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危机当中的美国逻辑与内部动力

从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生全面入侵到现在已经基本持续了五百天，且目前还没有任何明显的结束信号。从其爆发开始，也许整个国际社会就从来没有预想过它会演变成为这样一场“持久战”，估计也未曾预想其会以如此复杂的形式来改变传统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及整个国际社会。

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此。美国虽未亲自下场，但却无处不在。美国不仅仅主导了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的广泛而严厉的制裁，也对乌克兰提供了武器、资金、设备等多方面的援助。在战争发生500多天后，美国是否依然保持高度热情继续参与？如何看待美国在这场冲突升级当中的战略选择？

美国是否还会持续援助乌克兰？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而言，国家利益必然是其核心考量，这也是判断美国是否还会持续援助乌克兰的重要依据。尽管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可以拖延成这样一场长期斗争并不一定具有准确的预期，但美国仍然在主流论调上倾向于继续支持乌克兰夺回其土地。在今年1月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的调查中，有65%的美国人都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以收复其领土，且有20%的人表示希望美国的援助可以进一步增加，哪怕他们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而在俄罗斯私人雇佣军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津发动短暂兵变之后，这种支持度再一次上升。6月路透社与益普索（Ipsos Survey）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和民主党内的支持度高达81%和56%。无疑，民众和两党的支持会加强拜登政府有关俄乌战争的决策力度，且拜登政府也希望这种援助可以进一步挽救下滑的“民主危机”，并向世界再一次证明所谓的“美国归来”——美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可以保护自己、盟友和大家共同的利益。对此一个非常好的例证也是尽管得到了莫斯科的严重警告，也尽管美国之前也一再承诺，最近美国依然向乌克兰提供了“争议性武器”集束弹药。

这里的关键点是“巨大的经济代价”。如果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那么美国为什么依然还要选择援助乌克兰？对于一场没有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战争来说，美国事实上参与的是一场国际范围内的“经济战”。当然，俄乌冲突对于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正在超过各界的预期，在经合组织的预测中美国今年增长预期将放缓至0.5%。但相比而言，美国的收益远超于成本的活动。收益的重要来源是美国军火制造商。俄乌冲突无疑增加了各国的安全焦虑，推动了全球武器贸易，欧洲、日本、韩国等都在增加军费开支，就连一贯犹豫的德国政府也承诺将重新部署其武装部队，这对于军火商来说是利好。今年年初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局发布的一份数据报告显示，美国军工企业的利润在2022年创下纪录，多家企业股价在年底都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点。过去12个月，美国大型军工企业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的股票分别上涨了40%、37%和17%。可以说，由军方、军工企业、国会议员、游说者和舆论界共同构成的超级利益集团已经被打造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军工复合体，也开始让美国变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战争机器。

生产线上的“标枪”反装甲武器系统（图源：洛克希德-马丁官网）

战争长期化和似乎没有终点也正促使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朝向两个方面公开，一是对于是否应当持续援助乌克兰、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结束战争，出现了一定分歧；二是就俄乌冲突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利益威胁的理解，开始出现偏差。相比之下，民主党在美国内部更保有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有41%的共和党人则希望美国的援助是要迅速结束战争，哪怕意味着乌克兰需要丧失部分领土（民主党人仅有16%持有相似看法）。与此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中认为这场“入侵”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比例都已大幅下降，分别从去年3月的50%和51%下降到今年3月的43%和29%。共和党的主要立场在于，乌克兰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并不足以让美国冒险与俄罗斯直接冲突，且这种冲突可能旷日持久。对于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而言，与任何世界大国的任何直接冲突都应当避免。

美国两党对于援乌问题上的态度差异背后的核心点其实也是近几年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重要争论点，在目前国内国外问题都很严峻的情况下，美国是否还需要或者还有能力一如既往的扮演以往的国际角色？这种争论在去年的中期选举中出现过，在今年的债务上限谈判中出现，相信也会贯穿明年的大选之年。

联俄抗中还是联中抗俄？

在俄乌冲突演变过程中，美国国内就出现过多轮重要讨论——美国究竟应该集中力量对抗中国还是对抗俄罗斯？从策略上是采用“反基辛格”方式联俄抗中还是反其道来联中抗俄？抑或是深度捆绑中俄，同时对抗两国？对于中俄这样两个拥核大国，美国是否有实力和精力进行同时对抗？

美国的策略核心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对华、对俄的基础设定。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中就曾明确点明中俄两国对美国构成的是不同挑战，俄罗斯是“对自由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直接威胁”，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对此，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挑战将是“超越中国并遏制俄罗斯”，同时专注于恢复国内受损的民主。俄罗斯是“迫切威胁”（acute threat），但中国是“步步紧逼的挑战”（pacing challenge）。这其实也是从短期和长期上对中俄进行了一个区分。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而美国目前在俄乌危机中所有举措的核心是分化中俄。对于部分美国精英来说，俄罗斯的“入侵”行为是对美国的重大威胁，且被普遍认为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基本估计关系准则，这基本上是不可改变的。对于俄罗斯的行为，美国不能也不会允许公开表达无视态度，更何况美国正处于“美国归来”策略的关键时期。哪怕是沉默，都会让其世界盟友质疑拜登政府的外交基石。联合俄罗斯是非常不可行的策略，联中更是如此。

美国的担忧是中俄关系处于蜜月期。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C）在2月16日发布的《北约乌克兰：重塑北约应对中俄挑战》报告中称，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是对西方和世界施加了更大的战略压力，也提高了从经济受到热核战争以及各个层面展开全球战略竞争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美国在俄乌冲突中不惜提供军事武器上的援助，发起经济、军事、金融等多方面的制裁，实际上是对俄罗斯进行军事上的安全威胁，经济上的消耗和拖垮，并削弱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希望可以在俄罗斯实力受损的情况下来进一步聚焦“中国挑战”。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分化中俄的直接行径主要有两个：

一是通过国际舆论直接开展“价值观外交”，最大程度地打压中国，包括：（1）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行径并没有进行公开的、直接的谴责和批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弃权票是“站在俄罗斯的无端侵略行径一边”，没有发挥建设性作用；（2）指责中国没有对调停俄罗斯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危机并没有如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预想的那样结束，中国也必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中国试图维持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相违背；（3）在今年2月拜登政府就对外宣称中国正在权衡是否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援的情报，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对此警告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将会付出“真正的代价”。未来，这种“价值观外交”和国际负面舆论宣传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202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出席白宫新闻发布会（图源：华盛顿邮报）

二是美国及其盟友在对俄罗斯经济、技术制裁上留有一些细微的缺口，其“战火”非常容易打击到中国，尤其是某些技术上的出口管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2月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表明“如果看到外国公司，包括在中国的公司，在美国采取出口控制下的时候绕开制裁乘虚而入，我们有许多手段可以对付他们”。就在今年3月，美国向伊朗无人机工业公司HESA供货的五家中国企业及个人（杭州富阳Koto机械有限公司，及其在香港挂名的公司Raven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桂林阿尔法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卡斯波罗科技有限公司，S&C Trade PTY Co., Ltd及其员工Yun Xia Yuan）列入制裁黑名单，声称由ESA制造的Shahed-136型无人机被俄罗斯用于对乌克兰的行动，因此美国断定伊朗与乌克兰平民伤亡有直接关系。

Shared-136无人机（图源：半岛电视台）

重塑中国周边关系与台湾问题

那么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指明“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它所处的战略环境”。当前拜登政府正在围绕着中国的周边国家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逼迫中国不断应对新的战略环境中发生变化，使之成为“可共存”的国家。这种战略环境转变的核心目的在于延缓甚至遏制中国崛起的速度。

当然在俄乌事件上美国的投入并不意味着其战略重心的转移。从部署上来说，美国的长期重点依然是在印太地区。事实上，美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依然在不断强化向印太地区的资源输入。去年2月前后发布的《2022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和拜登任内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已经将新的印太战略更为明细化，声称中国在该地区的胁迫和侵略更为严重，包括“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与印度在实际控制线上的冲突，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对邻国的霸凌”。四边机制、三边安全关系等多层级的盟友和伙伴关系都是拜登政府的前沿阵地，在技术上实现“邻里联防（neighborhood watch）”，以推动多边安全架构。

乌克兰危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在于台湾问题。在过去两年内，拜登政府逐步摒弃以往的“战略模糊政策”，对台湾的支持愈发明确。伴随2022年时任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执意窜台和《台湾政策法案》的通过，美国国内立法和行政机关在台湾问题上的相互制衡似乎已被打破，美国内政因素对台湾问题的搅动或将使其涉台政策陷入混乱。因此，当中美双方的国内和国际利益在应对台湾问题而受到挑战时，台海危机势必成为中美关系的“爆点”，甚至是军事对抗的地点。甚至有学者已经开始讨论，我们已经处于“第四次台海危机”之中了。

事实上，美国已经通过军事威慑、经济封锁、重构联盟等手段，和西方在台湾问题上合流进程加快，“实战化”趋势突显。美国总统拜登去年在出访日本期间曾承诺，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应对台海突发事件。美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也曾在今年2月公开表示，不排除在“印太”地区扩大运用攻击型自杀式无人机，并暗示如果“台湾有事”将部署该武器攻击解放军船舰。在军事援助层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两名国安官员曾在年初现身台北的公开活动，并相继透露美国印太司令部已针对台海冲突制定数项军事干预计划，并且可能比照乌克兰模式对台军援。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美国总统动用紧急授权机制来提前对台军售价值可达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此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就采用此机制授权美国总统直接从美国现有库存中调拨物资向乌克兰提供35次军援。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可以感受的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台湾都不愿这么快速地挑衅中国大陆，这反而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作者：于茗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