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演进动力、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

内容提要：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在多种行为体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系统，有其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近年，中美博弈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主要特征，受此牵引，日本、俄罗斯、印度、东盟等行为体持续进行战略调整并引发地区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次区域安全态势的差异性改变，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新发展、新变化。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将更趋复杂多变。鉴于此，中国应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在加强实力建设的同时，清晰、具化自身周边战略，增加周边国家对华可预期性与战略互信，进而携手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当前，中美博弈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最显著的特征。中美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各自具有优势，围绕地区秩序重构的博弈是一个持续攻防互换的长期性过程。受此影响，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东盟等地区主要力量不断对内调整安全战略，对外纵横捭阖，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安全态势，从而形成中国周边地区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地区规则、机制乃至秩序重塑的宏大场景。同时随着特朗普在2025年初再次执政，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受此影响，一方面美国自身的“印太战略”或将面临新一轮调整，另一方面俄乌冲突或将出现拐点。特朗普政府声称的促和停战是否能够实现，俄乌冲突结束后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全力以赴”转向“印太”，转向中国，这些问题都将深刻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走向。因此，在变乱交织的历史时刻，根据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特有的格局架构，加强学理性研究，总结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与动力，预判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基于“四梁八柱”的有机统一体

把握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发展规律与时代特征，需要从理解“周边”“周边安全”概念入手，构建一套相对稳定的分析框架。较之于其他国际关系概念“周边”“周边安全”较晚才出现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与学术研究当中。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人民日报》为考察依据，改革开放初期，“睦邻”“近邻’“邻邦”等概念陆续出现，最终以“邻”作为连接纽带的国家汇聚成“周边国家”“周边关系”。1987年,“周边环境”概念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张爱萍将军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撰文指出，我国周边环境还存在着多种不安全的因素。1988年，“周边”概念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指出，中国一向重视同周边各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关系，特别关心亚洲的和平与稳定。199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周边国家”与“周边环境”。报告指出，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现在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全方位的良好状态。至此，“周边”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层次和外交板块，之后更是被置于外交全局首要位置，凸显战略重要性。

“周边”的外延确定则经历了从双边、次区域再到一体化的过程。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周边的内容始于“邻”，即邻近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和南亚。在首次使用“周边”概念时，报告仍然是按照重点国家加上东南亚、南亚两个地区的结构对当年周边外交情况加以阐述。21世纪初以后，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始减少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的内容，更侧重于以周边作为一个完整板块，阐述周边政策的调整与周边形势的变化。相对来说，“周边”概念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初期，相关成果就侧重于对整体形势的研究。 此外，近年来，学术界还出现关于“大周边”与“小周边”、“软周边”与“硬周边”的讨论。2023年，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对于周边的范畴与周边国家的数量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即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四个次区域以及各区域内的国家，这一界定标志着“周边”范畴在官方层面得到权威性的认定，形成明确的共识。这种官方界定有助于消除以往对“周边”概念理解上的模糊，为区域合作、外交战略制定以及学术研究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框架。

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学术研究，周边安全议题始终是周边研究的重点，这是由现实需求所决定的。而分析和认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则至少需要把握历史视角、整体视角与中国视角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视角。国际格局的变化深刻影响周边安全环境的演变，决定了周边安全环境的时代特性，也决定了中国对周边议题关注的阶段性变化。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三次重要转型。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到冷战结束，周边地区深受美苏对抗影响，中国政策界与学术界对周边环境的关注集中于安全领域；第二次是冷战结束到2010年前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更多受到本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的影响，尤其是苏联解体使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安全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中国的国防力量重心开始向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带转移，中国的国家资源在整体上进一步从传统安全领域转向经济领域;第三次是进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美战略博弈的形成以及由此引发的、正在进行中的地区秩序重构;受中美战略博弈、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三大因素影响，周边国家与地区组织的安全观发生转变，安全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军备竞赛重新升温，各类安全机制渐次形成或者重组，从而开启一个多种力量、多轮博弈经济与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长时段进程。

第二，整体视角。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按照罗伯特·杰维斯的系统理论，系统(system)具备两点:一是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相互联系，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二是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征和行为状态。映射到中国周边地区，国家个体、双边关系、次区域态势等多因素、多层次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经纬交织的周边安全系统。从纵向来看，第一层级是主要地区国家与地区组织自身安全观、安全战略的演变以及对华关系的变化。其中，四个行为体的综合实力与地区影响力突出，即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东盟。第二层级是次区域的地缘政治特性及其阶段性变化，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第三层级是整个中国周边，这一层级的研究强调地区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及其对第一、第二层级的影响，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以及当前的中美博弈。第一、二层级之间具有密切互动关系，这也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研究的特色之一，即四个主要行为体分别对应四个次区域，并在各自区域内发挥重要影响力，即日本一东北亚、俄罗斯一中亚、印度一南亚、东盟一东南亚。因此，中国在处理各次区域的事务中，需要重点管理与该地区主要力量之间的关系。而第三层级则同时作用于第一、二层级，如中美博弈对地区国家以及对各次区域的不同影响。需要强调的是，第一、二层级具有战略自主性并形成与第三层级的互动，如东明并非被动地接受中美博弈造成的冲击，而是通过其主导的地区机制牵引中美对东盟政策的调适，利用大国博弈获得来自中美日乃至更多域外国家的军事经济投入等。因此，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一个变动中的有机体，而非简单的不同国家、次区域的拼凑与组合。

从横向来看，是指一些因素超越或打破了上述三个层级或是四个次区域之间的界限，具有更广泛的影响。一是近年来爆发的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它们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也是长期性的。例如，虽然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但因情所暴露出的供应链脆弱等问题，推动了美国采取重塑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战略。美国与盟友、伙伴建立双边和小多边联盟，将产业链转移到“近岸”生产或“友岸外包”，以取代“离岸外包”对中国的依赖，企图在全球供应链布局中实现“去中国化”的目的。供应链安全成为美国地缘政治竞争战略的重要一环，而中国周边地区则是美国实施该战略的重要地带。二是安全热点问题在某一时段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焦点，如果矛盾激化会显著冲击整体周边安全环境甚至产生破窗效应。例如，近年来南海问题高温不下，美国及其盟伴国家频频在南海进行各类军事活动，中国则对其作出相应回击，南海海域因此发生意外军事摩擦的概率显著增加。第三，中国视角。周边是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概念，意味着更多从中国视角出发，观察、处理与中国相邻区域的安全事务。谈及周边与中国关系，既有研究常常回溯到百年之前，从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衰落谈起，由此强调周边是中国安全和发展的“生命地带”，即周边既是中国安全疆界的延伸，也是中国安全的屏障：周边不稳，中国不稳;周边稳定，中国稳定，这也是中国学者的“周边情结”所在。中国本身就是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加，中国日益具备经营与塑造周边环境的能力，中国自身实力增长与政策实施对于周边国家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牵引作用，这就要求中国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要兼顾战略自信与战略审慎，平衡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周边大局双重目标，通过多种方式减少分歧，增加战略互信与共识，与周边国家相向而行。结合上述理论探讨，从现实需求出发，本文将选取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后至今为研究时段，重点探讨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地区主要力量多轮博弈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

二、中美博弈是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主要特征

当前的中美博弈态势是中国与美国经过多轮攻防转换后形成的。事实上中国的实力发展与相应的地区方案推进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并未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而美国的地区方案调整则是以中国为目标，其对华政策经历了从竞争与合作并存，转而走向全面遏制的过程。

冷战结束后，美国曾在中国周边占据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中国则与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聚焦经济发展，共同推动了亚太区域合作。这一时期，中美在亚太地区以和平共处为“主旋律”。但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这意味着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时，中国实力增长的进程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关系日益密切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为紧密、互动空前密切。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因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积极运筹外交全局，突出周边在中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新理念，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安全观、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等，并确立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

对于中国实力的增长与影响力的扩大，美国更多视为一种对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挑战和威胁，因此，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放弃长期采取的“离岸平衡’战略，开始“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利用同盟体系“推回”中国，维护与重塑自身的秩序主导权。特朗普1.0政府开启后，推出“印太战略”，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指责中国寻求“把美国赶出亚太”，鼓噪中国借助“掠夺性经济”“南海军事化”等手段谋取地区霸权。此后，美国国内加速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及其地区战略的调整，即对中美关系的定义从竞争与合作并存，转变为全面战略竞争，并逐步以全政府、全手段的方式聚焦亚太地区，其战略目标指向也从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应对朝鲜半岛局势，转到关注亚太地区内部的安全挑战，再到完全转向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对此，中国不得不加以回击与应对，从而形成中美博弈之势，而这也成为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最显著的时代特征。

“印太战略”出台至今，美国在中美博弈中更具进攻性与主动性，其建立的盟伴体系对于整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搅动与牵引更为显著，因此探讨中美博弈的发展现状及其地区影响，需要集中考察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进程。首先，中国周边地区成为美国对华“规锁”的重点地带，实施“印太战略’是其主要“抓手”。正如特朗普1.0政府和拜登政府所声称的，“中国是现有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的最主要挑战者”“中国正在胁迫全球，在印太地区最为严重”“美国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要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为此，美国致力于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相互联系、繁荣、安全、强韧的印太地区，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前所未有的紧密合作”。

“印太战略”始于特朗普政府1.0时期，美国打着“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旗帜，强化双边同盟，复活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OUAD，简称“四边机制”)，重点在安全领域针对中国“排兵布阵”。但是，受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单边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印太战略”实施整体成效有限。到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出台“一体化威慑”作为总体战略指导思想，同时显著强化“印太战略”的多边主义与盟伴体系特征，两者叠加，形成了一整套在周边地区遏制中国的战略体系。

其次，强化盟友与伙伴体系是拜登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关键。在中国周边地区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始终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基石，其主要措施包括将大量军事力量转移到中国周边地区，优化战略资产部署，推动自身与盟友的军事现代化建设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视多边主义、强化盟伴体系建设是拜登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区别于特朗普政府版“印太战略”的主要特征。按照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说法，盟伴网络是美国巨大的战略优势，它放大了美国的实力，投射了美国的力量，加强了美国的安全。

拜登政府对盟伴体系的建设经过了从“圈地运动”到“深耕细作”的转变“圈地运动”主要在2023年左右完成，意即建立或深化一系列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安全机制，不断扩大合作机制的数量与议题，如O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简称“奥库斯”)，美日韩、美日菲、美菲澳、美日菲澳(SOUAD)等小多边机制，以及推进“五眼联盟”、七国集团(G7)乃至北约与“印太”盟友的对接等。其中，OUAD具有统领全局之势，合作范围逐步从安全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公共卫生、教育等全领域;AUKUS重点聚焦核动力潜艇制造、海底能力、量子技术等特定领域的深度合作;SOUAD作为“后起之秀”于2024年得到快速发展，强调在以南海为核心区域的西太平洋形成一支“对中国具有威慑力的联合力量”这三个机制的定位具有“更直接、更集中更现实的安全和军事保证及威慑色彩”而美日韩、美日菲、美菲澳等机制则偏重地域属性，分别对标东北亚、东南亚和南海地区。

2023 年开始，美国对“印太”地区盟伴体系的建设转向“深耕细作”，即在保持自身核心地位的同时，深挖、速推盟友间的合作，尤其以日本、菲律宾为“双中心”，强化美日、美菲同盟，助推菲日、菲澳合作，在此基础上建立美日韩、美日菲、美澳菲等小多边机制。在打造“印太”盟伴体系的同时，拜登政府还拉拢北约国家介人“印太”事务，推进“印太”北约化与北约“印太化”的相向而行。在美国的统筹下，这些机制均以加强安全信息共享、提升联演联训、强化互操作性等为主，机制间联动性不断加强，体现了美国有计划地整合盟伴体系的战略布局。

最后，美国自身是决定“印太战略”生命力的关键。影响美国“印太战略’实施效果的因素很多，不仅取决于盟伴各国国内政局的变化，更要面对特朗普2.0政府的冲击。为此，在拜登政府任期的最后半年，美国与“印太”盟友加快了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2024年7月，日菲签署“互惠准入协定”；7至9月间，美日菲澳密集举行外长、防长“2+2”会谈：11月，美日韩举行峰会宣布了一系列加强三边合作的制度化措施，包括成立三边秘书处以“负责协调和落实共同承诺”等;11月中旬，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再次访问澳大利亚、菲律宾、斐济等国家，凸显拜登政府试图在最后时刻安抚盟友的战略焦虑，最大限度维护其四年“工作业绩”与“遗产”的意图。

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后，与“印太”盟伴展开了一系列互动。2025年2月特朗普先后与日本、印度领导人会晤，国务卿鲁比奥参加了“四边机制”部长级会议，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先后与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等国防长进行了电话交流。在美菲防长首次通话中，双方再次确认“在南海地区重建威慑的重要性”这一系列外交举动意味着特朗普2.0政府暂时延续了拜登政府版的“印太战略”，但是鉴于特朗普政府热衷于将关税作为武器，并强调盟友进行防务分担等，中国周边国家对于美国“印太战略”的走向仍然疑虑重重，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应对，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各国不同程度地加强对华接触，以此作为对冲“特朗普冲击”的主要手段。

三、地区力量多轮博弈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主要动力

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东盟是中国周边地区的主要行为体，在地区事务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其所属的各个次区域。面对中美博弈，这些行为体作出不同战略选择，大致分为追随美国、与美对抗以及两边下注三类。需要强调的是，受俄乌冲突爆发、美国政府更迭等多因素影响，各行为体的政策选择并非一以贯之，即使是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盟友亦然，这反映了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与灵活性，这种特征增加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一)日本支持美国“印太战略”，持续参与美国同盟体系建设

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出台的始作俑者之一，美国“印太战略”的坚定支持者和深度参与者，也是参与美国在“印太”地区各类安全机制最多的国家在此过程中，美国不断加强对日战略牵引，但日本同时也保持了一定的主动性。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的安全观、大国观发生重大转变。2022年底，日本完成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修订，决定在 2027年把军费提高至GDP的2%，同时发展进攻性武器，扩大安全行动范围以及扩张“准同盟”网络，这标志着二战后日本“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出现“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也确定了此后5至10年日本安保政策的方向。2024年7月，日本公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声称，“中美战略竞争激化和台海局势紧张、朝核开发进展、中俄战略协作”是日本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体现了近年来日本防卫政策所具有的进攻性与外向性，凸显了其以价值观划线，制造阵营对立，渲染地缘冲突的特征。与安全观转变相一致，日本坚定地加强与美合作。美日高调宣示两国“全球伙伴关系”定位，在 2024年4月的首脑会议上，双方达成了涵盖各领域的合作协议，特别是在军事一体化、国防工业合作、同盟网络化建设、关键和新兴技术合作以及相互投资等领域。7月，美日外长和防长“2+2会议”举行，双方协商要强化日美军事司令部，扩大威慑力，美国将改组驻日军事指挥部，深化与盟国军队的协调。同时，日本深度参与美国“印太”盟伴体系建设，包括加强日菲、日澳双边合作以及美日菲、美日澳、美日韩、美日菲澳等小多边安全机制:长期为美国“印太”盟伴体系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在 2023 年建立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机制;强化与欧洲国家的战略协同，在美国推动“印太”盟伴与“北约”对接中发挥助推作用等。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对俄实施严厉制裁，扩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同时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2022年美日韩举行多场高级别对话，到2023年初，日韩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形成密集性首脑会晤，为美日韩进一步强化合作铺平道路2024年，美日韩重点推进三边合作的机制化、制度化建设。一方面，拜登政府多次重申，将通过美韩、美日联盟加强延伸威慑合作的承诺:另一方面，三方反对“朝鲜决定向俄罗斯派遣军队对乌克兰作战”，认为这将扩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不仅如此，美日韩还声称，三方合作是为了维护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主张”以及关注“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这反映出三方合作从东北亚向更广泛的“印太”地区扩展的趋势。此外，美日韩的合作逐步向产供链、半导体、芯片、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多领域拓展，反映了经济安全化与藉经济合作强化安全共同体的态势。

但也应该看到，美日韩合作并非“铁板一块”。为了应对美、韩国内政权更迭带来的冲击，日本开始主动改善对华关系。202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日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重申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此后日方表示，将为实现外长互访、恢复中日人文高级别交流对话、中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机制加快协商。回顾2018年前后，时任安倍晋三政府面对特朗普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曾一度通过多种形式启动中日对话交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以及共同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即使身为美国盟友，日本的选择仍然是从本国利益出发，面对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日本政策或将再度回调。

当然，日本这种政策回调必然是有限度的，美日同盟关系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2025年2月，日本首相石破茂访问美国，成为特朗普就任后、继阿根廷总统之后第二个访问白宫的外国元首。访问期间，日美双方表示将继续加强同盟的威慑与应对能力，针对在该地区面临的挑战展开密切合作。类似日本这种采取两面性政策的国家，在周边地区并不少见，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

(二)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持续在亚太地区寻求国际空间

俄罗斯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具有长期而重要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正常化，俄罗斯不再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俄罗斯对中亚地区具有主导性影响力，同时也是东北亚地区的“利益攸关方”之一。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交恶，2016年，俄罗斯出台“大欧亚伙伴关系”方案，希望以此作为亚太新秩序的载体，通过重塑地区均势使俄罗斯成为亚太新秩序中的重要力量。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视中俄均为“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但同期出台的美国“印太战略主要针对中国，美俄尚未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直接对抗。因此，俄罗斯持续在亚太地区寻求外交多元化与力量平衡建设的进程并未被打断，例如，2021年俄罗斯与多个亚太国家实现首脑会晤，并出席了东盟主导的一系列地区对话机制。

俄乌冲突爆发后，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2023年3月，俄罗斯发布新版“对外政策构想”，加速“向东看”“向南进”，加强同中国、印度的关系对中亚国家奉行“拉紧”政策。2024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正式将“欧亚地区安全架构”(以下简称“架构”)从倡议转为外交议程，并将“架构”的相关讨论纳入俄白联盟、中俄关系以及上合组织等双多边议程。“架构”在地理空间上从传统的俄罗斯主导的“小欧亚”向覆盖亚欧大陆整体的“泛欧亚”延伸，包括了整个中国周边地区，议题则从传统安全扩展到非传统安全等广泛领域，其根本目标是形成去美国化的、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架构”可视为俄罗斯为抗衡美国提出的地区新方案虽然受俄乌冲突的牵制，俄方实施“架构”面临很大困难，但基于长期经营俄方至少在中亚、东北亚两个方向具备与美抗衡的能力。

此外，近年俄罗斯将东南亚视为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地域，除了加强与东盟的对话外，俄罗斯还积极开展双边外交。2024年6月，普京访问越南，双方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俄方认为，“在美国极力拉拢越南的背景下，普京访越对巩固俄越的历史友好关系以及'转向东方’非常重要”同年11月，俄罗斯与印尼举行首次海上双边军演“奥鲁达-2024”。

(三)莫迪时代的印度在中美博弈中摇摆前行

2018年至今，三个现象的同时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印度面对中美博弈的立场选择与战略调整，即印度进人莫迪强人政治的长周期，美国将印度视为实施“印太战略”的关键合作伙伴，以及中印关系较长时间处于低位徘徊状态受此影响，面对中美博弈加剧，印度虽然号称坚持“多向结盟”，但实际上采取了“倚美制华”的路线。

自美国“印太战略”实施以来，美印关系不断实现新突破。双边层面，美印在优先大幅提升防务合作水平的同时，不断推进在经济、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2022年，印度加入美国提出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2023年，美印举行“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会议，展示了两国通过高科技领域相互绑定、深化战略合作的态势。 在多边层面，“四边机制”的合作从最初的安全领域逐步向多领域合作扩展，在2024年9月召开的“四边机制”峰会上，四国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等领域达成一系列新的合作共识，同年10月，四国海军在印度洋举行年度“马拉巴尔”联合训练。不仅如此，依托于“四边机制”，印度与日澳的双边关系也显著提升，美日印还形成了峰会机制。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中印边境问题持续发酵，双边关系降至 1962年以来最低谷。不仅如此，近年来印度对华政策还凸显“泛安全化”特征。印度将边界问题与两国关系正常化挂钩，反华政策从防务领域的对峙发展到经贸投资领域的“脱钩”以及双边人文交往的“断流”。从表面看，中印关系紧张起因是边界问题，但深层原因是中印实力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印度对华不满，特别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势崛起，进一步强化了印度的反华情绪。因此，印度试图利用中美博弈，推动全球产供链向印度转移，塑造更有利于印度发展的地区与国际环境。

不过，区别于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国，印度参与美国“印太”安全事务较为有限，它更关心的是南亚与印度洋事务。同时，莫迪政府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多向结盟”的外交政策。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虽然美欧国家多番“劝说”，但是印度仍然与俄罗斯保持了密切合作关系。在上海合作组织以及金砖国家的框架下，印度与俄罗斯、中国也形成了一定的战略协同。到2024年下半年，印度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中印关系出现回调迹象。2024年10月，在金砖峰会召开前夕，中印分别宣布就边境巡逻达成协议。在金砖峰会期间，中印两国领导人举行了时隔五年后的首次会晤，积极评价了双方通过密集沟通就解决边境地区有关问题取得的重要进展，双方同意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10月30日，双方一线部队正式完成脱离接触，这标志着从2020年开始的中印边境对峙结束，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实现了显著降温。此后，中印进一步达成共识，争取在恢复直航、互派记者、便利签证等方面取得实际进展。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印关系重启再出发，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印度立场的改变缘于其国内政治的变化及其经济发展的对华需求，但是这种改变是否能够持续，仍需观察。

(四)东盟坚持战略自主，力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在中美博弈加剧的态势下，东盟在本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而历史实践表明，东盟“中心地位”的续存有赖于特定的外部环境，即域内外大国之间具有合作意愿而非竞争关系，大国认可东盟的地位，以及东盟能够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因此，面对中美竟相伸出的“橄榄枝”，东盟坚持大国平衡，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多数东盟国家认为，中美博弈对国际环境的走向具有决定意义，东盟处于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必须避免被夹在中美之间或被迫做出选择。因此，东盟呼吁中美两国达成“战略包容”，寻求共同利益，避免“迎头相撞”。在实际应对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统一性和“中心地位”,2019年，第34届东盟峰会通过了《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ook on the Indo-Pacific，以下称《展望》)。《展望》强调东盟语境下的“印太”与美国盟伴使用的“印太”概念存在本质区别，即东盟不以遏制中国为目标。同时，《展望》更为强调合作与发展，提出了东盟优先发展的四大方向，即海上合作、互联互通、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及其他领域。

新冠疫情结束后，东盟加快提升战略自主性，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首先以《展望》作为复苏地区经济的愿景规划，对内指导成员国的发展议程，对外推动中美日韩等国以联合声明的方式确认在《展望》框架下与东盟开展合作。共同将本地区打造成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其次，依托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通过议程设置、多方斡旋，努力推动中美俄等参与各方承诺避免地区冲突，以凸显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作为“中间桥梁”的特殊作用与不可替代性。最后东盟支持“全球南方”合作，希望藉此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中美两国，东盟在坚持大国平衡的同时，试图“分而治之”。东盟希望在安全上更多借助美国提供的保护，在经济上则倚重与中国的区域合作。近年来，东盟国家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参与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同时也与中国建立双边命运共同体，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倡议积极回应。

综上，在中美博弈不断加剧的地区背景下，地区主要行为体不断进行战略调整加以应对，而这些战略调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其原因至少包括:

一是各行为体的地缘政治特性、政治文化传统等多因素发挥作用，如日本韩国等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印度外交长期坚持不结盟的基本原则，而坚持大国平衡立场则是东盟维系自身统一性与“中心地位”的前提条件，等等。

二是地区或国际突发事件的影响作用，如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两大事件均对中美博弈起到发酵作用，加速了周边地区的阵营对抗。特别是俄乌冲突的爆发，短期内引发了地区中小国家的粮食危机或能源危机，甚至成为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家政治动荡与政权更迭的导火索之一:长期性影响则是导致部分周边国家安全观与安全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如日本不仅借机增加军费预算，而且转向进攻性防务政策，新加坡等国则试图增加武器购买、强化防务自主能力，等等。三是中美两国政策的阶段性调整。较之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美国特朗普的两次执政均引发地区国家政策的摇摆，即使坚定如日本、韩国这样的美国盟友也因特朗普1.0政府的“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而主动加强对华接触，而同样的情况随着特朗普2.0政府的上台或将再次出现，这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概言之，中美博弈对于周边地区主要力量的战略调整具有重要牵引作用，同时在其他因素影响下，这些行为体的战略调整与政策实施具有较大差异性和不稳定性，相互间形成多轮博弈，从而增加了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四、次区域安全态势的差异性与整体周边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

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各类传统安全问题重新升温，地区主要力量不断分化组合，各次区域安全态势的差异性显著。随着特朗普 2.0政府的到来，美国“印太战略”或将处于转折点，周边各国由此形成的战略焦虑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将进一步增加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一)中国周边次区域安全态势显著分化

中国周边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与中亚四个次区域，受历史、地理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各自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特征。因此在中美博弈的冲击下，其安全态势不断分化，突出表现为东南亚、中亚地区局势较为稳定，东北亚的阵营对抗已经形成，南亚则趋向地区分裂与阵营对抗。对于四个次区域态势的准确研判，是把握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现状与发展趋势的重要一环。

在东北亚地区，在美国“印太战略”与俄乌冲突的双重作用下，朝俄“北两角”与美日韩“南三角”的对峙不断加剧，阵营对抗已经形成，传统安全风险进一步提升。正如前文所述，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美日、美韩同盟关系全面提升，日韩关系和解，美日韩三边联动加强，安全合作的机制化进程显著加快，其根本目的是将东北亚变成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和支点。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为转折点，阵营对抗在东北亚地区迅速形成。一方面，日本、韩国追随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美日韩三边合作对抗俄罗斯与朝鲜的态势显著加强。另一方面，俄罗斯与朝鲜的战略协调不断加强，2023年俄朝实现首脑会晤，2024年俄朝关系更是突飞猛进，两国签署并生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模糊的军事同盟关系。对此，美日韩高度重视，不仅持续炒作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和派兵作战事宜，而且以此为由，拜登政府多次重申将通过美韩、美日联盟加强延伸威慑合作的承诺从而加剧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导致东北亚地区形成阵营对抗。

在南亚地区，美印对中巴的博弈持续进行，地区体系性对抗明显。近年来南亚地区的力量失衡状态加速，印度经济“一枝独秀”，与其他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逐步从产业互补型转变为中心一外围模式，加之其在安全上的优势，印度对于南亚事务的主导性在加强，地区政策从“邻国优先”蜕变为“印度优先”。 对此，美国给予积极支持，认可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发挥“首要力量”和“区域支柱”作用。作为交换，印度接受美国在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存在。美印强化合作的重要动因是将中国作为“共同威胁”，希望联手在南亚地区阻击中国的影响力，侵蚀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基础，这导致阵营化趋势在南亚地区同样明显。不过，随着2024年底中印关系的改善，南亚地区的阵营对抗或将缓和。此外，多个南亚国家的政局动荡给该地区稳定蒙上阴影。其中，尼泊尔政坛反复出现重大变动，孟加拉国政局突变并引发严重骚乱。值得关注的是，涉华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南亚显著上升，巴基斯坦成为恐怖主义频发的重灾区，并对中国的海外利益构成直接冲击。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控制力下降，中亚地区重回大国博弈状态。当前，美国与西方国家通过领导人互访、扩大经贸合作等手段，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不过，俄罗斯依托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与中亚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面对本地区大国博弈的升级，中亚五国从抱团崛起的外交中尝到了甜头，持续推进多元平衡外交方针，力图保持战略自主性依托于“C5+1”机制。中亚五国与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分别举行峰会同时积极发展与欧盟、中东、印度等的合作关系。中亚地区现状为中国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契机，2024年7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哈两国元首宣布在更高水平上进一步巩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中国与中亚国家基于战略伙伴关系，全部达成了推动建立不同内涵和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共识。

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东南亚地区总体稳定，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这使得东南亚地区成为各种力量关注的焦点，也为东盟在面临大国竞相拉拢与施压并举之下能够重塑战略自主与地区韧性提供了保障。东盟在引导大国聚焦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的同时，强调加强对于公共卫生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与地区合作，这与美国盟伴体系热衷于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形成鲜明对照。总体来看，当前东南亚地区仍然处于大国博弈的胶着状态，东盟的主导性地位面临挑战但仍未丢失。

南海问题始终是美国“印太战略”安全议程的核心问题之一，美国一方面推动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与台海问题的联动，另一方面借此扩大盟伴体系并深化盟伴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在海上形成对华“规锁”。这其中，作为南海当事国的菲律宾，在小马科斯执政后积极配合美国部署，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挑衅特别是在2023至2024年间，围绕仁爱礁、黄岩岛问题多次制造事端，甚至为了扩大事态，博得国际舆论“同情”，对华施压，故意制造船只相撞的“碰瓷”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仅如此，菲律宾还试图借用东盟平台对华施压。对此，东盟多数国家持反对立场。2024年东盟峰会联合声明指出，东盟对南海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各方需要加强互信，展现自我克制，避免争议升级以及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各方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等等。在实践中，东盟国家与中国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致力于努力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

(二)整体周边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但仍处于可控状态

在各次区域安全态势差异性加大的同时，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在整体上仍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一是传统安全问题重新占据地区安全的主要议程。例如，受大国博弈影响各类地区安全机制主要聚焦南海问题、台海问题、朝核问题等传统安全议题本地区各类军事演习次数显著增多，实战性增强，挑衅度加大;地区军备竞赛持续进行，新加坡等中小国家受俄乌冲突影响，试图通过对本国军备的提质升级来增加防卫能力，菲律宾等部分国家则利用南海问题挑起事端，实现从美日澳等国获得更多军事援助的图谋，特别是2024年以来，菲律宾试图将美国“堤丰”中程导弹系统永久性部署在其本土;美日韩三方则以朝俄合作为借口推进美国对日韩提供延伸威慑的进程。上述举措客观上加大了国家间不信任乃至敌意，推动中国周边地区走向阵营对抗。

二是“泛安全化”态势突出，推动周边地区形成全面的体系性对抗。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泛安全化”逐步深化，其具体措施包括广泛的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机构改革与产业政策调整等。聚焦到中国周边地区，美国打着“经济安全”的旗号，在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区国家的合作中，不断从安全领域向关键性矿产资源、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领域扩展，形成“去中国化”的产供链。“泛安全化”还表现在近年的印度对华政策方面，即将边界问题与两国关系正常化挂钩，反华、排华措施广泛推行到贸易、投资、人文交流各个领域。在美国及其盟伴国家以“去风险”“去中国化”为目标的“努力”下，更多中小国家不得不“选边站”，最终将导致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格局走向分裂，这也与让本地区长期受益的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模式背道而驰，进而削弱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三是“求和平、谋发展”，仍然是多数国家的共识。尽管各种地区力量博弈不断加剧，但各方均无意发起大规模军事冲突。即使是美国，也更多希望联合盟伴国家、通过“一体化威慑”保持战略优势，遏阻中国，而中国则选择以非战争手段维护开放、包容、聚焦发展的地区秩序构建。因此，中国周边地区处于斗而不破之中，整体安全大局仍然可控。

(三)“特朗普冲击”下未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存在更多变数

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基于对中国实力增长的错误认知，美国将延续遏制中国的基本立场。抑制中国的战略竞争力、重新拉开美中的力量对比差距，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采取的对华战略，这将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持续动荡中。

对此，周边各国普遍出现战略焦虑，它们高度关注特朗普2.0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及其对本地区的影响。例如，在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担心特朗普政府重新采取“单边主义”与“美国优先”,举起征收关税的“大旗”，破坏各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为此，各国一方面努力与特朗普政府加强接触，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多元化，对冲特朗普执政带来的影响乃至风险。正如一些东南亚学者所指出的，若东南亚能够团结一致提供合作空间，美国或许会跟随区域的引领，而非单方面施加影响，东南亚的“团结一致”既表现在重塑东盟的统一性与“中心地位”，实现大国平衡甚至是对大国的引领，也表现在更广阔范围内加强参与“全球南方”的力量建设，这也是当前周边中小国家的普遍选择。2024年，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3个国家成为金砖国家的伙伴国，2025年1月，印尼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国，对此，印尼外交部表示，印尼申请加入金砖并非选择站在某一特定阵营，而是希望通过这一平台，能更加自由地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声，推动维护共同利益……印尼将致力于通过多边合作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全球秩序。对此，中国给予了积极支持。地区中小国家的力量壮大将对中国周边安全秩序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从基本立场与主张来看，它们与中国提出的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五、结语

当前，全球处于百年变局之中，中国周边地区亦然。在变局中把握相对的“不变”，通过认识周边安全环境构成的主要因素、发展动力与阶段性特点，特别是把握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将有助于中国抓住主要矛盾，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举措。

从本质上来说，现阶段中美博弈的核心是在中国周边地区乃至整个亚洲构建什么样的地区秩序的问题。一种是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发展优先，致力互利合作;另一种是重拾冷战旧思维，再搞封闭式集团政治，把地区国家按价值观分类，将区域经济阵营化，甚至将亚太安全“北约化”。上述两种不同的地区秩序将从根本和长远上决定地区各国未来的前途与命运。

特朗普2.0政府带来的新一轮冲击，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在于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应着眼于战略布局，及时出台周边战略强化周边各国的对华可预期性，以应对特朗普2.0带给周边地区的不确定性从而与更多地区国家携手共同推动地区发展与稳定。中国应特别关注中小国家群体的崛起。当前，这一群体力量不断壮大，正在成为迟滞地区阵营对抗形成、维护地区合作的重要平衡力量，它们的选择将关系到周边地区秩序的走向。

2023年底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方案为中国制定并出台周边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指引。中国应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持续推动全球三大倡议优先落地周边，通过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周边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特别是围绕新质生产力开展双多边合作，在产供链发展中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增加与周边国家的黏合度，通过互利共赢强化命运与共;通过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管控地区安全热点，关注地区中小国家的安全需求，聚焦打击跨境犯罪、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合作，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提升中小国家安全治理能力，以发展促安全，以合作促安全:通过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发挥文明筑底的作用，不断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与战略互信，为可持续性发展合作与安全合作提供动力。（作者：张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