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与国际传播对中国的启示
内容摘要：[目的/意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获得更多的确定性，智库的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唯有加强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研究工作，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的未来。智库的研究产品有助于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以及对外输出影响力。因此，加强智库的舆论塑造以及传播经验的研究至关重要。[方法/过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智库工作走在世界前列，加强对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以及国际传播经验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助于在新时代通过调动智库百万大军来“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结果/结论]本文通过研究美国智库舆论生产的发展和传播路径，对优化中国智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引言
智库的国际传播水平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非常重视本国的智库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美国一些全球知名智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传播任务。2013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型智库逐渐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在新媒体时代，智库的舆论生产以及国际传播方式开始出现转变，如何与时俱进地通过智库“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
2、美国智库的发展现状
根据《2020年度全球智库报告》的数据显示，从国别来看，目前美国以2,203家智库的数量稳居全球智库数量之首。其中，较为活跃、影响较大的智库数量达到上百家。智库的发展在美国国内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主要类型包括学术多样化型智库、学术专业化型智库、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根据合同进行研究和咨询的智库、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游说型智库、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政策公司型智库五种。在智库质量上，最佳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类选出的前五大智库中美国智库占4个，其中包括影响力较大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显示，以智库研究成果的被引渠道、被引范围、被引内容以及被引效果四个维度作为智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评价指标，美国智库的指标均高于平均值，具体体现：研究成果被引渠道多，且多被引于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交媒体；被引范围广泛，可以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引内容主要包括大选、地区冲突、流行病毒、间谍等政治领域；被引效果主要表现在触达率较高、关注人数较多。
在智库功能上，美国智库扮演了多重角色和身份，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美国智库致力于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同时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分析和咨询，有利于优化和改善政府政策；第二，美国智库善于发挥自身影响力，利用新媒体对外进行国际传播，在不同的重要场合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宣扬和推广了美式民主和价值观；第三，美国智库注重发挥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机制作用，具体体现在将普通民众难以接触到或了解不够深入的专业领域的内容以多样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帮助普通民众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策，提高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感，激发民众参政的热情度，从而发挥“民主的推手”的作用；第四，美国智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自身研究的独立性，注重智库之间的相互交流，能够及时地实现数据的更新流通，因此，起到重要的思想和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保证智库自身的发展活力。
3、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流程
中国舆论学者刘建明提出了“舆论场”的概念，“舆论场”是指在德国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的社会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宏观上来讲，“舆论场”泛指社会的公共领域；从微观上来讲，“舆论场”强调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时空环境。王莉丽在“舆论场”概念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公共政策舆论场”的概念，主要是指公共政策形成的具体时空环境，构成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智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因此，美国公共政策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公共政策舆论场中不同的因素的互动，由此形成一个以公共政策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网络结构，探讨智库与公共政策和其他构成因素的互动关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流程与规律。
3.1 美国智库与公共政策之间体现为“输出-补给”的关系
简单来说，智库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意见和建议，公共政策的缺陷和不完善为智库提供研究的空间，从而达到智库观点和成果改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指导和引领智库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持续“输出-补给”的效果。同时，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特殊的“旋转门”机制更是直接将智库研究人员输送至政府相关部门，从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更加直接的联系。例如，布鲁金斯学会首席亚洲顾问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在奥巴马任内任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卸任后又重回布鲁金斯学会进行政策研究。
3.2 美国智库与利益集团之间体现为“内容-渠道”的关系
具体表现在智库为利益集团提供舆论的内容，利益集团成为智库研究成果的舆论传播渠道。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主要是公共政策的游说集团，反映和代表的是特定群体的利益，利益集团的游说需要学术理论和大量数据的支撑，这就为智库的研究重点和方向提供了研究空间，因此，利益集团会采取资金支持的方式，鼓励智库对集团自身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研究，并倾向于得出对集团自身有利的结果。例如，美国的以色列游说组织在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智库均投入了资金，从而进行有关中东问题的政策研究。
3.3 美国智库与大众媒体之间体现为“设置-宣传”的关系
具体表现为智库为大众媒体提供了传播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媒体议程的设置，同时大众媒体宣传了智库的观点，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智库需要借助媒体来传播自身观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大众媒体需要借助智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来提高自身的关注度，智库和媒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与此同时，双方也互为对方站台，从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形成有机的利益链条。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中，发言人会经常性地引用智库研究报告中的数据和案例，这就直接和间接地为媒体提供了可供宣传和报道的材料。
3.4 美国智库与公众舆论的关系体现为“输入-塑造”的关系
美国社会的公众舆论是智库确定研究重点的重要来源之一，公众舆论代表了大多数普通民众所关心的领域和问题，这也是具有较大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智库数据库中必须具有经常性、大规模民意调查数据的重要原因，因此，当民意或公众舆论输入到智库数据库中，促使智库对部分公众关心的问题和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反映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使公共政策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需求。与此同时，在一些公众缺乏了解的领域，如战争、反恐等方面，智库无疑代表了权威的专家观点，其观点能够对缺乏理性判断和深入了解的公众起到舆论引导和观点塑造的作用。例如，2020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两党合作的中美科技关系工作小组发布了一份政策报告《美国的科技竞争新战略》（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 New American Strategy for Technology Competition），为美国政府在4个科技领域（基础科学研究、5G数字通信、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宏观的政策目标与具体的咨询建议，详尽解答了科技竞争新战略的问题[]。该工作小组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和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共同组织，成功地对科技这一普通民众不十分熟悉的领域进行了舆论的塑造。
图1 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流程
Figure 1 Public opinion production process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由图1可以看出，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流程是“舆论场”中的所有因素进行互动形成的，因此，美国智库与任何一个构成因素之间都是双向互动且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决定了美国智库是美国公共政策制定流程中不可或缺且重要的一环，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也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4、美国智库的媒体传播经验
美国智库的两个主要目标分别是对内进行政策建议、对外进行国际传播。美国智库具有更大的研究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更加具备对外传播的主动性，甚至相当大一部分的国际传播工作都是由智库来承担的。客观地说，要想评价智库的媒体影响力并不是一件易事，根据媒体的传播逻辑，可从被引渠道、被引范围、被引内容和被引效果等4个方面对智库的传播能力的效果进行评价。
4.1 智库被引渠道
智库被引渠道是指智库的研究成果数据被提到的社交媒体平台，这是衡量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传统媒体时代，受到美国政治体制两党制的直接影响和美国政府与学界之间特有的“旋转门”机制，具有党派色彩的报刊和电视新闻更倾向于从由自身党派人员组成或支持的智库中提取研究观点并进行宣传，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党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发生自相矛盾的情况。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美国智库的被引渠道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根据美国皮尤中心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18—29周岁的美国公民中，使用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的占比分别为42%和70%，属于最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交媒体，因此，智库研究成果和观点发布在新媒体上获得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质的提升。
4.2 智库被引范围
智库被引范围是指智库的研究成果、数据和观点的传播范围，是判断智库影响力范围的重要衡量标准。在二战中，美国利用以广播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对美国的立场和价值观点进行大量的宣传和输出，开启了“无线电舆论战”的黄金时期，但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大部分是直接宣传政客的立场和观点。到了新媒体时代，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直接发布智库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基于互联网空间性和双向性的特点，智库发表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覆盖范围可至全球，同时社交媒体账号经营者可以直接在平台与民众进行互动，帮助国内外民众更好地理解本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和社会领域的问题。
4.3 智库被引内容
如前文所述，公众舆论是智库研究内容的重要来源，智库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和塑造，因此，公众舆论与智库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输入-引导/塑造”，在新媒体时代，这一关系更加便捷化，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智库相关的研究成果来了解自身关注或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或政策，“输入-引导/塑造”过程的实现更加迅速和高效。
4.4 智库被引效果
简单来说，智库被引效果是指智库发表的观点和相关成果被公众接受的程度，在新媒体时代，这一传播效果能够通过触达率、关注者人数、阅读数量等量化数据更加易于测量和评估，从而对智库自身研究重点的改变、研究质量的提高起到更好地指导作用。因此，在不同的传媒时代，美国智库关注的国际传播渠道也各有不同，产生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差别，具体如表1所示。
5、中国智库建设的逻辑转变
5.1 以对内提供政策建议为主
党的十八大之前，许多学者就中国智库发展演变的阶段进行相关研究。清华大学朱旭峰将改革开放后中国智库的发展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中国智库仍然作为事业型“思想库”，主要以提供决策咨询为主；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这一阶段的中国智库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社会智库开始兴起。王莉丽在《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中，将中国智库的发展分为萌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多元化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平稳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战略发展时期（21世纪前十年）以及黄金时期（2012年至今）五个发展阶段。
总体来说，中国智库的逻辑转变是在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发展双重影响因素下发生的。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智库处于发展探索的阶段，相较于探寻出中国智库自身的创新和发展道路，该阶段更多的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智库的发展经验为主。在国际层面上，受到政治和经济等物质基础的影响，学术界仍然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成熟的媒体宣传体系和智库研究体系牢牢地把着国际话语权。与之相对，中国智库长期被边缘化，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性和中国智库发展创新的匮乏形成了严重不平衡的状态，因此，由于智库在对外宣传的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中国在国际社会舞台上鲜有能够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中国威胁论”等恶意抹黑中国形象的论调也很难进行有力地反驳。在国内层面上，中国智库更多地是以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为主，因此，影响力较大的国内智库仍然以政府设立为主，智库研究也主要遵循“政策导向”原则，官方智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规模化和体系化，但整体上囿于机制的限制，智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活力。
5.2 以对外打造国际传播平台为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智库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了中国智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国智库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体现了决策咨询体制改革的实践引领与问题导向，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智库建设和研究进入到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目标导向的主题研究和实践指引。智库思想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实质性发展，决策咨询体制呈现一些新变化和新趋势，如政府信息更加透明化、智库思想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等。据数据统计，中国活跃智库从2013年的276家增加到2017年的464家，年均增长13.6%。中国智库的定位开始从以对内提供政策建议为主向以对外打造国际传播平台为主进行转型，智库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的帕斯卡（Pascal Abb）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期刊）发表的文章中，概述了中国智库在这一阶段取得的专业化发展和新媒体领域的进步。在国际层面，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国际社会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表现为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迅速向国际舞台中央靠拢；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普遍兴起，各西方国家政府被分散注意力用以处理本国国内形势的不稳定。在国内层面，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阶段。因此，在提供国内的政策咨询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议的基础上，中国智库开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多地开始致力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国际传播平台，社会智库开始大力发展，起到了我国的国际传播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蓬勃发展的社会智库当中，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和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为杰出的代表。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方面，人大重阳积极配合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重要倡议，创办丝路学院，在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对接和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人大重阳致力于将中国声音向世界传播，不仅将赴外调研体系化、常态化，还定期性地邀请国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就地区热点问题以及与中国发展相关的问题进行交流和解答，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权威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大重阳先后发布了《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十问美国民主》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告，对西方一些国家和媒体的蓄意抹黑和污蔑做出了有力、及时的回应，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争取到了话语阵地。根据202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CCG排名全球第64位，中国八家上榜智库第6位。CCG每年举办60多场国际化的活动，如“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吸引国内外嘉宾数万人次参加交流。CCG与《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经济学人》《联合早报》等国内外近百家知名权威媒体建立联系，搭建微博、微信公众号、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自媒体平台，致力于在国际舆论领域发出中国智库自己的声音。除此之外，官方智库也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017年，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成立，积极参与中国智库对外传播工作，通过自主研发“国际传播大数据智能服务平台”提供数据支撑服务，并发起“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以及国际智库知识分享计划，举办以全球治理、文明对话等为主题的国际智库论坛和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等品牌活动，为中国智库的舆论生产以及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6、美国智库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流程与其他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是相对成熟和成体系的，美国智库舆论的生产的传播具有比较鲜明的优点：首先，相比于“官方话语”，美国民众更倾向于信任由专家和专业人士组成的智库提供的观点。其次，美国智库善于将研究成果和舆论观点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宣传和传播，针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用户分别开通相应的子账号，并设置可以翻译成多种语言，极大地提高了美国智库的国际知名度和公众认可度。
近年来，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提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在学习美国智库舆论生产和国际传播经验的同时，也需要对症下药，依据自身国情来进行优化。
第一，“打铁还需自身硬”。客观地说，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渠道仍然非常匮乏。传统媒体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仍然较为有限，新媒体领域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油管（Youtube）等均掌握在美国手中。要想改变国际传播的困局，从国家层面，应该重视国际传播渠道的建设。通过政策扶持、完善法律法规，积极鼓励并且帮助中国传统媒体做大、做强，鼓励互联网企业打造全球性的新媒体平台，实现有效“出海”，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力。需要做大做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海外版抖音（Tiktok），塑造更多的传播平台，未来才能在国际传播上有所作为。
第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智库的舆论生产以及国际化传播也要解决资金来源，以及研究素材的问题。一方面，智库的资金来源应该多元化，不仅有政府的研究资金支持，也可以广泛地吸引企业以及社会支持，形成良性循环，有效支持相关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地鼓励中国智库“走出去”，不管是到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要深入一线、实地调研，获得更多的一手信息，才能做出真学问，用脚底板做学问也是智库研究“接地气”的重要方式。
第三，“主战场要有主力军”。中国智库要积极转变思路，在依托本土人才的前提下，需要积极开拓海外研究队伍，使得智库研究更加国际化。人大重阳在推动智库人才建设上不仅积极培养本土化人才，并且积极引进罗思义等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专家学者，真正打造高校和智库领域的“百万雄师”，最终实现有效借助“外脑、外嘴”来传播中国声音，扩大国际影响力。
第四，“新领域要允许新办法”。对于智库人才的建设，需要有体系的规划，积极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人才的培养和晋升给予更多的支持力度，鼓励年轻人出国交流、深度调研，知己知彼，深入了解世界，才能生产出更有价值的智库产品，为国际舆论斗争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也为智库国际传播提供宝贵的经验。尤其需要重视当前对于区域国别人才的培养，唯有下大力气加大对专门人才的培养，才能夯实研究的基础。政策咨询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其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以及国际传播经验，对于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中国智库的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还存在“库多智少”“僧多粥少”等实际问题，尤其是在国际传播上，中国智库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者：黄日涵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丹玮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助理、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