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特征、目标及影响

内容提要：当前，中东正处在地缘格局深度重构期，呈现出多极制衡和阵营对抗趋势并存、和解潮流与局部冲突交织的复合安全态势。地区各国的发展需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对其安全前景的消极预期推升了区域军备竞赛的风险。中东安全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地区国家面临秩序崩溃与制度重建的战略抉择。2025年特朗普二次出任美国总统，将导致美国的中东政策波动调整，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形势发展走向的最重要外部变量。从政策重点看，特朗普第二任期在中东安全领域将聚焦整合盟友、打压对手、防止战争等支点性目标，以以色列为核心构建地区力量新平衡、以极限施压为手段催化美国与伊朗关系转折、以绝对实力为依托重建有效军事威慑、以大国竞争为引导调整对中东的战略定位。从预期政策效果看，其高度不确定的“交易型单边主义”和极端利己的“美国优先”导向都将显著放大区域安全风险，加速地区力量格局失衡，削弱区域合作的稳定性，导致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意愿进一步增强，使中东地区混乱与秩序之争更趋激烈。

2024年11月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并已于2025年1月开启第二任期。鉴于他第一任期内以“非传统政策路径”引发全球政治经济震荡的既有事实，此番特朗普强势“回归”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秩序、治理规则和安全形势等将遭受冲击的担忧。中东作为美国重要战略支点，长期以来都是与美国利益纠葛最深、受美国政策影响最直接的地区之一。当前，该地区正处在地缘格局震荡重组、权力结构转型过渡的历史性节点，地区多重变革张力交汇，几大发展趋势激烈交锋，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凸显。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引发地区矛盾螺旋式上升，进一步推高了中东全面动荡乃至战争扩大的风险。未来，中东地区是在各方无意识的竞争中陷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混乱，还是在各国自觉的政策选择推动下回到秩序重建与规则重塑的良性轨道，尚未有定论。特朗普再次执政带来的政策冲击无疑将给中东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演进注入更多显著变量。考察现阶段中东安全形势的基本现实，评估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中东安全政策的特征、目标及其影响，是把握未来一段时期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嬗变的前提，也是争取在不可预测的混乱和变化中寻找和平的机会，探讨风险缓释路径，为相关各方决策提供参考的必要尝试。

当前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现实

近年来，大国的中东政策调整、地区主要矛盾消长以及区域内国家的发展规划和互动态势都发生显著变化，导致地区和解的内生动力与局部冲突的刺激因素同向发展，“和”与“战”的态势同步增强，二者间的强大张力导致中东安全形势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头线索和复杂分层。

（一）多极制衡与阵营对抗的趋势并存

中东在全球地缘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历史上长期是大国必争必霸之地。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短兵相接，中东成为代理人战争的热点地区。冷战后，美国通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在中东确立一家独大的支配地位，稳居地区安全秩序中心。但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美国全球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战略重心日益向亚太地区转移。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3届政府接续在中东执行“收缩”政策，不愿再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尤其是地区安全事务，导致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力和控制力日渐衰弱，由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也出现松动。由于现阶段尚无任何国家能在中东取代美国曾经的地位，中东地区罕见出现了大国权力真空。权力真空推动中东力量格局从单极向多极加速演进，客观上为地区安全从霸权稳定转向多极制衡、构建新的地区多边安全架构准备了条件。

在大国层面，俄罗斯、欧盟、中国等各方力量地区影响力上升，加大对中东安全事务的参与力度。俄罗斯2015年出兵介入叙利亚内战，帮助阿萨德政权稳住阵脚，实现“俄军自1989年以来在苏联领土之外的首次部署”，随后同伊朗、土耳其联手推动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干涉利比亚内战，与埃及、阿尔及利亚强化军工合作，积极谋求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牵制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军事投入，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又使俄罗斯失去了地区战略支点，但俄罗斯并不甘心再度退出中东，将部分军事资源向利比亚转移、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接触、与伊朗签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为维持并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创造条件。欧洲是多数中东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虽然二战后在中东处于从属美国霸权的次要位置，但影响力根深蒂固。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美欧在中东的外交和安全利益分歧扩大，欧洲日益寻求在该地区独立发挥作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欧盟主要国家不满美国对以色列极端偏袒立场、批评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不作为”，在涉巴以问题的联合国投票、人道主义援助、红海护航等问题上越来越多地偏离美国轨道，伸张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近两年来，欧盟提升了与突尼斯、埃及、约旦等国的战略合作水平，举办欧盟—海合会首届峰会，支持叙利亚和平过渡，延长地中海军事行动计划等，致力于在中东恢复有别于美国的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也逐年上升，不仅凭借最大原油进口国地位与海湾产油国实现能源安全双向互锁，还在对地区国家军事技术出口以及非传统安全、数字革命、新能源与航天合作等方面取得突破，2023年以来先后斡旋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调解巴勒斯坦内部矛盾，在巴以问题和地区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越来越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安全治理的关键外部因素。

在地区层面，中东国家群雄并起，竞合态势增强，各方合纵连横呈现出复杂的动态组合。影响中东事务的域外大国力量由一变多，且各方深度介入、直接干预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为地区国家主动作为留出了空间，也为其构建多元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沙特、伊朗、阿联酋、土耳其、埃及等国竞相争夺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压倒性的优势，都只能在特定领域中、特定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中东政治舞台上从未出现这么多旗鼓相当的主角，也从未见到如此复杂的阵营分化组合”，而且这种竞合态势仍在持续发展变化。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演进过程中，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以黎边境取得军事胜利，扩大了对戈兰高地的控制范围，日益走向中东地缘格局中心，有意重建地区安全秩序。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阵营”虽遭重创，但其作为伊斯兰教什叶派“领头羊”和地区大国，仍是参与塑造中东安全的关键力量。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给予阿萨德政权最后一击，并由此获得更多战略筹码，扩大了在地缘安全博弈中的主动优势。

随着中东域内外力量的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地区安全的多极制衡和均势秩序若隐若现，但近年来美国以大国竞争为牵引调整中东政策，又给地区带来了阵营对抗的风险。美国的中东政策此轮“回调”以前任总统拜登2022年访问中东为标志性事件，本质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补充和发展，核心目标是在继续推进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同时，维持美国在中东的霸权，防止“敌对国家”填补美国战略收缩留下的真空；重新评估中东地区对美国战略重要性，将其整合进美国大国竞争的全球布局中。为此，美国在中东主导推进内盖夫论坛、“新四方安全对话”（I2U2）等小多边合作机制，努力重构地区盟友和伙伴体系；提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倡议，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在中东落地，重点加强与海湾国家在核能、新能源、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与中、俄争夺在上述领域的影响力；继续维持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强化与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等地区亲美国家的防务和情报合作，以应对来自伊朗等国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还持续警告盟友与“敌对国家”保持距离，不惜以中断合作甚至制裁等方式施压。有学者认为，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调整方向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中东实施“双支柱”战略类似，意图把以色列和沙特（及其代表的海湾国家集团）打造为新的战略支柱，服务其大国竞争目标。现阶段，美国仍是中东最重要的域外力量，拥有最强的战略动员能力。如果美国继续以大国竞争思路指导其中东政策，将导致中东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压力，进而助推地区的阵营分化趋势。

（二）局部冲突多发干扰地区和解潮流

大国政策调整叠加地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中东催生了“和解”和“冲突”这一对看似矛盾实则同源的平行趋势，二者的消长成为左右地区安全局势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国家间和解的内生动力增强，推动地区整体局势趋缓。在国际政治中，“中东”长期是动荡和冲突的代名词，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派系矛盾以及国家间变动不居的同盟和对抗关系，构成了中东安全局势的基本面貌。然而自2021年开始，中东逐渐出现了罕见的“和解潮”，地区国家通过外交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或深化合作，显著缓和了长期敌对态势。一是犹太和阿拉伯之间的民族矛盾尝试“破冰”。在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4个阿拉伯国家签订《亚伯拉罕协议》（2020年）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亚伯拉罕协议》本质上是由美国设计的“离岸平衡”方案，具有整合地区盟友体系、构建反伊朗联盟的对抗性质，不应纳入和解潮。但《亚伯拉罕协议》最终能够达成，本身就说明部分阿拉伯国家有与以色列和解、深化对以合作的主观意愿和需求。这是泛阿拉伯主义衰落的结果，意味着巴勒斯坦问题不再是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中压倒一切的主导因素，已经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降级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阿联酋等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确可看作阿以矛盾“破冰”的尝试。美国继续主导推动以色列和沙特的和解谈判，至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已“接近达成”。二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明显缓解。2023年3月，被视为地区宿敌的沙特和伊朗在中国斡旋下签署《北京协议》，同意恢复中断7年之久的外交关系。双方和解产生了积极的连锁反应，不仅带动众多逊尼派国家与伊朗改善关系，还推动了也门和谈进程、助力叙利亚重返阿盟。三是政治伊斯兰势力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立日渐降级。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随阿拉伯剧变的蔓延而兴起，一度冲击多国政权稳定。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和埃及等国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土耳其、卡塔尔则有意通过支持政治伊斯兰扩大地区影响力，双方龃龉不断乃至尖锐对立，海合会也为此陷入严重分裂。2021年初，沙特、巴林、阿联酋、埃及四国宣布同卡塔尔恢复全面外交关系，结束了持续数年之久的“断交危机”。随后，土耳其也主动调整外交政策，先后与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埃及等国修复关系，探索深化合作，加入地区和解大潮。

中东“和解潮”的酝酿、显现和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一是受美国持续削减安全承诺的影响，地区亲美国家被迫减少对美军事依赖，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发展多元合作等手段维护自身安全的需求日益迫切。二是经过阿拉伯剧变后的持续动荡，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对抗只能带来无休止的消耗、难以获得实质性收益，民众也厌乱求稳，要求结束冲突、发展民生的呼声高涨，均成为促成各国安全政策转向的重要因素。虽然新一轮巴以冲突打乱了地区“和解潮”持续发展的势头，但其内在“引擎”并未熄火，未来仍有可能重新成为地区安全态势主流。

另一方面，局部冲突和非对称冲突也进入高发频发周期，短期内成为地区安全的矛盾焦点。中东国家间出现和解潮流，代表了各国利益所向，但地区以及国家内部的深层矛盾仍未完全解决；与此同时，美国失去对中东的单一控制权，既释放了地区国家战略自主的空间，也导致原有的区域安全机制失灵，各类新旧矛盾激化，局部冲突多点散发、延宕不休乃至联动共振。一是根植于治理矛盾的国家内部冲突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以也门、利比亚、苏丹内战为代表。三场冲突是阿拉伯剧变的遗产，根源在于其国内治理薄弱、发展遭遇困境、资源分配不均等，仅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但现阶段冲突各方缺乏谈判所需的基本信任，外部势力介入又为内战增添了代理人战争的色彩。地缘格局重组和地区秩序转型进一步增加了重建和平的难度：域外和地区大国干涉的目标从“恢复秩序”转向“争夺利益”，区域多极化态势投射在战场上则演变为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的僵局，政治解决方案迟迟难以落地。随着僵持时间变长，这些冲突逐渐“常态化”甚至“被遗忘”，但始终是地区不稳定图景的一部分，有再升级的风险。二是被地缘变化催生的国家间以及国家与非政府组织间冲突多点外溢和联动趋势增强，以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衍生的多线战争为代表。虽然此轮巴以冲突的根源仍在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未曾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但中东转型期的诸多特征是关键催化因素，且导致战争烈度之高、延续时间之长、外溢范围之广、矛盾线索之多前所未有。一则，美国为实现在中东收缩，有意借《亚伯拉罕协议》撮合阿以、平衡伊朗，表面看似助推了地区缓和，实际上却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中东和平进程被抛弃、伊朗遭围堵和孤立，迫使哈马斯和伊朗以激烈手段阻止不利于自己的前景出现。而美国对以色列无底线偏袒，又干扰联合国等国际机制发挥作用，造成冲突和人道灾难失控。二则，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逐渐崩塌，地区各方面临来自美国的实力约束趋于弱化，于是竞相拓展利益边界，以便在新秩序形成过程中抓取更多筹码、塑造战略优势，因此碰撞和争夺不可避免。这推动了此轮巴以冲突的外溢和嬗变：冲突虽以阿以矛盾为起点，但随着黎巴嫩真主党加入战局、也门胡塞武装掀起红海危机、伊朗和以色列冒险互袭本土、以色列挟胜战之威挺进叙利亚，矛盾焦点日渐转向美以联盟和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阵营之间的对立。

受中东地区和解内生动力的约束，上述冲突均具有一定的“自限性”，截至目前发展为地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但在中东地区秩序破而未立的混乱期，各方为争夺战略主动而导致的摩擦还会层出不穷，局部冲突、非对称冲突的风险持续高企，将干扰地区和解态势，给中东安全前景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三）地区新军备竞赛风险上升

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规划和政策选择也是塑造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中东各国的发展需求和安全关切同步上升，在求和与备战两条线上同时发力，形成了地区安全形势中又一组相互拉扯的张力。

一方面，求稳定、谋发展成为中东多数国家的政策优先项。这首先源于阿拉伯剧变带来的深刻教训，地区各国政府意识到经济困顿、治理失灵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民生问题是政权安全的最大威胁，急切想要尝试新发展模式、寻找新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全球能源转型的压力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刺激进一步提升了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紧迫感。以沙特王储小萨勒曼、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等为代表的中东新生代领导人，普遍更关注经济与技术竞争，而非传统的地缘政治对抗；更主张对话合作，而非诉诸军事手段；因此也更主动地规避地缘事件对其自身发展环境的冲击。在“发展优先”的政策偏好作用下，中东主要国家默契地同“热战”保持距离、在军事上谨慎克制，有效避免了局部冲突蔓延失控。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一年多以来，除以色列外没有第二个主权国家下场参战，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抗最终没有突破“战争边缘”，阿拉伯国家积极扮演斡旋角色，从中不难窥见各国发展诉求对其安全政策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地区安全秩序的崩塌以及冲突的现实也恶化了各国对安全前景的悲观预期，进而催生了军备竞赛的风险。这种悲观并非空穴来风。其一，由于美国减少对中东的军事投入，地区内长期依赖美国保护的国家不安全感急剧上升。尤其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遭胡塞武装袭击后，美国作为沙特亲密盟友及其安全“主责人”，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让更多中东国家看到了美国战略收缩的决心和前景，愈加重视增强自身军力以应对不确定的情况。其二，地区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造成竞争对手间战略互信不足、安全困境加深。虽然中东出现了数十年未有的地区和解趋势，但现阶段各国间关系缓和更多是出于合作止损的务实考虑，尚未深入到解决地区固有矛盾的层面。2024年以来，巴以冲突升级外溢，地区安全红线不断被突破，更是让各国普遍感受到区域安全机制失灵带来的战争风险。各方均想通过构建有效军事威慑来规避战争，遂成为催生地区军备竞赛的原动力。其三，非国家行为体崛起和非对称战争优势显现，刺激各国竞相追求新武器、新军事技术和新型作战方式。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在此轮冲突中展现出较以往明显增强的协调性和战力，让地区主权国家心生警惕。尤其胡塞武装频繁使用无人机突破美以防空系统，以低成本和机动优势对冲美英海上联合部队的军事压力，甚至把高超音速导弹投入实战，向各国政府提出了防止武器扩散、打赢不对称战争、构建新型威慑平衡等多重挑战。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2023年全球军费支出创历史新高，其中中东地区军费总额达2 000亿美元，较2022年增加9%，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中东国家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4.2%，也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2019～2023年全球列居前15位的武器进口国中，有6个是中东国家。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土耳其等国还在加速推进国防工业自主化和本土化进程。各国在弹道导弹、先进战机、无人机生产和防御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寻求国际合作，唯恐落于人后。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武器和实战结合日益紧密，各国的军事竞争也逐渐向网络战、电子战、空天一体战等领域拓展，军备竞赛的形式、内容和烈度都将进一步发展。

总而言之，中东地区在域内外大国力量对比、地区国家间互动态势以及主要国家的政策偏好等3个层面均存在着看似矛盾却并行不悖的发展线索，构成了现阶段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现实。这是特朗普第二次宣誓就职时美国在中东面对的安全“基本面”，也是美国新一届政府中东安全政策推动地区形势变化演进的起点。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特征

美国长期以来是对中东影响力最大的域外力量，也是地区安全体系的核心；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是推动中东安全形势演变的最强外因。回顾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利益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战略盟友利益，是其核心驱动力。而大国博弈因素、当政者的执政风格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走向。

（一）延续性：基于美国地区安全利益

国家安全政策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安全，确保其“没有危险或不受威胁”。基于此，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的出发点也在于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关切是决定其政策目标和重心的根本因素。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历届总统和政府，其施政风格或有差异，代表的利益集团或有不同，对具体问题的判断或有参差，但其安全政策很难偏离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大方向。

现阶段，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利益较为明晰。一是反恐。自“九一一事件”以来，防止恐怖主义威胁美国本土及海外人员、资产安全一直是美国核心利益，“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是重点打击目标，中东是主战场。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到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美国诸多政策的背后均有反恐动机。2017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的反恐行动虽取得较明显进展，但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消失。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在遭受打击后通过分散化和网络化的方式继续活动，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仍有重新集结的风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称，中东地区冲突可能会对恐怖组织和“圣战”分子产生新的“激励作用”。二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其目的在于在中东维持对美国有利的战略平衡，阻止地区冲突和反恐形势恶化，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同时强化国际防扩散规则和机制、维持美国在全球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权。当前，美国在中东地区防扩散的矛盾焦点聚集在伊朗核问题上。三是控制关键的能源和贸易通道。美国通过页岩气革命实现能源独立，不再依赖中东的能源供应；但作为全球石油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三大出口国，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对美国战略安全的重要性从未下降。中东是全球能源供应中心之一，其能源稳定有序流动对国际能源市场和美国能源安全至关重要。此外，美国还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国际贸易通道安全的需求极高。而中东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土耳其海峡均是全球航运要塞；抓牢对这些通道的控制权，不仅是美国经济安全利益所系，也是美国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抓手。四是维护盟友安全并减少地区冲突。美国盟友体系和美军、美元、美国价值观等共同构成了美国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盟友安全是美国在中东的重大利益之一。对美国而言，减少地区冲突的核心目标不在于承担和平责任，而在于有效降低向盟友兑付安全承诺的压力以及因此陷入海外战争的风险。五是阻止其他竞争性大国在中东扩张影响力。冷战时期，遏制苏联影响力在中东扩张不仅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更是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东已从两极格局转为单极格局并开始向多极格局过渡，美国却仍未跳出冷战的思维窠臼，始终把非西方大国进入中东视为对其既有利益的侵蚀。尤其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把与中、俄的战略竞争视为比恐怖主义更为严峻的安全威胁，提升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优先级，进而导致“防止中、俄扩张”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单方面安全关切。

美国在中东的上述利益具有较强稳定性，这成为美国地区安全政策整体延续的基础。虽然从“特朗普1.0”到“特朗普2.0”的8年间，美国政府三度更迭，中东地缘格局和大国竞争态势也发生较大变化，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布局并未出现根本性调整。从特朗普第一任期中东安全政策看，其对上述利益认可度较高，政策目标设定契合美国的利益诉求。即便是一些被认为“偏离美国的传统外交路线”的举措，如放弃在巴以和平进程中扮演斡旋者角色、绕开巴勒斯坦问题推动阿以和解等，仍固守“美以特殊关系”等传统立场，实质上是在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以一种更直接、更简便但显然也更短视的方式支持以色列、兑现美国的地区利益。同样，特朗普第一任期在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构建地区反伊朗联盟、减少军事投入、向地区盟友转移安全责任等问题上虽然步子迈得大、迈得急，但也没有背离美国在地区的基本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拜登在中东安全问题上承接了特朗普的部分政策框架，续推撤军、反恐、阿以和谈等，使得价值导向和施政风格大相径庭的两届政府在中东安全政策上展现出一种“奇特的延续性”。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这种政策延续性还将在其第二任期中持续显现，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形成对美国在中东安全利益的“再确认”。

（二）特异性：鲜明“特朗普风格”

美国在中东利益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方向上的延续，但其政策的具体目标、优先顺序、实施路径和推进节奏等将受到决策者或决策集团的直接影响。特朗普作为美国“非建制派”总统，执政风格鲜明，处事不循常理，在第一任期中就曾以“离经叛道”的政策给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其中东安全政策更是不断地抛弃惯例和原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地区目前的混乱局面。2024年底美国举行大选，特朗普强势回归，他所在的共和党也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并且任命了最高法院2/3的大法官。这将（至少在短期内）给予特朗普极大的自由度和权限去推进其政策目标，并放大其个人因素对决策的影响。未来数年，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将呈现出明显的“特氏风格”。

第一是交易性。与以往多数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不是典型的政客，而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信奉商业的交换与互惠哲学。一方面，特朗普相信只要“价格”合适，无事不可交易。在其第一任期中，他在巴以问题上提出号称“从和平通往繁荣”的“世纪协议”，核心架构就是以承诺发展巴勒斯坦经济为条件，换取巴方在领土划分、耶路撒冷地位和难民回归等问题上向以色列让步，突破了“两国方案”。其津津乐道的外交成果《亚伯拉罕协议》也建立在交易的逻辑基础上：美国同意向阿联酋出售包括“F-35”战斗机在内的先进武器、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取消对苏丹“恐怖主义资助国”的认定、启动与巴林的战略对话等，换取上述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亚伯拉罕协议》形式上的成功，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对“大交易”的信心。另一方面，特朗普追求交易的“性价比”，希望花最少钱、办最多事。上述要义体现在其中东安全政策中，就是要以最低的成本去维护美国霸权和地区利益，把更多责任分配给盟友。特朗普曾向沙特、埃及、阿联酋、巴林等盟国抱怨美国在中东“花费太多”，敦促这些国家在对抗伊朗等问题上增加投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19年在开罗演讲时也明确提出埃及、约旦、以色列等应在稳定地区局势、打击“伊斯兰国”和也门战后重建中承担更多责任。在交易原则下，利益目标是特朗普决策的首要考虑，意识形态、多边协议、国际规则等对其政策的约束作用显著下降。

第二是两面性。特朗普的政策决策往往急停急转、忽东忽西，诸多矛盾因素在其身上形成怪异的统一。其主要体现在：一则是浮夸与务实。特朗普注重名望、喜好荣耀，以“英雄”自居，享受“站在聚光灯下”成为舆论焦点，因而很多讲话、声明带有浮夸的表演性质，追求媒体流量和宣传效应；在具体政策层面，他又执着于成败、迫切需要真实“成就”以显示其“正确”，惯于选择最可能实现的目标去推进，不考虑价值观和手段，表现出高度的务实倾向。二则是宏大与短视。特朗普追求“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伟愿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孤立主义者”。他在第一任期内主导复活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第二任期任命的外交与安全团队成员如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华尔兹、国务卿马可·鲁比奥、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以及常驻联合国代表（提名人）埃利斯·斯特凡尼克等虽然都是“美国优先”理念的拥趸，但并不赞同“孤立”，而是主张通过强硬手段和积极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影响。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林赛认为“美国是否参与世界事务一直不是特朗普关心的重点，他更关心美国能从这种参与中得到什么”。从这个角度看，“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在特朗普的目标体系中并不矛盾，但特朗普缺少政治家通盘统筹的大局观，在执行层面将美国利益置于绝对首位，以单边主义和自利方式削减美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外交中更信任实力和交易而非传统的联盟和多边承诺。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做法与其宏大目标背道而驰，会进一步动摇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霸权地位，造成美国越“优先”就离“伟大”越遥远的现实悖论。

第三是不确定性。不确定、不可预测是特朗普的鲜明标签，常令其对手和盟友都无所适从。一方面，他不断抛出各种议题甚至挑衅言论，主动出击，试探各方反应，从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推进；另一方面，他在同一个议题上的立场也会持续地修正、反复，甚至在对抗和交易之间毫无过渡地逆转，缺乏基本的稳定性。特朗普这种近乎随心所欲的政策风格部分源于其“缺少核心意识形态”、对自己的直觉和经验盲目自信，更多则是从战术上把“不可预测”用作强化政策主动、创造灵活空间并向对手和盟友施压的手段。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曾声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变得更加不可预测”；美国新任副总统万斯对此高度认同，称“‘不可预测’必然会给美国带来好处”。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正是由于其政策不可预测，才迫使以色列在其正式就任前接受了加沙停火协议。在这种强烈的“信念”支持下，特朗普及其团队会继续谋求从“不可预测”的政策风格中榨取战术红利。2025年2月初特朗普抛出“清空加沙”论调，正是这种施政风格的鲜活体现：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在震惊与愤怒之下紧急商讨新的加沙重建方案，以取代特朗普的“破坏性计划”并争取其支持；这不仅正合美国之意、迫使阿拉伯国家主动承担责任，还使美国获得了提要求、加条件的权力。

综上，特朗普于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高举“美国优先”大旗重返白宫，誓言要对前任政策“纠偏”，但其新一届政府中东安全政策的形成和调整，既要服从于美国在中东安全利益指向的历史逻辑，又需正视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客观现实。延续与变化糅合特朗普的个性特征，是考察美国中东安全政策的恒量与变量的重要视角。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目标

在上述延续性和特异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的整体框架仍将以整合盟友、打压对手和防止战争作为主要支点，涵盖维护霸权地位、遏制战略对手、重建军事威慑、扩大经济与科技优势、应对地区挑战、重塑战略环境等基本内容。同时，受中东地缘格局剧烈震荡的影响，其政策很难精准地回归或接续其第一任期的既定路径，不可避免要出现新的调整与变化。

（一）以以色列为核心构建地区力量新平衡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点，支持以色列是美国中东安全政策的核心。特朗普—向以亲以著称，第一任期即在对以色列政策上实现了“一边倒”的历史性突破；2024年竞选期间又多次抨击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支持不力，自诩为以色列的“捍卫者”“保护者”，承诺要“让以色列再次伟大”。其第二任期启用多名强烈亲以政客出任要职，组建“美国有史以来对以色列最为友好的政府”；宣誓就职后在白宫正式会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向外界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展示了“美以联盟的力量”。特朗普上任不到半个月，便提出了“带有种族清洗色彩”的加沙重建计划，契合以色列右翼的长期愿望，即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以彻底解决针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成为美以在中东安全问题上默契合作的突出表现。2025年3月，加沙停火协议破裂，以色列恢复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得到特朗普“完全支持”。未来，特朗普还将继续执行极端挺以政策，包括续推巴以“世纪协议”、扩大亚伯拉罕集团等；强化美以同盟、提升美沙关系、诱拉沙以建交、构建美国—沙特—以色列“战略三角”或成其政策重心。特朗普的目标在于进一步确立以色列在美国地区盟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把以色列一年多来军事行动成果转化为对美、以有利的地区安全秩序；重塑区域权力平衡，推动形成美国盟友（尤其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局面，制衡伊朗等反美力量。

（二）以极限施压为手段催化美伊关系转折

特朗普认为伊朗是导致中东动荡的根源、伊朗获得核武器将对美国及其盟友造成严重安全威胁，这一认知与拜登并无不同；但他批评拜登对伊朗政策过于软弱，让伊朗获得出口石油、解冻资产、资助地区代理人的机会。特朗普主张恢复对伊朗“极限施压”，就职后即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NSPM-2），指示美国政府机构收紧对伊朗制裁，包括将伊朗石油出口“清零”。但“极限施压”只是手段，特朗普最终目标是要阻止伊朗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扩张，为此对美、伊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此前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非否认谈判方式本身，更多是批评奥巴马政府未能谈出“好价钱”。当前，以伊朗为首的地区“抵抗阵营”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被严重削弱；伊朗不仅失去对外投射影响力的战略通道，而且在与以色列互相威慑的过程中暴露了火力不足和不愿引战的双重底牌，几乎处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虚弱的时刻”。特朗普希望利用这一时机，通过加大制裁和军事恐吓等手段迫使伊朗让步，进而为美伊关系转折创造条件。

（三）以绝对实力为依托重建有效军事威慑

特朗普第一任期把缩减美国在海外的军事承诺作为“美国优先”的一部分，为此提出从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计划。但这一政策本质是放弃维护地区秩序的大国责任，而非放弃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此面临着“一直想离开却屡屡被拉回”的困境。拜登政府任内实现了从阿富汗撤军，但又因巴以冲突被迫向中东增兵。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伊始，面对的是一个更不稳定的中东，他要兑现“结束战争”的承诺，还要在维护美国利益的同时避免卷入“与美国无关”的冲突，撤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鉴于美国的利益和中东地缘政治现实并不会随着美国大选结果而改变，除非以色列或伊朗出现重大变故，否则特朗普在中东的军事政策选项“并不会比拜登更多”。一方面，他仍将致力于在“不必要”的地区减少美国军事足迹，以期节约成本；另一方面，他不排除在局部热点前沿增派兵力，防止地区冲突失控危及美国利益。但同拜登相比，特朗普更迷信通过实力回归和平，更愿意使用可信的军事威胁震慑对手，希望对手因恐惧而妥协。特朗普上任以来，在促成加沙停火、规划战后安排等问题上，从未明确表态放弃军事选项，反而屡屡以“地狱爆发”相威胁；在伊核问题上，声称只有“炸弹和协议”两种解决方式，不否认甚至暗示可能会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2025年3月15日，特朗普又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其上任以来在中东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意图借此一举实现支持以色列、恢复红海航运、向伊朗加码施压的三重目标。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无论是否继续从叙利亚、伊拉克撤军，都将会保留在中东地区关键点位的军事存在，保持对直接威胁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依托美国在武器、战力和军事科技方面的绝对优势重建威慑，以此作为促进美国利益的有效途径。

（四）以大国竞争为引导调整对中东的定位

“聚焦大国竞争”或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外政策诸多不确定前景中相对最具确定性的一点。拜登执政时期已逐渐把中东视为大国博弈的主要战场之一。2023年以来，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和解、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联动趋势加强、伊朗与俄罗斯签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等，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在中东竞赢中、俄的紧迫感。在大国竞争的需求驱使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安全政策或将聚焦争夺海湾国家，通过强化与海湾国家的经济、能源、武器、情报等合作，将其拉回亲美轨道；其中东团队关键人物如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与海湾国家有长期密切利益关系，也预示着沙特、阿联酋等国将在特朗普的中东棋盘上扮演重要角色。2025年2月中旬以来，特朗普多次把与俄罗斯谈判的主场选在沙特，进一步显示其拉拢沙特、寄望沙特在中东为美国作伐的意愿。此外，特朗普在中东的相关政策还将表现出高度整合的“一揽子”特点，如把强化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同巩固地区亲美阵营、对抗或拆解所谓“中—俄—伊轴心”、夺回国际能源市场话语权等大国竞争目标捆绑考虑，把中国与海湾国家间涉及“5G”、人工智能、港口运输、新能源、航空航天、无人机技术等合作都视为能改变大国竞争态势的“关键领域”，推动中东安全议题扩大与泛化。

现阶段，特朗普在中东关注的重点是尽快结束冲突并构建对美国有利的地区力量平衡，其个人风格将直接影响美国政府在具体问题上达成目标的方式，其对“和平总统”声誉的渴求和对外交遗产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不同目标的优先级。国际社会普遍预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会更强硬、更自信、政治抱负更大，也会因为没有连任压力而更少顾忌。为确保在任期内达成目标、收割政绩，特朗普对盟友和对手的施压手段都会更趋极端。

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安全政策对地区形势的影响

特朗普回归将导致一个高度自信的、强硬的、不可预测的美国总统与一个剧烈变化的、脆弱的、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东地区“风雨重逢”，碰撞出倍增的不可知风险。不仅如此，特朗普前后两个任期的中东安全政策均存在若干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也将成为地区各种问题和冲突的催化剂。一是无法解决盟友需求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矛盾。特朗普试图推动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结盟、打造地区安全新架构，但以色列对绝对安全的追求造成了海湾国家的风险，美国极端挺以进一步放大了海湾国家与以色列的利益分歧。二是无法解决美国政策的灵活性和可信性矛盾。特朗普通过商业化“交易”推进政策目标，能够取得即时的短期“成效”，长期看则以损耗美国际信誉和软实力为代价。中东国家利用特朗普“交易”的同时，也对“交易”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不抱信心。三是无法解决美国经略中东和大国竞争的从属性和主导性矛盾。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或政策“回调”均服务于大国竞争，但由此催生的地区动荡却进一步牵制了美国战略资源，弱化了美国对地区国家的控制，进而拖累其实现竞赢中、俄的全球目标。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带着上述矛盾落地推进，将导致区域安全形势不确定性增强。

（一）地区力量对比恐加速失衡

现阶段，中东的混乱和冲突局面是地区力量平衡被打破的直接结果，始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给予以色列前所未有的支持。以色列在中东战略优势增加、政策日趋强硬，这成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外溢并演化为以色列与伊朗直接对抗的重要原因之一，进而给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了“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最大挫折”。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政治外交庇护和资金武器援助，助其击败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沉重打击了伊朗自2011年以来在中东苦心经营的“抵抗之弧”，加剧了地区力量失衡。这种失衡效应不仅推升了地区安全风险，而且扩散传导、引发部分脆弱国家内部政治和安全局势变化。在黎巴嫩，真主党因力量被削弱而被迫在总统人选问题上妥协，其长期青睐的候选人苏莱曼·弗朗杰退出竞选，受美国支持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约瑟夫·奥恩当选，终结了该国总统职位空缺两年多的政治僵局；随后，被沙特看好的国际法院前院长纳瓦夫·萨拉姆又取代真主党有意扶持的纳吉布·米卡迪成为黎巴嫩新任总理。新的权力结构意味着伊朗影响力在黎巴嫩退潮，美国、沙特影响力回归，这将推动黎巴嫩政策出现方向性调整，未来各方围绕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问题将展开新的激烈博弈。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数年来主要依靠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俄罗斯的支持维持着对反对派的军事压制。但俄罗斯力量被乌克兰战场牵制，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与以色列的冲突中落于下风、收缩自保，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叙利亚反对派于2024年底发起新一波攻势并成功夺取政权。“沙姆解放组织”前身曾是“基地”分支，由其牵头组建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最终性质还未有定论；叙利亚境内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各自拥兵自重，协调共处的方案尚未最终出炉；以色列和土耳其趁乱在叙利亚扩大实控范围，围绕叙利亚的新一轮争夺正在酝酿。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局面临的就是上述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中东，但其地区安全政策却没有聚焦于解决现实问题，而是继续执行力挺以色列、遏制伊朗、拉拢海湾国家的路线，将导致力量失衡局面持续甚至加速发展。

其一，权力平衡朝以色列倾斜，但并未让以色列拥抱和平，反而助长了其战争狂热和盲目信心。以色列的强势地位导致它更加不愿意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做出让步，认为在战争之后无论是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还是接纳巴勒斯坦作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实际上都是“对战胜者（以色列）的惩罚”“对恐怖主义的褒奖”，会鼓励巴勒斯坦人或伊斯兰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发起更多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袭击，因此不能“妥协”。这将阻遏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行路径，导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抗争、冲突持续存在以及以色列的暴力统治常态化。不仅如此，一个更少约束的以色列在领土问题上的诉求将进一步扩大，不仅寄望于特朗普政府支持其在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而且希望通过特朗普的“清空加沙”计划实现巴勒斯坦民众与土地分离，将巴勒斯坦人分散到埃及、约旦、黎巴嫩等周边阿拉伯国家，全然不顾冲突可能会随难民流动在中东扩散的灾难性后果。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20世纪初提出的“大以色列”计划也在以军事胜利的刺激下悄然复活，暗示了以色列右翼势力对更多领土——“从埃及尼罗河的西岸延伸到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的企图，将在更长时期、更大范围内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担忧。

其二，继续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不必然获得妥协与和谈，还可能酝酿对抗升级的风险。2024年以来，伊朗的“地区代理人网络”受到严重削弱，其自身在与以色列冲突中也表现出明确的行动克制和避战意愿，以佩泽希齐扬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多次释放与西方缓和的信号，均被美国和以色列视为重新确立对伊朗战略优势、改变伊朗“行为模式”的有利时机。特朗普已宣布重回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政策轨道。但过往经验表明，这将进一步强化伊朗防范外敌“武力入侵”的危机意识、刺激其加速发展核计划，“采取更激进的姿态谋求生存”。《纽约时报》于2025年2月初透露，伊朗在“积极寻求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同时，也在加紧推进一项“不精细但很快”的核武器发展计划，以应对美、以军事威胁。而且核武器并非伊朗手中唯一筹码，多年来其“在必要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虽从未兑现，但风险真实存在；尤其是2023年底红海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类似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出现的担忧。即便按照特朗普乐观的预期，伊朗或将在严峻的经济和安全压力下重回谈判桌，也仍然无法因此期待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一则，美、以、伊三方在核问题上的底线目标难以对齐，协议达成所需时间长、达成后维持难度大，其脆弱性天然蕴藏着局势再度紧张的风险。二则，伊朗现政府对谈判的参与以及对具体谈判条件的接受程度，还可能引发国内不同派别的权斗，导致政局动荡，给地区安全和力量平衡带来更多变数。

（二）区域合作稳定性或持续减弱

结束冲突是实现地区安全的关键，完善治理是维持地区稳定的核心，建立在战略互信基础上的区域合作（包括大国与地区国家合作以及地区国家之间合作）是构建有效地区安全架构的基础。但特朗普的中东安全政策不关心地区治理问题，也不尝试解决诱发冲突的根源性矛盾，更无助于增加各方的战略互信。他虽然把“摆脱战争”作为其第二任期起始阶段中东安全政策的优先项，但他提出的和平计划以优先实现美国利益为前提，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解决方案，也忽略了中东地区的现实需要，而是依靠威逼利诱促使各方达成“交易”，把和平简化为“经济和军事问题”。这在短期内或能扬汤止沸，满足特朗普吹嘘政绩的需要；但它放弃了美国在中东扮演的斡旋者、担保者角色，破坏了地区为数不多的规则和制度，否认了公正和道德的必要性，放大了各方逐利、投机的意愿，使得区域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的稳定性显著下降。

其一，美国在中东从担保者转为争利者，与地区国家合作可信度下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长期在中东安全架构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大规模驻军深度参与地区安全事务，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垄断中东和平进程，在巴以之间维持相对平衡；调解地区矛盾，为和平与合作提供必要担保。这是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和软实力的来源之一。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就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抛弃了这一角色，遵循商人思维把美国中东政策的决策过程变为一场成本收益的核算，追求美国“绝对受益”且利益最大化。以此为出发点，特朗普在中东倡导和推进的协议与以往诸如“石油换安全”的战略合作有着本质的不同，不是以长期利益一致性为基础，而是指向单边主义和霸权胁迫。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不满联合国多边框架下形成的“两国方案”，于是抛开各方提出了对美、以更有利的“世纪协议”；在伊核问题上，认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与德国、欧盟博弈妥协的结果，没有优先考虑美国利益，因而主张退出；在反恐问题上，寻求将更多军事行动外包，节省美国支出，甚至威胁“减少美国的安全保护”，以此逼迫盟友分担更多成本和风险。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了这种风格，并且更加得心应手。他把加沙视为一个“大型房地产项目”，谋求的甚至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其家族和团队的商业利益；他希望约旦和埃及“永久接收”从加沙“转移”出去的巴勒斯坦人，并暗示如果提议被拒就可能削减对这两个国家的援助。特朗普还暂停了美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全球外援，严重影响了流向巴勒斯坦、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虽然他承诺相关援助在“经过审查”后即可恢复，但所谓“审查”可能会变成美国重新设定门槛、索要条件的机会。类似举措把美国参与的合作推向一种强制甚至是胁迫模式，利用了美国数十年来在中东积累的“权势存量”，但却以损害美国政策声誉为代价，不仅会使其长期盟友关系变得不再稳固，而且将导致地区合作的可靠性普遍下降，增大矛盾爆发概率。

其二，特朗普政府推动制度约束让位于利益原则，与中东地区合作的变动性增强。从全球范围看，美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制度体系的主导者和受益者；但随着其实力相对衰落，无力再维护、完善上述秩序的时候，又成了抛弃旧制度的“先锋”。特朗普作为“反建制派”代表，肩负着寻找促进美国利益新途径的历史使命；其以短期利益驱动取代长期制度约束的合作风格，将使合作的变动性、不稳定性凸显，给国际社会带来动荡风险。中东地区将要面临的混乱失序，无外乎是世界前景的一个缩影和预演。特朗普第一任期从维护美国利益和美以关系的角度出发，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违反《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得领土”的条款；主张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修建定居点的行为“不违反国际法”，公然挑战安理会决议，严重削弱国际多边共识在确保地区和平方面的作用。在反恐问题上，特朗普也不再重视投入资源安排长期制度保障，更多追求自保和减少负担。2019年，他宣称“‘伊斯兰国’已被击败”，在没有进一步善后安排的情况下主张从叙利亚撤军，留下反恐盟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独自面对“伊斯兰国”残部和宿敌土耳其，上演了一场“鸟尽弓藏”的闹剧。2025年初，在叙利亚局势未稳、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最终地位未定、土耳其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特朗普据称又一次提出了从叙利亚撤军的计划，引发了各方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及其负责关押的数千名“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前途的担忧、对地区恐怖组织死灰复燃的恐惧，以及对区域反恐合作信心的丧失。除此之外，特朗普还把“美国地区合作伙伴”的身份当作奇货可居的商品，待价而沽。2017年，沙特在特朗普首访中东时与其签订超过1 0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为美沙关系快速修复添加了关键助力。2025年初特朗普在总统就职典礼后即声称，“若沙特同意购买价值5 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将考虑把沙特作为第二任期首访的目的地，“就像第一任期所做的那样”。沙特王储小萨勒曼随即承诺要在未来四年扩大对美国投资和贸易,总额不少于6 000亿美元；特朗普又把价码抬升到1万亿美元，并表示将推动沙特降低油价。这赤裸裸地把国家间合作变成了讨价还价的生意；但是对于沙特来说，不管是合作还是生意都没有那么可靠，特朗普随时可能追加新条件。正如卡内基和平研究会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所言：“在（特朗普的）这种纯粹交易政策的愿景中，实质性的多边主义让位于恃强凌弱的双边主义。没有投资世界秩序或常设国际机构的野心，也没有培育‘扩散性互惠’的愿望，更不期望合作的好处会在长期内趋于平衡；相反，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单方面谈判的机会，用以改善美国相对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地位。”这加剧了中东各国对于区域合作不平等、不稳定的认知，也加剧了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混乱趋势。

（三）地区国家自主意愿将进一步增强

当前，美国仍是中东最重要的域外大国，在中东安全领域保持着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影响力；但与此前相比，美国霸权地位出现动摇乃至衰落态势，介入地区事务、左右各国政策的能力和意愿双双走弱。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东安全政策正是建立在上述事实基础上：一方面，美国欲继续依靠实力维持霸权地位、享受霸权红利，胁迫各方为“美国优先”让路，调动地区资源服务美国利益目标（包括大国竞争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又想继续减少其在中东的安全责任和大国义务，抛弃“负担”、轻装上阵，加快实现全球战略重心调整。这本质上是要在减少支出的前提下维持甚至增加收益，符合特朗普的商业化思维，但违背了外交的基本逻辑，导致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规划，对地区的不确定性影响急剧上升；地区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对冲和平衡战略，即便是美国盟友也不再把配合美国政策视为明智选择。由此造成各国自主意愿进一步增强，成为未来四年塑造地区安全态势的关键动力。

其一，中东地区国家越来越强调多元合作，区域安全内外联动态势趋于明显。特朗普是第一个“让盟友比对手更焦虑”的美国总统，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传统盟友日益认识到美国的支持是有条件且不可靠的，被迫放弃对美国幻想，积极寻找多元安全合作伙伴。这些国家避免在大国间“选边站队”的意愿进一步上升，特别是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期特朗普第二任期大国竞争态势将更加趋紧的前提下，中东国家既不愿被美国视为对立阵营、承受巨大安全压力，也不愿与美国绑定、充当其马前卒和资源池。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埃及等国，一方面不吝于表达对特朗普回归的欢迎，尽力维持与美国盟友关系，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同俄罗斯、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其他国际力量的合作，分散经济和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土耳其等具备实力基础的地区国家，还将进一步加快军事力量建设，以自身实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多渠道获得新一代武器及军事技术的需求也更迫切。此外，随着特朗普的新一届团队被迫正视世界多极化的现实并且准备好不再像以往一样“承担全球政府的责任、试图解决所有问题”，中东国家越来越无法期待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也从中看到了在日益分裂的全球体系中充当“关键连接者”的机会，尝试借助多元安全合作在地缘冲突中居间协调。2022年，土耳其参与推动俄、乌两国达成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2023年，沙特以东道国身份召开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邀请包括中、美在内的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出席；2024年，阿联酋斡旋俄、乌换俘取得新一轮成就，两年多来在其运作下交换的战俘总数累计近2 000人；2025年初，沙特、土耳其又先后成为美、俄谈判的第三方见证者，阿联酋也表达了愿意参与美、俄谈判并举办俄、乌和平峰会的积极意愿。这意味着一些中东国家正在利用大国竞争带来的空间，把被动的对冲战略升级为主动的“权力经纪人”战略，不仅更强化了战略自主意愿，提升了国际地位，还在客观上发挥了连接作用，把中东安全态势接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

其二，地区矛盾或将逐渐压倒大国矛盾，地缘格局碎片化程度恐持续加深。美国虽有意把中东纳入大国竞争的全球布局，但特朗普推崇“美国优先”，导致其引领盟友体系的能力下降；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已深刻嵌入全球和地区的多极化进程，现阶段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除了战术联盟之外”根本无法在中、美、俄、欧各方间做出排他性选择。双重因素决定了中东地区很难重现冷战时期由大国对抗主导的阵营分割局面，大国的利益需求也很难再压倒地区国家自身的利益需求成为中东安全局势的主导因素。地区主要国家开始成为塑造中东战争与和平的主角，争取自主发展、拓展利益空间，同时防止其他国家成为地区霸权；部分国家内部宗派矛盾、民族矛盾、部落矛盾的可见度上升；非国家行为体持续挑战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地区安全秩序。地区国家的利益冲突——而非大国利益的直接碰撞——或将成为地区安全首要风险。其中，巴勒斯坦问题仍是地区和平的关键，虽然此轮巴以冲突或因特朗普的强大压力而趋缓，但在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取得完全胜利且在缺乏最终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冲突停火和升级已形成周期循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散发冲突仍有可能再次点燃紧张局势。在叙利亚，以色列和土耳其利益碰撞摩擦的概率越来越大，土耳其正加力拉拢“沙姆解放组织”、依靠“叙利亚自由军”以打击库尔德武装；以色列则对叙利亚过渡政府心存警惕，谋求与德鲁兹人和库尔德人联合以确保其在叙利亚势力范围，或将导致叙利亚分裂局面持续。沙特对叙利亚局势介入日深，有意将叙利亚重新拉回阿拉伯阵营，也将推动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围绕叙利亚问题和地区主导权展开争夺。在也门，胡塞武装作为“抵抗阵营”中受损最小的一支力量，仍然保有在红海行动的主动权以及威胁海湾安全的能力，成为伊朗对外投射影响力的仅存渠道；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力量、阿联酋支持的南方分离运动也正谋求利用红海危机、借美英之手削弱胡塞武装，未来也门内部分裂动荡或将延续，继续充当地区大国博弈的棋盘。此外，在利比亚、苏丹以及非洲之角等地，国家行为体、非政府武装和跨国集团构成了相互对抗的复杂网络，内战、代理人冲突、军备和基地竞赛、外交边缘政策都将持续下去，“没有明确的开始或结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东安全政策无助于改善地缘格局碎片化的现状，反而会进一步刺激地区大国利用中东的混乱来获取竞争优势，并按照自己的利益偏好去塑造该地区，优先追求安全而非和平，或将形成新的安全困境，给地区稳定发展的前景带来更多变数。

结语

当前，中东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转型与重构，其本质问题是要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进行抉择；中东安全局势也正处在最危险最艰难的“十字路口”，其关键问题是秩序的新旧交替最终会走向何方：是旧秩序崩塌把整个中东地区拖向无政府的混乱深渊，还是新秩序重建实现稳定的多边安全治理？2023年以来中东经历的新一轮动荡，无疑为地区安全前景蒙上了阴霾，但从国际格局的变动和地区国家的利益诉求看，中东仍然存在着和平的机会；和平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的政策选择。

特朗普第二任期势必对中东安全局势产生重大的直接的影响。截至2025年3月，美国针对加沙冲突、以色列地位和伊朗问题释放出的政策信号都带有极端利己的单边主义色彩，即便从最理想的角度解读也很难让人乐观。特朗普及其团队热衷于停止冲突、“摆脱战争”，却不关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对“交易的艺术”津津乐道，却持续破坏各方的基本互信；自矜于美国的实力和手段，却逃避在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致力于构建以色列—海湾互助同盟，却指向针对伊朗的阵营化对抗；寄望从中东获取经济利益，却在大国竞争驱动下把经济问题泛安全化。上述情势不利于地区的和解、合作和发展，反而可能激发敌视、对抗和冲突。这是美国在中东霸权衰退的表现，但是反过来也强化了区域多极化和地区主要国家战略自主的态势。与此同时，中东各国追求安全发展与多元合作的意愿上升，多边对话的需求增多，或成未来中东地区在混乱中重建秩序的希望所在。（作者：李亚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