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建构及其地缘影响

内容摘要：彰显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观念，确保全球海洋优势地位，始终是西方国家海洋联盟经久不变的主题，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也遵从这一逻辑。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源自其对印太地区海上环境认知的两大变化：海上威胁来源由恐怖主义转变为地区大国，印度洋的地位由战略边缘转向战略中心。美国的印太海洋联盟除了展现海洋性特征之外，还表现为一种价值观联盟，意在通过价值观叙事，防止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展所谓“非自由主义势力范围”,进而威胁到美国的海洋优势地位。在战略调整上，美国的举措可以概括为“整合、强化和融合”,突出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强化美国的力量存在，这使得美国传统的“两洋战略”越来越具有“三洋战略”的特征。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构建，使得在地区结构上正形成陆海对立和价值观对立的双重二元格局，这不仅限定了中国合理的海洋利益诉求、丑化了中国的海洋形象，也提高了中美竞争在部分领域走向新冷战的可能。中国可以采取重构海洋国家的西方叙事、坚持多边主义的开放理念、发展富有弹性的中日关系等战略加以应对。

一般认为，印太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缘单元以及“印太战略”的出台是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产物。但当大国竞争成为地区大国主要的互动特征时，地区安全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可能不是“印太战略”所能回答的，因为战略作为进程只是结构的反映，而不是结构本身。对于这个问题，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小院高墙”理论，即美国利用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不对称优势对中国施压，认为这种“规锁”战略将给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制造困难，从而达到迟滞中国崛起的日的。而所有的这些战略举措都是在经济安全的幌子下开展的。这给人印象就是，技术安全和经济安全已成为地区安全的核心议题，如果中国做到高新技术领域的自立自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事实并非如此。自“印太战略”出台之后，整个地区的海洋安全环境就处在一种持续紧张的态势之中。这也是有研究认为“印太战略”的核心是海上安全，其首要关切是维系美国海上主导优势，其日的是从海洋方向遏制中国崛起的原因。如果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重新审视美国的“印太战略”,特别是该战略下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的努力，就会发现美国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自近代以来所构建的联盟体系，大多会突出其海洋性特征，从而使其联盟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海洋国家联盟。作为联盟的一种形态，海洋联盟蕴含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理念和叙事体系，使得其影响已超出了单纯安全议题所涵盖的范畴，尤其是对地区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由此，有必要在梳理西方海洋联盟历史的基础上，详细分析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叙事，以阐释其地缘影响和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西方海洋国家和海洋联盟之叙事

联盟意味着国家之间某种明确、稳定的战略关系的确立。从功能上讲，联盟针对特定的国家，旨在维持成员国的安全、扩大成员国的权势。就行为方式而言，联盟的初衷具有防御性，意即通过联合形成不对称的力量优势来威慑敌对方伤害行为的发生。所以一般意义上的联盟对成员国的属性并没有特殊要求，只要能建立战略联合关系以实现安全目的即可。但西方国家的海洋联盟远非如此，虽然海洋联盟也有维持安全、扩大权势的战略预期，但更看重成员国作为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因此，海洋联盟与其说是近海或海洋国家围绕海洋安全议题而结成的战略合作关系，毋宁说是一种价值观联盟或者价值观联合，意在党同伐异，通过价值观叙事来否认对方行为和利益诉求的合法性。显然，海洋联盟的预期超出单纯安全的范畴，其行为也具有较强的进攻性特征。西方海洋联盟的这些特点并非始自今日，而是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还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构建联盟源于国家对威胁认知的变化，但西方海洋联盟的建立需要两个前提，首先是海洋国家的出现，其次才是海洋国家对威胁特别是来自陆权国家威胁的认知。西方海洋国家自出现在地缘政治话语体系之始，就充斥着厚重的价值理念色彩，从而也成为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这在希腊城邦国家时代就有着鲜明的体现。

历史地看，海洋因素对于希腊城邦国家的兴起发挥着重要作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说，海洋是导致早期希腊发生变革的最有利因素之一。亚里士多德更是强调：“邦城的位置……应该坐落在有良好的海路和陆路通道的地方。”修昔底德观祭到这样的景象，“因为航海事业比较普遍，有了资本储蓄，有城墙的新城市事实上是建筑在沿海一带的。”海洋带来的便利交通尤其是海洋商业给城邦国家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不仅塑造了它们以工商业为主、以农业为辅的国家经济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国家生活方式逐渐重构了它们的精神信仰——便利的海洋交通让贵族们迷恋行动的自由，巨量的财富支撑起贵族们政治行为的自主，以至于这些权贵们在留恋于既有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自我优越感逐渐萌生。海洋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黑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活跃在希腊民族生活里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海。”其结果就是，海洋逐渐成为自由与民主精神的象征，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则沦落为具有厚重贬义色彩的“异邦人”。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希腊与波斯的对立，被描述为“捍卫城邦独立、对抗东方专制主义的斗争”,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历史叙事。

如果说希波战争已经具有了厚重的价值对立的色彩，那么海上称霸的雅典与陆上称雄的斯巴达之问的战争，则让人们意识到海洋联盟的另一面，即大陆与海洋的争斗。雅典最终失败固然与其联盟管理不善相关，但在公元前405年的羊河战役中，雅典舰队被斯巴达海军击败从而陷入陆海重围的绝境，无疑是压倒雅典的最后一根稻草。修昔底德在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之中就讨论了海上势力的重要性，认为“海军还是各海上强国势力的来源。它们为国家取得收入，是帝国的基础。利用海军征服岛屿，最小的岛屿最先陷落。”雅典的失败印证了修昔底德的判断，当然也让人深思海上力量的重要性，除了为国家取得收入和征服岛屿之外，海上力量是否还承担着其他功能。这显然不是那个时代所能回答的。

雅典城邦包括后续的罗马帝国虽然衰败了，但它们彰显的海洋文明成为欧洲文明的重要源头，为欧洲其他海洋国家所继承，并开辟了后世的大航海时代。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系统论述了大航海的重要作用：“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美洲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业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世界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体系也伴随着海洋国家建立扩张性海上力量优势的过程而生成，以至于“当今西方及其附属国大部分都是环绕着海洋聚合在一起的。”进一步训，现当代国际秩序，一开始就表现为“海洋秩序”,是在大航海的历史进程中先后成长起来的大国相互作用的产物。整个历程从15世纪开始到19世纪结束，历经500多年，其主要标志是地球表面几乎所有的海洋以及海洋地理相关的海域、次大陆、半岛、群岛、岛屿、海峡等被发现并命名完毕，开通定期航线，地球表面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谓海洋国家的“民族精神”不断地被西方学者提炼、引申和比较，最终成为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重要来源。黑格尔就指出：“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显然在黑格尔的理解中，海洋代表一种进取、自由的精神和意志，这种精神早已镶嵌丁海洋国家的血液之中。而更早的格劳秀斯则基于海洋自由的思考，奠定了当代公海制度的基础。虽然关于西方国家自由、民主的价值判断可能并非源自海洋，但海洋国家及其经略海洋的实践无疑强化了它们对自由、民主等价值的信仰，海洋也成为这些价值理念的载体，海洋国家也随之与所谓的“自由国家”“民主国家”关联起来。这也是西方国家将近代以来的海洋秩序视为一种“自由民主”秩序的重要来源。

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固然美好，但“自由”“民主”的海洋国家之间在这一时期的互动却尽显冷酷和血腥。如果一定要将这段时期与美好价值联系起来，大概就是西方海洋国家“征服世界”的自由。沃勒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牵涉到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还伴随着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回到修昔底德“海军还是各海上强国势力的来源”的判断，大航海之后海洋国家之问的互动可谓将之推向极致，集中表现就是海洋国家争夺海洋霸权的斗争出现了。自16世纪以来，每隔约百年的长周期就会崛起一个海洋霸权国：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在这500年大国兴衰交替的历史进程中，经略和控制海洋一直是世界海洋国家追求的日标。一方面，白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突变，海洋成为国际贸易最主要的交流通道，控制了海洋就等于控制了世界财富。另一方面，像葡萄牙和荷兰“尽管是小国，其资源和本国的权力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它们控制了海洋，则仍然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之而言，即令是泱泱大国，虽然它们是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它们能够控制海洋，否则一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会感到无法应付。”马汉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就指出，“海权的历史，虽然不全是，但是主要是记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权力走到极致就是霸权，成就霸权则要掌控海洋，海洋就此蜕变为霸权竞争的舞台和霸权的重要根基。海洋国家的性质由此发生变异，等同于拥有强大海军的“海上强国”。攫取海洋霸权就此成为海洋国家的终极追求，这在马汉对海权的界定中尽显无疑。马汉认为，海权指的就是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

马汉的论说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海洋”的论断更让西方大国为之癫狂。在其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开始大力发展海上力量，走向世界海洋。1907年，由马汉理论的忠实信徒西奥多·罗斯福一手倡导的“大白舰队”历时两年完成了世界航行。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由舰队完成世界航行，它向全世界宣告，美国来了。德皇威廉二世更是公开宣称，“德国的木来在海上”,“德国的殖民目的，只有德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的时候，方能达到。”为此，德国大肆扩充海军，1898年和1900年国会两次通过庞大的海军建设提案。1914年，德国已拥有新战舰232艘。德国的海军已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德国的战略举动严重冲击了英国海洋霸权的根基，让两国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面对来自德国海上崛起的压力，麦金德意识到，为维持英国的海洋权益，摆脱孤立传统、构建联盟已势在必行。为此他不断向英国潜在的盟友宣称，“陆上强国”对“海上强国”的压迫即将成为欧洲新的威胁。这让陆海对抗重新回到了海洋国家的战略叙事中。支金德重构了陆海对抗的叙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他的战略判断。受此激励，一战之后麦金德高谈东欧“心脏地带”之重要，宣扬“西方人和岛国的人必须抵抗这双头鹰的陆上强国”(德国和俄国),鼓吹重新划分东欧领土，建立缓冲带，平衡并牵制俄国和德国。

此时我们发现，如果历史延续这样的轨迹，大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与海洋、海洋国家和海洋联盟相关联的只能是权力、霸权和霸权竞争。尽管马汉宣称：“研究海军战略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休公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负责国家外交和军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实际上，自出与民主这些美好的价值理念早已被淹没于冷酷的大国权力竞斗之中。这些沉寂多年的价值理念重新被呼唤出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如前所述，麦金德之所以要将俄国硬拉进来作为海洋国家平衡的对象，就因为此时的俄国已非彼时的沙俄而变成了社会主义苏联。这样一来，在麦金德描述的陆海二元对抗的历史图景中，其实已镶嵌了民主“海洋国家”对抗专制“大陆国家”的伏笔。

接下来，麦金德进一步发挥他的地缘想象：若由苏联掌控德国，则有可能助其成长为最强大的陆权国家，海权国家需要建立起海洋联盟来遏制陆权大国。此后，斯皮克曼接过麦金德的叙事，强调美国应该抛弃“孤立主义”,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起优势，围堵陆权大国，防止共产主义向海洋国家延伸。在无形当中，这两位学者完成了对当代海洋联盟功能的定位，海洋联盟平衡和遏制的不仅仅是权力，更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此后事态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美苏意识形态抗争的升级，麦金德的对抗性话语为美国阵营所发扬。在他们的指称中，“海洋国家”彻底符号化，成为西方阵营的自我代称，而“大陆国家”则成为苏联及其同盟的代名词。自由的海洋联盟对抗专制的大陆国家也就成为海洋叙事的一个主基调。

二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海上新霸主，并主导了此后西方海洋联盟的构建，但这里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大陆”究竟指什么,海洋联盟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对于第一个问题，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因为历史地看，“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中务达500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而在当前，“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因此“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毫无疑问，所谓的“大陆”就是专指欧亚大陆，大陆国家自然也就成为欧亚大陆有可能在政治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带来挑战的国家。

基于这样的地缘格局，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目标也就清晰可辨。亨廷顿就指出，200多年来，美国的利益始终要求促进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过于强大。在战略举措上，“美国和欧盟加在一起，可以形成全球政治稳定及经济财富的核心。两家若联合行动，将会在全球无所不能。”在这种战略认知的推动下，美国继承和拓展了英国留下的大西洋联盟的遗产，并推动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以及海洋国家等价值理念在大西洋世界得到广泛认同。现在大西洋联盟已形成以北约为核心结构，以国际自由主义和扩展威慑为特征，囊括欧洲、美国乃至整个大西洋世界的庞大海洋联盟体系，日的在于确保西方在全球海洋的主导优势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联盟是一种制衡的手段，但冷战结束后，不仅没有出现制衡美国的联盟，美国主导的海洋联盟反而保持了旺盛生命力，其原因令人深思。曾有学者对英美海洋联盟做过探讨，认为其保持生命力的关键在于拥有相近的海洋文化。⑦由此可见，海洋固然是权力的重要来源，但彰显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观念，确保全球海洋优势地位，始终是西方海洋联盟经久不变的主题。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此揭晓，今天美国正在构建的印太海洋联盟依然遵从这一逻辑。

二、海洋环境认知与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构建

维持全球海上优势地位向来被美国视为主导世界的支柱。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是其打造的“海上帝国”的一部分，有助于将“两洋战略”扩展为“三洋战略”,将大西洋联盟延伸至印度洋，将亚太双边同盟体系拓展为多边同盟体系，从而完成全球海洋联盟网络的构建，保持海上优势地位。构建中的印太海洋联盟大致包括多组双边同盟以及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美英澳三边同盟、美日韩准同盟和美日菲三边框架等多个小多边机制。美国作为最大的海洋国家，对海洋战略环境变化的感知尤为敏锐。回顾联盟构建的历程，美国对印太地区海洋战略环境的认知经历了两个变化。

(一)海上威胁来源由恐怖主义转变为地区大国

刚进入新世纪，“9·11”恐袭事件就改变了冷战后美国战略的整体走向。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恐怖主义和“失败国家”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界定为美国需要应对的头号任务。这一战略定位一直持续到2012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这一时期，印太海域没有出现可以对美国海上优势地位造成威胁的力量，反而成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前沿阵地。美国海军此时依然沿袭1992年《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战略白皮书的定位，将支援近岸和陆上作战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苏联解体后，美军在大洋上已无竞争对手，“巾海向陆”将海上优势转变为“危机下能确保快速从海上出击”,达到“战略威慑”目的也就成为必然。但美国也意识到打击恐怖主义绝非易事，需要联合亚太盟友和地区伙伴、构建起广泛的国际反恐联合阵营方能奏效。2007年，《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白皮书应景出台。作为美国首份海上合作战略，该白皮书将“前沿军事存在”列为首要能力，强调亚太盟友及安全伙伴之间的海上合作，以打击海上恐怖主义和应对其他非常规战争行动。恐怖主义的威胁连同美国在本地所拥有的“具备决定意义的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实力”,决定了此时美国眼中的首要威胁是恐怖主义而不是具体的国家。

但此后出现的一系列历史性中件，促使美国安全战略再次做出重大调整。2009年11月3日、欧盟27国中最后一个成员国捷克签署《里斯木条约》,欧洲统一进程加速。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民族复兴进程明显加快；也是在这一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进程加快，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些都促使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既有战略的得失，重新思考霸权的挑战来自何方，进而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事实上，美国的战略调整极为迅速。2011年5月1日，美军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2011年12月18日，美国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告一段落。2012年6月3日，美国防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标志着美国地缘战略重回其战略传统，防止在欧洲和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区域性的主导大国，美国防务的优先任务也由此转向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
从2013年开始，美国战略界经历了一次大讨论。他们认为，国际安全环境已经发生质变，美国的单极主导地位已经丧失，中国在东海、南海的行为以及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业的行动，标志着大国战略竞争正在回归世界。到2015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实际上已有定论，“失败国家”和恐怖主义虽然仍构成广泛的重大挑战，但大国地缘竞争已经上升为头号海上威胁。此后，美国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太平洋，制衡的对象指向中国。

客观地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大国此时虽然在不断崛起，但它们的综合实力尤其是海上力量并不足以改变美国海上优势地位，美国到底在担心什么,从美国之后发布的三份海上战略报告和一份海军白皮书可见端倪。2012年美军发布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海上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和伊朗等国构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正在给美军带来威胁。这种不对称的海上力量将提高美国使用海上航道和海峡等海洋空间的风险，并使美国武装力量进入某些作战区域或进入某作战区域后行动变得非常困难。2015年美军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也指出，正在构建和部署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我们全球海上介入能力构成挑战。”与此同时，精确制导武器日益广泛的扩散，使濒海地区正成为最危险的地缘空间。

这些因素虽然改变了美国对海上环境的威胁认知，却尚不足以改变美国的整体海上战略。但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俄罗斯海军的复兴，美国开始重新担心丧失海上优势地位和海洋控制能力。2017年5月，美国海军发布的新版《未米海军》白皮书认为，海洋已成为全球大国竞争的角斗场，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在全球层面、全领域挑战美国海上霸权的能力，美国海军需要具备在近海、濒海以及远洋不同海域执行不同空海任务的海军实力，国家对于现代海权的控制是综合能力的体现。

该白皮书的发布使得“制海权”在时隔25年之后重新回到美国的海上战略规划中，以“维持美军在全球海域的自由行动能力，并阻止对手利用海洋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这也标志着美国海军开始了从“由海向陆”到“重返制海”的战略转型。2020年12月17日，美国发布海上安全合作指导文件《获取海上优势：利用整合的全域海军力量取胜》,明确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新时期海权的主要竞争对手，认为美国过去试图通过海军“前沿存在”进行“威胁延伸”、预防地区冲突的战略思想不再适用，并确认以“慑止”或击败中国及其他对手挑战美国制海权为主要目标的海上作战概念。在这四份文件中，美军对海上主要威胁的界定经历了两个变化，一是将主要威胁从地区强国集中到中俄两国，二是从担心地区强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上升到中俄海上力量的整体发展。

美国海军威胁认知的转变带动整个国家对“中国威胁”的再界定。2017年12月18口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是“唯一有实力挑战美国秩序的国家”。2018年1月19日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概要》明确指出，“与中俄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才是当前美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首先考虑的威胁或挑战”,“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近期诉求是要构建在印太地区的区域霸权，长远来看是要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出台，美国再度强调中国是美国在“印太”区域最大的安全威胁和秩序挑战者。2022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是宣称，“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拥有意图，也是唯一具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于”。随着竞争话语的升级，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2024年9月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更是将中国称为“美国遇到过的最大挑战”,言辞之绝对无以复加。至此，中国而非中俄两国成为美国维持印太海上优势地位的主要威胁。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上台以来依然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美国大打关税战而招致其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难以逆转的恶化，以及美国管理中美关系信心的下降，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的判断，短时问内不太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二)印度洋的战略地位由战略边缘转向战略中心

美国重视海洋，但印度洋是一个例外，其战略价值虽然为战略家们所青睐，却始终处在美国战略设计者的视野之外。按照马汉的理解，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21世纪世界的命运将在印度洋上见分晓。罗伯特·卡普兰也断言，“印度洋是21世纪的中心舞台。”但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印度洋只是一片遥远的陌生水域。直到“9·11”事件爆发，美国才开始重新审视这片海域的战略价值，但也只是将其作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海上前沿。

现在看来，印度洋是否重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的战略调整越来越凸显出印度洋作为美国海洋战略的中心地位。就经济属性而言，印度洋凭借其“能源心脏”与“贸易枢纽”的战略地位被学术界所重视，但美国白身并不严重依赖从该地区获取化石能源，商业通道对美国的重要性相较于东亚和欧洲国家也低得多，美国更依赖的是大西洋和太平洋通道。显然美国看重的是印度洋的战略属性而非经济属性。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重点是防止在欧洲或亚洲出现敌对霸权，印度洋的局势变化对美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到了该目标的实现。对美国而言，当前它在印度洋地区的利益并非其他，而是尽一切可能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换言之，地区权力格局的变迁凸显出该水域的地缘重要性。这又与中国崛起和美国平衡中国的整体战略密切相关，一方面，美国需要调动和整合印度洋的资源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洋的扩展很大程度上让美国国家能力的短板显露出来。

在整合印度洋战略资源方面，“印太战略”出台之前美国就已在营造重视这片水域的话语氛围。2010年10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的演讲中提出：“在21世纪，世界的战略和经济重心将是从印度次大陆到美洲西海岸的亚太地区。”虽然讲的是亚太，但其边界已扩展到了印度洋。2012年1月美国发布的《国防安全指南》明确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至印度洋地区和南亚的弧形地带密不可分。”也是从2012年开始，美国政府把印度视为印度洋上的安全“净提供者”,这意味着美国开始有意识地将印度洋的战略资源整合到平衡中国的整体战略中。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从印度的西海岸延伸至美国西海岸的区域”定义为“印太”地区，并强调“印太”地区超越欧洲与中东等地，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要关注的地区。印太地区作为战略单元不仅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战略规划中，还成为美国关注的战略重心。拜登政府继承并发展了前任政府的“印太战略”遗产，2022年2月推出的新版《印太战略报告》将“印太地区”概括为“太平洋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的广阔地区。至此，整个印度洋完全纳入到美国的战略体系。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美国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为一个战略单元，但从资源配置角度看，美国显然是希望将印度洋作为侧翼牵制，以更好地发挥太平洋作为正面制衡中国的功能，从而完成对中国的海洋包围。印度洋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但作为战略中心地位显然还需要其他的解释。

在应对中国地区影响力扩展方面，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国家能力的短板口趋明显。中国海上力量虽然增长迅速，但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的远海投送能力相对有限且军事存在相对温和，没有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构成挑战。”美国真正的顾虑显然不在于此，而是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展。在美国看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域内国家发展提供包括港口在内的大量急需的优质基础设施，这是美国无法供给的。中美在这个领域能力的不对称，会带来影响力格局的不对称转变。美国担心随着地区国家对中国依赖的提高，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影响力会快速上升，从而被地区国家接纳为“西方大国的替代者”和“可靠的发展伙伴”。可见，促使美国调整印度洋战略的关键原因，是中国能够在本地区提供美国无法替代的公共产品和基建投资，从而形成的竞争优势与影响力。一言以蔽之，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已延仲到印度洋地区，仅仅是其形式不同于在西太平洋或南海高度军事化的领土争端而已。

对于印度洋战略地位的变化，美国战略界也提出疑问，中国是否已经重要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任何印度洋战略都必须成为美国对华战略及应对中国崛起的一部分其潜台词无疑包含了对既有战略的反思和质疑。显然，印度洋和太平洋一并上升到美国海洋战略的中心地位，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中心地位不仅是指印太地区已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首要关注地区，更主要的是指印度洋已成为美国完善既有海洋战略的中心坏节，这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论述。

三、价值观联盟与美国海洋战略的调整

印太联盟体系的成员都是濒海的海洋国家，美国构建的印太联盟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范围扩大的海洋联盟。在美国看来，海洋联盟国家都是天然的民主伙伴合作关系，海洋民主联盟能够有效应对印太地区的海上威胁，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就意味着，印太海洋联盟除了其海洋性之外，还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价值观联盟，意在通过价值观的国际叙事，防止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展所谓的“非自由主义势力范围”,威胁到美国的海上优势地位。

(一)塑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作为地缘概念，“印太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被用丁讨论去殖民化进程，在60-70年代被澳大利亚学者在研讨会中多次使用，此后销声匿迹。进入新世纪，当日本再次接过这个概念之后，它已被赋予了厚重的价值观色彩。2006年执政的安倍政府大肆鼓吹建立以日本、印度、美国和澳洲等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地理范围就涵盖现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区域。2010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的演讲中，使用“印太盆地”的表述，强调在本地区“开放、自由、透明和公平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领域。这表明美国在接触“印太地区”这一概念之初，就已将价值理念镶嵌其中，并置丁关键位置。

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理念以注重实利的冷酷的现实主义著称，但也从日木手中接过“白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大旗，抛出“白由开放的印太”概念。拜登作为资深民主党人士一向重视价值观外交，早在2018年出席“哥本哈根民主峰会”时就指出，联盟体系一旦没有共同民主价值观作为支撑，将无法维系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拜登政府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指出，每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未来几十年“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持久繁荣，要“建立有利于美国、盟友及伙伴的影响力平衡，建立有利于我们共享利益与价值观的影响力平衡”。在塑造“白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国际叙事过程中，拜登政府的策略是两步走，首先与域内国家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将其塑造为美国其他地区海洋盟友的共识。最为典型的就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2021年3月美国将“四方伙伴关系”机制提升为国家领导人级别会晤机制，并举办首次线上峰会。会后四国元首联合署名的文章指出，四国致力于“自由、开放、充满韧性和包容性的印太共同愿景”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从此成为四国机制言必称之的箴言。

在联合域外盟友方面，美国的首要工作是拉欧洲盟友出场。拜登政府在其《美国印太战略》中称，“我们将以新的方式，包括通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将印度洋一太平洋伙伴关系和欧洲伙伴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的鼓噪下，2019年12月4日，北约峰会通过的《伦敦宣言》称，“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及其国际政策对北约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需要北约作为一个同盟共同应对。”这是北约1949年成立以来通过的各类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及中国，并且将中国视为挑战。2020年11月25日发布的《北约2030》报告将中国视为“全频谱、系统性对手”,该报告也成为此后北约涉华表述的基调。虽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不会搬到亚洲，但却屡次对中国的地区海洋活动表示高度关注，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在与欧盟的联动方面，2021年6月，美国和欧盟举行峰会并发表声明，表示双方愿与伙伴合作共同塑造“自由、开放、包容、基于法治和民主价值的印太地区”。欧洲盟友的立场从此与美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美国的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争取加拿大立场的转变。从2017年美国抛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一直到2022年下半年，加拿大都对“印太”这一措辞持观望态度，不仅没有加入Quad和“奥库斯”(AUKUS),也没有加入“印太经济合作侣议”(IPEF)。这让美国颇为不满，以至于2021年9月拜登在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会面时盛赞：“美国没有比澳大利亚更亲密或更可靠的盟友了”,以此向加拿大施压。随着中美竞争不断加剧，加拿大意识到“拜登政府以意识形态割裂经济体系对加拿大经济、供应链和商品的冲击也猛烈得多”,加拿大的安全与西方“基于规则的全球/地区秩序”密切相关，从而不得不与美国等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站在一起。2022年11月27日，加拿大抛出与美国立场几乎一致的“印太战略”报告，完全接受了美国的印太理念。2023年3月，美加举行第一次印太对话，双方讨论了如何塑造地区的关键趋势，并就地区架构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交换了看法。自此，塑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成为美国海洋盟友信奉的金科玉律。

(二)两种印太秩序愿景的地缘政治竞争

美国认为，印太地区存在着“自由”与“专制”世界秩序愿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美国以价值观叙中来塑造印太地区秩序，从预期来看，是基于美国长期坚持的一个目标：“实现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而且有许多其他国家继续不断地加入到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共同体之中。”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成为美式自由民主国家时，美国安全和海洋霸权的根基将牢牢地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上。从历史经验来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家独大，但国际社会没有出现制衡美国的联盟，美国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国家反对自由主义者太少，无助于形成这样的均势。也是基于此，美国自认为拥有了“价值观优势”,以价值观叙事方式重塑印太地区秩序，也就成为必然之举。

如前所述，美国是从日本手中接过“印太战略”的大旗，在印太地区秩序的价值观叙事上，日本同样率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早在2011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时就呼吁印度“与美国一道建立亚洲海军民主同盟，以消除‘专制的’中国在亚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并不注重意识形态，但其任内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安全战略》《核态势评估》等政策报告，均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威胁区域安全与稳定的秩序破坏者”“经济侵略者”,认为中国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悖的世界”。以注重意识形态著称的拜登总统则在首次正式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21世纪将是民主与专制对抗的世纪。其入主自宫不久，就在2021年3月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中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有潜力把自己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综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长久挑战的竞争国。”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更是认定中国为唯一兼具意图和实力、将对美国构成最严重地缘政治挑战的竞争对手，直言印太地区是21世纪地缘政治的震中显然，美国所定义的地区秩序之争，就是所谓的美国“白由”秩序与所谓的中国“专制”秩序两种地区秩序愿景之间的地缘博弈。

美国将中国崛起视为印太地区秩序的威胁。在具休行为上，美国认为，当前中国在东海、台海、南海的维权行为，以及在印度洋的经济活动是对地区秩序的严重挑战。也就是说，美国对所谓中国“专制”秩序的指责比较突出地体现在这两个领域。一是在经济领域。在特朗普首任政府时期，美国就反复指责所谓的中国的“经济胁迫”,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拜登政府则在其《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中进一步污蔑中国，称中国的“掠夺性经济行为”损害美国经济竞争力，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优先地位。美国尤其高度警惕“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影响。在美国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区域经济外交的核心，是促进中国在长期内实现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的催化剂。中国借此延仲地区影响力，将对美国的地区存在和地区利益构成重大挑战。兰德公司的评估显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与外交影响力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但中国在与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发展上更胜一筹，同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正在侵蚀美国的军事与外交影响力优势。这无疑加剧了美国的担心。

二是在海洋规则和地区秩序领域。美国认为，构成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石有两块，海上自由通行和海上通道安全，海洋秩序的核心就是维系海洋航行自由。因而，美国追求在“任何需要的时间和地点使用海洋”的绝对“海洋白出”,美国海军也将“保持海|自由行动能力”作为“阻止新兴国家侵害本国和盟友相关权益”的关键。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快速发展，美国越发感觉到，二战以来，新兴崛起大国和现存霸权国之间最有可能的摩擦点第一次位于海上这也激发起美国前所未有地需要“自由的海洋”和“海上自由”的强烈意愿。在特朗普首任政府时期，美国不断突出中国的“海上威胁”,视中国为首要挑战，指责中国挑战美国的制海权及其主导的海上规则和秩序，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反击中国的“海上敌意行为”。为此，要构建起“确保自由进入公共领域的安全机制”。相比前任举措上的含混，拜登政府的做法则精细很多：首先，强调美国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借此占据价值观叙事制高点。在大肆污蔑中国的同时，宣称美国要确保印太地区遵守“国际法及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强调“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法治、透明度、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是“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其次，明确将东海、台海和南海局势列为其“首要安全关切”,将中国贴上地区秩序主要威胁的标签。再次，在具体行动上，美国提出加速落实“太平洋威慑倡议”,大力推进“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并通过与域内盟国、伙伴国和北约盟国间开展高频次、多领域的军事行动，不断提升威慑强度，展现维护区域秩序的能力与决心。总的来看，如何防止中国扩展所谓的“非自由主义势力范围”进而威胁美国的海上优势地位，成为美国构建印太海洋价值观联盟的首要目标。

(三)从“两洋战略”到“三洋战略”

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战略调整极为频繁，尤为值得关注是，美国持续提高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强化在印度洋的力量存在，使得其长期坚持的“两洋战略”逐渐呈现出“三洋战略”特征。

二战以后，美国坚持“两洋战略”的传统以维系全球海上优势地位，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的中心，美国要影响欧业大陆事务、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跨过两洋向欧亚大陆投送力量或资源”。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这个体系有两个主要部分，亚太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联盟体系和以北约为中心的跨大西洋多边联盟体系。借助于这个体系，美国可以从东西两端向欧亚大陆腹地逐渐渗透，以最终完全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掌握关乎全球地缘、安全、经济、能源等各领域命脉的战略资源支配权和秩序主导权。“两洋战略”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理念的代名词。

现在印度洋没有在这个战略框架之中，这就导致“两洋战略”出现两个漏洞：一是两洋之间缺乏有机协调，两大联盟体系难以实现有效互动，它们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战略协调中，都被印度洋隔离开了。二是因为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印度洋战略，意味着其战略布局在欧亚大陆南侧留下一个力量缺口，无法形成对欧亚大陆的整体合围。当美国试图整合海洋联盟对中国进行全方位遏制时，这两个短板尽显无疑，这是美国海洋战略上的缺失。但与此同时，印度洋也是中国的“战略脆弱性”之所在。印度学者库拉纳认为，“印度洋区域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海上运输管道，而石油和天然气促进了西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经济繁荣。在中国经济崛起、军事实力增强和愈发白信的背景下，这种联系代表着北京方面的战略脆弱性，也是遏制中国侵略的一个机会。”换言之，中美两国的战略短板同时出现在印度洋。但因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地区影响力正在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急剧扩展，这又进一步提高了美国战略调整的紧迫性。

其实美国并没有忽视印度洋，只是其战略地位明显低于其他两洋。近年来，美国为突出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强化其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不断出台战略调整举措，可以概括为“整合、强化和融合”三部曲。首先，将印度洋整合到太平洋板块。1972年，当印度洋和南亚被划入太平洋司令部的责任区后，美军就一直将“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当作一个军略地理单位，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指挥单位。2018年，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统一指挥和协调两个海洋板块的海上力量，在机制上首次将印太两洋整合到一起。

其次，强化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在战略层面力推“印太战略”,将Quad打造为该战略的核心平台。在军事力量建设上，加强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战略力量部署，将印美双方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拓展为“美国+关键国家”的小多边合作模式，使之成为“印太战略”的一个主要合作载体。在联盟管理方面，强化大西洋联盟，力推亚太联盟“北约化”,激活“五眼联盟”,推出笼络核心盟友的美英澳合作机制AUKUS。在地区互动上，更加注重发展与印尼和东非国家关系，从东西两侧强化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战略关系。特别是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中美影响力不对称发展的态势，美国在地区层面提出IPEF,以主导地区合作的规则制定，有效管理地区的经济活动；在北印度洋，拼凑中东版“四国组织”(I2U2),尤其是2023年9月美国联合印度提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项目计划，以对冲“一带一路”的地缘影响。

再次，融合印太和欧洲—大西洋板块。2022年版的《美国印太战略》称，美国将在“印太”和欧洲—大西洋之间建立桥梁，并通过集体行动推动共同议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更提出，要融合欧洲和亚太地区，将其作为一个战场看待。在实践中，美国不断推动北约联盟“印太化”,不断将欧盟和加拿大的关注目光引向印度洋地区，也是这种融合的体现。总的来看，美国印度洋战略调整的路线图大致为：将印度洋板块纳入到原有的亚太战略中，补齐两洋战略“最后的一块短板”,然后强化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以此为桥梁将印太和欧洲—大西洋板块融合到一起，“三洋战略”的轮廓由此呈现出来。

但美国战略界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战略调整，因为依据马汉的海权理论，帝国的地理枢纽不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大洋可以使相关国家沿欧亚大陆边缘投射力量。因而，印度洋板块应该独立出来，做到与太平洋等量齐观，而不是与太平洋板块整合在一起。美国学者考什·阿尔哈和詹姆斯·辛贝格尔更是提出，“美国印度洋战略是战胜中国的关键”。他们坚持认为，中美旷口持久的战略竞争，暴露出中国在印度洋补给线上的脆弱性，美国要抓住这一弱点，制定全面的印度洋战略，首先是在关键的印度洋地区部署战术和战略力量，其次是提升志同道合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能力。这样就可以在中国暴露的侧翼发挥影响力。研究者的论断姑且不论，从近年来美国印度洋构建海洋联盟所做的战略尝试看，其“三洋战略”的雏形已在浮现，沟通大西洋多边联盟和亚太双边联盟的通道正在打通。这无疑将是冷战以来美国海洋战略最大的调整。

四、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的地缘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带来广泛的地缘影响，特别是对地区结构的影响尤为值得关注。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在整个印太地区层面，中美两极化趋势越发明显，其依据就是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日、印、澳等其他地区大国，因而地区多极事实上并不存在；在中美之间，尽管美国仍占据地区优势地位，但中国并非不堪一击，当然中国也还没有发展为地区不可阻挡的主导力量，整个地区也就此呈现出没有霸主的两极均势态势。理论上看，国家实力的增长而非联盟形态的变化，才是国际政治格局“极化”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联盟的变化只是强化或者弱化了“极”形成之后的地区格局。也就是说，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的努力对地区极化发展态势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但即便如此，海洋联盟依然会影响到中美竞争的场域和领域，这些影响又会以结构性因素的面貌出现，从而给地区安全和地区合作进程带来影响。

(一)双重二元对立格局的形成

回顾西方海洋国家和海洋联盟的叙事史，结合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正在进行和准备做出的战略调整，可以判断因为印太海洋联盟的构建，印太地区的地缘结构正浮现出两个具有较强对立性的二元格局，且矛头都指向中国。

一是陆海对立的二元格局。这个二元格局是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具体表现就是，美国整合其印太海洋盟友，构建起链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与大西洋联盟勾连日益紧密的印太海洋国家联盟体系，沿着欧亚大陆的东侧和南侧对中国形成海上的半圆形包围，以制衡中国的海上崛起。这种地缘格局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出现，它再次彰显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霸权的海洋底色，也让美国长久以来构建海洋联盟以制衡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地区强国崛起的战略构想成为现实。但其也出现了现实层面的战略反讽，因为这一格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美国护持海洋霸权面临的一种窘况，即美国因为欧亚大陆地区强国的崛起而不得不从大陆退到海上，重新组织起护持霸权的海洋防线。就此而言，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的努力，与其说是促使地区陆海对立二元格局的形成，不如说是这种格局形成之后的战略反应。

这一格局的出现，虽然在美国的地缘战略思想传统中早有设计，但在现实中研究者们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界并没有完全预见到。本世纪初的时候，人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但中国的优势与利益在大陆，美国的优势及其利益在海上；受地理影响，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去挑战对方的势力范围。因此，美国没有必要构建海洋联盟来制衡中国崛起。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美国很快意识到，美国虽然支配着地区的权力平衡，却无法驾驭地区影响力的平衡。不过，此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投射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非在海洋领域。整体事态的变化大概源自2012年前后。2012年，中国做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2013年，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美国看来，前者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海上实力，后者则为中国拓展海上影响力提供了制度性的平台，中国的海权崛起由此开启。中实上，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是中国自身发展在海洋领域的具体体现，而从其“发展海洋经济、创新海洋科技、保护海洋生态和维护海洋权益”的四个内涵来看，这是一个内向型的发展战略，并不具备扩张海权的外向型特点 至于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则是中国经济发展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建设开放型经济的必然举措，开放与发展是具鲜明特征，也不具备扩张海权的特性。即便是中国的海上力量建设，2015年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也强调，中国“建设与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海上军事力量体系”,“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战略支撑”。但美国依然坚持认为，中国的海上存在不是转瞬即逝的，它将对美国及具亚洲的海上伙伴构成长期而复杂的影响。美国海军更是坚信，在西太平洋海域，中美两军力量对比变化明显，有可能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因而成为竞争的焦点。④事实上，从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过程来看，美国海军“重返制海”战略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其主要日的是防范中国的海上崛起，维系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缘主导地位。⑤在对中国海上威胁认知的推动下，美国主导性的海上实力连同其调动海洋盟友的能力，一并塑造出针对中国海上崛起的陆海对立的二元格局也就成为必然。

陆海对立的二元格局的形成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直接的后果就是恶化了中国的近海战略安全环境，提高了中国海洋崛起的战略成本。但从本体论上讲，有一种海洋叙事的挑战不容忽视。这种二元格局其实是将中国的身份界定为一个陆权大国，因而中国的海洋利益是有限的，哪怕是合理的利益诉求也当如此，且中国获取海洋利益的行为必然冲击到当前的海洋秩序，结论就是中国必然是地区海洋上的修正主义国家。这也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不断地在南海、东海等海域将中国合法的维权行为污蔑为“灰色地带行动”“小棒政策”“咄咄逼人”甚至是“侵略性”的一个重要根源，不仅丑化了中国的海洋形象，更给中国海洋利益的维护带来新的挑战。

二是价值观对立的二元格局。这个二元格局是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在海洋叙事上的必然结果。在西方国家的视域里，海洋、海军、海洋国家和海洋联盟等涉海元素长久以来都具有浓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色彩。比如，对于英国和美国而言，海军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共通的英美海洋文化的表现，海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由的象征。而“海洋国家是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一叙事方式，在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海权对抗陆权”的地缘政治理论中进一步升级，蜕变为“民主对抗专制”的论说。随着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构建和不断演进，便形成了“民主的海洋联盟”对抗“专制的大陆中国”的价值观二元格局。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大为降低，此时价值对立的二元格局的出现，不啻是一个反常。究其原因，除了西方国家惯有的将价值理念镶嵌于海洋元素之中的传统外，从美国的角度看，至少还有着四重现实考虑。首先，实现中美竞争战略总动员的需要。早在2018年6月，美国前防长马蒂斯和前国务卿蓬佩奥分别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模式之争，即“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事关国家存亡，从这一角度界定中美竞争，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国内动员，从而实现其全政府全领域对华竞争的目的。在印太地区层面，中美战略竞争导致地区国家面临着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两难。近年来，大多数的地区国家倾向于以对冲的方式来应对两个国家的竞争，避免过度刺激其中的一个大国。这对于奉行不结盟政策的中国而言，可以接受，但美国显然不能满意。此时美国以“民主对专制”价值观叙中来定义中美竞争，意在将之上升至中关东南亚国家乃至整个印太地区是跟美国还是跟中国走的战略性问题，从而从道义上将地区国家绑架到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战车上，实现地区动员的目的。在全球层面，强调价值观叙事，为北约介入印太事务、构建针对中国的海洋盟友体系，提供了道德道义支撑。北约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的一个理由就是称中国挑战了北约价值观，企图颠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其次，美国降低维持海洋霸权成本的需要。当前美国面临着重返制海日标与自身硬实力不匹配的现实矛盾，实现海洋霸权治理不得不更依赖规则体系的约束性，因而软实力投资(价值观)和规则网络的强化是现阶段美国进行海洋霸权秩序护持的优先选项比如，AUKUS在其联合声明中大谈“海洋民主”,目的就在于以共同的价值观来打造联盟内部的团结，实现集体行动，降低联盟管理的成本。

再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持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价值观的国际叙事不仅是其最为惯用的伎俩，也是其最为擅长的策略。塑造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中美战略竞争引向美西方所擅长的场域，提高美国在竞争中胜出的机会。

最后，强调价值观的国际叙事为美国在印太海域尤其是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等海域执行所谓的“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和“抵近侦察”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这些行为一方面严重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另一方面也向其地区海洋盟友和安全伙伴释放出美国不会抛弃它们的信号，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那些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国家大肆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

价值观对立的二元格局的形成表面上看，是美国意在突出中国作为“异质国家”的国际叙事，将中国置于所谓民主国家和地区国家的对立面，实现对华竞争的战略总动员。但在本质上，美国是想将中美竞争重新拉回到冷战时期美国遏制苏联的轨道上来，至少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抗上要做到这一点。这不仅是美国擅长的竞争策略，也是冷战实践证明可以取得成功的方式。同时更因为，今天的中国不是以往的苏联，对华合作美国有经验，但对华竞争则完全是其陌生的领域。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竞争对手，在完全陌生的领域与之开展竞争，美国显然没有把握。尽管美国一再宣称它无意与中国掀起一场新冷战，但事实上，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的今天，它也无力做到这一点，至少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抗的领域，美国已经开始采取冷战式的做法。换言之，中美战略竞争在部分领域走向新冷战的可能性在提高。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事实上也没有忘记意识形态的对抗。颇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2025年3月首访日本之行中，大谈与日本共同面对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侵略和胁迫行为，这也说明美国对意识形态对抗的记忆甚至迷恋是根深蒂固的。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价值观联盟不同于权力联盟，它具有天然的进攻性，以话语叙事方式所掀起的国际舆论战将直接冲击到中国的政治安全和国际形象。

(二)中国应对双重二元对立格局的战略选择

首先，重构海洋国家的西方叙事，解构海洋国家等同于民主国家的虚幻话语。历史地看，所谓的民主国家并不必然就与海洋国家关联起来，同样地，海洋国家身份也不是由国家的政治属性所决定，否则如何解释那些太平洋岛国。事实上，决定一个海洋国家身份的因素，不是地理环境和海上力量，而是经济结构。“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的形成，特别是经济基础的海洋属性才是决定海洋国家身份的关键，不然只能解释“背海而衰”而难以解释“面海而兴”。

以中国和印度为例，两个国家近代以来都遭受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导致深重的民族灾难。之所以如此，忽视海洋显然是重要原因，两国的历史遭遇诠释了“背海而衰”的铁律。故此，国父孙中山先生感慨道：“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海洋发展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印度海权之父潘尼加坚持认为：“印度的未来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但问题也在于，只要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就可以成为海洋国家吗?也不尽然。中国在明朝前期的海上力量足以称雄世界，但在郑和七下西洋刚刚取得辉煌成就之后，朝廷很快颁布法令，禁止建造新的远洋船舶，海上力量也随之走向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七下西洋没有获得任何经济收益，反而成为朝廷的财政负担。因而，“面海而兴”其之所以“兴”,不在于海上力量建设，而在于能否利用海洋所蕴藏的经济要素来促进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即便是发展海上力量，其动因也在于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就认为，“中印内部经济导向的转变是两国新海军主义的根源。”更具体地看，今天中国日益重视海洋，做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因经济基础日益依赖海外贸易和海外的市场、原材料及能源，其海洋属性越来越明显比如，202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76万亿儿，出口23.77万亿元，进口17.99万亿元，其中90%通过海上运输完成，全年外贸海运量已占全球海运量的30.1%。中国显然已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其根本的变化就在于中国经济基础的海洋属性越来越突出。同样地，美国认为自己是海洋国家，因为“超过1/4的美国GDP都是通过保护我们安全的水域运输的。”这种经济结构的形成客观上要求美国保持海上优势，这也是保持其国家经济繁荣的关键。欧洲海洋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利用海权来攫取商业利润”。反过来，当一个国家经济基础的海洋属性越来越明显，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古比重越来越高时，就必然力求将国家的经济疆界扩大到陆地领土以外，国家的海洋属性也将更加显著。这是一个双向强化的过程。

其次，坚持多边主义的开放理念，与已有的地区合作架构开展更为积极的互动。多边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于技术发展和技术扩散所带来的世界财富中心和权力中心的分散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构建的印太海洋联盟，连同日益浮现的地区双重二元对立格局，其显著特征就是对抗性和封闭性。它们在制衡中国的同时，也给已有地区组织功能的发挥和地区合作进程带来冲击和十扰 印太地区之所以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有两个原因值得关注：一是已有的地区合作架构如东盟、东亚峰会、上合组织、APEC、“10+3”等在管理地区合作的进程中，形成了符合地区特征和地区文化的规则规范，如东盟方式、上海精神等。二是地区合作进程始终秉持开放的理念，不管是东亚新地区主义，还是以低制度化著称的东盟方式，莫不如此。开放主义事实上成为地区发展繁荣的密码，也在重构地区的合作文化。因此，中国需要顺应地区开放合作的潮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已有的地区合作架构开展更广范围的合作，在促进地区合作进程的同时，进一步建构地区开放合作的文化，以开放打破封闭，以合作突破对抗。

其中有三点尤为重要，一是以开放的姿态看待“印太”的概念及新出现的相关地区合作组织。“印太”作为话语建构的地区概念，固然是彰显大国权力的一部分，但客观上也反映出世界经济中心向本地区转移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本身就是造就这一趋势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重要的不是“印太”概念由谁提出，而是继续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趋势尽早成为客观的态势，这有助于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国家的共同福祉。更进一步讲，印太海洋联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经镶嵌于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之中，成为地区整体存在的一部分，因而有意义的是在削弱其消极影响的同时，如何与之良性互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地区海洋治理体系。二是坚持以开放的姿态看待印度洋战略态势的变化 美国强化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固然要巩固其海洋霸权，但历史地看海洋霸权的海上历史，它们控制海洋进而控制世界，说到底控制的是毗邻陆地的近海，比如运河、海峡、关键海域、半岛，充其量也就是近海霸权，在真正的“洋”的平台上并没有出现过霸权。事实上，海洋的正常状态不是处于某国控制之下，而是处丁一种非控制状态下，实际上海洋的控制权通常是处于开放争夺的状态。因而即便出现“三洋战略”,它只不过反映了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调整，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世界海洋体系依然是开放的，这也是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三是坚持东盟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中心地位。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在双重二元对立格局下重申这一点的时代意义在于，突出地区合作的共同规范和开放文化。坚持东盟中心地位虽然未必让东盟与中国站在一起，但有助于在中国和美国的印太海洋联盟之间构筑起制度性的战略缓冲地带。

再次，区分美日在构建印太海洋联盟过程中的作用，发展富有弹性的中日关系 美国推行“印太战略”、构建印太海洋联盟固然是要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但这一战略的设计者并非美国，而是日本。在构建印太海洋联盟的过程中，日本同样发挥着智囊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日本制定的新海洋战略中。2013年1月1日，安倍在阐述日本外交新原则时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以及经济超级大国，日本则是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国家以及除美国之外最大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两国需要成为合作伙伴……从现在开始，日美同盟必须营造横跨两洋的广阔网络来确保安全和繁荣。”此后，日本不断强化美日两国的海洋属性，突出两国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将传统的日美同盟扩展为日美海权同盟。为推动构建遏制大陆的海洋势力圈，在地区层面，日本在积极拉拢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同时，还针对东盟国家，引入“海洋亚洲”的理念，称“当今日本外交的一大使命就是强化‘海洋亚洲’的纽带”。在全球层面，日本则不断呼吁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组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可以看出，印太海洋联盟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以美日同盟将具合作范围从太平洋拓展到印度洋为基础，其话语体系的构建连同价值观的镶嵌都反映出日本的战略构想。

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本世纪唯一能够全方位挑战美国的国家”。特朗普新政府大概率会延续对华全面竞争政策，这从其政府成员的鹰派构成、依然视中国为首要威胁并对中国施加超高关税上可见一斑。因而，新政府不会贸然放弃印太海洋联盟体系，况且“印太战略”连同联盟的构建就始自特朗普第一个任期。2025年3月24日，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思在夏威夷的公开讲话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讲到，美国在印太地区正调整战略重点，以确保能够威慑木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特朗普总统对此一直高度重视。28日，赫格塞思在访菲期间，大谈所谓“面对中国的侵略，我们要展现铁一般的联盟”,“美国和菲律宾将共同努力，说服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其他伙伴和盟友，继续努力并加强合作，以提高他们的国防能力和增强威慑力”。30日，赫格塞思到访东京再次提到，特朗普总统希望在该地区建立更强大的军事联盟，以阻止越来越自信的中国。这意味着，美国的遏华政策已是一个常量，所不同的是强度高低与范围大小的区别。反观中日关系时好时坏长达20多年，原因在于日本对地区秩序可能重塑的本能恐惧。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地区秋序下实现国家现代化，认同美国领导的地区和国际秩序，认为日本是现行秩序的受益者，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来拯救这一秩序。这也导致日木外交缺乏一种秩序想象，日本难以想象当美国不再主导地区秩序时，该何去何从。因为中国的崛起，美国主导的秩序面临压力，日本的焦虑前所未有地呈现出来。中日战略互信基础虽然受到冲击，但日木更担心的情势也已出现，那就是以“美国优先”和高度不确定性著称的特朗普政府重新上台，日本已难以将所有筹码压在美国一边。所以从中国的角度看，对日外交工作的空间优于对美外交工作的空间，中国需要及早明确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尽管如此，日本对中国的忧虑甚至敌意依然厚重，追求两国关系的“友好”事实上已成为一种理想状态，更为稳妥的目标应为“富有弹性”,即，有矛盾，但沟通畅通；有竞争，但能守住双方核心利益的底线。一旦中日关系稳健有力，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及由此导致的双重二元对立格局的根基也就不再牢固。

从严格意义上训，印太联盟体系还处在构建之中，因而它并非严格的联盟体系，而只是一种准联盟体系，或者是一种松散的结盟形式，但它对地区结构的影响甚至是重构已经显现。特别是价值观联盟所固有的进攻性以及由此生成的价值观对立的二元格局，其目的是制衡甚至孤立中国，但也将极大地冲击到本地区经过长期经济合作所形成的发展、开放、协商、包容的合作文化，扰乱地区发展合作的进程。因而，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虽然意在维持其海上优势地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地区国家的整体福祉为代价，其中自然也包括参与海洋联盟的成员。就此而言，美国构建印太海洋联盟，与其说弥补“两洋战略”的短板、构建起围堵中国的海洋势力圈，不如说将自己推到了大多数地区国家的对立面，其最终效果不言而喻。（作者：韩爱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