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根源、影响与出路

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发酵，对地区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不同程度影响，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巴以冲突堪称“世纪冲突”,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根源、宗教文化根源和现实根源。新一轮巴以冲突与十多年来恶性循环的多轮巴以冲突一样，都是中东和平进程长期脱轨、“两国方案”陷入困境的结果。新一轮冲突让巴以问题重回国际视野，成为国际政治议程的一部分。冲突对地区和解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中东地区逐渐汇聚形成的缓和潮扩展；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较大冲击，打乱其中东战略部署；引发国际舆论战、认知战，加剧美欧等经济体内部分歧与社会撕裂。截至2023年年底，冲突对区域和全球经济以及能源市场产生的影响总体有限，对全球石油实际产能的影响较小，出口方、进口方都没有把石油“武器化”的资本，将石油“武器化”也较难成为巴以冲突中相关国家的首选项。现阶段，巴以冲突向周边的蔓延和外溢仍然有限，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如何治理加沙成为关注的焦点，切实落实“两国方案”才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始终站在和平、公道、国际法、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以及人类良知的一边，积极推动和平解决冲突。

多视角观察新一轮巴以冲突

(一)巴以冲突的根源

巴以冲突跌宕起伏、持续70多年，已成为“世纪难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宗教文化根源和现实根源。

一是历史根源。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制造巴以问题的祸根。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表示“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英国通过国际联盟取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并采取“扶犹排阿”政策。大批犹太人迁移至巴勒斯坦，致使阿犹矛盾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柱，开始在中东地区取代英国，操纵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分治决议》)。《分治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占总人口1/3的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56.5%的土地，而占总人口2/3的阿拉伯人拥有43%的土地，耶路撒冷为国际共管。《分治决议》遭到阿拉伯人的抵制和强烈反对。此后，随着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以色列国建立，阿拉伯国却一直未能建立，巴以之间的冲突接踵而至，巴以问题遂成“世纪难题”。

二是宗教文化根源。犹太人历史上经历了定居迦南(巴勒斯坦)时期、散居世界时期和重聚巴勒斯坦的建国时期。一直以来，犹太人拥有始终不渝的宗教信仰，坚信上帝是唯一的主宰、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迦南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时至今日，“特选子民”和“应许之地”仍是许多以色列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此同时，早在公元7世纪，巴勒斯坦就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主体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并将耶路撒冷视为继麦加、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大圣地。于是，在耶路撒冷归属问题上，巴以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这种宗教虔诚和偏执成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障碍。

三是现实根源。巴以问题交织着大国政治博弈、巴以政治对抗及其内部复杂的斗争。长期以来，美国偏袒以色列，成为巴以冲突延宕的推手。美国一直把保护以色列安全作为其中东战略的核心。一方面，犹太集团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美国扶植以色列，利用巴以争端插手中东事务，分化瓦解中东国家，遏制地区大国崛起，以达到其控制中东、维护其中东霸权的目的。近年来，美国推动大国战略竞争，为遏制和打击伊朗、叙利亚等反美力量，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力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默许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与此同时，在经过三年半内的第五次选举后，以色列政坛强人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组建该国“最右翼政府”(由利库德集团、宗教政党沙斯党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等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组成)。此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多次进入位于耶路撒冷老城极具争议的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禁地”),被巴勒斯坦人和广大穆斯林视为公开挑衅。以色列政府在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行动上更加激进，巴勒斯坦人处境持续恶化，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影响

1.冲突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以下简称“哈马斯”)选择在赎罪日战争50周年之际向以色列发起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大规模突然袭击，是一次“绝境反击”,向外界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不能忽视。然而，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严重，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下简称“法塔赫”)分庭抗礼。面对以色列对加沙的空前大规模报复行动，哈马斯虽然显示了惊人的抵抗力，但预料将难以继续执掌加沙地带。同时，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升级，加沙地带民众死伤惨重，已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新一轮冲突对以色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哈马斯的突袭行动宣告以色列针对加沙的“割草”(Mowing the Grass)政策的失败，打破了以色列军事神话，其追求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战略遭遇重挫，以色列陷入安全困境，社会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损失。《以色列时报》援引穆迪评级机构的报告称，新一轮冲突以来，以色列的损失每天不少于10亿新谢克尔(约合2.69亿美元)。相关报告显示，这场战争的总成本预计为1500亿~2000亿新谢克尔(约合400亿~540亿美元),相当于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10%。

从地区局势来看，随着冲突的持续，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整体上呈现“东和西紧”的态势，即海湾地区局势相对稳定，地中海区域战端再起，冲突升级，外溢风险上升，主要表现在以色列、美国与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叙利亚有关力量之间的冲突严重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冲突还对中东地区缓和潮产生负面影响，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搁浅”,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出现全面倒退，一些国家降低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等级。冲突还可能刺激中东地区新一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从整体上看，中东国家谋求战略自主、发展优先的意愿尚未因本轮冲突而改变。

2.冲突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一方面，新一轮巴以冲突加剧了全球安全危机和安全困境，凸显了全球安全治理的紧迫性。新一轮冲突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必须找到解决的途径；同时，日益严重的加沙人道主义灾难，拷问人类社会的良知。围绕新一轮冲突出现的舆论战、认知战异常激烈，不少国家内部出现“亲以”和“亲巴(阿)”对垒的现象，西方国家社会撕裂加剧。国际社会的关注点逐渐转向加沙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同情加沙平民的遭遇，纷纷谴责以色列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以及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另一方面，冲突外溢引发红海水域航道安全，波及全球供应链安全，影响国际贸易，或将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带来不确定性的源头”。受此影响，全球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度下降，美国等北约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减弱，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另外，新一轮巴以冲突对大国的中东战略产生深远影响，打乱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使其在中东陷入两难境地。本轮冲突使得美国推动的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搁浅”,“印度一中东一欧洲经济走廊”难以启动。冲突爆发后，美国高层多次出访中东，美国总统拜登(Joseph R.Biden)也匆匆出访以色列，其目的并非阻止加沙战火，而是展示对以色列的支持。美国又担忧局势失控，向中东派出两大作战航母战斗群，威慑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有关力量。与此同时，面对加沙地带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票表决中，多次否决相关停火决议草案，站在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其对巴以的“双重标准”遭到严厉抨击。美国可谓声誉扫地，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直在巴以问题上秉持公平正义立场，始终站在和平、公道、国际法、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以及人类良知的一边，积极推动巴以问题和平解决，体现了大国担当。冲突爆发后，中国政府密集发力、紧急斡旋，推动停火止战、保护平民、缓和局势，加大协调力度，凝聚共识，从根源入手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中国充分发挥于2023年11月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作用，促成通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第一份安全理事会决议(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712号决议)。中国还积极加强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协调，发挥金砖国家组织作用，力促冲突降温。2023年1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发表题为《推动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的重要讲话，凹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为期4天的临时停火协议，自2023年11月24日生效，随后又两次共延长3天的停火，其间以色列和哈马斯交换了部分被扣押人员。

(三)巴以冲突的前景和出路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一段时间，加沙局势呈现极其惨烈的胶着状态。以色列军事报复行动加重加沙人道主义灾难，国际舆论对以色列谴责不断，国际社会斡旋、调停和人道救援更为紧迫。当前，首要目标是停火止战、人道救援和释放被扣押人员。接着，国际社会应再次努力推动举行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推动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以和平。然而，巴以恢复和谈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景不容乐观，面临重重困难。

一是，新一轮冲突造成巨大人员伤亡，进一步加深彼此敌意。这场冲突能否促使以色列反思其国家安全战略并回到“两国方案”,仍存在不确定性。而巴勒斯坦人实现内部和解已成重要前提。二是，围绕加沙重建、加沙治理安排以及谁是加沙治理的主体，仍然存在争议。以色列政府提出未来要在加沙进行安全治理、去极端化的制度性安排，不排除短期占领加沙或部分占领加沙的情形。与此同时，2024年美国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能否施压以色列回到“两国方案”并不确定，美国的中东政策充满变数。三是，国际社会能否推动举行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和平会议、重启新的和平谈判进程尚不明朗。但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如果能实现较长时间的停火，就有可能凝聚共识，新一轮巴以和谈仍值得期待。

总之，新一轮冲突使得一度被边缘化的巴以问题重回国际视野，也表明国际社会无法忽视这一中东地区根源性问题。巴以问题的症结在于巴勒斯坦人民迟迟无法实现独立建国的合法民族权利。落实“两国方案”才是破解这一“世纪难题”的根本出路，也才能给中东地区带来持久而稳固的和平前景。（作者：王林聪 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关于新一轮巴以冲突的五点判断

巴以冲突堪称“世纪冲突”“世界难题”,具有非常复杂的根源。1991年马德里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是巴以冲突历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无论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埃及除外)与以色列，都坚持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巴以争端，分别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发起了4次中东战争以及于1982年发起黎巴嫩战争。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获胜，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中东从美国与苏联全球争霸的前沿阵地变成美国完全主导的区域。因此，美国需要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和平。1991年10月30日，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在美国主导下召开，启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即根据“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谈判解决巴以争端。1993年，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成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现自治，之后巴以谈判逐渐将自治范围扩大到整个约旦河西岸，并探讨解决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然而，随着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被国内极端势力暗杀，以及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中东和平进程渐行渐弱，直至名存实亡。新一轮巴以冲突与十多年来恶性循环的多轮巴以冲突相似，都是中东和平进程长期脱轨、“两国路线”“两国方案”陷入困境的结果。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有两个背景。一是巴勒斯坦有关力量认为民族已到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产生空前的危机感。以色列现任政府于2022年12月30日成立，被认为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府，主要由三股势力组成：以色列右翼旗手利库德集团、传统宗教政党和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这届政府上台以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不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二是推进所谓的“司法改革”。前者导致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多次发生冲突，吸引了以色列军队的注意力，并导致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时加沙地带周边以色列兵力空虚；后者导致以色列内部分裂，示威游行不断。这客观上给哈马斯发难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是巴勒斯坦问题日益边缘化。2000年之后巴勒斯坦问题逐渐边缘化，尤其是“9·11”事件后国际关注度一路下滑。特别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时期，美国大力推动所谓的“亚伯拉罕进程”，促使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从而突破了2002年以来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统一立场，即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国、阿拉伯国家不与以色列发展外交关系。2023年以来，拜登政府大力推动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如果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交，那么将带动一大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的谈判已进入实质性阶段，然而，冲突爆发后，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被搁置。

新一轮巴以冲突给以色列带来了双重打击。除造成以色列重大人员伤亡和大批人员被扣押外，还使得以色列的“情报神话”“国防军神话”破灭，以色列民众的反应相当激烈，当然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也空前强烈。综合各方面情况，关于新一轮冲突有以下五方面的判断。

第一，新一轮巴以冲突仍然是“茶壶里的风暴”。“茶壶”主要指以色列、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黎巴嫩有关力量，也可能包括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有关力量。目前本轮冲突主要围绕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展开，尚未扩大为地区性冲突或战争。虽然危机前所未有，但“风暴”就在“茶壶”里沸腾，有时茶壶盖似乎要被冲开了，让人充满担忧，但总体上还是“茶壶里的风暴”。究其原因，实际上有两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局势。一只手是美国。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但同时也担心局势失控而酿成严重的地区性冲突。此外，美国还尽力避免冲突地区出现灾难性局面，以免严重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声誉。因此，危机之初美国就向这一地区部署了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武器。另一只手是伊朗。伊朗能调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有关力量。然而总体来看，伊朗影响下有关武装组织的联动较为克制，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应也较为克制。美国与伊朗均谨守对方设置的“红线”,都不愿意“迎头相撞”。

第二，尽管目前新一轮冲突远未结束，但全球基本上已经形成推进“两国方案”的高度共识。目前，只要在国际舞台上谈论巴以冲突，都会提及“两国方案”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新一轮冲突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使得“两国方案”成为国际共识。在推动形成“两国方案”共识的过程中，中国始终站在和平、公道、国际法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以及人类良知的一边，积极推动和平解决冲突。当然，在全球形成“两国方案”共识是一回事，能否真正推动落实“两国方案”是另一回事。

第三，新一轮巴以冲突给以色列、巴勒斯坦带来深刻的政治危机。目前以色列国内主张内塔尼亚胡政府下台的声音较大，反对力量逐渐壮大，但由于当前处于所谓战时内阁的非常时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下台压力有所减缓。之后以色列可能出现一个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府，也可能出现一个相对理性的政府。两种可能性都难以排除，但目前来看出现更强硬政府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新一轮巴以冲突也倒逼巴勒斯坦内部进行改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新的领导层可能逐渐浮出水面。虽然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规划未来加沙政治安排时已经排除哈马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极其残酷的军事行动，哈马斯仍然难以消灭。因此，冲突平息后，哈马斯可能仍然会在加沙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作用，作用大小取决于这一轮冲突如何结束。

第四，新一轮巴以冲突可能不会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带来大的冲击，对中东地区的冲击可能也较为有限。冲突刚开始时，油价和金价上涨，各国担心冲突升级，但后来情况并非如此。2023年12月，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发难”,全球航运受到一定干扰，全球石油价格再次上涨。不过，美国组织联合舰队护航，局势总体可控，冲突蔓延的可能性仍然不大，大概率不会明显改变中东地区的面貌和格局，只是可能推迟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目前以色列军事行动进展有限，巴以冲突有长期化态势。但总体而言，冲突结束之后，中东地区原有发展趋势可能延续，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可能仍会被提上日程。

第五，新一轮巴以冲突对美国的中东布局形成较大冲击。美国自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到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一直在进行战略收缩，将主要精力用于大国竞争。美国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增加投入，但又不能完全放下中东地区，不愿让其他大国填充中东地区的权力真空。鉴于此，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便是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以维护其在战略收缩情况下的中东利益。但新一轮冲突打乱了美国的中东布局，影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目标之一——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新一轮冲突暴露了以色列并不安全的状态，促使美国不得不投入精力，并调整相关战略。（作者：李绍先 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院长、教授）

巴以冲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冲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巴以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讨论新一轮巴以冲突，既需要了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政策，也需要研究新一轮冲突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调整。

(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政策

特朗普政府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主要界定为三个方面：一是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防止中东地区再度成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天堂；二是防止中东地区被区域外或区域内的“敌对国家”主导；三是确保中东地区为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作出贡献。为了实现上述利益，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中东政策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政治上支持中东国家进行变革，弱化暴恐集团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是在经济上鼓励中东国家发展经济、对外开放，以解决中东地区不发展、不平等的根源性问题，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基于此，美国支持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推进经济现代化。三是积极倡导和推动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相处，鼓励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协议》并建立外交关系，主张和支持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并提出了“世纪协议”。四是保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兑现保护盟友安全的承诺，同时保证中东地区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支持海湾国家建设导弹防御系统。从美国的利益关切和中东政策看，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重合度较高，特朗普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与以色列“最亲”的总统。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政策开始出现一些调整。拜登上台后，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威胁有所下降，这使得美国针对中东地区的利益考量有所转变，形成了新的利益关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倡导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以确保以色列等国的利益；二是美国不允许区域外的力量破坏中东地区主要水上通道的航行自由，也绝不容忍任何国家依靠军事力量主导中东地区；三是促进中东地区局势走向缓和、减少军事冲突，促使中东地区恢复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状态；四是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推动中东国家之间加强经济、政治、安全上的联系，激发整个地区的发展动力；五是促进“人权”“民主”价值观在中东地区的传播。

为了实现上述利益，拜登政府采取了以下举措：第一，帮助以色列等盟友提高威慑和对抗伊朗的军事能力，防止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第二，向相关国家提供更多的外交、经济及安全援助，防止中东地区对外输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第三，支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缓和、拓展、深化双边关系，并明确表态支持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第四，继续在中东地区保持有效的军事存在以对抗不稳定因素，但明确表示，保持军事存在并非要在中东地区更迭政权、改造社会；第五，鼓励中东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释放发展潜力。

(二)新一轮巴以冲突对美国造成较大冲击

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中东的利益考量和政策实践看，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没有超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框架。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致使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考量、政策实践、国际形象等方面遭受明显冲击。

第一，新一轮冲突迫使美国调整其外交政策的注意力。新一轮冲突爆发前，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已经明显从中东地区转移到所谓的“印太地区”,其注意力集中于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新一轮冲突爆发后，美国不得不对中东地区重新投入更多的资源，这在客观上分散了美国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资源和能力，使其必须同时应对两场危机。然而，从较长的历史进程来看，自奥巴马(Barack H.Obama)政府时期以来，中东乱局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牵制作用下降，已经无法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方向。始于2011年的阿拉伯国家大乱局未能阻挡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再平衡”进程，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把中国当作“首要战略竞争者”而加紧推进相关战略和政策，拜登政府则坚决从原本被纳入“大中东”地区的阿富汗撤离。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拜登政府反复权衡，力图把美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战略谋划统筹起来，把应对俄罗斯和应对中国统筹起来。如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只是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的外交统筹难度，而难以改变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大方向。当前，拜登政府更多地将巴以冲突当作一场危机来处理，并不代表美国对外政策即将发生重大转向。

第二，新一轮巴以冲突使得美国的中东政策遭遇挫折。美国原本希望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以便其进一步减少对该地区的资源投放。然而，当前地区紧张局势不仅未得以缓和，反而升级，而且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美国一直积极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然而新一轮冲突爆发后，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都不得不停止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阿拉伯国家广大民众强烈的“反以情绪”使得关系和解进程无法推进。之前美国与伊朗也在寻求改善两国关系，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的部分制裁以换取伊朗释放美国人质等，而新一轮冲突爆发使得美伊双边关系缓和进程中断，而且可能进一步恶化。新一轮冲突的爆发表明，反对以色列的武装力量仍然有能力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使得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关切——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动摇，其给美国中东政策带来的冲击可能更大。

第三，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影响，美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维护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国际形象。新一轮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迅速增加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表示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这将再度强化美国严重偏袒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形象。新一轮冲突明显不符合美国的中东利益和全球战略利益，而且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采取军事行动并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而强烈的批评，使得美国不得不兼顾国际社会其他方面的正义主张。拜登政府为了维护美国所谓捍卫“民主”“人权”的国际形象，防止在国际舆论上遭到更多指责和更大压力，不得不对以色列施压，阻止加沙地带的战火继续蔓延，防止人道主义灾难持续加重。这使得美以之间的利益分歧明显扩大。实际上美国也难以控制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行动，拜登政府之前就对以色列不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等做法心存不满，两国的利益分歧早有显现。在美以关系史上，两国之间由于所处国际和地区地位的差异而导致的利益分歧不时显现。如今，由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再度直接损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地区利益，拜登政府只能在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同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压，以避免美国利益遭受更大损害。2023年11月1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712号决议，呼吁在整个加沙地带实行紧急人道主义暂停、建立人道主义走廊。这是在考虑各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取得的外交进展。

第四，新一轮冲突加剧了美国国内分裂，导致社会氛围更加紧张。犹太集团在美国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主要体现在政界、商界和舆论界。在信息化的今天，普通民众能够充分表达观点，其对巴以冲突的看法明显不同于所谓的“精英”。特别是活跃在新型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更多地支持和同情巴勒斯坦人，这进一步加剧美国本已存在的、因其他问题而造成的社会撕裂，限制拜登政府处理巴以冲突的政策调整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国内政治困局更为严重。（作者：高祖贵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新一轮巴以冲突对主要经济体的影响

巴以矛盾非常复杂，涉及民族、宗教、领土和历史等多方面问题。从中东历史看，巴以冲突是一个长期问题，并非现在发生的突发事件，是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之间长期矛盾和积怨的产物，有时和缓，有时激烈，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循环性，只不过当前阶段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整个中东地区较为和平。伊朗与沙特阿拉伯这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出现关系缓和迹象，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开始缓和，出现了关系正常化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巴以冲突可能不再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中东地区出现上述局面，虽然备受外界欢迎，但对长期敌视以色列的哈马斯而言，并不乐见。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哈马斯针对当前中东局势作出的反应。由于极其复杂的民族、宗教、领土、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完全解决巴以矛盾难度很大。但是，为了避免新一轮冲突加剧和外溢，国际社会需要通力合作，力争实现一定时期的和平。

尽管新一轮巴以冲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截至2023年年底，冲突对区域和全球产生的经济影响相对有限。巴以冲突陡然加剧，导致国际油价明显上涨，但随后油价快速回落，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冲突的影响可能不会由双边外溢到区域，尤其是不会外溢到整个中东地区。众所周知，石油价格确实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油价暴涨并维持一段时间，那么肯定会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加剧通货膨胀，进而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较大冲击。然而，国际油价短期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尽管从经济上看，目前冲突带来的影响可能不大，但是冲突对主要经济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影响。

新一轮巴以冲突冲击了美国的中东战略。为了维持全球霸权地位，美国长期将控制和稳定中东地区作为其战略目标之一，重点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推行“大中东颜色革命”,不断扩大盟友范围。这里的“颜色革命”是指美国基于霸权地位进行的“颜色革命”,而非基于意识形态进行的“颜色革命”,也就是在中东地区支持相关力量推翻反美政权。从这一方面看，新一轮巴以冲突对美国的总体影响并不大，美国持续推动“大中东颜色革命”的战略不会改变。

二是确保以色列安全。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特殊，在中东地区形成了牢固的安全保障同盟关系。换言之，确保以色列安全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基石之一，是其极其重要的底线。新一轮巴以冲突给美国敲响了警钟，未来美国可能会将中东地区作为战略重点，从而确保以色列安全。

三是保障能源安全。从能源角度看，美国从中东地区进口少量石油，但基本上不进口天然气，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程度已经很低。尽管如此，作为霸权大国，美国仍将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其重要责任之一。中东地区有两条重要通道：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个是苏伊士运河。从能源通道安全角度看，新一轮巴以冲突使得美国难以尽快从中东地区抽身。原因在于，尽管美国不依赖中东能源，但自认为是“世界领袖”,具有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的责任。总体而言，新一轮冲突对美国造成较大冲击，将迫使美国推迟从中东地区撤出军事力量。

新一轮巴以冲突可能给俄罗斯带来有利影响。一方面，从战略上看，俄罗斯长期与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博弈，早已直接介入中东事务，例如，与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建立紧密关系，开展能源合作，帮助伊朗等国应对西方制裁。新一轮巴以冲突为俄罗斯进一步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更多机会，预计俄罗斯在中东事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逐步提升，对美国中东战略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使得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度下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得不将精力转移到以色列安全上。乌克兰危机被淡化，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或将趋于乏力，相关经济援助也备受质疑。俄罗斯承受的国际压力大大减轻，这对俄罗斯而言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利好。

从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角度看，欧盟对中东地区油气资源的依赖十分严重，尤其是在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的情况下，欧盟对中东地区能源供应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大，因此欧盟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担心巴以冲突恶化的地区。欧盟希望尽快解决冲突，避免冲突产生外溢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涉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苏伊士运河则涉及埃及和土耳其，一旦冲突外溢，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可能卷入其中，那么中东地区的航行通道可能出现较大问题。欧盟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上述能源通道一旦出现问题，将对欧洲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从能源安全角度看，欧洲国家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关注度要高于美国和俄罗斯，其非常不希望冲突产生外溢影响。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欧盟或将对以色列进行约束，防止以色列进一步扩大冲突，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向伊朗施压，避免伊朗过度介入冲突。

目前，新一轮巴以冲突对中国影响有限，但需关注冲突导致油价上升的潜在风险。从能源角度看，目前新一轮冲突对国际油价的影响暂且有限，因此对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影响也较为有限。然而，中国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从中东地区进口大量油气，如果冲突导致油气价格过快上涨，则不利于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在中国经济缓慢复苏的情况下，还可能带来一定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作者：董秀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巴以冲突：能源地缘政治新变化

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东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来源地，2022年日产原油量与北美地区相当。虽然截至2023年年底，冲突并没有对世界原油市场产生明显的影响，能源也没有成为议论冲突的热点话题，但是能源地缘政治的关键参照点发生了变化。

(一)新一轮巴以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

截至2023年12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既不直接，也不明显。从2023年10月7日前后的油价变化看，新一轮巴以冲突确实曾导致油价短暂上升，但油价涨幅较为有限，油价变化依然由供需基本面决定。

截至2023年12月，国际原油交易市场较为平静，最直接的原因是以色列产油很少、加沙地带也不产油。对原油交易商而言，只要冲突没有影响石油的实际产能，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渠道也未受到阻碍，那么油价变化的重要参照点依然是供需平衡。从需求侧看，全球油气消费格局因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而未见明显变化。在全球油气的供应侧，就结构性因素而言，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国(OPEC+)通过增产抑价、减产保价等方式影响原油单价的能力日渐式微。原因在于，主要石油进口国都建设了充足的战略或商业储备，以便国际交易油价高企时向炼油厂出售。而且，国际石油交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依然是美元，美元利息的变化则受到美国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影响。

(二)能源地缘政治新变化

需要从更大的视角来观察巴以冲突未来演变可能造成的影响。历史上，一提到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变化对全球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影响，人们就可能想到“石油武器”,特别是中东石油输出国对一些进口国实施能源出口限制甚至禁运。这体现了需求侧感知的脆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中东地区在全球油气供应版图中的份额下降，国际石油交易被“武器化”的现象扩展到主要进口方对出口方的限制。2022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近期地缘政治影响石油流向的突出表现。

从油气地缘政治形势变化来看，所有进口依赖国都面临能源经济和政治政策的“不可能三角”: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在能源安全(供应总量保障、进口来源多元化等方面)、能源转型(特别是发展可再生能源)、本国能源及整体经济竞争力提升这三个方面同时达到最优状态。一国的能源系统只能尽力在上述三个方面追求动态平衡。上述“不可能三角”适用于所有大国，其三大追求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增强，而不是化石能源供应总量保障和供应来源多元化。此外，国家竞争力在能源领域已经不再表现为油气供应安全，而是自主发展，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目前，能源地缘政治的影响依然涉及供应和需求两侧。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的陆上原油主要流向亚洲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美欧等经济体制裁俄罗斯，不仅影响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也影响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石油消费需求的满足以及炼化产品的出口。俄罗斯油气的海上出口去向之一是印度。2022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印度继续从俄罗斯进口原油，部分取代了印度从西亚地区进口的原油。截至2023年10月，印度从俄罗斯进口原油量约占印度进口原油总量的38%。叫尽管如此，印度并未因进口俄罗斯原油遭受任何批评。这是因为俄罗斯原油在印度、新加坡、土耳其等国家被提炼后，最终流向了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满足了终端消费国的能源产品需求。由此可见，一方面多数欧盟成员国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另一方面仍然在使用通过其他地方加工周转而来的俄罗斯石油。这表明，自身经济需求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十分重要，各国仍然从自身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决策，斗争以不牺牲自身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稳运行为前提。

基于此，需要认识到国际油气市场变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能在没有事实基础的情况下简单地将其视为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或结果。在那些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国内能源消费价格的可承受度、能源转型所要求的超前投入等经济社会因素都在发挥作用。

在新的能源地缘政治形势下，广义的能源供应自主是主要经济体追求的共同目标。其中两个关键因素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新能源的全产业链打造。同时，炼油领域的竞争已经扩展到对风能、光能设备所需的关键矿产资源的竞争。就像原油和天然气资源一样，控制与反控制依然是跨国新能源产业的竞争焦点。当然，这只是新的能源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侧面，还有很多需要关注和探讨的领域，包括节能降耗、可再生能源设备涉及的循环经济等。

新一轮巴以冲突发生以来，国际原油市场总体保持相对平静。除非冲突扩大以致影响油田生产和石油运输，国际原油市场将继续保持既有运行态势。从更加广泛的视角看，需要从国际大环境的角度关注能源安全，不仅要关注石油供应量变化、原油交易价格波动，还要关注石油流向与炼油产能变化。2022—2023年，规划中的、新的炼油产能较多集中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中东地区的原油加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l2I上述地区的炼油厂为了保持运转，就需要保障原油进口能力。简言之，原油只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最终还需将其提炼并找到销售渠道。由此可见，能源市场风险其实存在于多个环节。将石油“武器化”较难成为巴以冲突中相关国家的首选项，因为出口方、进口方尚无把石油“武器化”的资本。

综合来看，虽然油价和石油供应量仍然是关注的重点，但市场本身有其运作规律，各国目前都在追求能源供应自主或供应链韧性。这些均与国家影响力相关，意味着主要国家广义上的能源经济产业政策影响力在能源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

(三)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发展

中国对中东能源的需求既具有历史惯性，又存在未来维持稳定进口的刚性需求。2023年年初，中东两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实现和解，同意恢复双边外交关系。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出口方看重中国作为全球油气重大需求方所发挥的作用。2023年11月初，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卡塔尔能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包括为期27年的液化天然气长期协议和参股合作项目，这将进一步提高国内天然气的保供能力。不论基于市场供需还是政治外交，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油气贸易都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和互利共赢的局面。

在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演变的参照点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与中东国家全面加强各种产业链的融合。除了中东能源，还应当让中东地区的资金、货物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应当加大参与中东能源经济体产业多元化的力度。例如，中东产油国发展风光能源和加工业，与中国在新能源设备、技术和服务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之间存在巨大的良性合作潜力。特别是，在面对包括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在内的经济体与中国竞争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情形下，中国应当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应对主要经济体威胁与中国“脱钩断链”的压力。

总体而言，原油贸易市场平静并不表明中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继续保持平静。关注巴以冲突的演变，需要关注世界各国不同的能源地缘政治思维和行为。中国应当继续推动和平解决巴以冲突，与国际社会一道，避免巴以冲突向周边蔓延，并且与主要经济体在经贸和产业两大领域实现融合，促进中国的企业、产业和整体经济升级换代，全力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作者：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研究办公室主任）

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中国立场

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就巴以局势阐明中国原则立场，强调应立即停火止战，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防止冲突扩大，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1以下主要解读中国就巴以冲突所秉持的立场，并探讨“全球文明倡议”对于解决冲突的启迪意义。

(一)对中国立场的几点解读

习近平主席阐明的原则立场体现了中国一贯秉持的客观公正原则。中国的立场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第一，中国与国际法、国际道义站在一起，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站在一起。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始终呼吁落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巴以问题的决议。2023年11月1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712号决议，这是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首次通过相关决议。中国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大多数成员国一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就针对巴以冲突的其他相关决议表决时，中国的立场也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致。可见，中国努力推动和平进程的原则立场，体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共识，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中国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主持公道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信赖的朋友。

第二，中国立场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所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曾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遭受国土沦陷、主权丧失的耻辱，也曾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英勇抗争。独特的历史境遇使中国历来反对强权逻辑，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维护自身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主张脱离巴以冲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背景而简单看待问题。中国既明确反对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也强调全面、公正看待巴以冲突的本质。

第三，中国立场是由中国独特的文化所决定的。爱好和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和价值取向，中国文化中的战争观体现为慎战、反战和止战。因此，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自然也体现在中国对巴以冲突所持立场中。中国文化还追求整体性、综合性思维，在应对复杂问题时主张标本兼治，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中国主张将巴以冲突纳入其历史经纬中予以看待，从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第四，中国立场注意平衡各方利益和关切。作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共同的朋友，中国从大局出发，强调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同时关注以色列的安全诉求。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始终强调，只有巴以双方互相尊重和体谅，在联合国的推动下积极落实“两国方案”,才能保证双方的长治久安。

(二)“全球文明倡议”对解决巴以冲突的启迪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审视巴以冲突，有必要回顾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的互动历史。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拥有古老历史和悠久文化，对人类文明演进作出重要贡献。两个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在语言、宗教、风俗甚至相貌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在历史上，两个民族既因宗教、领地等原因而发生过冲突，也曾长期和谐共处、相安无事。犹太人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享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阿拉伯人统治的安达卢西亚王朝期间，不少犹太人在宫廷里担任要职，一些犹太人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脱颖而出，其中不乏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这样的文化大师。当时，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相互影响，共同繁荣，书写了双方关系史上最和谐辉煌的一页。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一个饱受磨难的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屡遭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厄运，但犹太人历史上遭受的不幸大多与阿拉伯人无关。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殊死较量，包括新一轮巴以冲突，其本质仍然是围绕领土和主权的斗争。此外，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所不同，体现了双方在文明观和历史观上存在一定差异。

面对这种冲突和差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倡议指出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些倡导为根本上解决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不同文明间矛盾和争端指明了方向。

阿拉伯文明和犹太文明都倡导和平与宽容。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双方都传承了能被全人类接受和珍视的文明价值观。以文明共性为起点，两个民族应加强对话，了解对方的忧患和关切；互相尊重，以同理心换位思考；以文明交流超越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唯我独尊”;扩大双方的理念契合点与利益汇合点，让敌视和仇恨不再延续。唯有如此，永久解决巴以冲突才可能成为现实。（作者：薛庆国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

从以色列内政看新一轮巴以冲突

自2023年10月重燃战火以来，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数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引发加沙地带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以下主要从以色列内政角度分析冲突爆发的背景以及近年来以色列政坛动向对其表现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新一轮冲突爆发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态度

巴以冲突长期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巴以双方都有人不愿意接受“两国方案”,也不认同《奥斯陆协议》,都认为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只能有一个国家存在。自2000年以来，巴以和谈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在新一轮冲突爆发前，巴以问题在国际上较少得到关注，在以色列国内也被边缘化。

2005年9月以色列完成单边撤离加沙的计划，但并未与巴勒斯坦方面进行权力交接。各方对以色列单边撤离这一举动有不同解读。有人认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抵抗活动让以色列不堪其扰而不得不撤离；也有学者，如牛津大学教授阿维·施莱姆(AviShlaim)则认为，以色列放弃加沙是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以色列真正在意的是约旦河西岸，“从加沙撤离不是跟巴勒斯坦当局开始和谈的序幕，而是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序曲”。  施莱姆教授属于以色列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流派，从其措辞可看出其对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所持的批评态度。以色列单边撤离加沙后，巴以和谈被无限期搁置，甚至一定程度上从以色列的主流政治话语中消失。除了在2013—2015年内塔尼亚胡与中间派政党(未来党等)组建的政府中短暂担任司法部长的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及其领导的“运动党”(HaTnua)曾尝试重启巴以和谈之外，几乎没有以色列主流政党将推进巴以和平进程作为竞选纲领。

从以色列的角度看，巴勒斯坦内部权力分散导致由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力量减弱，尤其是2007年之后在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的约旦河西岸“分庭抗礼”,给了以色列相当“充分”的理由说服其民众，即阿巴斯无法代表巴勒斯坦，因此以色列“没有和谈伙伴”。哈马斯拒绝签署《奥斯陆协议》和一些较为极端的行动，也给以色列右翼对其国内“中左派”(即支持巴以和谈与“两国方案”的力量)进行政治打压和边缘化“两国方案”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从军事冲突的角度看，巴以矛盾历时已久，冲突反复发作，双方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轮回。自2007年哈马斯管理加沙地带之后，与以色列发生过数次较为激烈的军事对抗。以色列先后发动了“铸铅”“防御之柱”“护刃”和“城墙守卫者”等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多次军事打击后，尤其是在2021年5月“城墙守卫者”行动中以色列摧毁了加沙地带长度超过一百公里、可能被用于向以色列发动进攻的地下隧道后，叫双方进入一个较为平静的时期。在2023年5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的冲突中，哈马斯并未参与。这一表现强化了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已经被震慑住、不愿意与以色列爆发全面冲突的判断。而发生在2023年10月7日的突袭则证明，哈马斯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战略欺骗，导致以色列对其进攻意图和进攻能力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误判。

(二)以色列情报工作失误的内部原因

除了对巴方意图和能力误判之外，以色列在新一轮冲突伊始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还在于，其高估了自身先进技术手段和军事武器的有效性。在发现对方有通过地道进攻的意图之后，2017-2021年以色列在边境修建了造价高达30亿新谢克尔的地下隔离墙，并于2021年通过军事行动摧毁了部分可能造成安全威胁的地道。此外，以色列还在边境线上加装了无差别自动射击器。除了这些“硬件”之外，以色列对其颇负盛名的情报工作、先进的侦察技术和有强大威慑力量的军事手段都充满自信，认为以上优势足以保障自身安全，不仅可以阻止来自地下的袭击，而且可以抵御来自地面的攻击。事实上，新一轮冲突爆发前，以色列国防军减少了在加沙地带的军队部署，而将安全保障重点放在拥有超过50万犹太定居人口的约旦河西岸。

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色列国内政治版图的变化——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崛起。在2022年12月29日组建的以色列第37届政府中，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派在执政联盟共计64个席位中拥有14席，成为支持内塔尼亚胡成功组阁的关键力量，其领导人也在新一届政府中得到多个重要部长职位，如财政部长。

宗教复国主义的犹太宗教底色让其支持者更加重视“应许之地”的归属。他们以古代犹太国家的名字——“犹大和撒玛利亚”称呼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在全部“应许之地”实现犹太主权。本轮冲突爆发之前适逢为期一周的传统犹太节日“住棚节”(2023年9月29日-10月6日),而10月7日是表达对犹太律法学习热爱之情的“托拉节”。凹由于这些节日的宗教色彩非常浓厚，加上宗教复国主义右翼政客煽风点火，导致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及以色列安全部队与当地巴勒斯坦居民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这也是以色列将安全重心放在约旦河西岸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安全重心转移及军队部署的调动都表明，加沙在以色列安全优先事项中的排位有所下降。

影响以色列对相关情报判断失误的另一个原因是，2023年以来以色列政坛出现新变化。现任政府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犹太宗教色彩最浓的一届政府，执政联盟成员中半数(32席)来自宗教党派，而这些人大多未服兵役，因此难以提供有效的军事建议。而现任政府自2023年年初以来，强力推行旨在限制以色列高等法院权力的司法改革，更是让以色列社会陷入分裂，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很多反对司法改革的预备役军人威胁停止服役。2023年3月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Yoav Gallant)曾被总理内塔尼亚胡解职，因其呼吁政府暂停司法改革，并称围绕立法措施的争议已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21虽然在各界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在数天后就让加兰特官复原职，但类似事件是否导致情报部门的官员出于政治和前途考量而影响其专业判断和信息的及时上报，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总而言之，政治环境和社会矛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色列的情报工作和军事能力。

(三)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未来的设想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曾提出，此次“铁剑”行动的作战目标是要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政权”。他把战争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空袭和地面行动，消灭敌对武装力量，破坏基础设施；第二阶段是消除零星抵抗；第三阶段是建立新的安全框架，为以色列人民和当地创造安全环境。1加沙地带曾经是以色列主动甩掉的“包袱”——人口众多、难以管理、资源匮乏，但以色列无法容忍加沙成为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的大本营，因此重新占领加沙的主张在以色列也有一定的支持者。然而，总体上以色列对占领加沙并无多大兴趣，以色列主要看重拥有“圣经土地”的约旦河西岸。鉴于此，对于加沙地带，以色列可能更想由某种代理——“安全政权”进行治理，但关于“安全政权”的构成，以色列目前并无统一意见。

无论如何，新一轮冲突让巴以问题重回国际视野，并成为国际政治议程的重要部分。同时，冲突开始时以色列方面遭受的重大损失也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以色列军队和社会的信心。从中长期看，新一轮冲突可能会将近年来陷入严重分裂的以色列社会的主要关注点，从司法改革和社会公正等内部事务转向巴以冲突和国家安全等方面，而停滞多年的巴以和谈与“两国方案”也许有机会被重新提上政治议程。然而，由于以色列要从这次重创中恢复过来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以色列国内支持和平进程的中左翼力量想要短期内恢复并推动巴以和谈，可能会比较困难。（作者：王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以色列和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