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北约战略协作的历史发展与轨迹演变

近年来，日本和北约战略协作呈突飞猛进之势，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日美欧学者对此研究起步较早，主要从日欧安全合作、北约全球伙伴以及北约亚太化视角展开，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国内学界对此关注较晚，以探讨双方合作的现状、原因和前景为主。国内外学界鲜见专门探讨双方战略协作历史发展与轨迹演变的成果。鉴于此，文章借助日本和北约外交文献、相关史料及先行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双方战略协作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协作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双方战略协作逐步升级的深层次因素。

一、冷战期间：日本与北约未建立正式关系

冷战期间，日本和北约同属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者相距遥远且行动区域和关注重点各有不同，是资本主义阵营遏制苏联链条上的两个“独立齿轮”。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给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国际社会对日本战后走向非常警惕，日本对此心知肚明，在安全事务方面非常谨慎。日本和西欧位于亚欧大陆两端，两者都需争取美国军事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因此，日本在二战后很长时间内未与北约接触，也不愿与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过多讨论安全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改变态度。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加，日本认为应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安全作用。这一时期，日本与西欧经济依存度逐步提升，双方政治合作也有所发展。同时，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希望日本与西欧加强安全合作。因此，在美国支持下，1983年日本外相访问法、英和西德时，提出日本和北约建立非正式协商机制。这是冷战期间日本意欲与北约建立关系的首次尝试，但法国表示反对，该尝试宣告失败。

冷战期间，日本和北约偶有直接接触，其接触最早可追溯到1974年。此后，日本防卫厅长曾于1979、1981和1984年访问北约总部。1980年，日本议员作为观察员参加北约议会。1986年，日本外相访问北约总部，与北约秘书长会见，这是日本外相首次访问北约。这一期间，因为日本不在北约的战略考量范围内，所以北约官员未曾访日。同时，日美同盟和北约在制度结构和运作方式上几乎没有关联，日本和北约与美国的共同联系使它们类似“远亲”而非伙伴。因此，冷战期间日本和北约偶有互动，但没有具体合作，也未建立正式关系。

二、20世纪90年代：日本与北约战略协作起步

冷战期间，日本和北约没有确立实质性合作关系。冷战结束后，双方开始尝试发展关系，政治对话和具体合作同时推进。

（一）冷战结束双方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彰显

苏联解体意味着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胁消失，日美同盟存在的战略基础受到根本性损害，日本开始重新思考其国家安全战略。此时，日本不再满足仅做经济大国，而是意欲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提高影响力，因此积极参与相关议题。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发展军事力量和海外派兵必将受到国际和国内双重制约，为此日本提出“国际合作构想”，并将维和作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领域。欧洲不仅对冷战后国际秩序建设有较大发言权，而且对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对日本来说，北约不仅是日欧双方安全合作的平台，也是日美欧三方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

对北约而言，冷战结束带来两大难题：一是对手消失使北约面临合法性危机，二是冷战期间两大军事集团对抗所掩盖和压制的地区争端逐渐凸显出来。为解决这两大难题，北约从政治、军事和决策机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北约的职能、定位和活动范围也不断调整。在该进程中，北约日益强化其政治作用，逐步加强与非成员国及国际组织合作成为其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此时，巴尔干地区冲突不断，北约不断介入该地区事务。为提高行动的合法性，北约积极拉拢合作伙伴广泛参与其领导的危机管理和维和行动。日本作为经济大国，与北约共享所谓“自由主义”价值观，也成为北约重点拉拢对象。

（二）双方政治对话展开，高层交往增多

1990年，为扩大和加强关于全球及地区安全问题讨论的范围和深度，双方首次共同组织由官员和学者参加的“日本—北约安全会议”。此为两年一度的非正式会议，是双方建立的第一个制度化的定期对话机制，为日美欧高级官员和安全专家定期非正式交换意见提供了平台。20世纪90年代，该会议共召开过五次。基于此，1993年日本和北约召开第一次高级别磋商会议，由北约副秘书长领导的北约小组与日本外务省和防卫厅官员参加。此后，该会议成为当时常设定期对话会议。截至2025年，已举办18次。日本—北约安全会议和高级别磋商会议是双方最早建立的定期对话机制，均早于北约1994年启动的第一个正式伙伴关系框架。日本成为北约最早的伙伴之一，前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称其为“最高级别的接触国”。

随着定期对话机制的建立，双方高层交往逐渐增多。1991年，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会议主席第一次访问北约。同年，北约秘书长首次访问日本。1992年，日本防卫厅长官访问北约。1997年日本外相访问北约，同年北约秘书长访问日本。此外，双方还通过其他方式加强政治协作。比如，1996年日本应邀成为北约议会观察员，参加北约组织的某些会议。

（三）双方围绕维和问题展开具体协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北约在巴尔干半岛领导了几次维和行动，双方开始在巴尔干维和问题上展开具体合作。如双方在相关会议上就巴尔干维和问题交换意见，日本以大量财政捐助形式支持北约在巴尔干的维和行动，日本自卫队在人道主义和战后重建方面参加北约领导的维和行动。北约对此做出积极评价，认为日本在巴尔干维和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经验推动了日欧加强在其他地区的维和合作。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冷战结束后，日本与北约开始正式接触，逐步确立对话机制，推动高层互访不断展开，并就各自地区的安全形势和彼此关切问题进行沟通。此时，日本自卫队和北约军队都增加了对区域外非战斗行动的参与，为双方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双方共同行动开始出现。但由于北约此时仍将重点放在欧洲，未集中精力发展与日本安全关系，而日本的安保政策仍局限在东亚地区，并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双方对发展互操作性均不感兴趣。1992年，日本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此后，日本自卫队开始参加北约领导的国际维和行动，但是其任务仅限于人道主义和重建工作。因此，日本和北约在这一阶段的协作主要局限在政治对话领域，具体行动协作处于起步阶段，又因双方缺少共同议程，其对话更像一种“自由漫谈”。

三、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日本与北约战略协作关系正式确立

“9·11”事件改变了日本和北约的安全环境，恐怖主义成为双方共同的安全威胁。日本和北约的共同利益逐步扩大，促使双方不断深化战略协作关系，其政治协商和具体合作稳步推进。

（一）国际反恐促使双方对彼此的战略需求逐渐上升

“9·11”事件后，在国际反恐背景下，日本对欧洲和北约的战略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北约大幅推进维和行动，从欧洲周边扩展到阿富汗等地。同时，日本借协助美国反恐之机，积极参加北约主导的国际安全多边行动，谋求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日本看来，在其“向西看”和北约“向东看”背景下，双方共同参与的维和活动增加，共同关心的领域增加、地区扩大，双方战略协作的意义更为凸显，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各种层面的政治对话和合作。

为应对“9·11”事件后的安全挑战，北约意欲从欧洲走向全球。这促使北约更加重视非欧洲伙伴。基于此，北约通过2006年的里加峰会和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峰会，逐步提出全球伙伴关系概念，并加强与其全球伙伴的关系。通过推进与其全球伙伴的具体协作，北约越发认识到其全球伙伴中日本的价值，对日本的战略需求逐渐上升。

（二）政治协作伙伴关系稳步发展

这一阶段，日本和北约双方首脑互访活跃，磋商范围扩大，就加强双边关系重要性逐渐达成一致。2005年4月，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访日；2007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一次访问北约；同年12月，北约秘书长再次访日，并发表首个联合声明。双方首脑多次强调，日本和北约是天然合作伙伴，双方安全议程愈发重叠，协作更加紧密。双方都主张扩大合作范围，除了在打击海盗、反恐和阿富汗问题上合作外，双方应在战后重建、救灾等领域进行具体合作。

此外，双方在其他层面的访问和交流同时推进，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访问北约频次增加。2005年日本副外相盐崎恭久访问北约，2006年日本副外相谷内正太郎和外相麻生太郎先后访问北约。麻生表达了与北约加强合作的意愿，并提出双方应加强在具体行动领域的合作。此外，日本政府官员积极参加北约主办的关于核不扩散、阿富汗问题和战后重建等主题的会议。双方军事人员的交流同时推进，2005年日本联合参谋委员会主席访问北约，2007年日本防卫厅长官访问北约，2008年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访问日本。

（三）军事行动领域的合作逐步推进

在国际反恐背景下，北约走出欧洲防区，加强危机管理和维和职能。日本意欲加大对国际维和行动的介入，参与北约主导的国际多边安全活动成为其重要选择。因此，双方都主张加强在具体行动领域的协作，谋求将共同利益转化为共同行动。

北约于2003年8月接管了联合国授权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解决阿富汗问题成为日本和北约加强合作的催化剂。双方围绕该问题的战略协作主要包括：2001至2010年，日本自卫队为北约“持久自由行动”联军提供海上补给，向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扫雷支持，向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省级重建队提供人力援助。阿富汗重建也是日本和北约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具体合作取得一定进展。比如，2002和2012年，日本积极推动在东京召开阿富汗问题的会议，为阿富汗重建筹集资金。日本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省级重建队合作，确立合作援助框架，日本驻阿富汗大使馆的联络员与北约文官代表在喀布尔紧密合作，推动该合作框架顺利实施。北约多次高度评价日本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支持和参与，认为日本是值得信赖的重要伙伴。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深化合作的影响延伸到其他领域，不仅推动双方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协作关系，而且促使北约从全球伙伴角度思考日本的战略价值。

“9·11”事件前，日本与北约战略协作刚刚起步较为零散，且缺乏共同议程。“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双方共同议程。以反恐为契机，日本和北约推动其政治协作伙伴关系稳步发展，战略对话和政策协调的级别、力度和频率有所提高，同时快速推进双方军事领域的协作关系，战略协作关系真正形成。

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后：日本与北约战略协作全面深化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非常重视日欧关系，积极推动日本与北约协作。2006年，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后开始推动双边关系，促使双边关系在2007年达到一个小高潮。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谋划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此时，北约不再寻求建立统一的全球伙伴关系框架，而是在具体合作的基础上，与全球伙伴分别建立量身定制的合作框架。日本与北约战略协作关系全面深化，该发展势头延续至安倍下台后，与北约强化安全合作成为安倍政府打破宪法对集体自卫权限制的方便借口。

（一）国际秩序变革推动双方对彼此的战略需求急剧上升

日本战略界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现行国际秩序不断受到挑战，在国际秩序变革背景下，日本必须采取战略主动，积极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其2013和2022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均提出，日本要主动参与地区和国际秩序构建，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积极构筑与“志同道合”伙伴的多层安保网络，强化威慑力。日本将欧洲定位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及维护国际稳定与繁荣的盟友，不断强化与北约、欧盟合作。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北约越发认为俄罗斯是其在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同时更加关注印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崛起的影响。鉴于欧洲在全球战略竞争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动态将逐渐受到欧洲以外事态发展影响，北约需从全球角度系统思考印太地区地缘战略发展及其对欧洲影响。在北约看来，大国竞争的回归、俄罗斯威胁的加剧、中国崛起的影响、现行国际秩序的式微等全球挑战凸显了北约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北约越发重视发展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伙伴之间的关系。

（二）政治对话渐趋机制化

国际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的局面下，日本和北约高层互访日趋频繁。与之相伴，双方签署正式政治文件和合作计划，并随着形势变化不断修订和升级。与此同时，北约越来越重视亚太地区，包括日本在内的“北约亚太四国”机制逐步形成。

1. 日本和北约高层互访频繁

2013和2014年，日本首相和北约秘书长实现互访，此后高层互访持续推进。2017年1月，日本防卫相访问北约；7月，安倍晋三第三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北约；10月，北约秘书长访问日本，谋求加强北约与日本的长期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网络防御和海上安全领域合作。2019年，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访问日本。新冠疫情期间，日本与北约的高层交往通过线上方式持续推进。俄乌冲突爆发后，双方频繁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开展高层会晤，高调表明在俄乌冲突和印太安全上立场一致，大幅推进实质性合作。如2022年3月，日本首相趁赴比利时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之机，与北约秘书长会晤；4月，日本外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表示要加强与北约合作；6月，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访日。岸田文雄政府极力宣扬其与北约合作所取得的“成绩”，将2022年称之为日本与北约关系飞跃性提高的历史之年。[25]2023年初，北约秘书长访日，双方同意采取一系列行动加强战略协调。

2. 双方正式签订政治文件和合作计划

2013年，北约秘书长访日，双方发表《共同政治宣言》，希望通过加强政治对话和具体合作，在共同利益领域深化伙伴关系。这是双方第一份政治文件，为进一步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框架、铺平了道路。2014年，安倍晋三再次访问北约，双方签署《个别伙伴合作计划》。作为双方合作的指针文件，该计划列出了双方合作的9大领域。此前，日本主要与北约单个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特别是与在亚太地区拥有特殊利益的英法两国合作历史较长且较为深入，以上两份政治文件的签署标志着日本开始转向与北约整体强化各方面的合作与协调。此后，双方两次修订《个别伙伴合作计划》，又将该计划升级为《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后者是一项为期四年的新安全合作计划，将日本与北约合作领域扩大为16个，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了总体框架。

3.“北约—亚太四国”机制逐步形成

2016年以来，北约明显加强与亚太地区伙伴日、澳、韩、新四国的政治接触。2016年北约首次与四国举行正式会晤，2017年北约副秘书长在第七次北约亚太对话会上强调亚太伙伴的重要性[24],2020年四国外长首次参加北约外长会议，此后四国外长继续参加北约外长会议，2021年北约提出加强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伙伴的对话和具体合作。在俄乌冲突刺激下，2022年5月北约军事委员会防长会邀请四国防长与会，6月北约首次邀请四国首脑参加北约峰会，推动北约与亚太伙伴的防务协调合作更为密切、深入。此外，在北约峰会期间，亚太四国召开首脑会议，强调亚太和欧洲安全不可分割，四国应加强合作推动亚太与北约深化合作。2023和2024年，四国继续参加北约峰会，并组织四国首脑会谈。可见，“北约亚太四国”机制已具雏形。

（三）日本主动加强与北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协作

鉴于亚太地区与北约的多边安全和防务合作仍处于早期阶段，学习北约如何开展多边规划和行动以及加强不同国家武装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很有价值。[26]因此，日本积极参与北约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并通过多种方式与北约开展具体业务合作，以此来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协作关系。

1. 日本主动派遣官员参与北约相关机构行动

根据《个别伙伴合作计划》，2014年日本防卫省首次向北约总部派遣陆上自卫队军官，参与协调北约和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等有关行动。此后，日本不断向北约相关机构派遣官员。比较重要的有：2017年，日本防卫省向欧洲盟军最高总部派遣联络官；2019年，向北约海事司令部派遣联络官，向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派遣人员，向北约总部协商、指挥和控制参谋部派遣人员；2021年，向北约总部国际军事参谋部合作安全司派遣人员。人员参与是建立沟通渠道的重要方式，日本通过以上任命、参与和特殊安排，与北约成员国人员共同工作，有利于日本加强对北约职责、组织结构和决策方法、各成员国思维方式等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信息交流和互操作性。

2. 日本积极参加北约互操作性相关机构

为维持和强化与伙伴的合作，北约制定互操作性计划，将参与北约行动的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从整体上提高北约与其伙伴之间的互操作性及军队协作关系。加强日本自卫队与北约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是双方加强协作的重要领域，因此日本积极参加北约的互操作性相关机构。双方合作文件《个别伙伴合作计划》包括互操作性倡议，2014年日本参加北约成员国与伙伴国召开的国防部长级互操作性平台成立大会，成为其成员国。此后，日本参加北约军备负责人会议（CNAD），作为北约促进各国在军备领域合作的高级委员会，该机构是实现北约各部队互操作性的主要工具，日本加入该组织意义重大。此外，日本还加入北约工业咨询小组（NIAG），该组织将北约成员国和一些伙伴国的行业代表联系起来，为军事能力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建言献策。

3. 双方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日趋频繁

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对于提高日本和北约的互操作性及其他方面军事协作能力至关重要，日本谋求通过参加相关活动，促进与北约的务实合作。《个别伙伴合作计划》将“适当参加彼此在印太地区的演习”列为优先合作领域之一。根据该计划，双方于2014年9月在亚丁湾举行首次联合军演，同年11月及次年2月又在亚丁湾举行两次联合军演。伴随2018和2020年双方对《个别伙伴合作计划》进行两次修订，以及2023年《个别伙伴合作计划》升级为《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双方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频率越来越高，涉及的领域逐步扩大，参加的军种逐渐增加。联合演习和训练可提高日本自卫队多边合作能力，有利于提高其军事互操作性。日本自卫队不擅长长时间远距离作战，与部署在远离本土的欧洲军队合作，有助于其了解远距离投射相关问题。日本与北约及其成员国的联合军演还具有一定“政治姿态”意义，通过该行动向国内和国际传递其关注彼此关切的信息。此外，这些联合军演和训练不仅是日本学习互操作性和相关实践的机会，还为双方人员交流和往来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为日益深化的安全合作提供人际关系支撑。2022年，日本安保战略正式转“守”为“攻”，这使得其可在共同威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四）防卫装备领域的协作关系开始出现

受制于《武器出口三原则》，日本企业既不能出口武器装备，也不能参与国际联合研发武器装备。随着日本谋求实现“军事崛起”，2011年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2014年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2023年对该原则及其实施方针进行根本性修订，2024年再度修改相关规则。日本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为与北约重要成员国在防卫装备方面进行合作创造了条件。英国成为第一个就防卫装备合作与日本展开具体讨论的国家，两国合作迅速推进，《防卫合作备忘录》《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议》《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先后签署，为日英国防设备和科技合作以及信息共享奠定了基础。随后，日法、日德和日意分别签署《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议》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为双边防卫装备合作搭建起基本框架。日本与北约重要国家防卫装备具体项目合作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其安全伙伴关系的新支柱。

在国际秩序变革背景下，日本与北约的战略方向更趋一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提出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日本加快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加大对美国之外合作伙伴的重视程度，对欧洲和北约的战略需求进一步提升。日本开始关注欧洲安全事务，欧洲则更加积极介入印太安全事务。为应对俄乌冲突并平衡亚太崛起影响，北约更加倚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伙伴。日本是北约了解亚太地区事态发展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双方密切协作成为北约关注并介入亚太的一种方式，双方战略协作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五、结语

冷战期间，日本和北约虽面临苏联这一共同威胁，并共享价值观，但双方关注点都在各自区域，两者无利益交汇点，未建立正式关系。冷战结束后，来自苏联的威胁消失，双方都开始关注区域外事务，日本意欲通过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加强国际政治影响力，而北约将维和和危机管理作为解决其合法性危机的途径。因此，双方开始关注彼此，并展开政治对话和政策协调，在维和问题上探索具体行动领域的合作方式，日本和北约开始正式建立关系，但双边关系发展轨迹并不均衡。20世纪90年代，双方开始接触，处于相互认识阶段，协作主要局限于政治对话领域，军事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协作远未实现，因缺乏共同议程，未形成体系化的协作关系。“9·11”事件后，反恐将二者联系起来，双方政治伙伴关系稳步发展，军事行动领域的战略协作渐趋深化，战略协作关系真正形成。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双方战略方向更加一致，日本愈发倚重北约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影响下，北约日益重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伙伴。鉴于此，日本与北约政治对话渐趋制度化，军事领域的协作关系全面展开，防卫装备领域的协作关系开始演进并迅速发展，双方战略协作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在双方战略协作发展历史进程中，日本谋求借助北约力量实现战后军事崛起，北约通过与日本合作日渐介入亚太事务。基于此，日本与北约联手不断推动“亚太北约化”与“北约亚太化”，并企图主导亚太安全秩序。

对日本而言，北约是日欧安全合作重要平台，日本与北约战略协作在日欧关系框架下逐步发展。战后以来，随着国家实力逐步提高，日本企图在国际社会发挥与其实力相符的作用，进而提升其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冷战结束前后，随着日欧经济实力增长以及欧洲一体化推进，双方都谋求提升自身国际政治影响力，对彼此战略需求开始出现。日本与北约的战略协作成为日本加强与欧洲政治和安全合作的重要渠道，也为日本“名正言顺”地参与国际多边行动提供了平台。“9·11”事件后，日本意欲借助国际反恐大势调整国家安保战略，逐步挣脱国内外对其“海外派兵”政治制约和法律约束，因此多方面介入北约主导的域外行动。安倍第二次执政后，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本将欧洲视为重要战略伙伴，谋求进一步与欧洲加强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变革。

对北约而言，与日本战略协作是其全球伙伴框架的重要一环。冷战期间，苏联是北约的重大安全威胁，北约行动范围聚焦在其成员国领土范围内。冷战结束后，北约将其核心职能由集体防御扩大到危机管理和维和，并将行动范围扩大到整个欧洲。“9·11”事件后，北约借反恐进一步强化危机管理和维和职能，将行动范围由欧洲扩展到全球，北约对其非欧洲伙伴的需求不断上升，日本作为其全球伙伴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在国际变局下，尽管北约认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性，但至今未出台正式亚太战略，同时北约又被俄罗斯牵制大量精力，无暇过多顾及亚太事务，更倾向与该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推动北约“亚太化”，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伙伴加强战略协作成为其重要战略选择。（作者：陈静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