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保三书”标志日本走上强军扩武之路

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书”，妄称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明确提出要拥有所谓“反击能力”、将防卫费提升至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等，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做出历史性调整。这种严重偏离和平发展道路、大搞强军扩武的疯狂之举，对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重大威胁，因此在日本国内遭到广泛批评与反对，更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地区国家的强烈关注与担忧。

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后，岸田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安保战略“转守为攻”

新“安保三书”，是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政策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外交与安保领域的最高指导文件，于2013年12月由安倍内阁制定。此次系其首次修订，对今后10年左右日本的外交、安保、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等提供战略性指导，“从实践层面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在此“顶层设计”下面，是《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两个操作层面的指导文件。二者由原有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改名而来。《国家防卫战略》设定了日本在美国的支援下要应对的三个“防卫目标”，并列举出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对今后5～10年日本的防卫力量整备水平与规模、所需经费等做了详细规定。

新“安保三书”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明确提出日本应拥有“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宣称“针对日本的导弹攻击成为现实威胁，仅靠现有的导弹防御网难以完全应对”，因此，“有必要拥有向对方进行有效反击的能力，即反击能力”。与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套路如出一辙，岸田政府也通过更改官方原有说辞的方式，轻易破除了战后日本长期奉行的不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禁忌。这意味着日本今后可以假借“反击”之名，向其认为意欲攻击日本的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正是被称为“战后国家安全政策转折点”的关键所在。无论是特意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更名为“反击能力”，还是声称拥有“反击能力”后仍坚持“专守防卫”原则，都是用来掩饰掏空“专守防卫”原则这一重要事实的文字把戏，可谓欲盖弥彰。作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岸田政府计划进一步提升“防区外防卫能力”。具体而言，计划在今后五年内采购500枚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改良“12式”陆基反舰导弹至射程1000公里以上并大量部署；研发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另外还计划新建宙斯盾级驱逐舰，提升“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IAMD）的能力。

上述计划需要巨额国防开支。因此，新“安保三书”的另一核心内容，就是不顾严峻的财政状况和反对声浪，执意突破历届政府坚持的防卫费不超过GDP1%的限制，规定到2027年将防卫费提升至GDP的2%。《防卫力整备计划》明确提出，2023～2027年度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应为4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2万亿元）。为此，将从财政支出和收入两方面入手确保财源，包括支出改革、结算盈余、创设防卫力强化资金、税收措施等。如果该计划得到落实，日本的国防开支将跃升至全球第三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

要言之，上述三份文件的出台及以此为基础的安保政策，打破了日本在安保领域的许多禁忌，标志着战后日本以基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为代表的防守型国家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实现了“转守为攻”。

矛头指向中国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实现“转守为攻”后，其矛头正指向中国。近年来，日本认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应对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军力迅速加强的中国。进入2022年后，在严重的错误对华认知、美国极力撺掇、乌克兰危机外溢效应等因素推动下，日本将中国认定为主要假想敌，在新“安保三书”中充斥着对抗中国的论调。

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国放在日本安全保障上的“课题国家”的第一位陈述，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在2013年版本中，中国排在朝鲜之后，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战略挑战”这一表述，与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提法保持了一致。自民党2022年4月公布的关于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的建议书中，曾把中国的军事动向表述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安全上的重大威胁”。尽管要与美国保持论调一致，再加上执政联盟中公明党的反对，此次的定位最终回避了“威胁”二字，但内容中不少地方都充斥着“中国威胁论”。所以，日本一心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加紧部署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不仅是针对朝鲜，更是针对中国，目的是与美国一道对抗中国。

新“安保三书”公然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所谓“台湾有事”。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国家防卫战略》均大幅增加了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例如，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宣称，对台湾海峡局势，“不仅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地区，而且整个国际社会的担忧都在迅速升温”；台湾是与日本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和朋友”，“日本将在期待两岸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下，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日本如此对中国的台湾事务指手画脚，明显踩了红线。不仅如此，新“安保三书”还将台湾纳入日本的“防卫对象”，提出为有效应对所谓“台湾有事”，计划进一步强化西南诸岛防卫能力，例如，将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在此基础上组建“冲绳防御集团”；在西南诸岛部署导弹部队和网络信息部队，提升向西南地区的投送能力，等等。这些行径实际上反而是在有意炒作“台湾有事”，加剧台海地区紧张局势。

可见，日本不仅仍在延用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为其扩充军备寻找借口的老套路，而且已经把矛头指向中国，将中国列为主要假想敌。

美国因素浓厚

新“安保三书”无论是幕后动机还是主要内容，都充斥着浓厚的美国因素。公布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就在推特上表示了支持，称“美日同盟是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基石，欢迎日本为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国防部长奥斯汀等政府要员均发声表示欢迎和支持。

新“安保三书”可以说是岸田政府向拜登政府纳上的“投名状”。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地缘政治挑战”，并将日本推上遏制中国的“最前线”，为此需要进一步将日本的军事力量纳入其战略布局之中。而日本也需要借助日美军事一体化来摆脱和平宪法对发展军力的束缚，实现其军事大国梦。因此，岸田决心对美国投其所好，借机突破禁忌，强军扩武。2022年5月，岸田文雄在与拜登会晤时做出承诺，将推进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在未来五年内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并决心大幅度提高防卫费用。10月12日拜登政府出台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要与盟国一起构筑“综合威慑力”，并要求盟国提升军力，增加军费。岸田政府对此积极响应，不仅在名称上将《防卫计划大纲》更名为《国家防卫战略》，与美方保持统一，而且在内容上特意写入在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同时配合美国推进“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IAMD）建设，大量采购“战斧”巡航导弹等美制武器装备等讨美国欢心的内容。

日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将从根本上改变战后日美安保体制中的分工，进一步深化日美军事一体化。按照日美安保体制中的传统分工，美军为“矛”负责攻击、自卫队为“盾”负责防御。但是在新安保战略下日本获得“对敌基地攻击”后，自卫队就有了“矛”的功能，一旦美国受到武力攻击，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反击。如此一来，日美间的原有分工势必发生变化，由“美攻日守”转变为“同攻同守”。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几乎不可能独立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因为其掌握敌国发射导弹的情况和他国领域内军事目标的动向，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美国的情报支持。也就是说，“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运用，需要“日美合作共同应对”。日本不仅要花费巨额经费采购“战斧”巡航导弹等美制武器，还要将自己纳入美国正在推进的“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IAMD）中，在美方的指挥下联合对敌方基地发起攻击。如此，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日本被牢牢绑在美国战车上。

显然，新“安保三书”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背后，不仅有浓厚的美国因素，更隐藏着日本想成为“正常军事大国”的强烈意图。事实证明，岸田政府已然走上了强军扩武的危险之路，并将矛头指向中国，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战后日本的状态，使日本成为战争当事国的风险不断上升。日本从未认真清算二战历史，如今又在煽动紧张局势，再次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作者：刘树良 天津社科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