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1974年9月，为捍卫他所拥护的强调美苏和平共存的“缓和”（Detente）思想，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详细阐释“缓和”背后的哲学机理：美国对外战略需要限制自身的野心和目标，这是因为决策失败的风险超过可能得到的好处，虽然他内心也恨不得一蹴而就，但不得不安于缓进与徐图之道，这意味着要跟现实世界妥协、跟美国自己妥协。基辛格进而强调，美国不适应现实主义外交而沉湎于理想主义的道德外交，“缓和”因而在美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中面临挑战；“缓和”是同苏联这一强权进行马拉松式漫长竞赛的一种长效战略智慧与新型战略文化，其目的在于，“向美国人民证明，危机和对抗是外交政策的最后手段，而不是大国关系的日常处理办法”。

上述宣言集中呈现出基辛格一生中最主要的战略思想即“缓和”理念的特质与主张，其同期对苏“缓和”、对华接触，以及冷战后批评北约东扩、呼吁中美和平共存、呼吁诸强管控人工智能等思想，均受惠于20世纪70年代构思美苏共存的“缓和”理念及实践。基辛格强调审慎、节制、不追求绝对优势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德，及其企盼多元文明共生共存的“缓和”思想由此长期赓续，历经冷战后期直至后冷战时代的当下，愈加凸显其时代价值。

对于基辛格强调的以“缓和”为主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学界多有批评，这肇因于后修正派冷战史学相关右翼主导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史叙事：苏瑞（Jeremi Suri）称基辛格的战略思想在本质上坚守“保守性质的世界秩序”，并不值得称赞；汉赫尔姆希（Jussi M. Hanhimaki）强调，“缓和”是陈旧和向后看的，缺乏对塑造国际关系方向根本力量的洞察。冷战史学家加迪斯（John L. Gaddis）虽然承认以“缓和”为主干的基辛格战略实践确实约束了美苏危机发生概率，但仍批评对苏“缓和”是一种“不善之事”，是美国“道德上的麻木”，同时指责基辛格的短板在于放弃“改变”苏联的道德抱负，凸显加迪斯冷战史学的新保守主义内核。

中国学界对基辛格的研究偏重考察其具体外交政策，相对忽视剖析其以“缓和”为主干的深邃的战略思想与实践，亦未能充分挖掘指导基辛格战略实践的历史哲学特质及其战略思想。

通过研读基辛格史学作品和战略思想文献，解读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所藏基辛格核心助手洛德（Winston Lord）档案、《美国国防部长系列历史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等史料，辅之利用各类数据库所藏基辛格档案，本文旨在先行论析形塑基辛格战略思想的悲观主义、现实主义历史哲学内核，进而剖析基辛格主导下20世纪70年代以“缓和”为主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革命及其特质、理路，展现基辛格变革冷战战略的思想筹谋与实施框架。

一、基辛格现实主义历史哲学及其以“缓和”为主干的战略思想滥觞

冷战结束伊始，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的开篇，用整整一章批评此前一个时代“我们的悲观主义”，进而指责基辛格此类“现实主义者”所构筑的“强权政治世界”。福山指责基辛格教导美国民众学习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之努力是一种“不良之事”，在整部论著中批判基辛格不重视历史进步观，不推动苏联转型，痴迷于现实主义的大战略偏好，福山据此批判基辛格及其弟子放弃了传扬威尔逊式自由主义这一根本任务。凡此种种，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后冷战时代的当下，基辛格因其奉行认可美苏和平共存、讲求收缩美国义务边界的以“缓和”为主干的国家安全战略革命，被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力量批评。

对于基辛格成败、功过之评价，在美国日益呈现两极化，但从基辛格毕生主张的强调不同大国共生共存的以“缓和”为主干的国家安全战略而言，其战略思想与实践，促使冷战成为堪比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长和平”。

的确，基辛格是美国历史和文明的外来者与旁观者。史学家葛温（Barry Gewen）在其《悲剧的必然性：基辛格和他的世界》中将基辛格与施特劳斯（Leo Strauss）、阿伦特（Hannah Arendt）一起置于逃离大屠杀并为魏玛民主失败所困扰的德国犹太人思想家谱系，以解释基辛格的战略偏好。虽然此种归类受到批评，但也不无合理之处。正如基辛格所言，“国家的记忆是对其政策正确性的检验。当一个国家以过去来诠释现在时，越是基本的经历，影响就越深远”。不仅国家的历史经验深刻形塑一国大战略的特质，基辛格本人现实主义、悲观主义的人生体悟、历史哲学及学术经历，亦是深刻形塑其战略观念的来源。

正因为基辛格是美国文化的外来者，他一方面对大众民主存在疑虑，认为民主的民粹化会引发外交战略失衡，极右翼会利用“苏联威胁”动员选民，导致美国陷入“敌人缺乏恐惧症”和“威胁通胀”，加剧政治极化；另一方面，基辛格从未被美国立国的清教元素及其一元化世界的道德洁癖主义和狭隘历史经验绑架，他经常批评“美国的国际政治历程是信仰高于经验”，进而以冷峻的现实主义机理生发出迥异于美国政治生态的国家安全战略哲学。此种借鉴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与协调外交的战略选择，根源于来自欧陆、自称“19世纪政治老人”的基辛格所具有的独特人生体悟和战略偏好。

1938年11月底随父母逃离德国后，基辛格家族至少有26位亲戚遭纳粹杀害，幼年时期的经历导致基辛格初到纽约时十分胆怯。作为美军第84步兵师情报人员的基辛格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其影响极大，显著强化了其现实主义、悲观主义的历史观和安全观。战争期间他结识同为德裔美军士兵的哈佛大学高材生克雷默（Fritz Kramer），大大激发了青年基辛格对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兴趣，并经由克雷默引荐进入哈佛大学提升学历、改变职业选择。战后，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术训练受到导师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以及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现实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有鉴于此，基辛格认定，生命充满一种内在的命运，但却永远无法定义，历史的伟大进程只能依靠直觉感知，却无法运用因果关系加以主动把控。他进而强调，威尔逊式的十字军主义将本应理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为一场反对共产主义、旨在一元化世界的徒劳无功的神话和妄想之战。

作为犹太难民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分子，基辛格与其导师摩根索都对19世纪理性主义的极度张扬相当审慎，更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效应和深刻伤痛深为震惧。摩根索坚信，20世纪是一种反常的历史存在，国家权力受到的限制少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任何时代；控制核武器超越了任何民族国家的能力，这使主权国家处于“复古”状态；核武器是有史以来国际关系结构内唯一的真正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外政策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政治家的首要职责是避免核毁灭和寻求节制，核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是互助式自杀。基辛格的国家安全观非常现实，认为秩序应置于正义和纯粹道德之上，强调人类历史并不是必定实现进步的坦途，而是在混乱中建立基本秩序的长期斗争。为此，基辛格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强调美国需要避免痴迷绝对胜利、唯我独尊、不知节制的国家安全战略偏执症，亟须放弃以自身狭隘、独特的历史经验来观察并形塑整个世界。

通过《重建的世界》，基辛格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得出以下迥异于冷战高潮阶段美国战略界普遍认知的判断：（1）身处热核毁灭威胁的冷战时代，促使人们怀念较少采取严厉措施的外交时光，即19世纪均势外交的审慎时代；（2）构建美苏战略稳定的前提是认可苏联政权合法性；（3）革命国家的动机很可能是防御性的，且它无法消除这种安全焦虑；（4）一个大国对于绝对安全的追求，会导致另一大国的绝对不安全；（5）稳定秩序的基础是成员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秩序的稳定取决于力量均衡；（6）征服者和先知偏爱追求普遍性和永恒秩序，追求使对手无能为力的和平局面，但这是乌托邦幻想；（7）一国国内经验会妨碍其对外交的理解；（8）国际秩序的目标是稳定，而不是完美，实力平衡是历史教训的经典表达，这本质上构成一种“政治科学”；（9）政治家不是纯粹的哲学家，通过运用外交艺术，政治家需要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将普遍共识协调起来的行动来将各国联系在一起；（10）政治家如将其政策拘囿于本国人民的经验，就将注定使自己变得僵化，故此，政治家必须也是教育家，必须跨越一个民族的经历与其远见之间的鸿沟，跨越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未来之间的鸿沟。这些信念从感性层面有时令人难以接受，但在分析层面却具有永恒价值，并指导了基辛格后续以“缓和”为主干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审视上述论点，基辛格显然是“冷战之父”凯南（George F. Kennan）战略思想的集大成者和继承者，二人共同认同对苏“缓和”这样一种大国“柔术”（jujitsu manner），凯南因而强调基辛格才是真正理解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者。因为凯南终其一生认定，国际秩序的显著特质是多样性而非一致性，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在全球扩散美国的体制，将超出美国的德行和能力，这本质上同基辛格的战略理念协调一致、惺惺相惜。

在构思上述战略理念并将其政策化的过程中，基辛格在20世纪50年代末留在哈佛大学工作后随即担任共和党人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幕僚，研究核战争有限化问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基辛格在为肯尼迪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同时，以知名核战略专家的身份参与美苏专家定期举行的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会议重点之一的“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问题引起基辛格的重视，他随后参与美苏有关战略稳定及防止核突袭（Surprise Attack）问题的研讨，这成为其日后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重要渊源。综合来看，基于《重建的世界》《历史的意义：反思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选择的必要》等力作，基辛格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急需如下革命与调适，相关理念构成其以“缓和”为主干的新型国家安全战略的认知基底和战略选择。

第一，基辛格认为，美国需要克制自以为是、惯于乐观的战略心理，不应寻求将美式制度强加于新兴国家，应接受世界的多元化格局，尤其应接纳苏联的合法性。基辛格尊奉古典现实主义基本观点，从而谋求调试左支右绌的美国冷战大战略：不能仅根据你希望世界如何，进而将抽象理性主义（abstract rationalism）或本国道德模板强加于外部现实，以此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他继而批评“过去美国外交政策行为被一些乌托邦思想所激发，认为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世界的根本和谐将会出现”此类观点，他坚信这种前景不会呈现。

对此，时人评价认为，见识过纳粹灭绝营残酷景象的基辛格坚信“上帝已死”，泛道德主义和道德洁癖主义的对外政策无济于事、无法长久且并不现实。基辛格于1961年出版的《选择的必要》指出，美国不必以苏联发生转变为先决条件，才去寻觅达成解决两国冲突的办法，遏制战略的缺点在于等待苏联制度变化后才同其谈判。可见，基辛格选择认可苏联的合法性，不寻求推动苏联的政权更迭和政治转型，在此基础上清醒认知美国实力、义务和道德的限度，将战略审慎、节制的美德融进早已深度神学化了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去除“民族主义的普遍主义”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毒害。基辛格由此进一步批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深陷幼稚病，强调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接受世界如其所是的样子，接受世界并不是美国想要的样子。

第二，正如凯南曾经告诫的那样，“彻底安全和国际环境的完美永不会实现”基辛格亦笃信，无序比不公正更糟糕，不公正仅体现世界的不完美，不完美是无法消除的，而无序会催生无政府状态以及霍布斯式冲突，形成“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噩梦，因此秩序比自由更重要，没有秩序所有人都失去自由；稳定秩序的基础是成员国的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

有鉴于此，基辛格决心追求更大的“道德和善”，即避免美苏核毁灭、防止核战争和意外核冲突，搭建核军控及更为广阔的“战略稳定”框架，并将其他大国嵌套于内，构建美苏欧日中五大力量中心的稳态结构。美苏核军控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因而构成基辛格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美苏战略稳定和核军控就是道德本身，也是实现人类抱负和共同愿景的桥梁及起点”，他还借用康德“永久和平”话语指出，“和平也是影响道德的重要因素”。

基辛格还将历史对比经验用于理解美苏关系及双边战略稳定。他曾于1973年对美国海军上将朱姆沃尔特（Elmo Zumwalt, Jr.）私下表示，美国国家生命像很多其他伟大文明一样，已经走过了它的巅峰，美国只能在目前实力均衡条件下同苏联达成情况最好的交易。基辛格知道自己将成为向苏联做出妥协的谈判者而被载入史册，但苏联如同斯巴达而美国则像雅典，美国人只能怨自己，因为美国缺乏同苏联长久对抗的耐力。朱姆沃尔特后来指出，基辛格言外之意便是，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实力天平已偏向苏联一边。虽然基辛格后来竭力否认谈话内容，但这次讲话相当著名，吐露了他最真实的历史观、世界观和大趋势观。

正是基于对苏联实力及潜能的畏惧，基辛格认定，利用“缓和”理念修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道义及政治上都是极为必要的。为此，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的基底在于构筑大国间互动机制，巩固超级大国的权力均衡，实现美苏之间基本且可持续的战略稳定。

第三，基辛格相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调和“正义”与“现实”之间的抵牾，记者与“自由战士”的人生很轻松，因为其只关注所谓“正义”，而服务现实利益的宏观战略制定者们却无法享受此类特权。摩根索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幼稚病，指出自由主义对外政策导致抽象目标取代具体问题，永恒的真理标准取代了对政治利益的权衡。基于此，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谋求弱化美国狭隘的民主理解及辉格式进步理念对于大战略的绑架，积极弱化“普世主义的民族主义”将特定民族价值转化为绝对道德，并寻求将其强加于他人的弊病。

基辛格进一步阐明，成功的对外战略要求有感知未来进而掌握未来的直觉力，美国必须不断学习如何预测未来的陷阱，这更多地需要依靠审慎的“常识”，而非建筑于所谓“天定命运”的“天意”，即便国父们和右翼力量看到所谓“天意”在美国这一边。

基辛格故此非常欣赏懂得节制的现实主义战略家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一句名言，“一个政治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倾听上帝的脚步声，抓住他的斗篷下摆和他一起走上几步路”，他进而强调技术知识对于理解政治的帮助很有限，塑造世界的历史力量对于理解政治则很重要。言外之意就是，基辛格坚信战略制定者必须在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的基础上，保持战略谦逊和必要节制，要明晰“不可知的存在”，放弃对美国无所不能和数理计算的迷信，由此他被视作最为典型的来自欧陆战略哲学传统的“大陆现实主义者”。基辛格上述对历史和战略的重视及其对技术的相对轻视，同著名战略家哈特（Liddell Hart）对美国战略文化的批评如出一辙，哈特也认为，美国颠倒了真正的思维顺序——首先考虑技术，其次是战术，最后才是战略，而真正的思维顺序应将战略放在首位，技术置于末位。

第四，基辛格笃信，国家安全战略不可或缺的品质是寻求妥协与迁就，但民主舆论及民主动员则深刻扎根于狭隘的十字军讨伐精神，基辛格故而强调，民族主义的十字军大国痴迷于调动民众情绪来支持对外政策，而这必然会损害国家安全战略的合理性与持久性；在放大民粹动能的民主社会，真正理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不可能的，任何为开放社会服务的精英都必须屈从于公众意愿，无论他认为这多么不理性或目光短浅。正因如此，基辛格称赞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Viscount Castlereagh）的精英外交，其国家安全战略革命亦依赖于权力和魅力集中，建筑于小圈子秘密外交的决策逻辑之上。

作为“一个核桃的两个瓤瓣”，尼克松赞赏基辛格的战略思想，他特别指出，美苏战略分歧依旧，但两国不愿因此战争，“缓和”的目的便在于促使美苏认识到“克制的好处”，体认大国关系中“不审慎则将遭到惩戒”，因而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用尼克松比较通俗的话来理解基辛格的战略理路，那就是美国“必须发展既要使自己活，也能够让对方活的新型关系”。这一用语无疑是对“缓和”理念直白且朴素的准确表达。

在基辛格以“缓和”为主干的历史逻辑和国家安全战略形塑之下，以相互依赖、技术转让和对苏信贷为胡萝卜，以核威慑和军备建设为大棒，以核均势和战略稳定为基石，以联系原则和战略武器军控为缰绳，在尼克松、福特两届共和党政府任内，基辛格将完成助推美苏和平共存、构筑全球战略稳定、重塑冷战逻辑的大战略变革。这是基辛格模仿19世纪维也纳体系、再造当代五大力量中心稳定结构战略理念的根本表达，构成“大陆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历史经验和安全战略传统的重大变革。

二、“既要使自己活，也要让对方活”：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的特质

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继承了凯南、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富布莱特（James W. Fulbright）等人士对于美国冷战前期“僵化遏制”“全球遏制”战略的一贯批评，是对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以来美国冷战战略传统的重要修正。在此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以“缓和”为主干的战略调整，与先前已执行20年的以“遏制”为核心的冷战战略有何区别？如果根据“大战略”即“主要涉及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据此综合性地认识、动员、协调和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手段及其资源基础”这一定义，来检视基辛格主导的大战略变革，可以认定，“缓和”与“遏制”在“手段”和“大目标”层面存在不同：“缓和”不寻求战略优势，以保持较低军费及实现均势和战略稳定为手段，“遏制”则以追求优势、破坏战略稳定为手段；“遏制”以摧垮苏联政治及统一多民族国家、一元化世界为目标，“缓和”则讲求美苏平等共存，认可苏联合法性并以“结束冷战”、接受世界政治多元化为己任。正因如此，加迪斯并不将“缓和”视作“遏制”战略的正统、延续或变体，他认为直至里根政府掀起对苏“新冷战”，美国冷战战略才重回遏制战略订立之初的根本任务。也正归结于此，基辛格的理念及实践才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理路中显得尤为勇敢且独特。

综合来看，根据自由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国际社会理论、相互依赖及战略稳定来理解史料中展现出的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的追求，其核心在于美苏相互间实现以核均势、核稳定为基础的战略克制与战略稳定，致力于解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偏狭与错配：美苏之间需要筹措并维系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规范和共享护栏；有选择性地构筑美苏相互依赖制度，并加以维持和变革；相互依赖带来相互义务，据此促成共同利益。

具体而言，在“缓和”的主题下，基辛格冷战战略变革的实施框架由以下几大层面和机制构成：美苏核军控与核战略稳定机制；相互核查及国家间信任构建机制；美苏元首及专业部门危机联系热线及降低危险机制；防止海空摩擦事故、防止核战争及核危险管控等一揽子护栏（guardrails）机制；对苏经贸、信贷、粮食出口、技术转让以规锁其对外行为，并构建美苏复合相互依赖结构的“联系”（linkage）机制。在此基础上，基辛格同期积极拉拢中、日、欧三大力量中心进入上述机制，力图夯实全域均势、稳定的世界和平体系，终结冷战叙事，共建“竞争稳定”“战略稳定”与“危机稳定”三元合一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新时代。

第一，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的首要与核心在于达成美苏战略核军控协定和美苏核战略稳定关系，其以延续长达10年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 II）为核心，以《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T）和《禁止临界核试验条约》《海床条约》等协定为辅助，据此构筑冷战前期所极度缺乏的美苏核均势与核战略稳定，以此千方百计地防止核战争和意外核突袭，确保美苏竞争稳定。

构筑核稳定关系与战略均势是基辛格国家安全战略革命的要害所在，他坚信这是得以夯实世界持久和平、平稳美苏战略预期的“最为深刻的道德任务”。基辛格与同时代战略家、后任卡特政府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的沃恩克（Paul Warnke）均认为，冷战爆发以来美苏之间恶性军备竞赛及核不稳定关系，导致双方基于相互恐惧的负向激励而陷入无休止的扩核，美苏仿佛两只镜像看待彼此的猿猴，而在跑步机上无休止地竞赛，任何一方看到对方有所行动时，就会下意识地模仿并跟上；这种战略不稳定关系是徒劳且没有终点的，人类之所以尚未经历全面核劫难只是因为幸运，而负责任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能仅依靠运气，故而需要认真推动以战略军控为核心的美苏核战略稳定关系。出于类似关怀，基辛格其实还是建立核供应国集团（NSG）的倡导者，以图丰富多边战略稳定的框架和内涵。对于通过战略军控构筑大国间权力均势而非追求权力优势，基辛格1974年时曾有一次著名喟叹，“以上帝的名义，什么是战略优势？你能拿它做什么？”，深刻凸显其安全观尊奉充足论而非优势论，进而构筑大国均势的审慎及节制心态。

在基辛格统筹下，美苏暂时不再过度追求以“绝对安全”和绝对优势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而彼此寻求基于审慎和相对安全原则的“战略克制”和竞争稳定。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各类弹道导弹数量虽然多于美国，为2347枚∶1710枚，但美军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及导弹精度强于苏军，美苏战略核均势得到巩固。另根据197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美苏放弃针对对方部署反导系统，亦放弃部署轨道轰炸系统等破坏战略稳定的新概念武器，这标志着双方认可“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带来的战略稳定和竞争稳定态势。 “先限制、后削减”的军控思维也为日后美苏（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START）铺垫了框架，构成当代史上规模最巨的核军控框架，这归功于基辛格以“缓和”为主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第二，基辛格所擘画的冷战战略强调构建大国间相互核查机制，在此基础上丰富彼此间“信任构建”（Confidence-Building）和“降低危险”（Risk Reduction）互动效能，共建大国共生共存的新型战略文化和基本社群规范，积极舒缓长期困扰大国关系、引爆大战的所谓“七月危机”焦虑和“1914综合症”。聚焦于美苏信任构建和降低危险，一方面以服务于军控谈判的国家核查机制（NTM）为标志，另一方面则以基辛格力主达成的1972年《美苏关系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f US-Soviet Relations）为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还计划达成美苏《核互不侵犯条约》（Nuclear Non-Aggression Pact），为避免核战争及搭建相互信任提供进一步条件，堪称基辛格战略思想鲜为人知的理想主义高峰。

基于共生共存的社群文化，基辛格谋求积极限制历届政府核战争计划的极端不负责任性和残酷性。1969年1月21日就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第二天，基辛格便陪同尼克松接受战略空军对“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全球核战争预案的情况介绍，当场便为核战争计划极端恐怖的超量杀伤（overkill）效应所震惊。基辛格坚信，核战争的预期后果是对迄今为止文明世界的根本威胁，美国应当拒绝接受任由这些武器堆积如山，却无法设计出不会摧毁文明的战略，这是促使其改革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动力和核恐惧忧思。

对于美苏核共存愿景，《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第二条明确规定，美苏要防止两国关系恶化，尽最大努力避免军事对抗、防止核战争，在相互关系中保持克制，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双方本着互惠、互谅、互利精神对未解决问题进行谈判；美苏承认，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以损害对方作为代价，进而取得单方面利益的行为不符合上述目标，维护美苏和平的前提是在平等基础上承认双方安全利益，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声明中所罕见的，美苏不以对方为代价从而寻求单方面优势的宣誓，堪称基辛格“缓和”战略思想之精髓。

遗憾的是，基辛格勾画的《核互不侵犯条约》无疾而终，《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及国家间信任构建有待进一步的机制保障，但在基辛格主导之下，这一时期美国全面核战争计划显著增添了有限性和审慎性。基辛格任内通过践行“施莱辛格主义”大大推动了核战争计划的理性化和控制升级性，致力于全面控扼美苏核战争的烈度与广度，谋求在不打击对方首都的情况下理性地控制核战争的升级节奏，寻求彼此间随时且务实的对话和妥协，进而实现战争降级，进一步将核战争工具服务于“缓和”政治，而不是相反。

诸多举措和声明背后，是基辛格对大国间共生共存型战略文化的重视。基辛格强调，世界不只有一个权力中心，“相互依存”是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标志；美国的政策并未建立在“对抗”之上，而建立在全球相互依存的特性之上；世人必须意识到相互依存才是最终实现国家目标之基础，相互依存的全球战略结构将推动合作，相互依存将带来相互间审慎与负责任义务。基辛格由此特别谋求在大国之间构建由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共同制度维系的“国际社会”，维持基本秩序、垂范基本规约，这一国际社会运行机制尊奉西欧宗教战争以来国家间和解的基本规制，即“统治一个地方，也就控制了当地的宗教”（cuijust regio, eijusreligio），而非执迷于威尔逊十字军主义。凡此种种，基辛格谋求筹建改变陈旧冷战对抗文化的新型“共有的思维模式”。尼克松对此积极称赞他和基辛格共促的国家安全战略革命，促使人类“攀上了永久和平的高原”，摩根索也一改早年对于国际政治的悲观情绪，在1972年改版的《国家间政治》中称赞冷战在当时实际上已经“终结”。

第三，基辛格注重强化美苏元首及专业部门的危机联系热线机制，提升大国危机稳定效能，他在继承1963年用有线电报加以连接的美苏高层联系热线的基础上，筹建通过卫星直通双边元首及专业部门的美苏直接通信热线（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尼克松、福特政府还邀请中国等大国和地区国家参与其间。由此，大国间联系热线有效夯实了70年代奠定的经典战略稳定，成为基辛格等战略家铸就的促进大国危机稳定的关键护栏机制。

1971年9月，在基辛格筹措下，尼克松政府同苏联设立专门通信卫星线路，搭建卫星热线直通华盛顿和莫斯科，作为美苏高层直接通信联系的主渠道。1975年5月起，基辛格进一步提升白宫终端在接受、破译美苏直接信息传递中的作用，除去总统授权，任何人不得使用热线。据测算，白宫通过热线装置发送英文信息并被莫斯科收到且转译的时间将由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12小时压缩到短短5分钟。1976年9月，美苏借签署《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相关措施议定书》，进一步细化核危机情况下高层联系热线的通信消息格式，如涉及不明爆炸或无法解释的突发事件，以及两国导弹预警系统出现故障或受到不明干扰时双方如何紧急通信，旨在缩减消息互达时间，并设定极端危机情况下双边共同遵守的通信格式。

通过热线机制，基辛格谋求借此在核战争和其他不明危机爆发时同大国高层及时通信、增信释疑；同时，联系热线是服务于有限核战争、控制核战争烈度的关键基础设施，美苏最高领导人可通过联系热线实现核战争的逐步升级或冷静降级，不再“事先计划好，一股脑式、自动行刑般地使用核武器”，以此避免双方倒向无法收拾的核毁灭。

第四，除去搭建防止核战争与意外核危险机制，基辛格强调构建美苏防止海上、空中、外层空间及极地摩擦事故机制，同时构建美苏相互间以国家技术侦察手段（NTM）为基础的核查机制，凸显基辛格谋求在核常领域共同构筑防止黑天鹅事件爆发、降低战争预期的战略稳定愿景，反衬出其温和、理性的国家安全战略诉求。

冷战爆发以来，美苏海空军之间相互抵近侦察活动引发双方数百名军人伤亡，为避免此类情况继续发生、酿成冲击大国关系的黑天鹅事件，基辛格经略下，1972年5月美苏达成《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于防止海上突发事件协定》。1973年5月美苏交换议定书，除去军用舰船，重申不对对方非军用舰船发起模拟攻击，且协定适用一切军用辅助舰船以及非军用舰船。至1975年，《防止海上事故协定》达成两年后，美苏海空摩擦危机及危险抵近事件由之前的年均100起显著降低至年均40起，大大减少了美苏海空军人员意外伤亡和战略误判。在预防核战争领域，1973年5月基辛格促成美苏签署《防止核战争协定》，其中明确规定“美苏不得对彼此、彼此盟国及第三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美苏以行政协定和战略宣誓积极防控核战争、弱化核战争工具运用的罕见姿态。

第五，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重视构筑大国间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和复合战略稳定结构，为此他显著放宽对苏技术装备转让、信贷支持以及粮食销售，谋求建立大国间相互依存的约束网络（a constraining web of interdependence）和建设性互惠关系。对于大国间相互依赖，基辛格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情真意切地指出，当代世界不能再为传统的刻板印象所包围，把进步建立在武力尝试的基础上是徒劳无益的，我们正从事一项共同事业，经济、技术和广泛的人类价值观，迫使人们认识到相互依赖以及合作的必要性。

基辛格在1975年1月对此进一步强调，国际问题的传统议程、大国均势、国家安全等概念再也无法界定国家面临的威胁，也难以诠释未来前景；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过去的解决办法不再奏效，在经济、传播和人类共有期望等层面，世界早已变得相互依赖。凡此种种，基辛格积极利用现代技术、镜鉴欧陆近代协调外交经验，千方百计搭建并护持大国战略稳定和复合相互依赖，力图将僵化的冷战格局重塑为以“缓和”为主题的安全战略体系，“和平缔造者”的历史冠冕由此成为基辛格及其统帅尼克松所毕生追求的称谓。

三、创建大国“共享生活”和“共有文化”：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的贡献

经基辛格以“缓和”为主干的国家安全战略统摄，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冷战十字军战士和道德洁癖主义者，局部地回溯为以现实国家利益为基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大国，由此实现冷战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具革命性的调适和转型。如果借用加迪斯有关领导人拟定“战略编码”这一范式，基辛格战略革命是在国家间相互依赖初具雏形的70年代，对冷战前期美国僵化遏制战略进行的重大修正，他谋求以创建大国“共享生活”“共有文化”“共有期望”为基准，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新的划时代“战略编码”。

第一，基辛格擘画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战略节制主义者推动美国战略哲学摆脱威尔逊十字军主义绑架，构建洛克文化乃至康德文化体系，进而破解大国霍布斯安全文化困境的重要努力，基辛格认定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历史视野迈向“哲理深化”（philosophical deepening）的必要努力。基辛格坚信，美国虽然富裕且强大，却只是不久前才变成强权的，美国需要学会对其他强权的利益给予必要照顾的政治老成态度，美国人必须明白，单凭自身臆想从而改造世界的美式能力是很有限的。

历史业已证明，在没有共有知识情况下的均势不是真正的“均势”，故此基辛格谋求弱化美国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冲动和十字军癔症，讲求重拾古典时代温和、节制、不决胜负的审慎美德，在国际关系中搭建共有文化、共有悟知、共有感知，修正美国逃避与他者紧密地、负责地、富有创造性地搭建“共享生活”的战略短视和道德自负。对此，英国学派领军学者布尔（Hedley Bull）将基辛格以大国协调（great power concert）为核心的努力定义为“基辛格模式”，称赞其有助于实现避免核战争这一全人类共同利益。

秉承这一思路，基辛格同其他奉行审慎主义、节制主义的战略家一同位列美国冷战政策的批评者和改革者，成为“对世界的定义与对世界如何运作”加以因时制宜诠释的新型美国世界观的解析者。其中，威廉姆斯（William A. Williams）认为美国文明缺乏历史感，对美国来说，未来若不是现状的翻版，便不过是政治不正确的奇思怪想，认定应放弃“美利坚帝国的解放神学”；威廉姆斯由此深刻共情于基辛格，他们均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扩张主义由美国人狭隘的地方性世界观所定义，其特征是总想通过开拓新边疆来趋吉避凶，此种世界观与其说是进步的，不如说是保守的，因为它存在致命缺陷，呈现出逃避共情于其他大国并搭建彼此共享文化和共有期望的“大逃避”（the Great Evasion）特征。

由此，基辛格、凯南与摩根索等战略家在政治光谱和大战略领域均致力于反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全能主义神话”，他们坚信，政治家必须同时也是教育家，亟须填补本国人民和他的设想之间、本国传统与其未来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一味地将政策建筑于人民的经验之上，那政策必将失败。正因如此，著名史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基辛格作为欧洲人，生活在废墟遍地、证明了人类远见并不可靠的大陆，源自欧陆传统的战略家从骨子里感受到历史远比系统分析和数理计算要复杂得多，故此将其所著的基辛格传记命名为《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而非陈陈相因地将基辛格称为“现实主义者”。言外之意即弗格森强调基辛格的“缓和”战略思想在美国政治生态中是一种极为理想主义的特立独行的存在。

第二，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强调国际体系将各行为体联系、协调在一起的古典价值观和社群感，这种“社群意识”源于三十年战争以来近代欧洲的国际政治实践，基辛格据此强调“节制”是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共同规约，他们认识到别国存续的权力，以收敛自身的野心。作为对理性和科学饱含怀疑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如同其推崇的“18世纪政治遗老”梅特涅，基辛格显然是生活在20世纪激烈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时代的“19世纪政治遗老”，他坚信，国家是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本身的存在是合理的，美国不应追求道德洁癖主义而不断在海外找寻黑暗之子和撒旦恶魔加以征伐。在此基础上，基辛格坚信，美苏“社群意识”的达成可以促进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即“防止核战争”，并在此基础上推演走向复合、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这是负责任的国家安全战略之关键。

正如摩根索所言，美国不能仅根据自身希望世界如何，试图将抽象理性主义或本国道德模板强加于难以抗拒的外部现实，从而制定神学化了的对外政策；从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沿革来看，基辛格事实上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图谱中“杰斐逊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努力控制“杰克逊主义”国家安全战略理念造成的力量透支，修正美国大战略的褊狭地方主义弊病和抽象理性主义迷信，以图弱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神学化倾向。在不少史家看来，基辛格这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杰斐逊主义”拥趸，正是不可或缺的美利坚战车的“倒挡”，促使美国在狼奔豕突的十字军征讨过程中不至于加速过快、车毁人亡。

苏联精英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曾受惠于无数机运，其运气和地缘之好以至于美国无法理解世界上其他那些不甚幸运的国家和民族，它无法理解这些国家的热望，无法与之共情，而俄罗斯民族的热望就是苏美平等、和平与相互理解的达成。显然，苏联之所以应纳基辛格的战略理念及实践，就因于基辛格奉行认可苏美地位平等并加以和平共存的懂谦逊、有节制的国家安全战略文化，70年代的“缓和”时期故而成为整个苏联领导层和战略界长期怀念的大国战略稳定时代。

第三，即便1977年起基辛格不再主导美国外交决策，但当年受其影响的助手仍致力于积极修正痴迷意识形态进攻和权力优势制胜论的右翼国家安全战略，构成得以平衡里根羽翼下共和党新右翼（The New Right Wing）的战略审慎主义者集团。作为基辛格关键助手，任福特政府晚期及老布什政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坚信，基辛格促成的大国关系互动的“互惠性”逻辑，是美国在维持军备建设的同时所需追求的另一对外战略核心支柱。基辛格的“缓和”理念及其军控遗产，还深刻影响了卡特内阁，卡特总统任内曾提出印度洋非军事化、美苏印度洋武器限制谈判、从七大洋深海撤走声呐系统及其他反潜武器等大规模理想主义的军控目标，凸显师承“缓和”的自由制度主义努力。与此逻辑同构，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等深受基辛格影响的策士，继续成为80年代末至90年代基辛格战略思想的“中生代”继承者。冷战后期至后冷战时代伊始，共和党及民主党内温和派始终有人士以基辛格为精神导师，谋求制衡右翼的权力释放，他们选择尊重其他大国的政治文明和利益关切，维系大国间必要的社群意识、共享生活和共有文化，意图弱化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导。

四、新保守主义力量对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的批评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基辛格加速遭到新右翼和部分自由派的批评，基辛格甚至成为“绥靖”“投降”“非美国”的代名词。从“既能使自己活，也要让对方活”，到右翼强调“苏联第一、美国第二”，再到新保守主义力量誓言“苏联必须死、美国才能活”，说到底，整个70年代基辛格战略理念之兴衰，彰显冷战晚期美国内部有关“相互依赖”与“美国第一”两种理念的长期缠斗，构成美国内部不同力量围绕“权力均势”还是“权力优势”的持久冲突。

第一，基于右翼的历史哲学，新保守主义力量批评基辛格战略思想从根本上是“非美国的”（Non-American），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右翼政客甚至攻击基辛格是不理解美国文明真谛的外来族裔，攻击其为“大陆现实主义者”，责骂基辛格就是喜欢与悲剧同行，谴责其在潜意识里便认定美国注定会输。新保守主义者进而张扬起冷战早期的战略自信，重新将对苏冷战演绎为具有启示录特性、使徒美国和敌视基督“邪恶帝国”之间的宗教圣战，进而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新神学化和意识形态化。由此，福特政府后期开始，全美愈加要求白宫的冷战战略符合美国对自我身份和定位的想象，即理想主义、十字军式、高举例外主义和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美利坚民族。美国政治全面右转与基辛格战略理念之衰微由此形成微妙的同频，福特总统为连选连任也不得不将“福特缓和”和“基辛格缓和”拉开明显距离，对苏新冷战的逻辑逐步酝酿。

至里根政府执政前期，以“缓和”为主干的基辛格战略理念被严重边缘化，美国社会一同加速沉浸于这样一种想象，即自由最深切的敌人就是悲观主义，里根政治进而流露出一种颂扬美国自身及其推动世界可以无限变革的“自由感”；所谓“整个国际环境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安全的之前，美国不可能有安全”此类冷战前期的意识形态狂热死灰复燃、变本加厉，这一切导致美苏“缓和”以及基辛格成为其中最大的牺牲品。

第二，新保守主义力量强调，基辛格70年代前期受中情局影响根本错判了苏联国力的增长趋势及其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潜能，不恰当地产生畏苏情绪，据此攻讦基辛格不应奉行权力均势论和历史悲观主义。在此基础上，右翼尖锐批评基辛格引导美国社会错误地畏惧核战争前景，进而错误地奉行“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和核武器充足论，特别是基辛格主导的对苏战略军控虽然限制住了苏联战略导弹总数量，但未能限制苏军导弹弹头的实际投掷重量及分导式多弹头技术性能，不仅如此，基辛格还放任苏联在全球南方伙同古巴四处扩张。

特别是为摧垮对苏“缓和”的情报基础、否定基辛格的历史悲观主义情绪，新保守主义力量通过组织“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当前危险委员会”和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等机构，基于净评估等新型战略评估手段，着力重估苏联国力变化及其国民经济军事化潜能，坚信苏联经济即将见顶，重新激发对于美国国力、制度及潜能的战略乐观，认定美国只要稍微提升国民经济军事化水平，便可打造苏联难以承受的战略优势。这既摧毁着基辛格“缓和”战略的情报评估基础，又构成里根新右翼团队掀起对苏“新冷战”的情报认知源。

当前危险委员会主要成员包括：同基辛格激烈政争的福特政府两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和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海军上将朱姆沃尔特、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Richard Cheney）、参议员杰克逊（Henry Jackson）、兰德公司战略专家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等人，以及日后里根政府多位核心阁员，包括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兼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国安会苏联事务主任派普斯（Richard Pipes），他们均为新保守主义阵营中坚，亦为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和当前危险委员会拥趸。

卡特政府时期，当前危险委员会成为“影子”外交内阁，持续冲击基辛格相关战略遗产，里根政府时期委员会多达51名成员入阁。鹰派力量还筹建“长期研究与发展规划项目”（The Long Rang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Program），致力于在激发美国长期国力和潜能基础上创新性地迭代军事科技，摧垮美苏战略稳定。其中，右翼主导思想之一为“拉姆斯菲尔德法则”（Rumsfeld's Law），即历史告诉美国，示弱就会让人抓住软肋；一次又一次的示弱可招致风险，而强势也许能很好地阻止这样的风险，宏观底牌则为“苏联必败、美国必胜”这一迥异于基辛格“缓和”思想的保守型战略文化。

第三，右翼力量不认同基辛格对于苏联意图的研判，否认美苏之间存在趋同的战略利益，强调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截然相反，坚信“所有证据都表明，苏联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胜利’，这事实上意味着苏联全球霸权的实现”。新保守主义者进而认定，基辛格的战略思想是一种强调强权即真理、超级大国垄断暴力以及相互间恐怖平衡才是解决分歧手段的落后秩序，这一秩序缺乏最为根本的“道德”和“合法”基础，是基辛格无视对苏道德责难，而只关注力量问题的战略妥协。

右翼由此宗教审判般地攻击基辛格欲求使“非道德”和“不公正”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永恒特点，呼吁美国真正伟大之处在于捍卫有关人类尊严的基本准则，对于这一准则的考虑优于基辛格所谓稳定冷战秩序的任何思虑。鹰派为此强调，美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自由主义天命之所在”（libertarian values of universal pertinence），基辛格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因其始终逃避“转型”苏联政治的道德义务，一切的前提应是苏联和东欧“核心政治”之转轨，最终要义需是“终结那些分裂人类的奥理和深渊”。

伴随里根执政后国民经济重新激发活力、新军事革命成果斐然，对苏“新冷战”的十字军面孔自80年代全面张扬，至90年代初“新美国世纪计划”走向全球化，基辛格苦心孤诣的“缓和”战略蹈入沉寂。1982年，里根政府明确计划列装第四代常规武器及新一代战略武器，搭建天基反导武器进而瓦解美苏战略稳定，构筑苏联无法承受的全面战略优势。里根内阁还将促进苏联所谓“民主化”转型同美苏关系挂钩，特别将苏联所谓“转型”和“改变”视作美国“根本性的全球安全关切”及对苏大战略的核心目标。

综合来看，70年代中后期基辛格战略思想与实践遭遇右翼摧折的过程，即为对苏“新冷战”底层逻辑铺就的历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新神学化并全面右转。这不仅销蚀了基辛格对于美国冷战战略的修正努力，更带来延续至今的战略恶果与历史贻害。

第四，右翼力量大大弱化了基辛格大陆现实主义的审慎和节制特质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修正，重新将数理计算、技术崇拜、零和博弈的安全观和权力优势论加诸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塑与神学化进程。应当说，一些右翼人士也不排斥基辛格追求的大国战略稳定，但他们坚信，只有美国具备核常力量的优势时，战略稳定才是更稳固的。新保守主义力量对于优势的追求摧毁了基辛格战略思想的精髓，即大国间需要养成“共同克制、共处以及最终合作习惯”，因而本质上看，里根革命及其间基辛格战略理念之衰微，是杰克逊主义文化上升并重新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主导哲学的历史倒退过程。特别是基于里根共和党右翼80年代长期执政及其激发的战略自信，基辛格及其拥趸在70年代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赋予的审慎和节制美德遭到毁弃。

基辛格于1999年对此严肃地指出，新保守主义力量是不屑于历史的，只要无法赢得绝对胜利，美国一切外交政策在他们眼中就通通一文不值，他们坚持自己的历史观，要把美国引入他途。基辛格为此公开严厉批评右翼代表拉姆斯菲尔德，指出其全力渲染苏联威胁，是他一生中见过的白宫里最腐朽、最危险的人物。显然，基辛格战略理念衰微背后，美国重新陷入冷战早期摩根索所忧惧的“无节制帝国主义”（unlimited imperialism）陷阱，美国右翼的道德自负、优势型国家安全战略及其过度意识形态化实践，是导致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接连同其他文明陷入持久冲突、自身霸权不断透支和相对衰落的哲学端由。其中，沃尔福维茨等右翼人士正是借助半个世纪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十字军宗教战争情绪和动员话语，来解释并动员反恐战争。

第五，对苏鹰派在抨击基辛格进而重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将本应客观的情报评估严重政治化，他们刻意强调美苏战略文化的差异，严重歪曲苏联全球战略的意图；在明知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潜能和技术水平明显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右翼故意制造美军落后于苏军的“脆弱之窗”（window of vulnerability）叙事，着力宣扬苏联威胁论。不仅如此，他们宣称，苏联并不奉行美国所信奉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而致力于筹措核大战，持续政治化对苏情报评估。然而冷战后的解密档案及美苏退役高级将领相关会议结论根本击破了所谓“脆弱之窗”叙事，苏联进行核战争的实际准备和决断意志其实明显不如美国。更为恶劣的是，右翼力量在全面攻讦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同时，却闭口不谈苏联出兵背后的真相，全面歪曲苏军出兵的真实原因，暴露了新保守主义者惯于制造并渲染外部威胁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相关鼓噪亦大大毒化了全美对基辛格的评价与认知。

认同基辛格的尼克松政府中情局局长科尔比（William Colby）对此严肃批评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等右翼力量云集的机构，抨击他们将情报分析与政策制定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据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1989年时审查1974年至1986年右翼力量做出的对苏评估报告，发现相关评估普遍夸大苏联威胁的程度，苏联直至80年代中后期的弹道导弹实际战力，也并未达到卡特政府时期右翼声称国防出现“脆弱之窗”时所估计的那般先进。即便如此，里根政府右翼力量组建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grated Long-Term Strategy），执意强化战略优势论，推动情报政治化。由此，拉姆斯菲尔德、切尼等反对基辛格的新右翼掀起以最坏情况打算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百分之一主义”，恶化全面扩大宣扬外部威胁的“威胁通胀”（Threat Inflation）现象，相关理念成为冷战晚期至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家战略凶狠且危险的特质，长期贻害全球地缘和平与多边战略稳定。

至21世纪初，在小布什（George W.Bush）政府中继续活跃的许多新保守主义者都曾在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工作，也都曾是基辛格及其门生的政治对手，美国随后深陷两场反恐战争的重大失误，同右翼惯于渲染外部威胁、破坏基辛格遗产的战略偏好关系密切。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决策惯性， “9·11”事件后，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部设立独立于中情局和国防部情报局的专门情报部门，闭门造车地制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实报告，将美国权力优势论、技术制胜论和国家安全战略新保守主义特质推向高潮。

第六，从根本上看，美国引以为傲的威尔逊学说体系是反均势的，威尔逊主义美国观坚信，当所有人都复制美国的历史原则，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实现。在相关立国哲学统摄下，美国右翼将自身特定的民族经验和价值观转化为绝对道德，寻求将其强加于人；奉行“民族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力量消减基辛格遗产的过程，着实凸显右翼对外想象力和地方性知识之贫瘠，宣告着冷战末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于多元化、多样化世界想象的急剧衰落，反映出基辛格苦心孤诣的国家间“共享文化”和“社群意识”的衰微。

美国由此再度陷入冷战爆发伊始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Conant）提出的著名疑问：美国国家安全是依赖一个仿效美国自身面貌而形成的同质化世界，还是需要一个维持均衡且多样性的世界呢？基辛格就是构建基于均衡但多样化的世界，进而维护美国安全及利益的进步、聪明、有美德、懂节制的战略家，但新保守主义者则通过颠覆基辛格战略遗产、祭出“新冷战”、摧垮苏联并谋求重建一元化世界，凸显美国重归对外战略普遍主义、重构同质化世界的冷战早期意识形态偏执路径。

由此，将威胁设想为不可缓和、将手段设想为可以扩展，就此出发推导出了一套如此庞大的国家利益，庞大得超出了美国承受范围的冷战早期国家安全战略陷阱，经右翼摧毁基辛格战略遗产后得以复制和重临。美国一方面由此消陨着自身的德行和实力，另一方面基于全面右转而非缓和的国家安全战略理念，将全球推向后冷战时代美国十字军征伐一切的战略不稳定境地。冷战结束以来，冷战制胜主义的右翼经验和国家迷信妨碍了美国尊重并重拾基辛格的战略智慧，这不仅是美国自己的不幸，更是全人类的不幸。正如美国外交战略的长期批评者威廉姆斯所喟叹：“美国亟须面对和改变自己，但不幸的是，他们过去不愿意，现在也不会，相反，他们会坚持长期以来束缚着他们的世界观；其结果是，美国外交的悲剧可能会继续下去，美国人民甚至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命运。”

五、基辛格战略运筹的历史回音、现实遗产及启示

新保守主义力量摧垮基辛格战略理念的相关实践，导致美国执迷于作为完胜者的冷战制胜神话，这一神话不断自我濡化，成为对美国未来大战略展开理性讨论的严重障碍。冷战制胜的自我沉迷不仅严重毒化着当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酿成美国同外部文明的持续紧张，导致美国无法同他者文明铸就共有期望，同时引发美国冷战史学后冷战时代以来的加速右转，新后修正派史学就此甚至贬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进而极力赞颂里根及杜鲁门政府。他们如此叙事的重要原因便在于，基辛格战略思想强调接纳世界文明多样性并寻求与之和而不同的相关探索，其实际上源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相关思路亦由肯尼迪继承。正因如此，基辛格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政治家一道为神佑美国的右翼生态所长期诋毁和攻讦。

正如基辛格评价梅特涅，人们可以反对他、厌恶他，但却躲不开他；类似地，美国若想真正平稳处理后冷战时代的国家间关系，缔造长期稳健、合理、有效的大国战略稳定结构与国际社群规范，须臾离不开基辛格的智慧与遗产。基辛格呼吁美苏协调共存、搭建全球五大力量中心稳态结构、劝诱美国不要痴迷权力优势等实践，是其坚信政治家同时必须也是教育家的必要抉择，基辛格由此是以美国战略传统批评者的身份，疗治威尔逊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战略透支，进而向美国政治文明添加知晓“何时止步”的来自欧洲大陆的现实主义品质。

基辛格引导尼克松、福特政府开启自遏制观念首次形成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广泛、深刻、勇敢的变革，这一不懈努力和创见被负责任且足够公允的美国舆论称作“战后一代人最为勇敢的主动外交行为”。 “缓和”理念及其国家安全战略实践因而构成基辛格百岁政治生命中最核心且振聋发聩的实践和遗产。在基辛格筹谋之下，此种基于缔建均势和大国共存而来的“和平结构”，谋求一劳永逸地结束被称为“冷战”的持久反常状态；在“既要使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基础上，基辛格谋求超越均势，进而呈现战后大国间复合相互依赖的首次实践，大国之间得以第一次搭建共享文化、共有生活和社群意识。正因如此，弗格森笔下的基辛格仿佛孤胆英雄一般对抗美国固有的政治传统，谋求同他者大国构建共享生活。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而非“现实主义者”的基辛格努力抗衡并修正美国冷战十字军癔症的执着努力和战略馈赠，是我们总结并铭记基辛格百岁人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正是秉承类似的理念与智慧，基辛格的战略实践在战后历代美国英明且审慎的领导人视界中得到多次共鸣：肯尼迪对美国缺乏战略谦逊和节制有过发人深省的批评——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是，美国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只占世界人口的6%，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其余94%的人类，我们不能纠正每一个错误，无法扭转每一个逆境，因此不可能有一个美国式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有关美苏共存的热望还促使肯尼迪发出了冷战时代西方世界最发人深省的战略呼吁：“归根结底，我们最基本的共同点是我们都居住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都珍视孩子们的未来，我们也都终将死去。”同理，约翰逊晚年也积极呼吁美苏缓和共存，他指出：“双方必须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能转化对方。美国没有兴趣按照我们的形象去重塑苏联……我们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因为我们分享很多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曾经的冷战斗士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在晚年也全面反省美国的冷战战略，他认定，美国人民和政府不是万能的，美国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

就上述国家安全战略理念凸显的审慎、节制品质而言，终其一生，基辛格同摩根索、凯南、沃恩克、麦克纳马拉、晚年尼采等冷战策士的终极关怀殊途同归，他们均致力于修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想象力和适切性之贫乏，谋求修正新保守主义理念对于美国及世界的毒害，尤其致力于引导美国这一超强力量中心正视人类和国家间生活、目标及欲望的多样性。

正是秉承以“缓和”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关怀，基辛格20世纪70年代运筹对华开放及接触政策的目标，亦在于将中国纳入全球性“缓和”体系之中，构筑美、苏、欧、日、中参与其间的全球战略稳定框架和永续和平结构。面对后冷战时代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中美大国关系的嬗变与波折，基辛格进一步重拾其战略经验和智慧，在不断建言和倡议的过程中，为中美大国战略稳定和务实缓和提供了以下堪称“压舱石”的箴言。

首先，基辛格疾呼中美两国亟须讨论必须列入计划的双边“共存原则”，进而平稳有序地共同走出一条“务实主义的共存”（pragmatic concept of coexistence）之路，其核心在于中美两国对于彼此核心利益、历史道路和文明特质予以深刻的理解与尊重。为稳定中美大国关系，基辛格在2014年《世界秩序》一书中建议中美双边要走出一条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之路，他尤其坚信，“任何稳定的外交，都必须有一点19世纪的元素。而19世纪的世界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的基础上，那就是国家之间尽管彼此竞争，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并无争议”，这无疑是其当年运筹对苏“缓和”主旨精神即“既要使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的新时代复刻。

其次，基辛格热切呼吁中美两国尽早搭建用以防止核战争和意外核冲突、避免战略失稳的护栏（guardrails）机制及战略稳定框架，这在很多层面源于基辛格筹划的美苏及美俄大国战略稳定经验。例如，基辛格认为美国须维持“有意义的一个中国概念”，避免“一个中国”原则泛化，又如，基辛格临近百岁时还苦口婆心地呼吁将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常规威慑等新兴领域纳入亟待开辟的中美护栏，表现出其深刻关怀中美关系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政治胸襟。基辛格为此提出中美要在数字竞争领域形成“共存中同对方竞争”的双重竞争模式（dual competition），关键目标是必须防止竞争演变成一场以中美两大力量中心为营垒的全面人工智能冲突，双边亟须基于“某种谅解”来限制此种数字化的相互摧毁能力。

再次，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涉外政策几乎不需要利用民主的任何特质，恰恰相反，其需要的大都是发挥民主所缺乏的特质；基辛格也坚信，民主社会无法推行真正理性的外交政策，任何为开放社会服务的外交官都得屈从公众意愿，故而政治家须在对外战略领域担当“教育家”以扭转此种形势，以钳制“民族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泛滥。由此，基辛格认为他和尼克松搭班推演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革之关键，在于他和总统掌握对外战略的权势，暂时抵挡住了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主张国家把自身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强加给其他所有国家的美国对外战略周期律，进而建立起美苏相互尊重、认可彼此存在合法的宝贵社群意识。

由此反观中美关系，基辛格在2021年时建言两国对外战略需要避免沦为各自民族主义的竞技场，亦需千方百计地搭建包括中美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通过共同人类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共有思想，建立共同的世界愿景，并在诸多领域创建相关机构来实践上述追求。凡此种种，美国内部清醒的政策界人士认定，美国社会可以痛恨基辛格秘密外交及其在一些涉外事务上的极端现实主义选择，但唯独不能忽略他，尤其是在国际关系深度调整、震荡的当下。

作为美国文明的孤独外来者，基辛格当然不是一个典型的冷战十字军对外征伐者，更不是威廉姆斯笔下逃避与他者紧密、负责任、富有创造性地搭建“共享生活”的逃避者，而是以自身智慧、认知和勇气构建“缓和”大厦的理想主义者。读懂以“缓和”为内容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革，方能读懂基辛格，读懂这样一位19世纪政治老人留给世人的智慧和箴言，不辜负他对于大国战略稳定和人类永续和平的追寻与企望。

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重新赢得的和平会有多少永久性；联合国能取得多高的地位；甚至于文明将有什么样的前途——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清楚地有赖于……东西方在一个世界上一道工作和一道生活的能力”，亦如肯尼迪所呼吁，“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同样也是独立的时代，一个国际主义的、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中……今天没有什么纯粹的德国问题、美国问题或者甚至欧洲问题了。有的只是世界问题”，抑或如基辛格长期的政治对手尼采晚年时所慨叹，他深刻怀念童年记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悲剧发生前欧陆和美国文化的温和与美丽特质，进而呼吁美国要学会与他者一起建立一个全新且更广泛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中现有主要文明和文化元素都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殊途同归，百岁老人基辛格毕生疾呼的“既要使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时代号召及相关战略理念与实践，指引着“东西方在一个世界上一道工作和一道生活”这一根本战略使命，回应着尼采的暮年之问，而能否再度重拾这样的战略智慧，重建大国间共有期望、共享社群意识和至臻和平的国际秩序，亦是在这个相互依赖时代美国最高决策层必须决断的得以解决“世界问题”、决定全人类文明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者：忻怿 陕西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