作数支继续统治西突厥原来的部众,历史上把他们称之为西突厥,其兴亡盛衰同唐王朝休戚相连。这些后西突厥诸羁縻政权都为巩固和维护唐王朝西疆的安宁建立过不朽的功勋,为加强和聚合华夷一统的大唐帝国做出过辉煌的贡献。此后,伴随着这些羁縻政权的相继殒灭,不仅结束了古突厥的历史,而且也结束了大唐盛世。

元明清时期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6-7世纪,作为游牧民族的突厥人开始大规模地向西南迁徙,进入中亚,11世纪到达安纳托利亚高原,最后到达小亚细亚半岛,从此,小亚细亚半岛成为了土耳其人的祖国。在近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一个住在土耳其并说土耳其语的土耳其民族,经历了突厥塞尔柱王朝的强悍,目睹了奥斯曼帝国的憾人雄风,最终于1923年正式宣布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

13世纪中叶,蒙古民族入侵小亚细亚半岛,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沦为蒙古民族的藩属。由于蒙古民族占领了中原、中亚和西亚,因此从大都经西域、伊朗高原、两河流域至小亚细亚半岛,这大片的土地均为元朝的一统天下,使得连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无阻。所以可以这样说蒙古民族的大举入侵,虽然使这些地区的平民百姓受到了因战事所带来的灾难,但东西方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往,得到了历史上空前的加强。

马可·波罗旅行路线

土耳其地跨欧、亚、非的三角地带,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国商品西运波斯,抵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由土耳其人再转运西欧,他们又把西方的商品东运,非洲的产品也经过土耳其人转运到中国,例如象牙等产品,非洲人卖给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又卖给中国人。中国的纸和火药也经过土耳其地区西传。因此,土耳其人在中国与非洲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与欧洲的交往中,土耳其人所起的作用更大。在元代,从中国去土耳其如古人所言,“行万里如出邻家”。伊尔汗国首都大不里士,是西亚文化、商业、交通中心,中国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汇集于此,形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国际交往的最好场所,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工农业产品、手工艺品以及动植物在广泛交流的过程中,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人同土耳其人在直接与间接的交往中,相互学习,相互了解,建立起了新的友好关系,在国外的许多史料和大量的游记中,都有过详细的记载。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亲自见到过中土广泛交往的情景,并把它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他早年从威尼斯出发来到中国,在回国的途中经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他在该城市中的各大商场里,看到了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也看到了许多土耳其工匠们认真学习中国的技术制造瓷器,制造出来的产品具有浓厚的中国风格。

波斯人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1516年成书于奥斯曼帝国都城，作为礼物先后献给土耳其素丹赛利姆一世(1470～1520)和苏莱曼·沙(1496～1566)。全书共21章，系作者于1500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来华游历的见闻录。被视为自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记》至17世纪后半叶耶稣会传教士报告中国情况之间唯一而全面描述中国的文献，犹如第二部《马可·波罗游记》。

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建都于伊斯坦布尔之后,他们怀着与中国悠久历史交往的情感,致力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例如,土耳其历史上著名的苏莱曼大帝在位44年中,多次派遣使节来中国访问。在1544年,他曾经派出了一个90多人的庞大访华团,在土耳其历史上,像这样人数众多的访华使团是少见的。访华使团的成员来到中国后,受到了中国皇帝的多次接见,双方并互赠厚礼。由于土耳其人的素丹重视发展中土友好关系,因此大批的土耳其商人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华贸易,与中国人友好相处,犹如亲友团聚。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有一位土耳其传教人员在游遍中国各地之后,向人们叙述道,他是由陆路东行经波斯,与骆驼商队结伴前进,至嘉峪关上驿道,夜宿驿站,而且供给饮食,顺着驿站直达大都。此外,来华从事商贸的土耳其商人按照有关规定,必须把所带的一些贵重物品贡给中国皇帝,其余的商品才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并购买中国土特产品以及丝绸、瓷器等。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土耳其商人回国时,“带有奇草根、异花果或异石等物。……带有小根一条,藏之身畔。疲倦及受寒时,则取一小块咀嚼之,吞咽后,即觉身体发温,精神振奋。”此根即人参。中国人参出口,这是中外关系史上第一次见到的记载,完全是土耳其商人的功劳。

明代中国与土耳其的交往,可以从《明史》(卷三三二)记载中得以证明:“鲁迷,去中国绝远。嘉靖三年,遺使贡狮子、西牛。……五年冬,复以二物来贡。即颁赠,其使臣言,长途跋涉,费至二万二千余金,请加赐。……二十二年,偕天方诸国贡马及方物。明年,还至甘州。会迤北贼入寇,总兵官杨信令贡使九十余人往御,死者九人。帝闻,褫信职,命有司棺敛,归其丧。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入贡。其贡有珊瑚、琥珀、金刚钻、花瓷器、锁服、撒哈剌帐、羚羊角、西狗皮、猞列狲皮、铁角皮之属。”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明朝的时候,土耳其人常来中国访问。特别是在嘉靖的44年间,土耳其五次派使团来华访问,其中一次使团的成员达90余人。对于这些土耳其的使团,中国皇帝极为重视,下旨热情相待,甚至在回程途中所遇到的问题都要亲自过问,妥善处理。这表明在当时中土友好交往是朝廷中的头等大事。

“士耳其”一名在汉文字中正式使用是从清王朝开始。清王朝虽然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与外部世界交往甚少,但中土民间交往并未中断过。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19世纪末,土耳其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就任素丹25周年之际,清王朝光绪皇帝赠送珍贵的特别工艺品以表祝贺,这件工艺品是以唐代郭子仪祝寿图案用金、银、珊瑚等制成,现珍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它象征着中土两国人民的友谊,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谢清高《海录》

在中土两国人民悠久交往的历史上,也有许多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互相访问学习的事例。乾隆年间,从事航海工作的中国人谢清高在他留下的《海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土古(土耳其)国疆域极大,本回回种类,人民强盛,穿大袖衣、裹头,服皮衣。”这是谢清高到土耳其所见过的情况。清王朝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我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马德新、马安礼、马开科等人在朝觐伊斯兰圣地麦加后,取道访问土耳其,他们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受到了土耳其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的热情接见。他们三人还应邀参加了王宫喜宴,素丹还下令派专人陪同他们参游览。马氏三人虽然不是官方代表团,但作为中国穆斯林,受到贵宾礼遇,充分体现了中土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马德新回国后所著《朝觐途记》,也成为记载中土友好交往的重要史料。中国另外一位伊斯兰教学者王宽在访问土耳其时,也受到了土耳其方面的热情接待。他在访问过程中认为有两大收获,一是兴学强国,二是缔结邦交。王宽回国后,为这两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实为后人敬佩和怀念。

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最早的中西国际交通线,中土两国位于东西两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把中土两国紧紧相连,不仅沟通了中国人民与土耳其人民之间的经贸往来,面且还促进了中土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是蚕桑丝绸的发源地,也是瓷器的故乡。在历史上,丝绸和瓷器是最早的国际贸易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这座沟通东西方的黄金桥梁,使得这些商品远销到了土耳其等地。土耳其人民非常喜爱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视它们为世界之宝,被它们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所深深地吸引,亲切地称瓷器为“绥尼”,意为“中国的”。同样,不少的土耳其商人带着当地的特产,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来到东方文明昌盛的中国进行贸易。像玻璃、玛瑙、珊瑚、硼砂、香料、乳香、丁香、石榴、鸵鸟、斑马、胡羊、狮子、犀角等珍贵物品,都从土耳其运到了中国,有的作为礼品献给了中国皇帝,有的作用贸易之物在市场上出售,其中不少珍贵物品来自欧洲和非洲。

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游记》（又译《异境奇观》）

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土两国人员的交往也日益增多。1560年,荷兰人白斯拜克出使土耳其,驻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常与游历中国的土耳其人交谈,留下一段记载:“土国游客又言契丹人,精于各种技艺,开化文明,深知礼记。……其人有印书术已数百年矣。土国游客在其国见活字版印成书籍至多,可以证明此事也。印书之纸,皆极薄,为蚕丝所制成。仅能一面印,他面则留空白。”著名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有过记载。他在游历中国杭州城时,见到过许多土耳其商人和学者。当时土耳其的苏达克港和中国泉州港都是国际性大港,商船来往不绝,非常方便,因此许多土耳其商人都特别喜欢来华经商。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在中国的广州、泉州、杭州等城市确实有许多土耳其人客居或经商,他们并还保持着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这些历史资料不但说明中土两国之间在物产方面有着广泛的交往,而且也证明了中土两国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土耳其人在历史上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土两国不但在经贸方面有着广泛的交往,而且在科技、文化交流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根据著名的鄂尔浑碑文的记载,在土耳其人早期的文字中,就存在着许多汉字母。由于土耳其人同中原诸王朝存在着长期甚为密切的交往,所以土耳其语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汉语的重大影响。例如汉语里的一些单词“茶叶”、“瓷器”、“水”、“衣服”等都被土耳其语所吸收,发音和汉语特别相近。此外,早期土耳其人所采用的十二生肖,就是最典型的中原文化,也是两国文化广泛交流,互相影响的最好例证。另外,12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皮影戏传到了土耳其,而且流传至今,土耳其人把皮影戏称之为黑眼睛剧场。剧中多是反映土耳其人家庭生活趣味的内容,主题多是些劝善惩恶的说教,故事剧情的矛盾解决,也都是落到了伊斯兰教经典规范的准则上,使人们在皮影戏这个小巧玲珑的舞台方寸之间,领略到无穷无尽的乐趣。在现代电影没有出现之前,皮影戏是土耳其人民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形式之一。

土耳其  托普卡帕宫博物馆

在研究中土文化交流的历史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它是一座研究中土文化交流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宝库。在土耳其人灭亡了拜占廷帝国25年之后,土耳其的素丹穆罕默德二世于1478年下令在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修建了托普卡帕宫,在此历经了25位素丹,今天已成为土耳其国家历史博物馆。这座宫殿是中土文化、绘画建筑融合的艺术体。宫殿的门檐彩画和中国故宫里的山水彩画构图着色、笔调风格十分相似。这种艺术风格的传播和互为影响,也是中土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友好交往的必然结果,人们无不为这种源远流长的友谊而感到自豪。

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陈列的中国明朝瓷器

此外,在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还陈列和收藏着中国宋、元、明、清时代的上万件珍贵瓷器。其中有一件稀世之宝瓷器最引人注日,瓷器上绘制着赤壁图以及苏东坡的《赤壁赋》,这不仅仅是一件宝瓷,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在士耳其闪闪发光的佐能。在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除了陈列和收藏着上万件珍贵的中国瓷器之外,还陈列和收藏着拜占廷帝国王侯们穿过的袍服。那些王公大臣们穿过的袍服,都是用中国绸缎所制作的,也可以说是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最宝贵的文物了。土耳其人历史上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是世界历史名城,它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西端,是东西方商贸物资转运的中心。中国的商品经丝绸之路运抵土耳其人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由土耳其人再转运到欧洲,中国的纸和火药就是由土耳其人传播到欧洲的。随后土耳其人又把欧洲大量的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运往中国。在历史上,由于土耳其地垮欧亚非三大洲,所以非洲的产品也是经过土耳其人转运到中国的,例如象牙、动物等物品。因此,土耳其人在沟通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马克思把土耳其人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称之为“沟通东西方的黄金桥梁。

安卡拉大学网站页面。安卡拉大学的汉学系是1935年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直接推动和倡导下建立的，是土耳其各大学中第一个设立的汉学系，也是影响最大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中心，1946年归入正式成立的安卡拉大学。

为了不断增进中土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交往,在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的倡议和关怀下,土耳其于1935年在安卡拉大学成立了汉学院,此学院是中东地区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汉学研究中心，到目前为止,已有数百名学生毕业,成为中土交往的重要使者。中国领导人李先念在1984年访问土耳其时,向安卡拉大学的汉学院赠送了670册中文图书。该校先后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翻译了中国的《论语》《老子》《孟子》《诗经》《史记》《汉书》《孙子兵法》《李白、白居易诗集》《狂人日记》《阿Q正传》《茶馆》《雷雨》以及《丝绸之路》和《新疆历史文物》等著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土文化的广泛交流，加深了中土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本文引自：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