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评论：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的活动及影响评析

近年来，美国朝野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的领先地位和优势地位与“中国威胁论”相提并论，以应对大国竞争为借口来捍卫其对华施压、维持领先和优势地位的合理性。这一逻辑被美国政治精英广泛接受，民主、共和两党虽然在诸多国内外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在对华问题上却达成罕见共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被称为“两党政策的最后一个堡垒”。在此背景下，2023年1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65票赞成、6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第11号决议，正式成立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Party,简称“中国特设委员会”或“中特委”)。该委员会由24名众议员组成，其中共和党人13名，民主党人11名；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担任委员会主席。

众议院第11号决议条款规定，“中特委无权就任何法案或决议案采取立法行动”,其唯一权力是“就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技术和安全进步的现状及其与美国的竞争情况进行调查和提出政策建议”,并“根据其对各类问题的调查需求举行公开听证会”。换言之，“中特委”可以利用监督、调查和资政的权力，以及行使这些权力所引起的广泛关注，为涉华核心议员的对华政策纲领争取公众支持。鉴于“中特委”的监督与调查行为及其政策建议的影响力可能会为国会进一步采取涉华立法行动奠定基础，因而有必要对该委员会的行为模式和政策影响进行全面评估，以便为应对国会的涉华立法挑战提供必要支撑。

—、“中特委”设立的背景与动机

早在2020年2月，时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就有意设立该委员会，但这一提议在最后一刻遭到众议院民主党人的抵制。2020年5月，麦卡锡启动了一个由众议院共和党人组成的“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Force)。2022年11月，在共和党赢得众议院m U N IU多数议席后，麦卡锡立即表示，如果他在2023年1月当选众议长，将设立两党“中特委”。麦卡锡在经历15轮议长选举艰难当选众议长后，如愿成立“中特委”。与3年前不同的是，这次众议院民主党人同意加入两党“中特委”。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一是中国问题已不像新冠疫情期间那般政治化，美国国内的反亚裔情绪已有所消退；二是作为众议院的少数党，民主党认为对华持强硬立场有助于为其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加分；三是相比佩洛西，麦卡锡与新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的工作关系更融治，后者也愿意在设立“中特委”的问题上给予支持。具体而言，两党合作设立“中特委”主要出于四方面动机。

第一，由上而下对美国全社会进行反华动员。近年来，共和党一直把与中国对抗视为其国会议程的重点之一，并将其明确写入党纲。发展到今天，共和党人的外交政策纲领几乎完全由反华言论和政策定义，并且正在用冷战和反恐战争时期那种令人感到惊恐的语言来进行全社会的反华动员。不同的是，冷战和反恐战争的动员发生在危机之后，成立“中特委”则是要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危机前进行全社会动员。

第二，协调多个常设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创造更为连贯、统一的对华政策。其一，“中特委”希望将可能处理涉华事务的常设委员会全部囊括其中。在众议院21个常设委员会中，24名“中特委”成员涵盖了其中16个，剩余5个基本只涉及美国国内专门事务，如伦理委员会、规则委员会等。其二，“中特委”通过24名成员所在的常设及小组委员会，把多个委员会管辖重叠的议题“合并同类项”。例如，农业议题包括了农业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下属的“农业、农村发展、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小组委员会；能源议题包括了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下属的“经济增长、能源政策和监管事务”小组委员会等。

第三，企图为国会立法设定对华政策议题重点。在国会两党都愈发关注涉华议题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常设委员会开始关注中国。然而，受限于繁杂的国内议题与有限的立法日程，绝大部分常设委员会无法把太多精力放在涉华议题上。“中特委”的作用在于，通过监督和调查常设委员会未能充分关注的涉华议题并敦促其跟进，同时进一步设置议题重点，引导国会的关注方向。

第四，为新生代政客搭台，做下一代人才的“蓄水池”。历史上，特设委员会的主席都容易吸引公众关注从而为其政治生涯助力。 例如，时任民主党参议员杜鲁门曾通过领导参议院调查二战军事采购事宜的特设委员会，成功获得了公众以及时任总统罗斯福的关注。“中特委”主席加拉格尔也是被共和党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出生于1984年的加拉格尔是“千福一代”政客中的翘楚，“中特委”民主党首席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RajaKrishnamoorthi)也是党内重点培养对象。纵观“中特委”两党24名成员，共有14名成员的年龄在50岁以下，足见其作为人才“蓄水池”的价值。

二、“中特委”听证会的运作特点

由于“中特委”的主要权力在于根据其对各类问题的调查需求举行公开听证会，举行公开听证对于其推进涉华议程具有重要作用。“中特委”希望通过举行听证会，在美国全社会打一场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战。

自2023年2月28日举行首场听证会至2023年12月31日，“中特委”共举办了14场公开活动，形式包括听证会、圆桌会议、辩论和实地听证会等。具体来看，“中特委”的听证会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第一，被传唤作证的证人多来自于利益集团、企业、智库，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由于“中特委”没有权力通过立法来加强对行政当局政策执行监督，因而难以对行政官僚施以约束，行政官僚也没有动力参加“中特委”举行的听证会。因此，“中特委”不像常设委员会那样经常传唤在任官员作证，而是不得不传唤来自利益集团企业、智库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作证。例如，“中特委”14场活动中仅有1场听证会传唤了3名现任政府官员。值得一提的是，“中特委”也倾向于与一些非官员证人一起炒作反华议程，因而有不少极端反华的政治人物参与到“中特委”的听证会之中。

第二，听证会以高调“作秀”为主基调。在加拉格尔看来，持续炒作美国面临“中国威胁”的本质是“团结”农业制造业、金融与投资利益集团一起同中国“脱钩”。于是，“中特委”尝试了一系列高调行为来塑造所谓的“中国威胁本质”,其高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黄金时段召开涉重大议题的公开听证会。其绝大部分听证会都安排在美东时间19:00的黄金时段举行，经美国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电视网(C-SPAN)的直播，意在向全美渲染反击“中国威胁”的舆论攻势，从而加快形成对华强硬的“全民共识”。二是围绕涉华“人权”议题“走秀”。其对华挑衅的“人权走秀”具有两大共同点。其一，都发生在纽约金融区附近，向华尔街银行家渲染“中国威胁本质”意图明显。其二，都是“中特委”公开听证会的“附带活动”,指向性非常明显。

第三，前往基层渲染中国经济“威胁”。美国渲染的所谓中国经济“威胁”通常涉及四个维度，即经济、安全、技术和意识形态。“中特委”将保卫美国经济安全置于首要位置。从“中特委”成员的所在选区分布来看，24名成员中有11名来自中西部“铁锈带”,这体现了两党对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选民的争夺。因此，针对“铁锈带”选民，炒作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侵略”是“中特委”的标志性话术。基于此，“中特委”十分重视对中国政府和民间与美国地方经济互动的审查。2023年8月，“中特委”主席加拉格尔和副主席克里希纳莫提与部分“中特委”成员，专门与中西部农业和制造业利益集团召开了两场实地听证会。

第四，游说精英鼓动中美经济“脱钩”。加拉格尔在“中特委”首场听证会的开场白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在华尔街、K街、财富500强高管层、公共卫生界找到朋友，利用美国内部力量来对抗制华努力，‘中特委'的任务是确保该战略失败”。为此，“中特委”于2023年7月和9月召开了两场听证会，分别讨论美国在华公司面临的风险，以及中国对美国金融稳定的“威胁”。为了“唤醒”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精英，“中特委”还煞费苦心地做铺垫。一是预设背景。先后与硅谷高管、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人员和华尔街银行家等进行兵棋推演，假设2027年或2028年中美开战，美国将遭遇毁灭性损失，并就此认为美国各界精英尤其要考虑如何在当下采取防范措施。二是政策辩论。为了在美国经济金融精英阶层形成对华“脱钩”共识，“中特委”邀请美国前贸易官员、智库专家和贸易律师等，就与中国进行有限经济“脱钩”还是广泛经济“脱钩”进行辩论。通过辩论，“中特委”意在强化各界精英的对华危机感，倒逼他们尽早与中国“脱钩”,避免未来发生战争后遭受损失。

三、“中特委”辅助立法的成效

“中特委”没有立法职能，主要通过召开听证会，形成立法建议。因此，可以从“中特委”立法建议的转化和“中特委”成员个体的立法推进这两个方面来评估“中特委”辅助立法的成效。

(一)“中特委”立法建议的转化

“中特委”自成立以来，已就新疆“人权”、台湾安全和中美经济关系等问题发布了3份政策建议报告，分别是《中国共产党持续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政策建议》(The Chinese CommunistParty'sOngoingUyghurGenocide:PolicyRecommendations)《“护台”十条：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政策建议》(Ten for Taiwan:PolicyRecommendations  to  PreservePeaceand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以及《重置、预防、建设：赢得美国与中共经济竞争的战略》(Reset,Prevent,Build:A Strategy to WinAmerica's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theChinese Communist Party),其中包括了不少立法建议。通过考察这些政策报告中的立法建议是否成功转化成实际立法，可以大致判断“中特委”建议在立法方面的影响力。

以涉台建议报告为例，虽然报告名为《“护台”十条》,但这10条政策建议项实则包含了19条立法建议，自2023年5月24日报告发布以来，已有9条立法建议成功转化为法案。其中，有6条被纳入到国会每年必须通过的年度《国防授权法》(NDAA)中，这是近年来国会通过涉华负面法案所采取的惯用方式；3条立法建议各以法案的形式在众议院全院通过或由总统拜登签署。除涉台立法建议外，还有不少与美国“印太战略”和国防安全相关的“中特委”立法倡议也被纳入到《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中。这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特委”在炒作涉台与安全议题以及引导相关立法方面，已具备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二)“中特委”成员的立法推进

“中特委”成员可以根据该委员会本身的倡议构想，向其他拥有立法权的常设委员会提出相关立法倡议，从而尝试将“中特委”的构想直接转化为实践，影响众议院涉华立法的导向。以“中特委”成立以来的2023年1月10日至12月31日为研究区间，  以“中国”(Chinese)、“外国”(foreign)  、  “外国对手“  (foreignadversary)、“台湾”(Taiwan)和“维吾尔”(Uyghur)等为关键词，  在国会网站(congress.gov)初步检索相关法案，并逐一翻阅法案内容，可以确认近一年来“中特委”24名成员共提出57份涉华法案。经初步整理，这些法案可以大致分为保卫美国经济、国防、防范中国影响力行动、“窃取”个人数据和知识产权、台湾、中国国际影响力、芬太尼管控和新疆“人权”8个议题。对比麦卡锡与加拉格尔2022年12月提出的“中特委”关注的五大议程可以发现，这些法案所涉及的8个议题全部可被囊括其中。因而可以认为，“中特委”成员提出的立法倡议基本遵循了该委员会的议题指导框架。通过衡量成员个体立法的推进，可以大体判断“中特委”辅助立法的成效。

“中特委”成员提出的涉华负面法案推进缓慢。经笔者梳理，在这57份法案中，2份在众议院全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4份以条款的形式被纳入《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中通过；1份在金融委员会表决通过但尚未在全院表决。其余法案均“卡”在常设委员会阶段。

众所周知，立法效率低下是近年来每届国会的通病，第118届国会尤甚。根据国会网站数据，第118届国会第一会期总共只有18份法案(不含决议案)被总统拜登签署，是近几十年来立法效率最低的一届国会。如果只看在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数量，截至2023年12月31日，在众议院全院提出的总共6912份法案(不含决议案)中，也仅有205份法案获得通过，通过率为2.97%,略低于“中特委”涉华负面法案的通过率。相较而言，在非“中特委”成员提出的249份涉华负面法案(不含决议案)中，有17份在众议院通过，通过率为6.83%。由此可见，“中特委”成员的涉华负面法案推进情况尚不及非“中特委”成员。“中特委”成员在推进法案的能力方面，并未因其标榜的所谓“两党对华共识”而展现出任何“亮点”。

(三)总体评价

通过考察“中特委”立法建议的转化以及“中特委”成员个体的立法推进情况，可以引申出两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其一，“中特委”本身在推动立法建议转化过程中实际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仍存疑。例如，在涉台立法中，尽管立法建议转化度高，但提出者既有“中特委”也有非“中特委”成员，两者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立法成效差异。如果说“中特委”确实在其中起到一定催化作用的话，那么可能的解释是在国会乃至美国朝野整体上对台海动向高度关注的情况下，“中特委”通过预设“台海冲突”背景，举办了几场公开和内部的兵棋推演，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从而起到了在美国国内进行政治动员的作用。

其二，“中特委”成员提出的涉华负面法案推进速度慢于非“中特委”成员，其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中特委”成员资历过浅。考察非“中特委”成员提出的在全院通过的涉华负面法案可以发现，法案提出者的资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众议院通过的17份法案中，有11份是由外交、能源和筹款三大委员会的主席、首席成员或资深成员提出的。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提出者资历越深，法案“分量”越重，通过的可能性也越大。在“中特委”成员提出的为数不多的在全院或委员会通过的法案中，提出者从资历上看相对具备一定的分量：  《2023年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和《2023年抵制芬太尼洗钱法案》的提出者巴尔和卢克迈尔分别是金融委员会的两大小组委员会主席。值得一提的是巴尔还具备一定的跨委员会和跨党派的立法协调能力。一方面，他同时是众议院金融委员会和外事委员会成员，与两大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麦克亨利  (Patrick McHenry)和迈克尔·麦考尔  (Michael McCaul)都保持着稳定的个人和工作关系，可以保证其提出的法案能够受到两位主席的关注，后者有能力将法案推进至委员会“最终审议”(mark-up)。另一方面，巴尔是第118届国会众议院跨党派组织“台湾连线”(TaiwanCaucus)的共同主席之一，借助该平台，他给予了民主党共同主席杰里·康诺利极大的支持，帮助后者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在全院通过，康诺利也“投桃报李”,全力支持巴尔的《2023年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在全院通过。

反观在涉华负面立法中比较“活跃”的其他“中特委”成员，他们或是资历过浅(如加拉格尔和朴银珠),或是在意识形态上过于保守而不愿进行跨党派合作(如班克斯),因而难以达到巴尔的“高度”。于是，“中特委”成员只能更多地搭《国防授权法》的“便车”,尽力使自身的立法倡议“变现”。

四“中特委”活动的对华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虽然“中特委”并没有展现出很高的辅助立法成效，但该委员会本身通过对监督和调查权力的使用，以及共和党在多个涉华议题上的不断炒作，已经在美国全社会层面造成对华负面影响。

(一)中企赴美投资将受到更多“审查”

以美国福特汽车与中国新能源企业宁德时代合作在美国密歇根州建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为例，自福特公司2023年2月宣布启动开始，该项目就一直受到国会的严密审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和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分别于2023年4月和9月致信福特汽车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要求其就两家公司的许可协议，以及福特汽车如何利用《通胀削减法》为中国公司提供税收抵免和供应链安全等问题进行说明。“中特委”发挥了串联议题的作用，其主席加拉格尔分别于2023年7月和9月联手史密斯和罗杰斯共同致信福特总裁，除提到两个委员会关心的议题外，还加入了“中特委”特别关切的宁德时代与新疆“强迫劳动”潜在联系的议题。在国会的压力下，福特于2023年9月底以劳资纠纷为由暂停该项目，后于11月重启。未来国会特别是“中特委”将继续“严格审查”中美企业合作，其审查范围将会扩展，诸如国轩高科等其他中国新能源及科技企业同样会被“置于显微镜下”,使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溯源、隐私数据收集、劳工标准和知识产权等方面面临更高的合规和维权成本。

(二)中美高校科研交流将面临阻力

共和党人长期在“恶意影响力”的概念框架下审视中美高校间的互动，并从三个维度抹黑中国，即“窃取”知识产权、在美国境内“监视”和影响美国学术机构决策。2023年10月，“中特委”主席加拉格尔在美国大学协会年会上向70位美国大学校长发表讲话，围绕这三点提出了学术界和国会需要采取的“反击策略”。除“中特委”成员已经提出的一些相关法案外，加拉格尔在2023年5月31日分别致信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Austin)和纽约州阿尔弗雷德大学校长马克·祖潘(Mark Zupan),对已设立孔子学院却仍接受美国国防部资助开展高超音速武器相关研究的阿尔弗雷德大学“深表关切”。根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062条“禁止国防部为任何设有孔子学院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资助”的规定，相关大学必须在2023年10月1日前终止与中国政府相关团体的关系。阿尔弗雷德大学在寻求国防部豁免无果之后，被迫于2023年6月30日关闭了该校孔子学院。此外，加拉格尔等人还致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对该校与清华大学和深圳市政府共同建立清华一伯克利深圳学院及其可能涉及军民两用技术联合研究表达“安全关切”。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已有的或潜在的校际科研合作都可能因“中特委”的调查而遭遇更大的挑战。

(三)美国商界将被迫“去中国化”

“中特委”利用其调查职权“恐吓”美国商界迫使其与中国“脱钩”,特别是在遏制美国投资者资金流入中国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为保护美国关键技术，“中特委”成员不仅于2023年4月前往硅谷与多家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会谈，也已对包括纪源资本、金沙江创投、高通风险投资、华登国际、贝莱德、明晟和红杉资本等多家公司展开调查，要求其改变在中国的投资规则，禁止其对与中国军队有联系的中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这直接导致红杉资本和纪源资本将其中国和美国业务进行拆分。另外，在“中特委”的推动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负责管理的“节俭储蓄计划”也于2023年11月宣布不再投资与中国及中国香港关联的公司。围在“中特委”的极端压力下，美国商界将不得不努力与中国进行“切割”。

(四)助长美国亚裔的反华声浪

“中特委”一直以来被广为诟病的一点是，其行为可能进一步助长美国社会的反亚裔仇恨，这种仇恨在特朗普政府以及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已经危及全美各地的亚裔美国人社区。“中特委”为了与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拉开距离，特意强调其在工作过程中将对中共与中国人民和华裔进行区分。为了证明这种做法，“中特委”日常工作的一大特点是频繁与美国华裔社群中的“反共”分子、“民运”分子、分裂分子和流亡“乱港”分子串联。据不完全统计，自“中特委”成立以来，这几类人当中有10人参加了“中特委”的听证会，占证人总数近1/3,此外还有数十人参加主席加拉格尔组织的反华路演和集会。“中特委”借这些人之口抹黑中国与中共，提供各种所谓的涉华“一线信息”,更容易在亚裔社区内煽动起对中国和中共的不满，助长其反华声浪。

五“中特委”发挥影响的局限性

如今美国国会内部极化严重，鼓吹奉行两党合作的“中特委”被美国舆论褒奖为“最后一个正常运作的治理机构”。但无论是“中特委”内部，还是美国的内外舆论环境，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中特委”工作的开展。

(一)“中特委”内部两党成员对华关切出现分化

从议题上看，两党成员在涉及清洁能源的绿色产业政策，禁止中国购买农田、地产，以及肃清中国在美国教育系统中的影响等问题上存在显著分化。特别是在产业政策方面，在就电动汽车供应链“去风险”、美国国内电池生产以及对华尔街投资中国能源公司进行调查时，两党成员时常针锋相对。

更值得关注的是，两党成员内部在部分议题上表现出难以调和的态度差异。民主党方面，部分成员在涉台问题上有不同于本党主流的看法。例如，新泽西州韩裔民主党众议员金安迪(AndyKim)就对“中特委”关于台湾安全的建议报告表达了独立观点。他是唯一没有投票支持该报告的“中特委”成员，认为安全和军事并非台湾问题的全部，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关注需更加平衡。共和党方面，经贸“鹰派”与自由贸易派在对华投资审查和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等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明显。

(二)“中特委”及其议程部分受到美国战略界与商界的反对

“中特委”因其审视中美关系的“冷战视角”,以及其提出的处理对华关系的“鹰派”建议，已经引发了美国国内外的广泛担忧。

一是许多支持与中国接触的专家担忧“中特委”的“鹰派”议程可能会加速中美关系恶化，将中国推向越来越具对抗性的立场。例如，康奈尔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昆西研究所研究员文哲凯(Jake Werner)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白明(JudeBlanchette)等人就对"中特委"的行为方式存在反对。

二是华尔街商界担忧“中特委”的“鹰派”议程会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动摇美国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华尔街高管首先考虑的是中美之间经济联系的深度，以及两国经济完全“脱钩”(或者更温和的“去风险”)带来的挑战，因而他们更想要的是政策的确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

(三)国际社会主动与“中特委”的“鹰派”立场保持距离

“中特委”除了在美国国内不断推行塑造“中国威胁”的“反华认知战”外，也在对美国盟友以及“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游说拉拢，企图离间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不过，国际社会普遍清醒认识到中美陷入“新冷战”的危害，对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充满担忧，因而“中特委”对它们的游说工作几乎没有获得有力回应。包括英国、新加坡和所罗门群岛等国政府都考虑到需谨慎处理对华关系，因而与“中特委”的游说保持距离。

余论“中特委”的授权期限是两年，因此理论上它还有一年时间来“驱动”其所谓的对华“脱钩”议程。而这一年恰逢美国2024年大选，因而“中特委”的反华议程将与美国大选，尤其是共和党初选的涉华议题辩论同步展开。此外，对于“中特委”中身处竞争性选区的成员而言，即使其立法努力在高度极化的大选年停滞不前，通过炒作选民能够切身感受到的议题，例如“保卫美国经济”,也能在最终投票时吸引更多选票。

从“中特委”的行为模式入手，也可管窥当下美国国会整体对华强硬背后的国内政治逻辑。对共和党右翼而言，只要有机会向选民展示其所谓的“战斗精神”或“男子气概”(masculinity),他们就会急于表现出对华强硬的姿态。对民主党而言，对华强硬有利于达成他们出于社会或气候因素考量所寻求的产业政策。这些国内政治动机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便是在美国社会过分夸大中国对美国的敌意，造成近一半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强国会对华“鹰派”的声音，促使其掌握制定国会对华政策议程的话语权。不可否认，尽管两党内部都存在对华理性的声音，但在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的环境中，较温和的声音将处于守势，至多会致力于软化强硬派的声音，但很难会有人甘冒政治风险去坚持正确的做法。

对此，中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两点。其一，本文通过对“中特委”的研究发现，国会两党对华强硬的趋势与思潮并不能全面反映美国的对华认知，呼吁扭转“中特委”冷战式做法的务实力量仍然存在，且受制于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两党在对华“说什么”和“怎么做”方面依然存在“鸿沟”。其二，中国应避免被美国两党夸大的“中国威胁”话语引入“中美竞争将注定升级”的潜意识陷阱中，而应尽可能为美国国内对华温和力量创造发声条件，将两国的竞争控制在理性的边界内。（作者：陈佳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