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遏华战略中的少边部署与中国应对

内容摘要：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半期以来，美国纠集特定盟伴组建针对中国的少边机制，成为其遏华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美国政府超越党派的重要遏华战略选择，这一努力在拜登政府时期达到高潮，并很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继续推进。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机制既满足了美国牵制甚至打压中国的战略需求，又能通过盟伴分担政策成本，并降低美国被牵连的风险。因此，在既有同盟体系和多边主义框架难以充分遏制中国的情况下，这种少边机制成为美国的重要政策选项。美国不仅可以利用这些少边机制挑动其他国家在南海等议题或事件中损害中国的主权与安全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结构性布局，美国正试图在安全、权力与制度等层面塑造对华不利的博弈态势。谋势历来是中国在战略思维上的特点，中国在政策层面也应该进一步强化谋势的能力，特别是要利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全球与地区层面的国际局势变化，把握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地区合作上的共同利益和政策取向，以开放的多边主义削弱美国少边部署的存在基础，最终塑造于我有利的博弈态势。

一、研究背景与主要问题

决定大国博弈成败的关键往往不在于具体议题上的得失，而在于能否谋划并形成对己方有利的整体国际态势。从这一视角来看，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半期以来，美国推行了以“四方安全对话”(QUAD,2017)、“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2021)和“美日韩三边合作”(2023)、“美日菲三边合作”(2024)为代表的安全框架，形成对华“战略少边主义”(mini-lateralism),这一趋势值得高度警惕。通过这些少边部署，美国不仅意图煽动某些国家在中国周边采取挑衅行为，更重要的是还试图塑造一种战略态势，即将传统由多个双边同盟所构成的“轴辐体系”横向连接以一个由双边、少边(minilateral)和多边安排相互交织而成的“栅格体系”(Latticework system)，以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周边的安全、权力与制度优势。在英语文献中，关于美国“印太战略”中少边部署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但这些成果更多聚焦于少边主义的特征及其对“印太”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其如何塑造中美博弈的整体态势。鉴于这一战略部署对中国的深远影响，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学界的研究。然而，笔者发现，当前国内学界在分析中美博弈时，或倾向于在宏观层面分析整体态势，或聚焦于台湾、南海、贸易、网络、芯片等具体议题，虽然对美国的少边部署及其与“印太”秩序的关系已有初步研究，但关于这一部署如何塑造和影响中美博弈整体态势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

谋势是中国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其尚未完全转化为中国对美博弈中的政策优势。《孙子兵法》中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亦强调要“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在对美博弈思维方面，我们常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但“稳定”并不必然于我有利。美国在技术封锁、供应链调整和区域联盟构建等方面的政策持续强化，显示出“稳定”并不意味着政策缓和，而是战略竞争的长期化。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国对美政策仅以维持稳定为目标，可能会陷入战略上的被动。从谋势的角度看，不利于中国的“稳定性”不应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更不能成为中国的政策目标。所以，在对美博弈中需将“谋势”置于更加核心的战略位置。国内对此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在现有的对美博弈相关中文文献中，仅少量提到谋势的概念，而对其进行明确界定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仅有潘忠歧在相关研究中明确提出：“所谓谋势，就是能够有意识地、前瞻性地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格局，掌握和控制历史发展潮流，为维护和拓展核心国家利益，不断创造有利契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他分别从经济增长、战略地位、国际影响和国家形象方面，具体阐述了谋势的重要性。此外，刘雪莲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谋”之“势”主要涵盖三个维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性之“势”、谋划“主体间性”的关系性之“势”以及提升国家韧性能力之“势”。本文认为，在大国博弈中，谋势主要是指超越一时一事一地的得失，谋划并推动有利于己的整体博弈态势，尤其是在安全环境、权力对比和制度构建三个关键维度上形成优势性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这一角度为研判对方行为与制定我方对策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基于谋势这一角度，我国政策界与学界应高度重视近些年来美国遏华战略中的“少边部署”,并围绕如何塑造于我有利的中美博弈态势，提出合理且有效的建议。为应对美国在我国周边的遏制政策，中国先后提出了“亲诚惠容”“真正的多边主义”等政策理念，并强调“广袤的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国际格局观。其中，“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塑造全球合作环境、削弱美国单边遏制能力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需要承认的是，在中层的政策设计上，特别是在针对美国“少边部署”这一具体策略的应对方面，我国仍然存在重视不足与反制手段有限的问题，这种不足限制了我们从谋势的角度对美国的遏制战略进行有效回应。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由于其一贯轻视盟友并推行孤立主义的执政风格，使美国政府在对华博弈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从“谋势”到“谋事”的转变，这种变化在短期内可能削弱美国对盟友的整合能力，为中国应对美国“少边部署”提供一定的“战略缓冲期”。然而，特朗普所继承的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基础不会因此而自动削弱。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实践来看，他在处理盟伴关系时更加重视美国自身利益，但并非完全放弃对盟伴体系的依赖，依然会将其视为重要的战略资产。所以，当前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进一步强化谋势的思维，针对美国已形成的“少边”战略布局，充分利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博弈态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将“真正的多边主义”等政策理念具化为在亚太地区应对美国施压的有效举措。这不仅能够削弱美国的遏制效果，还能推动中国在安全环境、权力分配和国际制度构建等关键领域形成对美博弈的优势，最终构建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二、美国遏华少边部署的实质与特征

美国遏制中国的手段有多种，那么,为什么在传统双边同盟体系以及多边主义框架之外，美国还要推动少边主义部署，并在其外交议程中予以特别强调?这主要与少边主义部署区别于双边同盟、多边主义的本质特征密切相关。这些特性进一步揭示了美国遏制中国的潜在意图。

2.1成员有限且多为美国盟友，因此能够迅速采取行动

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认为，少边主义可以通过最少数量的国家，在解决特定问题上产生最大的影响，同时还避免了联盟政治中集体行动的问题。从既有安排来看，包括美国自身在内，其主导的少边架构一般成员数量为三个，至多不超过五个。这与少边主义的成员数量特征相符。作为不愿受制于多边框架束缚的头号霸权国家，美国偏爱少边主义，因为这一模式可以避免多边框架下常见的集体行动困境，缩短集体决策的冗长程序，便于迅速集中共识并采取行动。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所吸收的少边框架成员往往都是其条约盟友。日、英、澳、韩、菲等美国盟国，不仅对于美国的战略与政策有着高度认同，而且美国可以利用现有的军事基地、联合演习以及外交、国防对话机制等迅速对其施加影响。在此情况下，一些少边安排(如美日菲、美日韩)实际上是将两个双边同盟(美日和美韩、美日和美菲)整合在一起，这种组合模式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共识并采取行动。“四方安全对话”中的印度是一个例外，它并非美国盟友，但之所以受到美国重视，主要是因为其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以及在遏制中国方面与美国有潜在的共同利益，为此美国不惜将原来的亚太战略扩充为“印太战略”。但正因为印度不是条约盟友，其行为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无法像韩国、菲律宾那样容易为美国所左右，所以“四方安全对话”可能是美少边主义安排中具体成效最少的一个。但考虑到印度的作用难以被其他国家替代，美国仍会把印度视为其少边部署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未来，美国预计会继续在这一框架内与印度开展合作，尽管实际效果可能受到印度政策独立性的制约。

2.2通过聚焦涉华涉友议题突出共同利益，以有效动员盟伴为美遏制战略服务

“强调共同利益，而不是共享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联合，是少边主义的显著特征。”对美国而言，其最大的利益在于遏制中国的崛起，以确保其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而对美国的亚太盟伴来说，这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其关切，所以美国往往选择与那些和中国存在重要安全争端的国家结成少边主义安排，因为这样才能够形成所谓的“共同利益”,从而确保这些少边安排能够与美国的遏华战略保持一致。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美日韩和美日菲两个三边安排。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关于朝鲜(DPRK)的内容被提及10次(相较之下，仅有一处提到中国的“非法海上主张”)。声明内容涉及无核化、导弹计划、网络活动、重建对话和人权问题等，充分体现了韩国的核心关切。②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朝核问题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其立场与韩国并不完全一致，这一差异为美国提供了在朝核问题上彰显“美韩VS.中国”态势的机会，将美日韩安全架构变成遏制中国的一个抓手。美日菲架构则以南海问题为核心，南海问题是美国打压中国的重要抓手之一，同时与菲律宾的“主权”利益直接相关，这使得美国在操作该议题时更加得心应手。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还极力利用南海议题拉拢越南。然而，由于越南并非美国盟友，其立场很难为美国所左右，因此越南加入美主导的少边架构的可能性较低。综上，美国的少边主义安排通过聚焦特定议题(如朝核或南海问题)与盟友的利益点进行捆绑，在维护其霸权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战略遏制。

2.3重点是安全合作，突出美国在遏华部署中的战略优势、优先领域与重点需求
有学者指出，21世纪以来少边安排呈现出两个重要趋势：其一是地理上不再受限，其二是主要聚焦安全威胁。这一特点在美国的少边部署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根据美国在相关少边主义安排中发表的声明，其合作内容往往是综合性的，但核心依然围绕安全领域。如在2023年的戴维营峰会中，美日韩确定了深化三国安全合作的指导方针，随后于2024年7月28日，三国防长在东京签署了《三方安全合作框架》,框架明确提出，将高层政策磋商及信息共享、联合训练等机制制度化，以强化三国的安保合作，此外，三方还决定轮流举行防长会谈及参谋总长会议，以确保合作持续推进。另外，美国重点合作的国家，如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均是拜登政府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关键伙伴。所谓一体化威慑战略，旨在将较分散的多域战部队与盟友力量进行联网，从而建立一支新的分散但高度互联的部队，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集体行动整合盟友的力量与资源，从而大大增加整体打击力量的规模和速度，以适应现代或未来战争环境的要求。在这一战略下，美国借助岛链布局试图达到对华海上封锁的效果，但在更靠近中国的第一岛链中，尤其在东南亚和南海方向，岛链存在明显的“断链”问题，无法达到全方位遏华制华的作用，这也成为拜登政府极力拉拢韩国和菲律宾的重要原因。总体来看，美国少边部署的安全合作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政策协调的机制化，通过建立外长、防长甚至是首脑层面的定期会晤机制，确保政策及时协调，形成统一行动步调；二是安全合作的常态化，包括联合演习、军官培训等，重点是提升盟友之间的所谓军事互操作性，以增强协同作战能力；三是对盟友安全能力的支持，在军备、情报等方面对盟友提供支持，旨在增强它们挑衅、对抗中国的能力，从而对中国形成战略性和战术性的牵制。

2.4义务框架具有松散型特征，以避免美国被牵连

尽管美国通过少边主义安排将更多的盟伴整合到其遏华框架中，但其不愿在新的安全框架中明确增加其安全义务，特别是避免任何类似“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予以协助”的军事同盟条款。这也是这些少边主义安排在性质上是准同盟但并非正式军事同盟的关键所在。美国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现有双边同盟已涵盖主要安全义务。美国已通过双边同盟体系对相关盟友承担了核心安全义务，这就使得在美日韩、美日菲等安排中无需重复承诺。二是美国希望避免直接卷入对华军事冲突。美国在强化对华遏制的同时，也希望避免因第三方问题被卷入与中国的直接武装冲突，从而降低自身风险。事实上，通过少边主义安排，美国很大程度上正在将其安全义务转移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而这一做法正是美国政策的“高明”之处。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亚太少边主义框架中，日本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这与日本的国际定位以及综合实力密切相关。从国际定位看，无论其国内政权如何更迭，日本在中美博弈中的基本立场是坚定站在美国一边，这一态度在过去十多年日本外交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从综合实力看，日本有协助美国为第三方提供军事、情报以及经济援助的能力。对美国而言，让日本充分参与少边安排，不仅有利于减少自身的负担，缓解国内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压力，同时还可以降低与中国直接冲突的风险，并进一步将日本绑定到自己的战车上。这一安排体现了美国通过松散义务框架减少自身风险的自私考量，以及通过引入日本因素加剧地区冲突的危险性。

三、少边主义是美国长期的遏华选择

在美国对华战略中，少边主义并不新鲜。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策界与学术界就不断提出“支持日本扩大同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间的三边合作”的主张，并启动了美日澳、美日韩和美日印等三边对话机制。经过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的发展，这种少边主义战略安排更趋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范围更加明确，少边安排主要集中于拉拢日本及与中国存在重大安全争议的国家，形成针对中国的合作框架；二是引领的层级更高，如美日韩、美日菲等已建立首脑会议机制；三是体系更完善，进一步明确了少边主义在美国整个“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即与双边同盟和多边安排共同构成了“强大且相辅相成的栅格”,从而致力于推进其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体系。有学者指出，少边主义的演进体现了美国试图“捍卫既有的国际秩序，防止以中国为代表的替代方案提供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因此将其定义为“新战略少边主义”(New Strategic Minilateralism)。

本文认为，尽管美国遏华的少边部署在拜登任内达到高峰，但其存在与影响具有长期性，这主要是基于一系列超越党派和政府更迭的关键因素，使得少边部署成为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难以放弃的对华战略工具。

一是从少边部署的性质来看，其相关架构安排体现出对美国而言的低成本、高收益特性，少边安全对美国的战略收益尤为显著。通过这一安排，美国极大地鼓励了相关国家采取对华挑衅行为，从而对中国形成战略困扰甚至牵制。例如，菲律宾持续不断地在南海挑衅，不仅对中菲关系造成严重损害，还对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前景产生了潜在的不利影响，同时也破坏了一些地区安全安排进程，如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也因为这些挑衅行为而屡遭挫折。另外，少边安排通过对美国在印太地区政治、军事与经济影响的进一步制度化，为其霸权地位提供了更多的支撑。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美国利用少边安排付出的成本却相对有限。正如前述，由于这些安排没有强制的安全承诺，美国在理论上也就规避了可能因盟友行动而被“牵连”的风险。此外，由于将日本这一综合实力强国拉进各种少边主义安排，美国事实上将支持和补贴较弱盟友的责任转嫁给了日本。以菲律宾为例，近年来日本先后向菲律宾提供了大量支持，包括雷达、巡逻机、巡逻艇等装备，大幅提升了菲律宾的海警能力。日本此前也长期是菲律宾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支持者，为马尼拉的地铁以及全国各地的桥梁和铁路项目提供了大量援助。在美日菲三边安排形成的过程中，日本政府积极承担了三边关系中对菲援助的部分成本。如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日时宣布，到2024年3月，日本将向菲律宾的公私部门提供4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主要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如建造通勤铁路和灾难应对等。两国还同意在信息与通信技术、能源安全和工业发展领域进行合作。在其他原本未包括日本的少边安排中，日本也因其愿意积极分担成本的态度而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2024年4月8日，奥库斯三国的国防部长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鉴于日本的独特优势及其与三国的密切双边防务伙伴关系，我们正在考虑邀请日本参与奥库斯‘第二支柱’的先进能力项目合作。”除日本外，美国选择的合作对象大多是与中国存在重大安全争议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对增加军事支出表现着较高的积极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军事成本。如菲律宾近年来不仅积极增加军费，还在《全面增强防御合作协议》(EDCA)框架下向美军新增提供了4处军事基地，并表示愿意“购买”美国以演习为由部署到菲律宾的导弹发射系统,以增强其防御能力。韩国也在美国的要求下，逐年增加对驻韩美军费用的分担比例。2024年10月，美韩达成协议，将2026年韩方承担的防卫费金额确定为1.5192万亿韩元，较2025年增加了8.3%。

二是在美方看来，其传统的同盟体系和多边主义安排已无法充分有效地遏制中国。一方面，美国对多边主义，尤其是可能包括中国在内的多边安排，逐渐失去兴趣。在奉行对华接触战略时期，亚太经合组织、G20等多边机制曾是美国与中国互动的重要平台，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这一背景下的决策。但是，目前美国战略界认为，多边主义安排并未能使中国按美国所期待的方式发展，无法有效管控中国的崛起，因此，多边主义在遏制中国方面被认为不再具有实际效用。此外，美国国内经济矛盾、贫富分化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也使得其内部对于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安排怨声四起。由此，自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即使拜登政府执政后也未能重返。拜登政府所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也因难以提供有吸引力的国内开放条件而推进受阻，这与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所推动的少边安排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冷战时期的苏联截然不同，美国无法完全复制军事同盟体系的做法，也无法通过冷战时期的对抗模式遏制中国。毋庸讳言，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资产，美国也在不断寻求机会对其充实完善。此外，美国还一直试图推动北约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如近年来北约峰会邀请日韩澳新四国以“个别针对性伙伴”的身份参加。但美国也深知当前的中国并非冷战时期的苏联，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联系，这使得彼此间博弈难以采取以军事对抗为主的方式。另外，亚太地区的情况也与冷战时期一分为二的欧洲有所不同，亚太地区国家在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外交政策选择上高度多样化，多数国家倾向于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而非选边站队。因此，完全复制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模式在亚太地区几乎无法实现。由此，具有更好的行动效果、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又更灵活的少边主义安排就成了美国的重要战略选择，并与双边同盟体系、多边主义框架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遏制中国的持久战略架构。

三是从客观情势看，涉华安全争议的持久性为美国推进少边部署提供了持续的机会。美国少边安排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亚洲盟伴与中国之间存在足以影响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重大争议。目前，这类争议并不少见，如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和钓鱼岛争端等，这些议题不仅存在已久，而且未来很可能长期存续。朝核问题的持久性主要源于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与安全结构：一方面是朝鲜与美国及其韩日盟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另一方面是朝韩之间作为同一民族因争夺半岛主导权形成的结构性安全矛盾。在朝核问题上，中韩在半岛无核化这一基本立场上能够找到一致性，但韩国对中国的策略始终存有怀疑。这种怀疑往往在韩国保守派执政时被进一步放大，从而成为推动美日韩安全架构形成并强化的重要因素。南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的持久性则源于主权争端的僵硬性，这为美国煽动相关国家加入其少边主义框架来联合遏华提供了最佳切入点。与美国结成其他少边主义安排的亚太国家，如“四方安全对话”和“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中的澳大利亚、美日蒙联合中的蒙古等，也由于地缘、历史等原因均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存在安全担忧，因此成为美国相关少边安排中的伙伴。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和议题可供利用。如在南海问题上，与菲律宾相似，甚至拥有更大既得利益的相关方越南，尽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与中国高度一致，但在南海问题上却一直与美国保持着紧密互动，双边关系也于2023年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另一个是台湾议题，美国可能通过利用一些国家对台湾问题的关注，新建或强化相关少边主义安排，这些安排能够进一步强化美国的涉台部署，为遏华提供更多战略支持。

四、美式谋势：少边部署的战略危害

从本文视角看，美国的遏华少边部署实际上也是一种谋势行为，其重点不在于通过某个具体的事件取得短期收益，而在于塑造一种有利于美国的长期博弈态势，并形成能够施压、遏制甚至在必要时打败中国的力量布局。对此，美国2022年《印太战略》报告亦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建立一个对美国、我们的盟伴以及我们共同利益与价值观最为有利的影响平衡(bal-ance of influence)。”根据本文所界定的谋势概念，可以从安全环境、力量对比和制度竞争三个维度来衡量美国少边部署对中国的影响。

一是在安全环境上，美国通过激化涉华争议，恶化相关国家对华关系，并推动不利于中国的安全部署与架构建设。其中最严重的是主权争议，由于主权争端具有零和性和极端敏感性，管控争议相当困难。在美国通过少边安排介入的情况下，相关国家获得了美国的结构性支持，更加不倾向于采取与中国进行协商对话的路径处理争端，甚至更倾向于采取主动挑衅的态势，尽可能利用中美博弈为自身谋取利益。以美日菲三边关系为例，小马科斯政府上台后，在取得美国支持的背景下，撕毁前任政府与中国就仁爱礁坐滩军舰而达成的君子协定，并采取主动挑衅行动。从安全环境角度来看，南海事态的恶化给中国带来了两个显著的不利后果：一是相关国家将极力利用东盟平台炒作南海议题，从而阻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深入发展。二是美国利用南海事态为其军事部署提供合法性。在南海事态升级之际，美菲宣布菲律宾新增四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其中三个位于接近台湾的吕宋岛。这些基地不仅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压力，还为美国在区域内强化联合军事演习提供了支持。例如，美国在南海借助军事演习的名义，将“堤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部署到菲律宾。菲律宾原本是美国在第一岛链中的薄弱环节，然而，随着美军在这些军事基地逐步形成战斗力，尤其是永久化部署可以覆盖中国南海及台湾以南巴士海峡的导弹发射系统，菲律宾作为第一岛链的脆弱环节将被极大强化。其相应后果不仅包括削弱中国在整体安全环境中的态势，还可能对中国未来在台海方向的军事部署造成极大制约。同时，中国南海海域甚至是南部地区也将面临来自美国导弹的直接威胁。对此，有学者指出，“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深化，将有可能促进南海协调性攻势的长期化、台岛‘协防’守势的一体化、‘三海联动’态势的常态化甚至东盟南海议题的‘印太化’,向中国强加巨大的外交、军事、经济和声誉成本，值得警惕。”

二是在力量对比上，美国通过引入相关国家共同遏制中国，使原本的中美双边较量演变为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多国协调机制之间的“一对多”博弈，从而提升了中国在对美博弈中的挑战难度。美国作为世界头号霸权国家，本已享有在中美博弈中的较大权力优势，居于主导和主动地位。然而，美国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通过其少边主义部署，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综合性实力较强的国家纳入其遏华框架，同时还积极加强与印度等地区大国的合作，意图形成对中国的压倒性权力优势。以2023年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例,中国约为美国的65%,但若考虑美国主要亚太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的经济规模，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扩大，为其在供应链重塑、技术联盟构建等方面提供了更大的战略空间。特别是还要看到，美国拉拢的这些国家的目的并不仅在于物质实力的叠加，更在于其战略地缘位置的重要性。例如，日本、菲律宾都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在区域安全合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澳大利亚地处南太平洋，是协助美国加强南太岛国影响力的主要伙伴。印度则扼守印度洋关键航道，近年来在海上安全合作方面与美日等国互动增多，若其完全配合美国，则可能影响中国的海上经济通道。此外，美国在推进对华经济竞争的过程中，注重通过供应链调整、技术联盟构建等方式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例如，“近岸外包”(Nearshor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政策的提出，使美国能够增强与盟友在高科技、制造业等关键领域的合作能力。而“芯片同盟”等机制的建立，则能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影响力。这些举措旨在强化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发展空间。

三是在制度上，美国通过强化自身的主导地位以及“自由、开放”等美式价值观，极力削弱中国参与的既有或潜在地区多边合作安排，阻止中国将其增长的实力转化成制度性优势。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对华地缘政治权力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围绕着国际制度层面展开的，美国通过拉拢盟友和排除对手等手段来推进自身的地缘政治目标，将国际制度作为‘打击对手、维系霸权’的工具。”尤其是在美国明确难以通过多边制度“改变”中国之后，其策略转向依靠强化少边架构对中国进行遏制，这种转变使“恶性竞争模式取代良性竞争模式成为中美制度竞争的‘新常态’”。鉴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巨大的贸易优势，美国深知在经贸方面阻止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制度性安排的难度，因此尽管美国尝试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等举措，但其重点仍是阻止形成由中国主导且排斥美国的地区性安全制度，这也解释了美国为何极力阻止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缔造并强化美日菲三边关系安排是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因为东盟决策机制实行协商一致原则，只要有一个成员国反对，就无法与中国缔结协定。显然，美国这一努力取得了部分成果。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虽然表面上呼吁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但对自身要求植入所谓“南海仲裁裁决”等无理主张避而不谈，此外，菲律宾还试图通过与马来西亚、越南等缔结双边行为准则，以达到事实上阻碍中国与东盟谈判的目的。与此同时，为了阻遏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与中国组建新的制度，美国还极力在价值层面美化自身参与的制度，并且妖魔化中国相关的努力。以美日菲三边架构为例，虽然这一架构是一个明显针对中国的小圈子，但三国领导人声明却极力强调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与国际秩序”愿景，同时对中国“危险和侵略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污蔑中国“危险和强制使用海警力量”,以及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等等。显然，这种认知战的目的是制造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与安全疑虑，促使它们认同美国的“印太战略”,并接受美国在地区制度中的主导地位。

五、中式谋势：如何落实“真正的多边主义”

以上三个方面的措施与影响，归结起来，就是美国试图推动形成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中美博弈中实质性地选边美国，从安全、权力与制度结构上巩固自身主导地位。这不仅旨在确保美国在当前竞争中占据优势，更重要的是为未来可能的摊牌对抗奠定胜利基础。而中国所倡导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正是对美国少边部署的直接回应。考虑到美国态势塑造的长期效应，这些少边部署仍将持续发挥作用。尽管特朗普以不重视盟伴著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完全放弃这些架构。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经历来看，其“退群”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多边主义安排(如世界卫生组织),而针对双边同盟或少边安排的“威胁”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要价”策略，而非追求实质“退群”目标，目的是通过施压要求其盟伴分担更多的军事成本。所以，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在“谋事”(即实现于美国有利的交易)的同时可能不会像拜登那样“谋势”(即塑造对华施压的战略优势),但也不会主动“弃势”(即主动放弃对华施压的重要战略资产)。2025年2月，特朗普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会晤，双方在领导人声明中就明确强调了要提升“包括日澳印美、日美澳和日美菲在内的”国家间多层次的结盟合作。因此，如何应对美国少边部署所带来的长期性危害，仍然是中国需要深入思考和应对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要反击美国迫使或拉拢东亚国家实质选边的少边主义行为，根本之道无非两条：一是“比美国更像美国”,这意味着采取类似冷战时期苏联的做法，利用结盟或准同盟战略，但其后果就会形成两极对抗。显然，这一选择既不符合当前的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现实，也不符合中国与世界的根本利益，因此，这一选项不仅难以实现，也并非应当采取的方向。二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以多边主义对抗美国的少边主义。这一路径在价值上具有正当性，在现实中也具有可行性。从价值角度来看，多边主义的内涵即在于坚持与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因而在道义上更有合法性。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9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多边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大家同意的规矩办，要兼顾各国利益和关切。”从现实角度来看，美国的少边布局强调“小集团”,并不真正符合地区多数国家的利益，这也是部分东盟国家(如马来西亚)始终对奥库斯等机制抱有疑虑的原因，这种疑虑也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推行多边主义提供了现实机遇。另外，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整体的孤立主义倾向、“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以及对盟伴的强硬“威胁”策略，可能加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内部张力，这种内部分歧仍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争取战略调整提供了“缓冲期”。中国应该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逐步打破美国在安全环境、权力对比和制度竞争中的战略主导地位，最终形成有利于己的对美博弈态势。

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本文认为，以下两方面尤为关键：

一是在近期内，仍要坚持以有韧性的经济合作应对僵硬的安全对抗。经贸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优势，当前中国仍然是包括周边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另外，由于主权争端与制度差异等原因，政治与安全合作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取得重大进展。所以，美国遏制中国的优先领域是安全，而中国的反制应优先聚焦于经贸合作。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增强中国经贸外交的韧性，以反击美国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经济措施。在2024年10月结束的东亚系列峰会中，中国与东盟宣布完成自由贸易区3.0版的升级谈判，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未来，中国应着重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坚持在地区尤其是亚太层面推进全球化进程。面对逆全球化浪潮和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再次以关税为手段的背景下，全球化的重心正在从全球层面转至区域层面，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尤其突出，中国应充分利用地区国家对全球化逆流趋势的普遍担忧，推动地区多边协定的落地落实，特别是坚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以及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强化与重点及新兴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包括东盟、日、韩等在内的东亚国家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要进一步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单方面开放力度，充分发挥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与韩国等存在产业结构竞争关系的国家，应加强对话与协调，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互利互补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同时应加大与拉美、非洲等地国家的经贸关系合作力度，在美国推行去全球化政策的背景下，联合多数国家维持自由开放贸易与全球化进程。(3)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化与周边国家的联通。加强与周边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通过适度且有计划的对外产业转移，与全球多数国家建立紧密的产供链联系，并通过出口“新三样”等更多具有高科技含量、符合未来发展需求的产品，强化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并巩固中国在地区及全球产供链中的主导地位。

二是长期来看，要坚持真正开放这一基本属性，从而最终实现对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国际架构的超越。在东亚，衡量中美开放性的关键指标之一是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实质态度以及对彼此的开放性。在这两方面，美国的行为都与开放精神背道而驰。尽管美国一直自诩其“印太”秩序的“自由、开放”属性，但实际表现却始终停留在口号层面。美国主导的少边部署不会对所有东亚国家开放，更不会对中国开放。特别是，美国通过拉拢菲律宾加入美日菲准同盟架构，事实上破坏了东盟整体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进而降低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对此，中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案展开应对：(1)高举包容、开放的国际秩序旗帜，持续细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内涵，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主张，彰显包容与开放的价值观。这一立场要与特朗普政府主张的“美国第一”及其对其他国家的霸凌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塑造中国作为国际合作倡导者的形象。(2)要进一步支持东盟在东亚系列架构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支持深化“东盟+中日韩”(10+3)这一东亚地区合作架构，使之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主平台与主渠道。与此同时，加大与东盟共同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力度，争取在全面达成协议之前，推动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增强东盟的信任感和合作意愿。(3)继续欢迎美国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中美可以在世界、太平洋和东亚等不同层面共存共处，对于美国干涉地区国家主权争端及强化军事同盟等消极行为，中国应继续坚决反对，而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性存在以及可能的积极作用应予以理性看待和尊重，例如特朗普上任后可能进行的美朝对话，中方也可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中美两个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在不同地区层面实现和平共存共处既是地缘政治与经济的现实需要，也是未来中美在东亚地区形成良性博弈格局的应然选择，坚持并实践好开放性理念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形象，还能为区域合作与稳定提供长远保障。

六、结语

在东亚，中美博弈已经超越了两国力量之间的较量，而呈现为两种博弈态势的对抗。美国在意识到传统双边军事同盟和多边主义均已不足以遏制中国发展后，将各类既能针对中国又能为自身保持足够灵活性的少边主义安排作为重要部署，这些安排与传统双边军事同盟以及有选择性的多边主义布局共同构成了美国遏制中国的综合性战略架构。这种综合战略布局

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便开始酝酿，到拜登政府执政时期趋近成型，进而被塑造为下一个“决定性十年”中美国在东亚地区所施行的对华政策基本架构。正因如此，少边遏华部署实际上已成为美国跨越党派的选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也不可能被放弃。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战略部署对地区局势以及中国利益的重大危害，充分警惕其固化中美对抗、诱发中美冲突的负面前景，并积极争取另外一种博弈态势，即以开放的多边主义应对对抗式的少边主义，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中美博弈向着更有利于中国和整个地区的方向转变。尽管这一目标充满挑战，但仍然有实现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式路径存在内在缺陷，其战略布局与东亚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其战略成果往往忽视“东盟方式”的基本政策，削弱东盟的中心地位，将破坏地区国家所珍视的地区合作这一基本取向作为代价。相较之下，中国与东盟及其他东亚国家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坚持并发展地区开放的多边主义，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拓展这种共同利益，也能够更好地平衡地区国家的诉求。只要准确把握好这一基本利益格局，并充分认识和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就完全有可能逐步构建一种既符合自身利益，又充分照顾地区国家需求的中美博弈态势，探索出一条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和平共处的全新路径。（作者：李开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李翊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