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原因与影响探析——以第九届欧洲议会为例

内容摘要：2021年10月，欧洲议会通过史上首份《欧盟一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表达欧盟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合作等领域的对台关切。近年来，第九届欧洲议会(2019年-2024年)显著增加涉台提案，并通过强化政治往来、推动经贸制度化合作、拓展印太影响力和鼓吹民主价值等方式加强干涉台湾问题。配合美国遏华战略、欧洲极右翼化趋势助推、亲台议员借机谋取政治资本，以及台湾当局主动游说渗透，是影响欧洲议会干涉行为的关键因素。此情加剧了两岸关系的波动性和对抗性，进一步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并逐步掏空中欧互信的根基。未来，我宜把握“特朗普2.0”时代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的战略窗口期，强化中欧共同利益认知，稳控台湾问题中的欧洲因素，推动中欧关系稳中向好。

随着中美博弈走向“深水区”,欧盟作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力求不断调整和优化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定位。欧盟努力在维护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和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之间寻找平衡。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欧盟重新研判当前供应链体系、地区安全局势和现实盟友关系，对华“合作、竞争与对抗”态势并存，在绿色、能源、气候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深度合作，同时在政治上大打“人权牌”“民主牌”,并在经济上采取“去风险”手段。在此基础上，欧盟及欧洲国家欲完成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掣肘，台湾问题显然成为了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议题。

此外，随着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对外关系领域的权力不断扩大，欧洲议会为提高自身在机构组织间的话语权，不断谋求在欧盟中的更大声量。近年来，欧洲议会已成为欧洲对华政策中对华负面认知的主要推手，也是提升欧台关系的关键因素。第八届欧洲议会(2014年-2019年)共通过15项涉台决议案，第九届欧洲议会(2019年-2024年)共通过42项涉台决议案，数目显著增加。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表明，欧洲政治极化趋势有增无减，民主、人权、防务等议题的重要性大为提升，对华政策或受此影响而存在不稳定因素。本文研究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表现、原因与影响，旨在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优化对欧工作提供现实参考。

一、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主要表现

欧洲议会作为欧盟的重要机构，在欧盟对外政策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行动备受瞩目。欧洲议会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对台接触，以求进一步发展对台实质关系，变相提升台湾的对外地位，增强了台湾问题在国际上的敏感度。

(一)模糊红线，强化欧台实质性往来

在欧盟一贯秉持“价值观外交”的背景下，台湾问题逐渐被所谓西方“民主社会”异化为对抗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欧洲议会作为欧盟的官方机构加大对台接触，模糊对台关系界限，提升政治对话层级，不断以各种形式谋求进一步发展对台实质关系，具体包括通过多项涉台决议、派遣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湾、邀请台湾当局高级别官员访欧、与台湾当局领导人举行会谈等，频频干涉中国内政，干扰中欧关系大局。2021年10月，欧洲议会通过所谓《欧盟与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提议将“欧洲驻台经济贸易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办事处”,意将欧台关系交往进一步官方化。2021年11月3日至5日，欧洲议会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团窜台，时任欧洲议会“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法国籍议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el Glucksmann)领衔7名跨党团欧洲议会议员及助理共计13人窜访台湾，与蔡英文、苏贞昌、游锡堃、陆委会主委邱太三等台湾当局高层见面。再如：2022年7月，欧洲议会副议长尼古拉·毕尔(Nicola Beer)窜访台湾，是为欧洲议会高层官员首次正式“访台”。毕尔此行会见了蔡英文等台湾当局要员，并声称欧盟应将台湾视作“民主盟友”,深化与台合作关系。

(二)提高层级，强化经贸制度化合作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地缘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欧盟近年来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与政策布局，将供应链“去风险”、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加征关税等经济手段转化为对华战略博弈的工具。其中，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亦成为欧方对华工具箱中的一项重要手段，且干涉范围从传统政治议题向经济领域深度渗透，尤其是半导体、电子制造业、生物科技等台湾优势产业方面。欧洲议会强调与台湾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并推动欧盟与台湾当局就包括供应链韧性、科技创新等在内的多个方面展开更深入的结构性对话，延展拓宽欧台经贸关系的“接触面”,意图以政治支持换取经济利益、以经贸纽带化解潜在地缘政治风险。2023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与台湾贸易暨投资关系》决议案，呼吁欧盟与台湾地区签署投资协定和韧性供应链协定，并强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对于维护地区与全球贸易和安全的繁荣至关重要。欧洲议会强调，台湾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是欧盟不可或缺、值得信赖的伙伴，鼓励欧盟继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2023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欧洲芯片法案》,并于同年9月正式生效，该法案旨在建设欧洲本土的半导体产业，增强欧洲的芯片生产能力。对此，台湾当局积极响应，推动台资半导体企业赴欧投资，台积电首个欧洲芯片制造工厂已于2024年在德国德累斯顿落地。

(三)介入台海，借机拓展在印太存在

由于欧盟的外交政策强调和平与对话，以及考虑到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欧洲议会在防务领域直接干涉台湾问题的情况并不多见。虽然欧洲议会不直接决定欧盟的防务政策，但其可以通过决议和党团活动等方式影响欧盟的对外政策方向，并向国际社会传递明确信号。2021年9月1日，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呼吁将台湾地区纳入欧盟“印太战略”考量。同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文件，该战略称将与台湾加强经济方面的联系，并承诺向印太地区派遣更多的海军舰艇。欧盟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版图下，促使台湾与欧盟及其印太地区的伙伴国家加强在经济、安全、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意在提升台湾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发言权。随着近年来国际上“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俄乌冲突延宕至今引发欧洲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欧盟对安全和防务议题的敏锐度和关注度显著提升，包括考虑加强其自身的防卫实力，未来欧盟追随美国突破对台军售红线的可能性大大增强。2024年3月，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率泛欧绿党访问团窜访台湾，并在离台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扬言，未来欧洲将进一步了解台湾所谓“不对称战力”的防卫需求，“或许欧洲的战机和坦克也可以卖给台湾”。

(四)鼓吹民主，助台湾当局拓宽国际空间

欧洲议会一贯积极宣扬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实体的价值和重要性，并将此作为加强与台湾关系的重要理由。2024年3月，欧洲议会智库发布题为《台湾2024年“大选”后的欧盟-台湾关系》的报告，其中称“欧盟与台湾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包括民主政体、法治和人权。2024年1月台湾举行的‘大选’再次证明了民主政体的成熟。”再者，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推动、对外联络及媒体宣介等手段，促进欧台“官方”互动，通过“软性外交”策略模糊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欲在国际外交场域为台湾当局拓展空间，实质上削弱了我在国际外交体系中的话语权。2020年11月，欧洲议会通过《新冠疫情对欧盟外交政策影响报告》,鼓动欧盟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该组织活动。欧洲议会特别提到台湾地区应对新冠疫情的成果，并称台湾当局实行了良好的对外援助。2020年9月，欧洲议会新媒体中心发布短片，内容为新冠疫情暴发时，台湾当局在卢森堡向欧盟捐赠防护口罩的情况。欧洲议会意图展示台湾的治理能力，凸显其与欧盟分享的共同民主价值观，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台湾与全球民主国家之间具有共同价值的信号。此外，欧洲议会注重在多边交往中涉及台湾问题，妄图使台湾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形象更多地出现在国际讨论议程中，升高国际“挺台反华”声浪。2024年12月，第43次澳大利亚-欧盟议会间会议(IPM)在布鲁塞尔举行，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和欧洲议会议员广泛讨论了关键议题，包括乌克兰和台湾问题、气候变化和互联互通等。双方认为，随着亚太、欧洲和中东地区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民主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以捍卫自由、多边主义和基于正义的和平”。

二、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原因

近年来，欧洲议会涉台议题呈现频发态势，其背后是多重政治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从配合美国遏华战略到内部极右翼势力崛起，从个体议员的意识形态驱动到台湾当局的主动渗透，深刻反映了中欧关系复杂化背景下欧盟内部政治生态的演变，欧洲议会逐渐沦为对华施压的“政治秀场”。

(一)配合美国遏华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不断强化并呈现出机制化发展的趋势。欧美在把跨大西洋联盟作为应对中国崛起和全球权力变迁的基石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作为欧盟三大机构之一，欧洲议会亦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增添筹码。

一方面，贴靠美国“以台制华”战略。拜登政府时期调整对华策略，寻求强化同盟体系凝聚力来制衡中国，欧洲议会也紧密配合，在对外政策报告中积极推动与美国对接遏华战略。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欧洲议会不再保持以往的克制，而是将其提升为美欧对话的优先议题。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柏林办公室主任巴尔金(Noah Barkin)指出，过去欧盟官员对台湾问题相对低调，但如今台湾议题已成为欧盟官员访美讨论的重点5此外，欧洲议会通过具体决议强化美欧在台海问题上的协同。如：2021年10月，欧洲议会通过的《展望欧盟—美国关系》决议明确强调与美国合作关注台海问题，并主张“在印太地区加强与台湾等伙伴的关系”。上述行动直接反映了美欧抱团围堵、打压中国的态势，呼应了美欧利用台湾问题牵制遏压中国的意图。

另一方面，服务欧盟对华博弈竞争态势。近年来中欧关系中竞争性上升，欧盟对华政策正从过去相对平衡的对冲策略逐渐转向更具对抗性的竞争态势。在此背景下，台湾问题被欧盟视为可以利用的战略杠杆，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行为也服务于欧盟自身在对华关系中的博弈策略。如：欧盟借助台湾问题“刷存在感”,试图以经贸关系为“筹码”迫使中国让步。包瑞翰等多名欧洲议会议员长期炮制涉台、涉疆、涉藏等不实言论，对我国进行抹黑炒作。2021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称将在中国解除对部分欧洲议会议员及欧盟国家议员的制裁前，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程序。欧洲议会介入台湾议题，既呼应美国对华施压节奏，同时借机凸显欧盟“全球治理参与者”身份，契合欧盟内部对美对华博弈的利益考量。

(二)欧洲议会极右翼化趋势显著

近年来欧洲政治生态的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思潮上升，在欧洲议会以及欧盟成员国政治光谱“右移”的背景下，欧洲极右翼势力的“登堂入室”乃至“登基坐殿”,可能会令欧洲在经济去风险、安全阵营化等问题上与美同频，与华关系摩擦更甚。极右翼政党和政客通常抱持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他们在欧洲议会中的影响力上升，鼓动了更激进的对华立场。事实上，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增加也在多方面影响了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其一，全球经济竞争层面。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对许多欧洲国家的本土产业造成压力，这种经济压力有时被极右翼政党用来支持其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政策，用以支撑其强调“本国优先”的经济策略论调。其二，产供链依赖层面。新冠疫情的暴发，使欧洲更为关注供应链安全，极右翼势力遂利用欧洲医疗品等重要商品对华的高依存度大做文章，借以推动减少其本国生产链和商品对外依赖的议程。其三，阵营对抗思维层面。中西方间的制度差异有时被极右翼政党用以曲解中国的全球治理立场，强调所谓“中国威胁论”来维护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

欧洲议会善用其议题设置，逐渐成为欧盟激进对台政策的“发起者”和“策源地”。“挺台遏华”几乎成为政治正确的口号，“逢中必反”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在一些议员中根深蒂固，他们将对华强硬视为理所当然。民粹主义躁动加剧了这种趋势：许多议员为了迎合选民情绪，不惜提出更加激进的亲台反华提案，以博取眼球。台湾问题被一些欧洲政客视为其反华立场的“最佳突破口”。在这种导向下，一批新生代激进“亲台”议员迅速涌现。如：2019年首次当选的极右翼党派瑞典民主党籍欧洲议会议员查理·魏莫斯(Charlie Weimers)自上任初期就以激进挺台立场来批判中国，之后更进一步通过撰写涉台反华报告、策动对台窜访等形式成为推动欧洲议会强硬对华政策的生力军。极右翼与民粹势力的此种助推，使欧洲议会涉台议题呈现正反馈式的极化——越激进的言行越受追捧，进而刺激更多政客效仿，令欧洲议会对华政策螺旋式地走向强硬。

(三)“亲台”议员的推动

欧洲议会内部的亲台网络和议员联盟是推动涉台议程的重要力量。“欧洲议会友台小组”及其与德国、法国、英国国会友台小组共同倡议成立的跨欧洲议员联盟“福尔摩沙俱乐部”(Formosa Club)等组织，积极为台发声、营造挺台氛围。“友台小组”成员众多，分布于欧洲议会的各个党团、委员会、代表团等，是推动欧洲议会采取“亲台”政策的主要力量，因而被认为是台欧关系的基石。其一方面炮制反华决议、推动涉台法案，试图将台湾纳入欧盟官方叙事，混淆国际社会对台湾地位的认知；另一方面，与台湾当局政治人物互动并邀“互访”,营造“官方往来”假象。如：2019年10月，“友台小组”主席麦克尔·凯勒(Michael Gahler)借窜台之机，表示将持续深化台湾当局与欧洲议会的合作与交流。此外，“福尔摩沙俱乐部”更加趋于利用“半官方”“非官方”等形式以打“外交”擦边球的方式来实现与台湾当局异常密切的政治“勾连”。如：2021年5月，“福尔摩沙俱乐部”动员了来自30个国家的1084位各级议员联合致函世界卫生组织,为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站台。

对于某些野心勃勃的欧洲议会议员而言，台湾议题早已超越单纯的外交政策范畴，成为其精心设计的政治资本积累工具，以及快速获取曝光率、塑造政治形象的“黄金赛道”。部分议员深谙“负面议题更易引发关注”的传播规律，主动选择对华强硬立场以吸引舆论注意。如：德国籍欧洲议会议员包瑞翰因其在涉台、涉华问题上的高调立场而频频成为舆论焦点。他作为被中方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代表，越是大肆渲染“反华亲台”,越能获取曝光度，满足其个人政治目的。这种现象背后往往也有现实的政治算计，一些政客希望借“台湾牌”向所在党派和选民展示自己在外交和价值观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从而在党内晋升或竞选连任中占据优势。如：斯洛伐克籍欧洲议会议员米利亚姆·莱克斯曼(Miriam Lexmann)在被中国制裁后，持续增加其在反华议题上的曝光度。2022年1月，其作为牵头者之一与欧洲议会部分反华议员致信欧盟高级官员，以“声援立陶宛”为由，要求欧盟回应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并借此增加媒体曝光率，于2024年6月赢得欧洲议会议员连任。可以说，个人仕途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使得部分欧洲议会议员热衷于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台湾问题被异化为政治表演的舞台和攫取政治资本的手段。

(四)台湾当局持续推进台欧关系

民进党当局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积极进取的对外策略，持续推动台欧关系发展，包括以“民主外交”“议会外交”等名义加强与欧洲议会和欧洲各国议会的联系，通过游说和合作赢得欧洲更多支持，设法提升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2022年，蔡英文“元旦讲话”提出“强化欧洲链结计划”,促进台欧交流。同年，民进党当局在岛内立法机构新成立“台湾与欧洲议会友好协会”,以强化与欧洲议会及欧洲国家议会的沟通合作。

民进党当局将亲台立场的欧洲议员视为推进台欧关系的重要资源，通过多种方式对其进行游说和拉拢，包括资助议员窜台考察、邀请其出席官方活动等，以换取这些议员为台湾站台发声。台湾当局还以所谓“民主价值观”和“中国威胁论”为说辞，与议员建立话题共鸣，增强后者为台湾背书的意愿。事实上，台湾当局在游说过程中不惜触碰法律与道德红线，发生过以不正当手段影响欧洲政界的丑闻。2021年3月，德国执政党基民盟议员霍普特曼(MarkHauptmann)因被指收受贿款而被迫辞职，事后曝光其贿款来源与台湾民进党当局有关。该议员此前曾多次公开声援“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指责中国大陆“打压”台湾。这一案例表明，台湾当局对欧游说已经发展到直接输送利益、影响议员决策的程度。通过高强度、多层面的游说攻势，台湾当局成功使部分亲台议员成为“代言人”,在议会内部不断提出有利于台湾的议案和倡议，从而显著提升了台湾议题在欧洲政治议程中的曝光度。

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近年来着力加强与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试图以此形成“对欧外交”的“突破口”。2023年3月，中东欧重要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CEIAS)发表台湾与中东欧关系报告指出，自2019年起欧台在不同领域上的互动案例的增长，已超过7倍，而中东欧是欧台关系发展的关键驱动者，相互交流占了2022年台欧国家与机构互动案例总数的近60%。中欧亚洲研究中心执行所长兼该报告作者之一马泰·西马尔奇克(MatejŠimalčík)认为，“台湾被中东欧视为高度发展国家，拥有提供新一波投资的潜力，尤其是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赖清德上台后，台湾当局持续通过“金元外交”“芯片外交”等手段加大对欧经济布局，以图推动“政治突破”。如：2024年8月，台积电在德国建立首个芯片工厂，计划未来延伸到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2024年底，“台湾贸易投资中心”在捷克揭牌，旨在未来为台湾中小企业提供赴欧投资布局，推动台欧产业合作商机。

三、欧洲议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影响

欧洲议会持续介入台湾问题，将台湾问题纳入西方意识形态叙事框架，并强化经济安全绑定，使其演变为全球政治角力的焦点，对两岸关系向好和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构成实质性冲击。

(一)增加两岸关系复杂性

欧洲议会的干涉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西方阵营对华遏制战略的一部分，既反映出欧盟试图维持“战略自主”的焦虑，也暴露出其对华认知的深层矛盾。这种外部干预与岛内“倚外谋独”势力的互动，使得两岸关系陷入“越挑衅越对抗”的恶性循环。

欧方在美国默许和台湾当局积极游说下，不断突破以往对台交往的限制，公开加强与台湾的官方往来和合作，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偏好和对华疑虑，试图以“价值观外交”拉近与台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借“台湾牌”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考量。这种错误信号使台湾当局更加坚信“倚仗外部势力谋独”是可行之策，助长了其拒绝两岸统一、谋求实际“独立”的嚣张气焰。民进党当局本就奉行“联美日抗中、拒绝统一”的路线，而欧洲的介入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抗大陆的底气，认为有了欧美阵营的支持，大陆方面对其奈何有限，于是在两岸政策上更趋强硬，不愿在一中原则下与大陆对话。这种心理使民进党当局在统独问题上更加明目张胆地采取拒统举措，例如持续拒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大肆推动所谓“去中国化”等岛内政策，企图逐步强化台湾作为“主权实体”的地位。

在外部势力干预下，两岸官方互信近乎丧失，使得许多原本有利于两岸民生福祉的合作项目难以为继。2010年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本是两岸经贸合作的里程碑，但在当前政治气氛下其后续商谈难有进展。民进党主政下，两岸官方交流渠道不畅使技术性经贸磋商无法进行。这意味着许多潜在的互利合作项目被搁置，两岸经济联系虽未全面倒退但增长势头受限。此外，文化教育交流在政治对立加剧的背景下亦遭遇寒流，两岸双向人员往来和社会联系显著减少，一些重要的文化交流也中断，包括大陆影片和演职人员自2019年以来基本停止赴台参加金马奖等活动，学术团体之间的互访亦减少。

(二)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过去台湾问题主要被视为中美之间或两岸之间的问题，但近年来随着欧洲和其他西方力量的介入，台湾问题的外部影响因素明显增多，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更趋复杂多变。一方面，美国将台湾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筹码，拉拢盟友共同干预台海事务；另一方面，欧洲等西方国家受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驱使，日益倾向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或介入，与美国形成合流之势。此外，亚太地区的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等国也加强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发声和参与，使台海局势从地区热点逐渐演变为多国关注的国际议题。外部环境的复杂化表现为：围绕台湾问题的国际博弈层次增多、参与者范围扩大、议题联动增强。在此过程中，欧洲议会的积极介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影响欧盟对台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恶性示范并煽动其他西方国家介入台海局势，共同塑造对华合围的舆论与政策环境，进一步推动了台湾问题“国际化”。

近年来，西方主要多边峰会公报中开始直接提及台海局势，这在过去是少见的突破。如：七国集团(G7)峰会公报自2021年起首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2022年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将中国作为“系统性挑战”纳入考量，明确表达了对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扩张及军事力量增长的警惕，时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公然宣称所谓“大陆对台施压”。诸如此类多边框架内的相关声明反映出台湾问题已被纳入西方集体战略讨论的议程。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近来在地缘政治竞争裹挟下逐步成为牵动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议题，其涉及面之广和复杂程度都今非昔比。

(三)冲击中欧关系稳定发展

欧盟及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官方层面一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但实际上，欧洲议会和部分政客的所作所为却在“变相掏空”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进而破坏了中欧关系的总基调。2021年，欧洲议会通过的《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公然建议将欧盟驻台北机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这一建议若实施，将意味着在机构名义上赋予台湾“准外交认可”,在实际上制造“一中一台”的局面，这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的严重侵蚀。这种态度上的模糊，进一步令中方怀疑欧洲在“一中”政策上的可靠性，中欧关系因此增添了重大不确定性。

此外，欧洲议会介入台湾问题所引发的中欧政治紧张，还波及和阻碍了中欧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4年全年，中国与欧盟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7858亿美元。尽管双边贸易总量尚在增长，但增速趋缓，同比增长0.4%。投资合作方面，欧洲对华投资集中于少数大企业，整体投资意愿不高；中国对欧投资亦下降明显。同时，双方在新能源、交通等领域原本可展开的大项目合作因政治关系欠佳而迟迟没有突破。欧企担心卷入地缘纷争，令其对长远在华投资感到忧虑；中企亦担心欧洲市场政策因政治压力而产生变动。中欧关系的经济维度本来是双方关系中最富有成果的一环，但近年因政治摩擦加剧而遭遇挫折。

鉴于目前欧洲议会在中欧关系发展中的角色呈现负面效应强化趋势，其涉台立法动向与外交干预实践对中欧关系构成系统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议会的职权存在局限性。在正式的普通立法程序中，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一道作为共同立法者(co-legislator)对立法草案进行立法审议。此外，在欧盟缺乏立法权能的领域，欧洲议会往往通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resolution)和“议会函询”(parliamentary questions)来塑造欧盟的对外政策。尽管欧洲议会决议本身无法律强制力，但其作为欧盟立法与监督机构的双重属性赋予其对涉华涉台政策产生结构性影响的核心能力。欧洲议会掌握欧盟总预算的审批权，且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任命亦需欧洲议会同意，这使其能够通过财政杠杆与人事权制约欧盟政策走向。特别是当前欧洲议会在部分对外经济决策领域已具有与欧盟理事会相等的权能，这意味着欧洲议会在涉台经济政策方面更容易取得突破。

结语

“特朗普2.0”时代开启后，美欧关系因俄乌冲突、贸易摩擦、北约军费分歧等问题出现显著裂痕，欧盟战略自主性诉求上升。2025年5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中方和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但同时，欧洲议会依然无法摆脱其作为欧盟对华“价值观外交”主要推手之一的“使命”。4月2日，欧洲议会通过《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2024年度执行报告》《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2024年度执行报告》等，其中多处涉华内容，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问题上对我国抹黑抨击；5月25日至30日，莱尼斯·博斯纳(Reinis Poznjaks)等三名欧洲议会议员窜台，赖清德表示感谢欧洲议会持续关注台海和平稳定，为台湾发声，并盼打造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欧洲议会对华政策“两面性”本质上反映出欧盟在“追求自主”和“无美不可”过程中的矛盾心态。欧方既想通过干涉台湾问题、关切人权等行为在国际社会塑造“道德权威”,同时又无法承担对华脱钩的经济代价。欧洲议会对华态度的反复游走或导致中欧之间摩擦更甚、互信逐步流失，而中国要在战略上实现拉住欧洲、分化美欧仍面临较大的现实困难。

总体来看，当前中欧互需大于互斥、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大于分歧的基本面没有变，而挑战中也蕴含机遇。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引发的全球格局变动，为中欧携手推进国际多边合作、促进经贸关系提质拓面创造机会。这一背景下，我可抓住美欧关系存在变动、欧盟对华政策存在可变性的战略窗口期，以“强化中欧共同利益、弱化欧台勾连空间”为策略，系统性加强对欧工作，使欧盟及成员国认识到“挺台”本质是沦为美国的遏华“工具”,维护台海稳定才是中欧关系健康正向发展的坚固基石。

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至关重要。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欧关系必须坚守的底线。只有中欧双方共同努力，将台湾问题置于正确位置加以妥善处理，才能避免战略误判与冲突风险，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作者：穆泓羽 上海欧洲学会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