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演变对东北亚地区格局的影响及其特征
内容摘要：大国竞争既不是当今时代的底色，也不是大国关系的全部。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虽有所加剧，但与过去不同，很难以纯粹竞争的形态展开。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全球性问题治理上的相互需求使得大国关系既存在竞争更需要互动与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大国关系对地区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可决定一个地区力量格局的基本架构，而地区国家因国内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政策变化也有可能会改变彼此间的关系组合，从而使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化。东北亚地区大国聚集、同盟关系交错，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在产业上的高度依存、朝韩关系的特殊性、韩国国内政治分化,再加上在该地区有广泛利益的美国不断强化与盟国日本、韩国的三边军事合作等因素都将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走向，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战略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
大国是国际场域的重要行为体，大国关系及其形态对全球和地区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以美国遏制打压中国、俄罗斯等国为主线的大国竞争逐渐凸显，成为影响全球和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但当今的大国关系远非竞争一词所能概括，竞争既非当今时代的底色，也非大国关系的全部，合作也是大国互动的内容之一，而竞争也有良性与恶性之分。恶性竞争很容易走向对抗，乃至冲突。
东北亚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地缘政治上，大国聚集且同盟关系交错，这不仅意味着大国竞争会直接在这一地区展开和投射，也意味着大国与其地区盟国之间在政策上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地缘经济上，中国与美国在东北亚的两个盟友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密切，产业发展上相互高度依赖。同时，东北亚地区还存在着一对特殊关系——朝韩关系，朝鲜和韩国各自的国内政治与双方关系的走向具有很强的联动性。这些因素决定着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互动会展现出一种更加复杂的形态。
从历史经验看，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中叶的体系转型时期，东北亚地区均因大国竞争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如日俄战争、朝鲜战争）。如今的时代已然不同，当代大国间的互动会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又将会对东北亚地区秩序和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大变局时代的大国关系特征
（一）如何看待大国关系中的大国竞争
自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其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使用“一个竞争的世界”“大国竞争回归”“修正主义势力中国、俄罗斯开始重新确立其全球和地区影响力”这些表述，并对中国实施战略打压政策以来，“大国竞争”俨然已经成为中外学术界普遍用来概括当今时代大国关系特征的术语。但是，仍有不少学者对使用这一术语持有异议。兰德公司研究员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认为这一概念并不能准确描述当今世界的现实，当今世界混合了单极、两极和多极时代的要素，与实力大致相当的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传统模式不符，而且国家展开竞争时还会受到制度、规则和规范的约束，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竞争截然不同。乔治敦大学教授丹尼尔·内克松（Daniel H. Nexon）也反对使用“大国竞争”的说法。他认为大国之间的竞争并未回归，因为它从未真正消失，将大国竞争视为美国大战略的指导原则有可能混淆其目的和手段，将有限的资源浪费在虚幻的威胁上，并削弱在气候变化、核扩散等紧迫安全挑战上的合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的专家也认为“大国竞争”这一术语对于正在浮现的21世纪的现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与其将大国竞争视为包罗万象的准则，不如将当前时代视为“大国关系时代”。
这些专家对使用“大国竞争”来描述当今时代特征的异议虽然未阻止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但却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当今时代的大国竞争与历史上曾经上演过的大国竞争的确具有很大的不同。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深度交融的时代，竞争只是彼此间的互动方式之一。
（二）当今时代的大国关系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有何不同
“新冷战”也被一些学者用来描述当今时代的特征。有中国学者认为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中美关系正在走向“亚冷战”状态。美国也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和理念上都已经超越了无法和解的界限，两国之间的“新冷战”已经开始。但是，“新冷战”也不是一个能恰当描述当今时代特征的术语。就其特征而言，当今时代与冷战时代至少存在五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集团性对抗态势没有形成。与冷战时期存在着北约与华约这两大军事集团间的对抗不同，如今虽然北约这一军事集团依然存在，并不断地通过介入干预、扩容和塑造新的“敌人”维持着其生命力，扩展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但是并不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或领导的军事同盟，而且仍以不结盟为基本外交原则的中国也并不打算去打造一个这样的集团。
第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态势没有形成。尽管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与冷战时期美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力对抗不同，中美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意识形态斗争。与美国大力在全世界范围内输出西方民主思想、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做法不同，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没有也不会针锋相对地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和制度。所谓“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威胁”只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功，而西方又普遍遭遇重大发展危机的情形下，美国和西方对“民主化替代方案”在主观上产生的一种担忧。而拜登政府所鼓吹的“民主对抗威权”也是一个伪命题，不可能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响应。正如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所指出的，各国都有自身文化和历史积淀，建立了自己的治理和政治体制，其中很多国家的国民都对本国制度相当满意，不希望外部势力将价值观和制度强加给他们。应当尊重这些国家及国民选择，不能轻易进行“民主与威权”二元对立划分，更重要的是求同存异、开展合作。
第三，彼此割裂的经济集团难以形成。冷战时期，世界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部分——美西集团和苏东集团。美西集团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遏制，而苏联也在“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指导下打造了以自己为中心的苏东集团，组建起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共同体经济互助委员会，从而形成了彼此割裂的两大经济集团，集团间贸易往来极少，且主要以粮食、黄金等初级产品贸易为主。而如今经过多年的全球化发展，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已经因贸易、投资、产业分工以及金融合作等形成了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截至2023年8月，中国持有8054亿美元的美国国债，3192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23年7月初访华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公开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我们（美国）意识到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脱钩对两个国家将是灾难性的，并破坏世界稳定，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她还坦言在华的美国企业更希望看到美国加强与中国的经济接触（engagement）。美国从主动挑起对华经济“脱钩”到“不寻求与中国脱钩”，继而转向有选择的对华“去风险”，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华经济脱钩不切实际且强行脱钩只会得不偿失。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既脱不了钩，也断不了链。
第四，社会民间关系难以割裂。与冷战时期两大集团之间十分冷淡、稀松的社会民间交往关系不同，全球化时代，在留学、移民、跨国婚姻、跨国投资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与包括日韩在内的发达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社会民间关系网络。而且，这种关系网络在日益发达的通讯技术的支持下还能够克服政策及时空障碍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社会民间的利益追求与国家并不完全一致，国家间关系虽然也会影响到社会民间关系，但其不仅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反过来民间关系还有可能对国家的政策形成制约。
第五，国际组织及其力量显著成长。国际组织的数量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成熟程度。如今各类国际组织的总量已经达到了7.5万个，且每年还在以1200个左右的数量增长，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也达到了7657个（截至2018年），这与冷战时期的状况大为不同。尽管今日的国际体系在本质上仍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无政府体系，但国际组织的日益增长本身即说明世界体系中存在一个利益追求有别于国家的国际社会。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国家独立解决能力的不足促进了大量国际组织的诞生，而国际组织的稳定运行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价值与规范会对成员国的行为形成一定程度的约束，脱离或拒绝约束则会对成员国的国际形象、信誉乃至国际地位造成不良影响。近年来美国反复“退群”和“返群”所表现出的视国际规则为儿戏的轻浮做法即严重影响了其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三）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
即便由于美国单方面对中国的战略打压导致大国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加剧，但当今的大国竞争与过去的大国竞争已经大为不同，过去以具体领域来区分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的范式已经不再适用。在诸多领域，大国之间并不单纯是竞争关系，还存在着互动与合作。在气候变化、核扩散、传染病防治、国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上也同样如此。而且不同领域间和同一领域内竞争与合作的态势、合作的强度以及竞争的烈度等都会彼此影响，从而使当今大国关系变得远比竞争抑或合作的简单二分模式更为复杂。
对于大国之间如此复杂的竞合态势，拜登政府采取的是“并行策略”（Parallel Processing），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言：“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美国人认为可以促进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在流行病、气候变化、监测和应对金融危机等问题上的合作，就好像在西太平洋没有紧张局势一样。同时，在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进行竞争，就好像没有全球性问题一样。对于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事风格，中国并不认同和接受。2023年7月18日，王毅在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时表示，中美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离不开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在中国看来，两国开展合作不是不可能，但中美关系的大环境需要有所改善。中美在相处风格上的争执实际上反映的是双方都在努力塑造一种有利于己的博弈（竞争与合作）态势。因此，对于中美而言，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均具有了手段性、工具性的特点，而且究竟是竞争或是合作，还会因时因事而发生转换与变化。
二、冷战以来大国关系演变对东北亚地区格局的影响及其特征
所谓地区格局，指的是由地区体系内的国际力量对比及关系组合所构成的国际关系结构。大国关系对一个地区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地区国家对于地区形势的发展也起着关键作用。大国关系决定一个地区力量格局的基本架构，而地区国家因国内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政策变化也有可能会改变彼此间的关系组合。同时，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政治精英们为了执掌政权而进行国内政治博弈时所考虑的因素通常也是综合性的，不仅仅包括安全因素，经济因素也同样重要。东北亚是个特殊的区域，大国间的竞争会直接在这一地区展开，且大国的政策可迅速传导至其地区盟友，而地区国家间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又有可能折冲大国竞争的影响，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国际格局展现出复杂的发展与演变形态。
（一）冷战时期（1947—1991年）的东北亚地区格局
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直接导致东北亚地区形成了集团性对抗格局。1951年9月和1953年8月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和《相互防卫条约》，建立正式同盟关系。1965年6月22日，在韩国缺乏国内共识和美国介入的情况下，韩国与日本签订了《韩日基本条约》，实现了韩日关系正常化，开启了经济关系和间接安全合作关系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所谓的美日韩“南三角”。同期，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61年7月6日和11日苏朝、中朝分别签署《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两个条约虽然在名称上没有使用“同盟”这一概念，但均包含安全合作的条款，因此被认为是中苏朝“北三角”的正式形成。
“南北三角”之间的集团性对抗是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格局的主要特征，但与中苏朝三国之间仅以书面条约为保证的安全合作不同，美国不仅在日韩有驻军，美韩之间还有联合指挥和训练体制，形成了一套制度性安全合作机制。因此，“南北三角”虽然保持了对抗态势，但各自内部的合作强度则大有不同，“南三角”存在着美国这一轴心，而“北三角”内并不存在一个核心。
集团性对抗格局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变化，中美及中日关系的改善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使大国关系进行了重组。大国关系的演变对朝韩关系产生了影响，但并未带来朝韩关系的改善，基辛格所提议的交叉承认没有实现，从而使东北亚地区格局在结构上的双层性特征得以显现。但在整体上，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格局仍是对抗性的，大国关系层面虽有重组，但冷战格局导致的对抗性没有根本性改变。朝韩之间的对话也是在对峙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的。
（二）1991年冷战结束至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执政前的东北亚地区格局
1991年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两极对抗格局的瓦解从两方面对地区格局产生了影响：一是在权力结构上形成了美国“一超”结构；二是部分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苏联、中国与韩国建交，拉开了以中日韩为中心的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序幕。以上两方面的变化对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安全环境及安全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反过来地区国家间的关系重组又作为一种力量推动了地区局势及大国关系的变化。
1.这一时期中美俄日大国间关系的变迁
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权力结构在整体上使东北亚地区格局的对抗性大为降低、合作性提高，并为地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释放出空间。在大国关系层面，中国坚持以“韬光养晦”为战略指导思想，以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目标，美国克林顿政府对华则实施“接触+遏制”政策，从而使中美之间虽有摩擦但在总体上维持了合作的局面。1997年10月两国首脑会晤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确立了中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合作局面因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以及随后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而在新世纪的前10年得到延续。
与中美关系相比，俄美关系在冷战后特别是1996年之后对峙性逐渐突出，北约东扩、美国对独联体国家的渗透所引发的俄美在地缘政治上的角逐是其中的主要原因。2000年俄罗斯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将北约东扩视为自身最大安全威胁，但经济实力的衰落难以支撑其与美国进行全面竞争，而在恐怖主义、核扩散、网络安全以及中东、中亚地区问题的应对上，美国也需要俄罗斯的合作，从而使俄美关系表现出“弱对峙+合作”的特征。
这一时期的中俄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表现出积极向好的发展特征。1991年12月27日，中俄两国签署《会谈纪要》，确认俄继承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实现了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4年两国发表第二个《中俄联合声明》，确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又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普京执政后，双方签署了以“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世代相传”为主导思想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稳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实现了多领域全方位的战略协作。
冷战结束后，日美双方认为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已无法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自1994年下半年开始，日美开始酝酿调整和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并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6年4月，日美共同签署《日美安全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宣言称“日美关系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两国关系之一”,并强调“安全保障、政治及经济是日美关系的三大支柱”，“日美同盟关系是面向21世纪继续维持亚太地区安定繁荣形势的基础”。日美两国对其同盟关系及安全保障体制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双方对1978年签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了修改，发表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双方安全合作的范围扩大至亚太地区；日本由“被保护者”转变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日美军事同盟由“双边性联盟”转变为“地区性联盟”。美日安保合作范围的扩大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戒，但日本使用了“周边事态”这种模糊的表述，还特别注明“‘周边事态’是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态，不是地理上的意思，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缓冲了这种表述所带来的冲击。
2.中美俄日与朝鲜的关系转圜及朝韩关系的不断反复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区域中心，是周边大国利益博弈的交汇点，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与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总体维持了合作局面相适应，大国与朝韩之间，尤其是与朝鲜的关系也出现了良好进展。1994年10月，美朝在日内瓦正式签署了《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化解了第一次朝核危机，朝鲜半岛局势得到缓和，直至2001年初克林顿政府下台，美朝关系发展顺利。2000年10月朝鲜人民军时任总政治局局长赵明录和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实现了互访，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公报》。同期，中朝关系、俄朝关系、日朝关系也都出现了新的发展。2000年5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上任后第一次访问中国，2001年9月江泽民主席率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党政军代表团访问朝鲜。2000年2月，《俄朝友好睦邻合作条约》正式签订，这标志着俄朝两国关系新阶段的开始。同年7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朝鲜，双方发表了《俄朝共同宣言》。在朝鲜与美中俄三个大国的关系均取得重大进展或提升的情况下，朝日关系也取得重大突破，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9月突击访朝，双方发表了《朝日平壤宣言》。
然而此时的朝韩关系则出现复杂的发展态势。1988年2月执政的卢泰愚在其就职典礼上阐明了“半岛问题当事人解决原则”，随后又发表了《为了民族自存与统一繁荣的总统特别宣言》（即“7·7宣言”），改变了冷战时期历届韩国政府对朝鲜的身份认知和定位，将朝鲜定位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相互合作的同伴者”，朝韩关系出现重要进展。但1993年执政的金泳三政府将朝韩经济合作与朝核问题的解决挂钩，使朝韩关系发展停滞下来。1998年韩国金大中政府上台，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了旨在促进韩朝关系发展、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阳光政策”,朝韩关系开始改善并取得重大突破，双方于2000年6月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首脑会晤。
3.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缓和对地区格局的影响
2000年前后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缓和，尤其是朝韩关系和朝日关系的突破对东北亚地区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韩国民众对朝鲜、对驻韩美军和美韩同盟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韩国统一部在朝韩首脑会晤之后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朝鲜是伙伴的比例达到了78.9%，是敌人的比例只有2.7%，而1998年韩国民众对朝鲜持负面认知的比例还在54.4%。2000年9月主张驻韩美军撤离和缩减的韩国民众的比例达到了64%。第二，围绕着政府的对朝对美政策，韩国政治开始分化为进步与保守两派。进步派与保守派轮流执政成为韩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因进步派与保守派在对朝、对美政策主张上存在明显分歧，随着左右势力的交替执政，朝韩关系，乃至半岛局势也发生了较大的起伏与变化。第三，朝韩关系、朝日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也对美国的对朝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朝韩关系的突飞猛进和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的“越顶”访朝使美国感到自己的半岛政策选择正在被盟友的日程所左右，存在着失去主导权的可能性，因此需要为日韩的对朝政策“踩刹车”。2002年10月，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特使、时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访朝时告知朝鲜官员，美国已经发现朝鲜秘密进行的铀浓缩计划，引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并通过将日韩纳入六方会谈框架，使其对朝政策与朝核问题挂钩，最终约束和掌控了日韩的对朝政策及其节奏。
从整体看，在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冷战时期的对抗格局逐步瓦解，形成了“一超”结构下以和解、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格局，但这一格局是不稳定的。致力于反恐战争的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但又不愿接受中国对六方会谈机制的主导。日本也同样具有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欲望，不愿看到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对六方会谈的运行进行了掣肘。中朝韩（卢武铉政府时期）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但韩国国内的党争却日趋激烈。这些因素最终伴随着韩美政府的换届，推动着东北亚地区格局转向了另一个发展方向。
（三）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执政至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前的东北亚地区格局
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制定了“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后改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对华实施牵制，从而使东北亚地区格局展现出大国之间“牵制+合作”的复合形态。
这一时期初期发生的几件重要事件成为这一格局形成的重要背景因素。第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引发“百年不遇”的世界金融危机；第二，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启动；第三，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3648.7万亿美元，超越日本；第四，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出现健康问题并于2011年离世，激发了韩国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的“统一志向”，两届政府均制定了对朝强硬政策；第五，美国对朝态度从最初的“接触”与“对话”，转向所谓的“战略忍耐+延伸威慑”。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驱动下，2012年日美就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5年4月发表了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日美同盟由防御/威慑性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性同盟，由“区域性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同时，日本国会还于2015年9月通过了包括11部法律在内的“新安保法案”，在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问题上迈出实质性步伐。面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强化，中俄也加强了战略协调。2013年3月，中俄双方就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2012年中俄进行了首次“海上联合—2012”军演，随后该联合军演成为中俄制度性联合演练项目，次年的“海上联合—2013”军演还在日本海举行。
美日与中俄之间牵制与反牵制力度虽有所增强，但并未形成集团性对峙格局，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中美之间仍保持了通畅的战略沟通渠道，高层互访频繁，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机制运行平稳；第二，在朝鲜核问题上，中美韩之间保持了密切沟通；第三，中国与美日韩之间的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不仅贸易和投资额在持续增长，金融领域的合作也逐渐深化。2011—2016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额度基本保持在1.2万亿美元以上，外汇储备也从2011年开始进入到3万亿美元以上规模。中日韩之间，尤其是中韩之间的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中韩贸易总额在2010年进入到2000亿美元时代后，2012年两国启动自贸区谈判，并于2015年签署中韩自贸协定，2018年两国的贸易额突破了3000亿美元。贸易和产业合作的快速发展催生了金融合作，2009年中韩初次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后，双方又于2012年、2017年和2020年三次续签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也由当初的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扩大到3600亿元人民币/64万亿韩元。中韩FTA和两国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使双方的经贸以及金融合作关系迈上了新台阶，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地区国家对当前大国关系的认知及政策取向
2017年开始的中美贸易争端以及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在意识形态、科技、人文交流领域对中国的打压并没有立即对东北亚地区格局产生太大的影响。一方面，尽管中美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贸易冲突，但无论是中美贸易，还是中韩、中日贸易都在持续发展，并创下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以首脑会晤为主导的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与无核化进程再次启动，尽管两个进程在2019年之后逐渐停滞，但在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之前没有形成对抗局面。也就是说，中美争端并没有立即投射至东北亚地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过多年的全球化和产业转移，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与黏着，彼此高度依赖，相互间的经贸合作存在着巨大惯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脱钩性”。第二，秉持国家利己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忽视了对盟友的动员，客观上为盟友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第三，重视民族利益和南北关系发展的韩国进步势力在执政。文在寅政府执政期间，朝韩关系的平稳和韩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分化和缓冲了中美关系变局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执政后仍继续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威胁。面对种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国不得不做出反应。2019年6月中俄签署了《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在“海上联合”军演制度化的基础上，2019年中俄两国还开始了联合空军战略巡航，实施了“中部—2019”“西部·联合—2021”“北部·联合—2023”等联合军演。2023年3月，中俄两国再次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强化实际上是中俄两国针对美国战略打压所做的回应，对于维护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但中俄并非同盟关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进行了全方位支持，这意味着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突破了竞争的范畴，演变为直接性对抗或间接性冲突。但是，中国并没有参与这种对抗。正如中俄在2023年3月共同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对于乌克兰危机，中国也秉持了客观、公正的立场，并积极呼吁双方停火止战、启动和谈。
然而，美国强化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所导致的大国竞争的加剧，直接影响了域内国家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判断及相关政策。
从2015年起，新兴国家的崛起所引发的国家间“实力均衡的变化”成为日本历年《外交蓝皮书》对国际局势特征的主要认知和判断。2019年日本《外交蓝皮书》第一次指出“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竞争凸显”，2021年的《外交蓝皮书》则认为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划时代的变化。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不但谴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认为“这是动摇国际秩序根基的不可容忍的行为”，而且还认为自身的安全环境也变得更加严峻，“日本的安全环境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时刻，俄罗斯正在加速其在远东及东亚的对外和军事活动，特别是与中国的战略协调，成为日本强烈的安全关切”，并宣称“俄罗斯的行为轻易破坏了塑造国际秩序规则的基础，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也不能排除出现类似严重局势的可能”。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不仅全面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还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军援在内的多达71亿美元的援助。2022年12月日本内阁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文件，对其安全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同时，还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并开始积极配合北约“亚太化”，推进与北约的合作。
与日本相比，韩国《外交白皮书》《国防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尽管敏锐，但并不严重。2019年韩国《外交白皮书》指出2018年大国间地缘政治竞争加速，新的安全威胁凸显，中美之间的竞争也已经公开化。即使在拜登执政后全方位加大对中国的战略打压和乌克兰危机爆发的背景下，韩国国防部也只是认为大国之间力量的竞争使国际社会安全的不确定性增大。但是，韩国战略研究界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和评估却要严重的多。早在数年前，“美中霸权竞争”“美中新冷战”等术语就开始被一些韩国学者使用，他们认为在“新冷战时代”，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或“模糊战略”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走向战略清晰，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尹锡悦政府执政后正是按照这一逻辑制定本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实际负责尹锡悦政府外交安全政策制定的国家安保室次长金泰孝正是倡导“新冷战”概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尹锡悦政府强调自由和价值观外交，不仅在安全战略上全面追随美国，加强了韩美同盟和美日韩三方安全合作，重启了对朝“延伸威慑”战略和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而且还将朝鲜重新定义为“敌人”。针对乌克兰危机，尹锡悦政府不但积极参与了对俄制裁，向乌克兰提供了2.5亿多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还直接向乌克兰提供了地雷探测器、防护服等装备，并通过美国和波兰间接向乌克兰提供了炮弹、装甲车以及零部件等杀伤性武器援助。2023年7月中旬，尹锡悦在访问波兰之后，“闪电”访问了乌克兰，并承诺在安全、人道、重建等三个领域9个项目上对乌克兰实施一揽子援助计划。9月10日，尹锡悦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宣布了将对乌克兰实施23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与尹锡悦政府对当今国际格局的看法类似，朝鲜也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格局明显转向“新冷战”。2021年1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八大”虽然认为美国是主要的敌人，但对国际局势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表述，而2022年12月底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八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则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格局明显转向“新冷战”体系。“2022年以后，美国频繁引进各种核打击手段并经常部署到南朝鲜，在最大限度地加大对我们共和国军事打压力度的同时，大举加快落实与日本南朝鲜的三角共助，并打出‘同盟强化’招牌，一门心思拼凑‘亚洲版北约’之类的新军事同盟。”拜登政府加强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以及美韩强化同盟和对朝威慑显然影响了朝鲜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和判断。基于这种认识和利益评估，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朝鲜完全站在了俄罗斯一方，在联合国涉俄问题决议以及“顿涅茨克共和国”“卢甘斯克共和国”独立问题上，表现出对俄罗斯的坚定支持。2023年7月27日，朝鲜举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俄罗斯派出了以国防部长绍伊古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展现出两国欲加强军事合作关系的意向。2021年1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八大”提出了发展核武器小型轻量化、战术武器化，推进超大型核弹头生产，开发应用高超音速滑翔飞行战斗部，发展核潜艇与潜射核战略武器以及发射军事侦察卫星等五大国防建设任务。2023年9月8日，朝鲜的第一艘战术核攻击潜艇建造完成并下水，标志着五大国防任务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朝鲜在当年5月31日和8月24日两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均未成功。在这种情况下，9月14日，金正恩出访俄罗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方航天发射场与普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就“反对帝国主义者践踏人类自主进步与和平生活的军事威胁挑衅和强权专横的共同战线上进一步密切战略战术合作，相互鼎力支持、通力合作等重大问题和当前合作事宜进行了诚恳坦率地讨论，并达成了满意的协议与共识”。这意味着俄朝将在军事合作领域迈出新的步伐。
目前，朝韩间的联络通道已全部中断，美韩重启“延伸威慑”战略和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战略资产在半岛的部署与朝鲜不断的导弹试射针锋相对，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安全上的直接性对抗格局已基本形成。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11月21日，朝鲜成功发射“万里镜-1”号侦察卫星，韩国随即宣布中止《〈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部分条款效力并重启相关对朝侦查活动，朝方则宣布不再受该协议约束。由此，南北双方在三八线附近的军事对峙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同时，尹锡悦政府执政后，拜登政府全面加强了与日韩的协调，美日韩三方首脑会谈已经进行了四次，特别是2023年8月18日举行的戴维营会谈是三国领导人首次在大型国际峰会之外单独进行会晤。在这次峰会上，三国不仅决定将首脑会谈、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财政部长和工业部长会谈机制化，而且还宣布将举行年度的、有明确代号的（named）、多领域的联合军演，并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对俄罗斯实施相互协调且有力的制裁。围绕着乌克兰危机，美日韩与俄朝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集团性对峙态势，但这一层面的对峙到目前为止更多地体现在政治、经济以及道义上，在军事安全领域仍是间接的。
四、当前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走向的重要因素
推动东北亚地区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包括中美关系演变、各国国内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乌克兰危机等。
首先，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的未来走向。中美关系不仅涉及到中美双方，两国的相处模式、竞合烈度还会直接传导至区域其他国家，影响其战略选择。目前东北亚地区之所以还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全方位的阵营对抗格局，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在乌克兰危机和半岛问题上采取了公正、理性和克制的政策。中国对以上问题的政策是否具有持续性，则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美方继续在中国台湾等关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中美走向直接对抗、甚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如果美方考虑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中美关系，使中美竞争处于良性形态，则会弱化东北亚地区走向全方位对抗格局的驱动力量。需要指出的是，2023年11月的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进一步明确了中美共同肩负的大国责任，形成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为实现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提升稳定性。
其次，美、韩国内政治变化也是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走向的重要因素。在东北亚地区，韩国具有一种“结构性权力”，即它所处的地区结构赋予了它一种超越其实际力量的影响力，其政策取向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地区内的关系形态和力量组合。韩国国内政治存在严重的左右分化，韩国进步派与保守派在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回收、韩美同盟转型、“联合国军司令部”问题、半岛和平机制构建等涉韩美同盟问题上，在对朝政策和朝韩关系发展以及对日政策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韩国进步派执政，不但朝韩关系会得到缓和，双方的合作有可能会得到重启，而且美韩与韩日之间的分歧有可能扩大，美日韩三方安全合作也将会放慢脚步，从而会弱化东北亚地区整体上的对峙程度。仅以0.73%的优势赢得选举的尹锡悦政府执政后，其支持率基本维持在40%以下，近期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为36%，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为36.2%，而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为47.6%。2024年4月韩国将进行国会选举，2027年将进行下届总统大选，尽管预测2027年韩国政治的走向还为时尚早，但韩国政治发生变局的可能性仍将存在。
美国国内政治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拜登政府执政后，其支持率一直不高，基本徘徊在40%上下。在美国国会中，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两党之间的合作和妥协越来越困难，美国社会严重撕裂。特朗普或“特朗普式人物”仍有可能会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而重新执政，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的对俄政策、对亚太盟友政策以及对朝政策等都有可能会发生较大的调整，从而对东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政策、相互关系产生新的影响，进而推动东北亚地区格局产生形变。
再次，经济因素也是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各国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经济因素在国家利益和战略中的考量也会影响国家政策，进而影响彼此在安全问题上的互动，以至影响地区格局的走向。当今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客观上使得技术、原材料、能源、粮食、金融、市场等经济要素都有可能成为大国竞争的工具或手段，但是资源禀赋状况、在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相互间形成的依赖程度等因素决定着国家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毫无顾忌地去使用这些“工具”。此外，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经济因素偏好以及经济界对国家决策的影响能力等因素也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政策。美国是资源禀赋和人口大国，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和抗干扰性程度高，但其因制造业的外迁而形成的国际商品依赖、因滥发国债而形成的对外金融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它将经济资源作为国家竞争工具的使用。
韩日两国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市场，对华都存在着较高程度的依赖，而且经过多年的产业分工发展，中日韩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中间品贸易规模代表着国家间产业链的紧密程度。从1998—2022年，中间品贸易所占比重一直稳居中日贸易之首。而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在2020年韩国对华进口的5300种商品中，进口依存度在50%以上的有1088种，依存度在70%以上的653种，而其中的604种是中间品。这些因素决定了日韩两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2021年韩日的对华贸易依存度分别为28.7%和22.6%，韩国半导体的对华出口更是占据了60%的份额。对韩日高科技企业而言，兼得美国的技术与中国的市场是最理想的，在美国的压力下，企业有可能会优先考虑确保技术，然而一旦失去市场，技术最终也将会失去价值。近期，韩国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SK集团会长崔泰源就公开表示说韩国如果放弃中国市场，将难以找到替代市场。而美国也用“去风险”一词取代了曾经高调倡导的“脱钩”。这些均是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的反映。
最后，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发展态势也将会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的走向。乌克兰危机何时结束、以怎样的方式结束，不但会影响美、俄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而且还会对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安全战略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带来新的分化组合，影响全球和地区格局的走向。这场危机最终是以美国主导的方式，还是以俄罗斯主导的方式，或是以其他第三方调解主导的方式结束冲突，将会对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的走向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在乌克兰危机尚未显现出结束迹象的情况下，2023年10月7日巴以之间又爆发了新一轮冲突。这次冲突已经持续两月有余，且具有长期化、扩大化之势。在冲突中，哈马斯使用诸如火箭弹、滑翔伞、无人机等作为攻击手段，凭借纵横交错的地道网络展开的“不对称”战术技法以及以色列情报系统的失灵已经在韩国等国家内产生影响，日后韩美的联合军演中必将增加针对性的演练项目，从而有可能激化半岛南北间的对峙态势。而巴以冲突如果得不到控制，进一步扩大，必将影响全球的能源、原材料和商品的物流与供应，从而影响包括东北亚地区在内的全球产供应链稳定，也会给世界地缘政治带来新的冲击因素。
以上这些因素的存在及其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孤立和单向的，而是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为了塑造有利于本国的全球和地区格局，相关国家也都会根据自己的逻辑和预判去主动弘扬于自己有利的因素，抑制不利因素，从而使各因素发挥影响的时间、程度、序列等呈现出复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未来的地区格局走向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五、结语
理论永远是复杂现实的简单概括和抽象。历史虽有相似之处，但绝不会简单地重复。“大国竞争”“新冷战”这些用来描述当今世界格局的术语，忽视了经济社会以及国内政治等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存在着重要的缺陷，反映了现实主义理论在思维和逻辑上的偏狭。经过多年全球化的发展，当今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国内互动、政经相联、国家间关系与社会间关系彼此分离的世界，这决定着国家间互动态势的复杂，绝非“大国竞争”“新冷战”所能概括。所谓的“大国竞争”只不过是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实施的战略打压政策而已，远没有反映出当今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现实。
尽管目前东北亚地区在某个层面、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对抗格局，但对抗并不是整体性的，与20世纪50—60年代末东北亚地区曾经的集团性阵营对抗格局具有很大的不同，在形态上也不稳定，具有一定的可变性。从理论上看，东北亚地区未来格局演变存在三种发展前景。第一，重回20世纪50—60年代那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集团性阵营对抗格局；第二，目前格局的持续，即朝韩关系依然紧张，俄朝与美日韩在政治、经济及间接性军事领域持续对峙，中俄、俄朝之间的战略协作与美日韩同盟（或安全合作）之间相互牵制，构成交错复合格局；第三，由朝韩合作、中俄战略协作、中朝友好合作与美日、美韩同盟体系之间的牵制构成的一种对峙程度相对较低的格局。如果不出现特殊极端的情况，东北亚地区的未来格局很可能会以上述第二、第三或其变种的形态展现。未来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大国关系和地区格局还将继续演变，并继续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作者：韩献栋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