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起源》作者：夏鼐
作者简介：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省温州市人，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1934年夏鼐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35~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该校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50~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起，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1983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从1959年起，被选为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4~1985年，先后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
夏鼐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考古学论文集》(1961)、《考古学与科技史》(1979)、《中国考古学研究》（日文，1980)、《中国文明の起源》（日文，1984）、 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英文， 1984)等。主编并参加执笔的考古发掘报告有《辉县发掘报告》(1956)、《长沙发掘报告》(1957)等。此外，还有由夏鼐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还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编撰工作。
内容简介：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考古巨擘夏鼐对中国文明起源系统性研究的代表作，更是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之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全书分三部分。“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及各地所发现的文化遗址及其文化特征。“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重点介绍了有关汉唐丝织品的考古发现，以及丝绸之路和其时的文化交流。“中国文明的起源”通过种种考古证据，阐释了中国文明的内生性，即全世界关注的中国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虽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就解答了每个中国人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追问和求索，同时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
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探求人类的祖先
各地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
青铜器文化
两周时代的考古学
秦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考古学
宋以后的考古学
近代考古学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中国考古学的将来展望
需要解决的诸问题
与外国的学术交流
附：新中国的考古学
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
第二章 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
中国丝织物的出现
汉代丝绸业发达的原因
平织的织机和提花机的出现
汉代丝织物的种类
优质的织锦和绒圈锦
刺绣和印花的丝织物
华美的纹样图案
汉代丝绸流经丝绸之路
由于西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唐代丝织物
第三章 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明起源的早晚
小屯的殷墟文化
作为都市的殷墟
商殷时代的文字制度
已经发达的青铜器铸造技术
殷墟文化独有的特点
郑州二里岗文化
偃师二里头文化
文明的起源与新石器文化
中国文明是否系独立地发展起来的
中国考古、发掘简略年表
附录
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书夏鼐先生讲演集后
《中国文明的起源》部分区域变更
《中国文明的起源》书籍内页
《中国文明的起源》书籍内页
《中国文明的起源》
校订本出版说明
现在重新出版的夏鼐著《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于1983年应日本广播协会(NHK)的邀请，在日本所作三次广播讲演的文稿集。因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特约请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学生、曾主编《夏鼐文集》《夏鼐日记》等书的王世民先生，根据1984年出版的NHK丛书第453种日文原本和1985年7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对本书进行了校订。除改正了原本中的若干错字，重新制作了图版和插图（个别稍有调整），还以“本书增注”的形式补充了后来发表的20多条相关文献，对个别稍显陈旧或有歧义的内容，则以“编者注”的形式补充说明；部分长文注释集中编排为知识版块；部分区域名称变更附于书尾。另附与《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一文密切相关的《新中国的考古学》《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二文，以加深理解本书的意义。现由王世民先生对本书的意义及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人所共知，夏鼐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新中国考古人才的主要培育者，曾连年亲自为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培养了田野工作的第一批业务骨干，将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普及到全国各地。他亲自主持辉县、长沙、西安、洛阳及黄河三门峡水库区等一系列田野工作，指导西安半坡、偃师商城、安阳殷墟、汉唐两京、北京明定陵和长沙马王堆汉墓等重点地区的重要发掘，长时间对《考古学报》《考古》各期和考古学专刊进行出版前的仔细审阅，从而缔造了中国考古学界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严谨学风。
夏鼐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主持考古研究所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所长，几次发表一定时间内考古新发现的综述文章，点评某些考古发现的学术价值，对全国考古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特别是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定名问题，导引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而1962年夏鼐被任命为考古研究所所长以后，应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之约撰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则从社会发展理论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将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归纳为六个方面的基本课题，即：人类的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的时间问题，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生活的问题，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代文化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族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问题。其中国家起源和夏代文化便属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这集中体现了夏鼐建立和完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学术思想，也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
意义尤为重大的是，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中最早指出：“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1977年发表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和年代序列，相互关系与发展谱系，正式宣布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认为各地文化类型的不同，“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夏鼐提出这种观点，比其他学者早许多年，具有极大的突破性，进一步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以后，中国考古学会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宣告成立，考古研究各方面的工作得以正常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写《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1984年出版)，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约三十年考古工作各方面的巨大成就，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状况。夏鼐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强调：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标志，“首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又说：“‘古为今用’这一方针的正确含义，在考古学方面应该是根据以科学理论所取得的结论，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库，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用以宣传爱国主义，以便增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这些话明确了考古研究的政治方向。夏鼐在日本讲演《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时，简明扼要地讲述不同历史时期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同样贯穿着这样的观点。他说：“中国考古学的飞跃发展，使研究世界文明史的学者们对于全球性的理论问题提出新看法或修改旧看法的时候都要把中国考古学的新成果考虑进去。”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相关材料较为匮乏，尚不具备系统考察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条件。夏鼐在稍晚发表的《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的序言中提到：“严格地说起来，我国黄河流域进入阶级社会的时代（即原始社会解体的时代），……由于我国现下能确定为铜石并用期和早期青铜文化发现得不多，所以我们对这阶段的知识很贫乏，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能作十分确定的答复。”但是，夏鼐发表《新中国的考古学》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成就中最具突破性的是对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随着碳-14测年技术的引进，中国中心地区新石器文化面貌和年代序列日益明确，铜石并用期和早期青铜文化遗存及许多城堡遗址得到肯定；而对于灿烂的青铜文化，不仅从殷墟向上追溯到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取得了郑州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的丰富收获，更发现宏大、规整的偃师商城，于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到了中国考古学的议事日程。夏鼐以中国考古学界领导人的身份，1983年3月在日本讲演《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年3月又在英国史前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作同样题目讲演，首先从考古学上提出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是这方面研究肇始的重要标志。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阐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展现出中国学者独立探究此课题的努力和成果，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课题具有广泛的世界性。
夏鼐先生在讲演会电视直播现场
夏鼐于1985年去世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举办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讨活动。1990年考古所派遣文明起源课题组五名成员，前往浙江、上海、江苏、辽宁，对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的最新重大发现进行学术考察；1991年冬邀请四省（市）学者，共同实地考察考古所的二里头、偃师商城、陶寺、殷墟等重要遗址发掘，然后在北京进行三天研讨性座谈，并且发表了长篇研讨会纪要。后来，该研讨活动因故被搁置起来。但有关考古单位和考古学者的个别研讨仍在持续进行。2004年夏季，正式命名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进行了三年预研究(2001—2003年)的基础上，作为列入“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支持的多学科结合重大科研项目，宣告正式启动。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文明探源项目研究广泛开展，蔚为大观，相关单位为此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这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我们在这个时候重新出版夏鼐将近四十年前的这部著作，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夏鼐曾告诉我们，中国文明起源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明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其理论意义在于是“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派的争论的交锋点”。他综合考察世界文明古国的发展进程，强调“文明”一词的含义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且进一步指出文明社会的标志是：“这个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衙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夏鼐说过：“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但这些并不是绝对的，他在同时即已指出“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夏鼐在为中文译本首次出版补写的提要中强调，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这些论断，无不闪耀着理论的光辉。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认真领悟近四十年前夏鼐论断的内涵，对于当前的研讨仍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我们重新出版本书，用意就在于此。
夏鼐在日本的讲演，还有一个题目《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丝绸大国，虽然早有学人热衷于探究古代丝绸，如同金石学家接触青铜器，但他们侧重于鉴赏，并未进行现代化的工艺研究。1962年夏鼐撰写长篇论文《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开拓了汉唐丝织品的制织工艺研究。夏鼐出生在著名瓯绸的生产中心地温州，乡土和家庭的熏陶使他早就知晓养蚕、缫丝、织绸的基本流程，着手研究新疆新出土的丝织品时又广泛阅读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所以根据出土标本残片和放大照片的分析判断，加以自己揣摩和试行编织，便能绘制出合乎科学要求的各种织物的组织结构图，因而精辟地作出论断：汉代采用经线显花法，分区布线达到五彩缤纷的效果；而经过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织锦改为采用纬线显花法，形成花纹更为绚丽多彩的风格。原先他曾认为：“有些丝织物需要提花综四五十片之多，因之推断当时织机已有提花设备。”夏鼐在日本的讲演，娓娓讲述他研究汉唐丝织物的开拓性见解，但转而提到：“最近我研究了马王堆汉墓的丝织物之后，我同意H.B.柏恩汉(Burhan）的意见，汉代提花织物可能是在普通织机上使用挑花棒织成花纹的。真正的提花机的出现可能稍晚。”事实上，夏鼐研究马王堆汉墓丝织物主要是在1972年秋审阅该墓发掘报告时开始的。1982年他专程前往湖北江陵，考察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战国丝织品，看到一种用挑花棒挑成凸起精美花纹的平纹织物，类似于缂丝。因而他同意了加拿大学者柏恩汉的意见。想不到的是三十年以后，成都天回镇老官山的一座西汉景帝至武帝时期木椁墓，竟然出土四架竹木制作的提花织机模型。经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复原研究，判定属于两种一勾多综式提花机，复制的原大提花机成功地仿织出几种汉锦。从而充分证明，中国提花机出现的年代很早，夏鼐原先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对此我们已在本书中增加补注予以说明。
《中国文明的起源》书籍内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