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当前位置:首页 > 智库理论 > 政策研究 >

中日韩合作的挑战、机遇和未来

发布时间:2023-12-07

中日韩合作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共同发展,尽管中日韩三国面临来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但在“政经分离”的共识下,仍有向好发展前景。面向未来,中日韩合作应当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和区域内贸易自由水平提高所带来的机遇,打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使中日韩合作成为推进东亚一体化构建,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平台。

01、发展历程

截至目前,中日韩合作共建立了21个部长级会议和70多个对话机制,涵盖经贸、环境、公共卫生、灾害管理、科技、教育、青年、文化交流等近三十个领域。成为三国深化合作的主要平台。2011年中日韩合作秘书处设立,进一步促进了三国合作的机制化发展。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水平增长至2022年的近8000亿美元水平,三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从17%提升至约30%。中日韩合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催动各国持续推进亚洲合作大潮。中日韩领导人高瞻远瞩,于寒流之中开创三边合作。1999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中日韩三国首次超越双边框架而启动了平等互利的三边合作。此后,三方不断在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文化、财金、科技、物流、卫生、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重点合作领域交换意见。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此后,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不断拓展延伸。2010年举办的第三次领导人会议确立次年正式成立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为三边协商机制的运作与管理提供行政支持。2012年5月,三国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一致同意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

2012年下半年,中日“钓鱼岛事件”和韩日“独岛(竹岛)事件”相继发生,导致两对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次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第二次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更令中日、日韩关系雪上加霜。2015年,三边关系短暂回暖,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恢复举行。然而,2016年的“萨德入韩”事件,以及安倍晋三政府间接介入南海问题事件等,令地区安全局势再添变数,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陷入停滞。

2017年,中日韩三方恢复良性互动。韩国时任文在寅政府叫停“萨德”部署,安倍首相特使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日本。然而,日韩因历史遗留问题引发外交冲突和贸易制裁,中日因安保问题陷入紧张关系。2020年开始,在新冠疫情以及域外大国干扰下,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2019年成都会晤后再次陷入中断。

2023年7月以后,日韩本代表团、政府官员接连访问中国。9月,中日韩三国高官会时隔4年再聚首,三方相向而行,就稳步重启三边合作及对话机制等取得了广泛共识,对地区产业链的稳定产生了多重积极影响。尽管中日韩之间的双边和三边关系仍因美国对华打压问题、福岛核废水排海问题、朝核问题、台海问题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但三国在国际秩序转型期下仍有强烈的寻求强化合作、恢复交流的愿望和共识,这促使三边合作机制重回正常的发展轨道。

02、挑战和问题

在当前全球格局下,中美竞争的长期化已成为不争事实。这一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包括科技和军事等各个层面,在这个背景下,中日韩合作面对巨大的外部挑战。同时,对区域影响力的争夺和地缘局势的恶化也进一步加剧了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在全球地缘环境趋紧的过程中,日韩两国奉行更加保守的国家安全战略,加紧同美国协作以谋求安全。首先是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阵营化对峙有升级的趋势。2022年初至今,俄乌冲突的爆发和长期拉锯,强化了日韩两国将俄罗斯视为“外来安全威胁”的认知。加之乌克兰危机使“核战争”的威胁再次笼罩世界,朝鲜在核问题上频繁采取行动,更是加剧了韩国的不安全感。其次,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日韩两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更加焦虑,对外政策展现出一定的“亲美制华”倾向。最后,区域安全张力促使日韩两国寻求同美国的印太战略合流,在更加广泛的场域寻求遏制中国。这种形势的持续发展对中日韩三边合作的开展十分不利。

第二,中美竞争导致的选边站队。随着中美竞争步入长期博弈,美国更加重视改善同盟关系,增强盟伴力量牵制中国。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细化印太战略,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深化盟友关系,促进韩日关系的改善,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化的构建,而日韩两国也高度重视与美国发展新型同盟关系。受此影响,一个以美日韩三边合作为基础的,意在构筑双边轴辐、小多边、大多边相结合的网络状同盟体系呼之欲出,从而搭建对华遏制的“小院高墙”。经济上,美国牵头建立“半导体联盟”,将中国排挤出供应链体系,强化新能源汽车电池、关键矿产、网络信息等产业合作,推动对中国高科技脱钩;安全上,美日韩三国从2022年起重启联合军演,频繁“秀肌肉”,加剧中日、中韩安全紧张态势;意识形态方面,美国促进日韩关系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展示其“自由民主”阵营的力量,并迫使两国在涉疆、涉藏和台海问题上发声,并向盟友发出提升认知战行动力的战略部署信号。在这种态势下,日韩与中国的外交空间被大大压缩。

第三,战略互信关系薄弱。2023年8月,美日韩首脑于戴维营举行会晤,推动美日韩三边在地区安全等领域内的合作“制度化”。2023年9月,韩国总统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接受了美国颁发的“肯尼迪勇气奖”,以嘉奖其在改善日韩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随着日韩亲美情绪高涨,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逐步完善。相应的,日韩两国与中国的“战略互信”关系日渐薄弱,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也成为其“第二选择”。未来中日韩关系的发展仍会受到各自国内政治、中美关系走向以及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第四,经济问题安全化趋势明显。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阻力是经济泛安全化问题,由此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回归,以及各类投资和技术壁垒,降低了国家间的信任水平,增加了国家间的合作成本。日韩两国的经济对中国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但为强化自身的经济安全,日韩两国积极响应美国的“经济安全化”措施,通过对华脱钩、扩大对外合作范围,以及加入美国主导的同盟机制等方式分散自身风险压力。2023年2月,由美国拉动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建立了“芯片四方联盟”(Chip4),通过维持半导体产业链韧性,抢占半导体产业高地,开展对华制裁。美国拉拢韩日两国构建的各类小多边机制,不同程度的都将限制对华科技投资和合作作为重要议题。日本与韩国持续响应美国的对华“孤立”政策,将使中日韩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受到阻碍。

03、合作机遇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中日韩合作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在RCEP成功签订、区域内贸易自由度水平提升、以及“政经分离”原则指导的背景下,三国合作也存在诸多新合作机遇。尤其是各方对合作的共识,正成为中日韩走出囚徒困境的唯一良策。

第一, RCEP将中日韩合作置于一个大的自贸框架下。RCEP成功签订为中日韩建立起了自贸关系,也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为三国提供了新合作机遇,为深化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中日韩三国需要抓住RCEP为区域经贸合作带来的发展契机,努力扩大三边贸易投资规模,大力吸引域外投资,带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构筑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地区产业链供应链。

第二, 共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为中日韩创造新的合作和发展机遇。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兴起的挑战下,加强合作可以维护三国的共同利益,并推动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效果的持续外溢,为区域内形成统一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中日韩可以积极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区域内外市场的互联互通,有效降低域内经营成本,优化域内生产供应链。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中日韩三国的经贸互动将朝着稳定化、便利化、机制化方向努力,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简化贸易手续、优化贸易流程以及促进投资自由化等方式,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达成三边自贸协定。中日韩三国逐步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范围,进一步推动产业深度合作与价值链协同发展,加强三国金融机构互联互通机制,促进数据流动和技术创新,建立创新型合作平台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三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发展空间,增强区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第三, “政经分离”的共识避免政治障碍。目前,中日韩已达成三边合作的“政经分离”共识,即减少政治问题对经贸交流的阻碍,推动三国战略层面的良性互动。深化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不仅符合三国整体利益,也有利于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发展。经济上,中日韩经济合作机制已稳定构建,三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取得积极的进展。在经济的“压舱石”下,三国在安全问题上发生重大冲突的可能性较小;安全上,中日韩三国都力图避免冲突,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并发展合作;政治上,韩国政府积极致力于改善韩日关系,韩日关系的恢复将为中日韩合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

04、展望

总的来说,中日韩合作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尽管历史问题、竞争性经济结构以及安全认知差异等因素迟滞了彼此间的合作,但通过合理的引导和建设性的对话,中日韩合作仍然取得了共识,并在各方努力下重新步入正轨。未来,中日韩合作需要克服困难,抓住机遇,加强合作,共谋发展:

第一, 携手共建RCEP这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在推动RCEP高水平开放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为此,中日韩三国要坚持开放市场,坚定推进以市场和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进程;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深化RCEP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推动RCEP的制度化设计,应用于降低政策风险和捍卫基于规则的贸易体制;提升RCEP下三国市场的开放承诺,以扩大市场开放为目标倒逼国内制度性变革。

第二,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数字发展问题、气变问题和老龄化问题是中日韩三国共同面临的挑战。RCEP为中日韩三国在数字、新能源、老龄化等领域提供了新合作平台,三国可借助RCEP平台积极搭建互利互惠的数字经贸网络,不断借助新兴技术丰富数字合作品类,共同营造畅通高效的数字经济环境;中日韩都积极参与了全球环境保护行动,在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绿色出行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前景,RCEP为中日韩占据新能源市场制高点打下良好基础,RCEP协定大幅降低了区域内贸易壁垒,将促进新能源原材料的流通,开拓销售渠道,推动三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发展;面对老龄化问题,RCEP为中日韩在智慧养老、医疗健康等方面的产品研发、贸易与投资提供了巨大的合作空间,三国可率先考虑降低相关养老产品的关税,设立老龄化服务基金,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等方式,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

第三, 携手加强中日韩文化交流与人员交流力度,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彼此友谊。依托三国丰富且彼此关联的历史遗迹、传统艺术和民俗文化,促进人文交流与旅游资源的结合,共同开发最具三国历史人文特色的旅游、文创产品;探讨在学校间开展常态性的交流项目,在学生语言研修、学者互访、合作研究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共同致力于历史和解和地区一体化专项研究,在学术领域建立共识,消除纷争,破除历史羁绊。(作者:杨延龙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叶如静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