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当前位置:首页 > 智库理论 > 政策研究 >

全球能源格局发展趋势与中国能源安全

发布时间:2022-08-20来源:国合中心

目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发的全球能源转型与乌克兰危机是推动全球能源格局发展演变的两个主导力量。可再生能源的大发展和石油需求峰值的到来将会弱化能源地缘政治属性,资本将流向低成本、低风险的上游油气资产,能源贸易重心将由全球油气市场转向区域性电网,能源出口国地位将遭到削弱,进口国对外能源依赖度将降低,可再生资源技术领先国和关键矿产资源富集国的竞争优势将增强。乌克兰危机将导致油气卖方市场重现、全球能源商品分化为俄与非俄商品、欧洲天然气因供应短缺出现“欧洲溢价”现象、俄罗斯能源份额大幅下降而美国能源优势显著增强。全球能源格局新变动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进口成本上升、中美在碳减排和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上的博弈加剧、中俄能源贸易面临二级制裁风险等方面。

一、能源转型与全球能源发展新格局

能源地缘政治属性弱化。能源转型通常伴随着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地位上升,及化石能源的优势削弱。可再生能源存在如下四个不同的特点:一是资源禀赋分布分散而非集中。可再生能源是无处不在的,不像化石能源集中分布于特定的区域或国家。这减少了可再生能源国际贸易的需求,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等海运咽喉要道的重要性下降。二是以流量形式存在,且不可耗竭。绝大部分可再生能源以流量的形式存在,难以保存,不可耗竭;而化石能源以存量的形式存在,可以储存,但只能被一次性使用。三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去中心化与民主化。可再生能源可以任何规模部署,适合以分散的形式进行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四是成本持续下降且边际成本几乎为零。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成本持续下降,且太阳能和风能电站在建成后发电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石油需求峰值会导致石油行业上游投资意愿下降,资本将会流向低成本、低风险的优质石油资源,从而沙特、美国等国的市场份额会上升,而俄罗斯、安哥拉、委内瑞拉等国的市场份额会下降。石油需求峰值会对石油长期价格的稳定和石油投资的长期盈利能力构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削弱投资者进入石油上游行业的积极性。在石油需求放慢和资本流入趋缓的情形下,产油国之间吸引资本投资的竞争会加剧,低成本、低风险的优质石油资源将获得更多资金,其市场份额将上升,而高成本、高风险的石油资产将处于资金匮乏和市场份额大幅下跌的境地。

能源贸易重心将由全球油气市场转向区域性电网。可再生能源发展将会推动主流贸易方式由全球化的油气贸易向区域化的电力贸易转变。电力将取代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电力贸易在能源贸易中的比例将显著上升。能源进口国将在国内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也会与周边国家的电网连接以获取外部电力。跨境电力贸易将会促进电网的互联互通,提升电网的稳定性和弹性。与石油和液化天然气(LNG)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交易不同,电力目前仍是一个区域性商品。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电力远距离输送的损耗较大。

化石能源出口国地位下降,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国和关键矿产资源国优势上升。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化石能源一直是全球能源系统的基础,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地理上的集中分布塑造了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煤炭和蒸汽机驱动了工业革命,进而塑造了19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石油和内燃机以及对油气资源的争夺与控制确定了20世纪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与历史上的能源转型不同,可再生能源转型不再表现为由一种能源转向另一种能源,而是超越单一的能源部门,涉及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

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禀赋丰富或技术先进的国家将获得竞争优势,其国际影响力预计会上升。主要有三种类型国家:一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大,能对外出口可再生能源电力或燃料的国家。二是关键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玻利维亚、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民主刚果等国凭借锂、镍、钴等关键矿产资源优势,将有机会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的国家将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受益国。可再生能源技术竞争可能导致技术统治或技术垄断,美国、欧盟和中国等掌握关键能源技术的国家或地区将占据领导地位,而其他国家会对其形成高度依赖。不过,考虑到可再生能源的无处不在及其技术可替代性强的特点,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国不可能拥有油气资源丰富国曾经占据的市场主导地位。

二、乌克兰危机与全球能源发展新格局

第一,全球能源供需特别是石油供需格局发生逆转,油气卖方市场现象重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虽会导致能源需求峰值时代加速到来,但美西方制裁将严重削弱俄罗斯油气的出口、投资和生产能力,叠加碳中和引发的化石能源投资低迷,未来全球油气产能可能会大幅下滑,化石能源的供应短缺而非需求不足将成为能源市场关注的焦点,卖方的地位会显著提升,可能出现油气卖方市场。

第二,全球能源商品分化为俄能源和非俄能源两种类型,俄罗斯能源价格相对于国际能源基准价格将维持大幅折扣。欧洲能源企业出于政治正确、制裁、运输安全和保险等问题的考虑,基本停止了与俄罗斯签署新的采购合约,大幅削减了对俄罗斯能源的购买量,并计划在2022年底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煤炭,其将对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进口规模仅维持在冲突爆发前的10%、25%的低水平上,被迫将能源产品需求由俄罗斯转移至北美、中东、拉美、西非和澳洲,致使非俄能源产品需求大幅上升。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因受到美西方制裁的威胁和现有能源基础设施的限制,难以替代欧洲国家大规模增加进口俄罗斯能源产品。这就导致俄罗斯能源供应大量过剩,而其他地区能源供应严重短缺,以至于出现国际能源基准价格快速上涨和俄罗斯能源价格大打折扣并存的现象。

第三,俄欧天然气对抗将导致欧亚抢购液化天然气的竞争趋于激烈,欧洲液化天然气市场因供应短缺出现“欧洲溢价”现象。俄欧如何处置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争端对于欧洲和全球天然气市场将产生重大影响。若欧洲去俄罗斯天然气的步伐过于激进或者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断供,欧洲将会陷入天然气供应危机,欧洲油气贸易企业将会从卡塔尔、澳大利亚、美国和阿尔及利亚等主要产气国抢购液化天然气,也会高价转购中日韩企业现有的液化天然气订单,这将会加剧欧亚之间争夺液化天然气现货的竞争。目前,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TTF已明显高于东亚JKM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鉴于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危机可能将持续数年,“欧洲溢价”现象可能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

第四,俄罗斯能源利益受损最大,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份额会显著下降,而美国受益最大,攫取了欧洲能源地缘政治的主导权。俄罗斯的能源利益受损最大,体现在:一是随着欧洲能源进口禁令生效日期的逐步临近,俄罗斯将丧失一半以上的能源出口市场和收入;二是受美西方制裁的威胁、基础设施的限制和进口渠道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增加对俄罗斯的能源进口空间有限。三是俄罗斯能源价格相对于国际能源基准价格有大幅的价格折扣。与此同时,美国是最大的能源获益国。体现在:一是借助乌克兰危机彻底地将俄罗斯排挤出欧洲能源市场,获取了欧洲能源地缘政治的控制权和主导权。高成本的美国页岩油气将迅速占领欧洲市场,并成为欧洲所谓可靠的能源供应者,欧洲对美国能源的依赖将显著提高。二是提升美国能源基准价格的话语权。在国际油气市场,欧洲、美国的基准价格的市场影响力基本上在伯仲之间、分庭抗礼,如原油期货市场的英国布伦特价格、美国WTI价格,天然气市场的荷兰TTF价格、美国的亨利中心价格等。在欧洲大量进口美国油气资源的情形下,双方贸易势必会以美国的WTI、亨利中心价格来计价,这就为美国扩大其油气基准价格的影响力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三、全球能源新格局对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影响

第一,能源进口成本增加,能源供应安全风险加大。当前,碳中和引发的化石能源投资低迷与乌克兰危机导致的俄罗斯能源产品退出美西方市场,导致国际化石能源价格高位震荡,显著增加了中国的能源进口成本。按照110美元/桶的石油价格估算,中国目前每天的原油进口成本便超过12亿美元,一年的原油进口成本高达4400亿美元左右。而且,在全球能源市场特别是液化天然气市场供应紧张的条件下,中国采购能源的难度会显著上升。

第二,中美在碳减排、可再生能源产业链领域的竞争博弈加剧,中国履行碳减排承诺的约束和压力加大。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中国是拜登能源政策的主要打压对象。体现在:一是提高碳排放标准,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二是在清洁技术领域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甚至脱钩。美国政府要求各国特别是中国承担碳排放的全部成本,推动监督全球主要国家提高气候目标的承诺以及承诺的透明度和可执行性。拜登重视与盟国联手,迫使中国作出更为严格的碳减排承诺,并将气候承诺与贸易挂钩。若中国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美国及其盟国可能对中国出口的碳密集型商品征收碳调整费或实施配额管理。同时,美国政府忌惮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上的竞争优势,试图强化与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竞争。为在清洁能源技术竞争中占据优势,拜登政府在大力增加研发投资的同时,延续特朗普政府实行的与中国科技脱钩政策。这将明显加大中国清洁能源企业的竞争压力。

第三,美西方有可能升级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中俄能源贸易面临二级制裁风险。随着欧洲油气进口渠道多元化的推进和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的逐步下降,不排除美西方在油气市场供应改善的情形下会升级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甚至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二级制裁。美国公开威胁中国不要给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否则会面临“后果”。美国一小撮反华议员甚至提出“遏制中俄合谋法”,扬言阻止中国金融机构使用SWIFT以外的金融通信系统与俄罗斯进行交易,否则将面临制裁,如冻结或终止与中国金融机构有关的任何美国账户,或阻止这些机构使用在美资产。不过,考虑到俄罗斯的能源、军事地位,美西方无力对俄罗斯实施类似于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清零政策。(作者:王永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大宗商品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