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精神与“全球南方” | 试论动荡变革世界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合作

内容提要：在世界动荡、国际秩序变革形势之下，“全球南方”崛起并日渐成为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新兴供给者。“全球南方”的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包括其所倡导的安全合作理念及在多个层面所开展的安全合作实践。在“全球南方”的安全理念中，“安全”同时囊括国家、地区、国际（全球）安全，三者呈三位一体之态。国内稳定与发展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政治解决而非军事手段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地区国家的自主力量而非域外大国的介入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方式；合作安全而非阵营对抗或军事威慑是实现国际安全、通往国际和平的主要路径。这一安全理念是内在推力与外在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进一步塑造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家、地区及全球层面的安全合作实践。不同层次和形式的安全合作实践宗旨不同，但又都统一并回归于“全球南方”的安全理念。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及有影响力的主要大国，有必要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以推动“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1955年4月18～22日，来自亚非两洲的29个国家在印尼万隆召开首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讨论了经济合作、反殖反帝、主权独立及世界和平等问题，通过了联合公报，发表了联合宣言。万隆会议正式拉开了南南合作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广大亚非国家崛起并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其后，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及“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亚非拉国家的联合与崛起进程缓缓推进，并以“第三世界”的身份跻身于美苏两极之间。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倒塌，“第三世界”的身份逐步淡化并最终退场，“发展中国家”则成了亚非拉国家的显著集体身份。随着“一超多强”格局的确立及“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加速推进各自地区的一体化，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全球层面南南合作的新途径，“南方”与“南方国家”成了这一时期亚非拉国家的典型代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遭遇重创，广大亚非拉国家却迎来了群体性崛起，成为一支与“全球北方”分庭抗礼的重要国际力量——“全球南方”。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或许意味着后冷战时代宣告终结、“后后冷战时代”拉开帷幕，世界政治也由冷战后的稳定发展期逐步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世界愈发动荡、国际秩序急剧变革的背景之下，“全球南方”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和超越，即其开始在国际安全领域实现崛起并推进合作。

回顾过去70年来，“全球南方”的崛起与世界形势及国际秩序的发展动态密切相关。放眼当下，“全球南方”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崛起与合作也同样既表现为动荡世界中国际秩序急剧变革的结果，又同时为国际秩序的变革注入了新动力。关注“全球南方”的崛起与安全合作，可为理解当下国际秩序变革的内涵、把握将来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提供一定的启示。为此，本文透过国际安全形势、国际安全治理困境的背景，分析“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在国际安全领域中所扮演的“新”角色，以期解读中国这一“全球南方”当然成员如何推动与引导“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

动荡变革安全形势下“全球南方”的崛起

随着世界逐渐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安全形势不断呈现新特点，国际安全治理困境也日益加深。这样的全球安全环境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安全格局的调整，加速了一些国际力量的衰落，也助推了一些国际力量的崛起。

（一）国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展开，相互叠加激荡，深刻影响着个人、国家等各类行为体的行动与互动方式。作为国家行动和互动的场域，国际关系领域尤其深受“大变局”的影响。从大国竞争到阵营对抗，再到地区冲突乃至国家动乱，皆可谓“大变局”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表现，共同塑造着当下的国际安全形势。

首先，大国竞争作为国家间互动的主要内容，隐隐构成国际关系发展演变历史的一条主线。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虽短暂中止了大国竞争的进程，但进入21世纪后，沉寂未久的大国竞争重回国际政治舞台中央。以2008年金融危机及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时间节点，以中国的快速发展及美国的霸权护持为背景，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逐渐拉开序幕。历史上的大国竞争以地缘、技术与（国际）制度为其主要领域，21世纪的中美竞争与之既存在关联，又存在区别。有关二者间关联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反复有声音将当前的中美竞争联系至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争霸，提出中美“冷战”说（如“新冷战”“颠倒的冷战”等）。与此同时，也需注意到当前中美竞争的特殊性：一方面，中美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与社会治理之争，其冲突性与对抗性远低于传统的大国间的政治（或军事）之争；另一方面，当前的中美竞争比以往的大国竞争更具全面性与复杂性。

其次，阵营对抗同大国竞争一样，几乎贯穿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直到冷战，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阵营对抗，冷战尤甚。虽然作为对抗方之一的华约随着冷战的结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另一对抗方的北约非但并未就此消散，反而在后冷战时期数度扩员，最终成为当下美国在东欧地区针对俄罗斯开展阵营对抗的重要工具。与东欧地区针对俄罗斯的情况相似，美国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开展阵营对抗的倾向也愈发明显。不同的是，在亚太地区的阵营对抗中，美国所组建的阵营非但囊括七国集团成员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也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当然，不论是东欧还是亚太，也不论是针对俄罗斯还是中国，美国开展阵营对抗的本质始终如一，即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家集体应对被其视为威胁或挑战的对象。事实上，在可见的将来，中东地区也可能成为阵营对抗的主要场域。更进一步说，美国挑起的区域性阵营对抗或将成为当下及将来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

再次，地区冲突或许是比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更为普遍的国际现象。从地区视角来看，地区冲突是地区内部异质性的结果，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则是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产物。地区冲突通常由一些特定形式的持久暴力行动演变而来，如内战、边界战争以及外部干涉等。因此可以说，地区冲突一般是国家内部冲突、区域内部冲突以及区域外部冲突的复杂混合体，而其之所以难以解决，也主要是因为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冲突相互联系、彼此纠缠。最典型的便是当下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至今已绵延70余年，历经五次中东战争，巴（阿）以之间的和平始终无法真正实现，短暂的和平也仅是冲突与战争的间歇，中东地区的秩序因此始终受到威胁。

最后，国家动乱几乎是一个从空间维度看无处不在、从时间维度看无时不有的国际现象。作为国家和谐与稳定的对立面，国家动乱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既可以是更具对抗性、破坏性和颠覆性的政治动荡，如党争、政变、起义、内战等，也可以是相对温和的社会骚乱，如示威、游行、抗议等街头运动。与表现形态多样化相关联的是，国家动乱的诱因也具有多样性，既可能是政治整合的失效，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倒退或者社会民生的恶化。放眼当下，正是因为这些诱因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不仅非洲、中东、中亚、拉美频繁发生动乱，就连欧洲也存在国家动乱的威胁。几乎同时发生在亚洲东西两端的韩国政治纷争（2024年12月3日）与叙利亚变局（2024年12月8日）堪称典型案例。

（二）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

大国竞争、阵营对抗、地区冲突与国家动乱相互交织，彼此联动，共同塑造着当下的国际安全形势。在这样的新国际安全形势之下，国际安全治理面临的任务与压力不断增加，但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与意愿却持续走低，这种治理需求增大而治理供给减小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国际安全治理所面临的困境，致使国际安全治理面临失灵的风险，而国际社会也面临“失败世界”的危险。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大国建立起以会议方式协商处理欧洲重大问题以保障欧洲和平与稳定的“欧洲协调”机制，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转维持了此后一个世纪的欧洲和平。“欧洲协调”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可被看作是近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国际安全治理的最初且成功的实践，基本奠定了运行至今的国际安全治理原则与模式，即“大国”原则与“大协议”模式。具言之，国际安全治理是大国的游戏，被大国所垄断，其他国家或者被置于治理进程之外，或者被视作需要治理的对象。治理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大协议”来划分势力范围并确立下一个时期的国际秩序。一战、二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皆是如此，由作为“战胜国”的大国共同商定协议，并规划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秩序。实际上，由大国通过“大协议”开展的国际安全治理具有强烈的时代局限性，即其作为一种战后的“应激性”安排，其所关注的首要与核心的议题自然是预防或管控下一次战争的发生。因此，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被置于国际安全治理的优先位置，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则被忽视或搁置了。国际安全治理的这种时代局限性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形势之间存在极大的张力，导致各种全球性问题不断产生和累积而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国际安全治理出现了严重困境。“后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形势再次发生转变，政治与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卷土重来，大国战争一触即发。这种传统安全问题的回归及其与既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叠加极大地加剧了国际安全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将国际安全治理推向了困局乃至僵局。

首先，国际安全治理从协同合作转向分歧与对抗。后冷战时期，大国之间虽然也存在矛盾与分歧，但总体上仍维系了一定程度的协同合作以应对共同的全球威胁，各国在全球反恐行动上的协调与合作最为典型。然而，在面对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大国间的协同合作与共同应对却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攻讦与“以邻为壑”。拉开“后后冷战时期”帷幕的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更是直接将大国间的分歧与对抗从幕后推向了前台，大国间非但未能联手推进国际安全治理，反倒成了需要被治理的安全问题本身，更是将整个世界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其次，与大国分歧与对抗相伴而生的是集团政治与阵营对抗渐成趋势。冷战的结束看似将集团和阵营等因素抛入了历史的垃圾桶，但这些因素实则一直潜藏在美西方的行动逻辑之中，并时刻影响和塑造着其对外行为。尤其是在大国竞争愈发公开化的当下，美国更是加紧建设其所置身的集团和阵营，试图借此彰显和放大自己的竞争力，以期服务于其霸权护持的最终目的。但对于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而言，美国将集团政治与阵营对抗重新推向国际政治的前台其实进一步切割乃至撕裂了整个世界，致使国际安全治理的“全球”属性不断被“集团”与“阵营”所侵蚀。

最后，与集团政治相伴随的是美国胁迫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盛行。自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美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具颠覆性的变化，尤其是对胁迫外交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以武力威慑、经济制裁、技术封锁等为手段和工具，对其敌对国家（如俄罗斯、伊朗等），或竞争对手（如中国），或盟友和伙伴国家（如北约国家和日、韩等国）施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胁迫，迫使各国改变或做出特定行为，致使各国普遍处于不同意义及不同程度上的不安全状态，从根本上消解了国际安全治理的意义。

（三）“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新角色

在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新特点、国际安全治理面临严重困境的情况下，“全球南方”顺势崛起。

“全球南方”近年被热议，根源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崛起。这种经济崛起一方面体现为南方经济体对北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以及二者之间差距的不断缩小，另一方面体现为全球经济重心的由北向南倾斜。“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更表现为政治的崛起。这种政治崛起集中体现为“全球南方”国家在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上对战略自主的坚持和伸张以及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自觉与自信。“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最终表现为国际地位的崛起。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这个专属于大国的游戏里，“全球南方”或者被视作“问题”，或者被当作“棋子”，抑或直接当作不重要的角色被忽视。然而，近年来这一情况大有改观，“全球南方”逐渐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央，更多地寻求以独立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趋势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安全领域表现得愈发活跃和重要。一方面，在全球层面的传统安全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尤其是大力推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的和平解决进程。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防治流行病、维护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致力于维系并提高全球治理的效能。

“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和国际层面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积极进取和有所作为，进一步预示着“全球南方”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定位和角色的转变，即在百年变局加速推进、国际格局急剧变革的时空背景下，“全球南方”将不再继续扮演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安全公共产品被动需求者的角色，而是正成为与西方平等的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的积极参与者与主动供给者。作为全球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全球南方”，其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主要包括观念与物质两个层面。观念层面的安全公共产品主要表现为“全球南方”在安全合作与治理问题上持有的特定理念，物质层面的安全公共产品则集中体现为其在安全合作与治理问题上的丰富实践。

“全球南方”国家倡导的安全合作理念

“全球南方”国家在安全及安全合作问题上坚持特定的理念，这些安全理念来源于特定的现实土壤，同时受到特定未来愿景的驱动。

（一）“全球南方”安全理念

“全球南方”国家在各自开展安全实践及对外开展安全合作时坚持特定的安全理念。有学者将之提炼为“全球南方安全观”（Global South’s Security Perspective），并指出这一安全观不同于西方国家一贯坚持的“外生性的安全观”，其在根本上是一种“内生性的安全观”。这种安全的内生性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的不可分割性：一是在各个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之间存在不可分割性；二是在各个地区内部，不同国家的安全之间存在不可分割性。前者关乎各国国内安全韧性，后者关乎地区安全韧性，国内安全韧性与地区安全韧性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国家发展进步的前提与保障。

当前，谈论“全球南方安全观”或许具有超前性。然而，不可否认，“全球南方”国家虽然并不一定充分认同和践行一套以“全球南方安全观”统一冠名的安全观念，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共享一些特定的安全理念，并在这些理念的指引下各自推进安全实践、互相开展安全合作。而且这些理念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小院高墙”和“拉帮结派”式的排他性安全理念，其呈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具体来看，依照“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的递进轨迹，这些安全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国内稳定与发展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政治解决而非军事手段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包括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主要方式；地区国家的自主力量而非域外大国的介入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依托；合作安全而非阵营对抗或军事威慑是实现国际安全、通往国际和平的主要道路。

概言之，“全球南方”安全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何实现国家的安全、地区的安全以及国际的安全，理念的具体内容则是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全球南方”国家认为，“安全”既包括国家的安全，也包括地区的安全，更包括国际（全球）的安全，这3个层面的安全呈三位一体之态，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基本的关切即确保国家的安全。要实现国家的安全，首要和基础是确保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如果国内稳定与发展遭遇冲击，即如果发生国内或国际冲突，冲突方应首先选择政治方式来缓解或解决冲突而非军事手段来升级冲突。国家安全的维护离不开地区安全的保障，要实现地区的安全，主要依靠的是地区国家的自主力量，域外大国为次要力量，域外大国的介入并不一定促进、而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地区安全同样离不开国际安全的保障，国际安全主要依靠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而非大国之间的阵营对抗或军事威慑，后者往往导向战争的深渊而非和平的高地。

“全球南方”安全理念与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安全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之间存在契合之处。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大国竞争态势逐渐激烈、全球安全治理走向失序、各国安全问题不断凸显，一言以蔽之，在世界越来越不安全的时空背景下，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在国际安全领域提出了中国方案，即全球安全倡议，初衷在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构建。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严重赤字的情况下，较之于其他既有的安全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性与独特贡献既存在于观念维度，也存在于制度维度，更存在于器物维度。对于如何实现安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了“六个坚持”，同时观照到全球、地区、国际、国家以及个人层面的安全；规划了多达20个重点合作方向及5个层次的具体合作平台与机制。对比“全球南方”安全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可以发现，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所坚持的相关理念其实也正是全球安全倡议所倡导的。另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一项内容明确、结构完整、布局成体系的政治构想，它向国际社会清晰传达并大力弘扬了中国的全球安全治理观，因此有助于为“全球南方”安全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指明方向。

（二）“全球南方”安全理念的来源与驱动力

“全球南方”国家之所以持有这样的安全理念，并非是外在权力强制或外在制度约束、外在规范内化的结果，而是其内在的推力和外在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内在的推力主要表现为这些国家群体所置身的现实土壤，而外在的拉力则主要表现为这些国家群体所期待的未来愿景。

在国内层面，“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生存与发展问题。究其根源，“全球南方”国家曾经和当前所遭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其实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后果及遗留问题。“全球南方”国家曾经为殖民地、托管地或保护国，被殖民国家罔顾其人口混居和重叠社群强行分割和占领，留下了内部分裂（原本的异族或异教群体被人为整合进同一政权的结果）和跨境冲突（原本的同族或同教群体被人为划分进两个或多个政权的结果）的隐患，虽经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依然在深层次上被前殖民国家剥削和掠夺，导致这些国家面临严重的主权和政权脆弱性。即便到了21世纪，殖民主义这两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并不时爆发，给“全球南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各类全球挑战将整个世界推向危急时刻的当下，“全球南方”国家遭受了更为强烈的冲击，同时面临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影响甚或危及各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生存。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全球南方”国家首要的诉求与期待就是摆脱殖民主义的遗留影响，谋求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在国际层面，“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被排斥、被边缘化的问题。如果说“全球南方”国家所遭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那么这些国家在曾经和当下所遭遇的被排斥和边缘化问题的根源则在于“西方中心主义”。显而易见，当前人类所处的世界、至少是所认知到的世界有极大一部分是被西方的知识和话语所客体化的产物。从15世纪发现新大陆，到经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再到开展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西方基本上成为世界的“代表”，广大非西方则扮演“被代表”的角色。国际关系学科可以说是这一现象的延续和反应，因为其始终生产和再生产着以西方（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乃至存在论。国际关系其实建基于一套特定的西方式的思维与经验之上，即笛卡尔—牛顿式的二元本体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模式以及欧洲式的现代性经验。置身于这样一套思维或经验中的国际关系学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作为世界政治的积极主体，其结果就是不断地将西方推向中心，而广大非西方则被挤至边缘。

“全球南方”作为一个被西方在认识论乃至存在论层面所边缘化的群体，相应地也被排斥在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秩序的“内”与“外”其实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置身秩序之内的西方国家享有更好的安全环境、更高的国际地位以及更多的发展机会；处于秩序之外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则不仅要在一个并不由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艰难地求生存、谋发展，而且还要承受并非由自己制定的国际规则的制约。事实上，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西方国家其实长期处于一种自知或不自知的错误知觉之中，即认为国际秩序总体良好。这一错误知觉极大忽视了现行秩序所包含的大量不公正现象以及非西方世界对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吁求。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公正在西方世界内部主要表现为不平等（西方内部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则表现多样且复杂，从早期的殖民主义及其引发的国际依附，到后来的政权更迭（典型的如欧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及中东地区的“中东变局”等）及其引发的内乱、饥荒、难民等问题，皆是不公正国际秩序引发的严重后果。基于此，作为一种整合性的身份范畴，“全球南方”所代表和呈现的其实是一种不满与期待的集合，不满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及西方对此的忽视，期待着打造一个更加公平与公正的全球经济与政治架构。

概言之，“全球南方”国家在国内面临生存与发展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在国际上则面临被排斥、被边缘化的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于“西方中心主义”。因此，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并谋求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减轻“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制并打造一个更趋公平与公正的国际秩序，可以说不仅是作为具体国家、更是作为整合性身份范畴的“全球南方”所共享的现实诉求与未来愿景。而要满足这一诉求、实现这一愿景，一方面，首要的前提和基础便是合力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样的安全环境必然同时囊括了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的安全；另一方面，打造这样一个安全环境的过程其实也是改造现行国际秩序的过程。由此可以说，“全球南方”国家所置身的现实土壤与所期待的未来愿景共同塑造了其所坚持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又进一步推动各国去开展具体的安全实践，并反过来被这些实践所强化和巩固。

“全球南方”国家开展的多层面安全合作实践

在“全球南方”安全理念的推动下，“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实践丰富多样，既出现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地区层面，更体现于全球层面。

（一）国家层面的“全球南方”安全合作实践

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合作实践主要表现为双边和多边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就双边合作来看，中、俄、印、巴（西）等“全球南方”主要大国之间的双边安全合作由来已久，既涉及领土争端管控、军事交流与合作等传统安全领域，也涉及打击“三股势力”、跨境犯罪、毒品走私与应对气候变化及维护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这种合作近年来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中、俄合作的升级与中、巴合作的巩固有目共睹，中、印之间的合作也有望随着双方边境问题的缓和而得以推进。

就多边合作来看，“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多边安全合作大体表现为两种合作模式。一种是“全球南方”主要大国之间的多边合作模式，其中的典型便是金砖国家及其扩大的合作形式——“大金砖”。中、俄、印、巴四国于2006年正式创建金砖合作机制，而后于2009年推动机制升级，由2006年初建时的外长会晤机制升级为元首峰会机制，接着又于2011年推动机制首次扩员，南非加入，金砖国家（BRICS）合作机制正式确立。其后经历十多年的发展壮大，金砖国家于2024年推进大规模扩员（沙特、伊朗、阿联酋、埃及、埃塞俄比亚），2025年1月又有印度尼西亚成为新成员，“大金砖”时代已然形成。“金砖”向“大金砖”转型所发生的时代背景（地区冲突频仍、大国竞争加剧）与成员选择（中东四国）无不预示着此机制将在当下和将来承担起更多的安全合作与治理功能。另一种是“全球南方”主要大国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区域之间的“大国—区域”合作模式，尤以中国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合作最为典型。例如，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国—非洲之角和平会议等，重点是维护和推动非洲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发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中阿合作论坛，重点涉及地区冲突的解决、国家纠纷的和解、能源安全的维护等；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中国—太平洋岛国防灾减灾合作中心等，重点在于维护气候安全。

（二）地区层面的“全球南方”安全合作实践

从地区层面看，“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合作实践主要表现为以地区性国际组织为依托，解决本地区面临的各类安全问题，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地区问题需要地区国家共同参与解决，安全问题尤其如此。“全球南方”国家分布在不同地区，各自面临不同的安全问题，为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地区性国际组织应运而生。其中，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即是典型。从“上海五国”早期阶段的边境军事互信与裁军，到后期阶段的打击民族分裂、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最后到上合组织成立后正式提出新安全观（主张互信、裁军、合作安全），上合组织始终致力于地区安全合作与治理，旨在解决地区冲突、维护地区安全。上合组织安全实践的覆盖面极为广泛，基本上触及地区安全的方方面面。上合组织最为看重也着力较多的是打击“三股势力”，为此订立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成立了地区反恐怖机构，开展了政策协调、情报交流、联合军演、联合执法、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务实合作。除此之外，上合组织的安全实践也囊括了打击毒品走私、武器贩运、非法移民等有组织犯罪，以及维护信息、粮食、能源、医疗卫生、生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等各个方面。总之，上合组织堪称“全球南方”国家在地区层面开展安全合作、推进安全治理的典范。

非洲地区也因其复杂的安全问题先后组建了区域或次区域国际组织。区域层面的如非洲联盟及其前身非洲统一组织，在安全领域旨在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国家间纠纷与地区冲突，并建立地区共同防御机制（如“非洲常备军”）以追求安全联合自强。在次区域层面，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这些组织建立的初衷是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但因意识到地区和平稳定对经济发展影响甚大，这些组织的职能也从经济合作逐步拓展到了安全领域，如积极介入并推动成员国内部动乱或成员国之间冲突的和平解决、大力打击当地恐怖组织（如西非“博科圣地”、中非“上帝抵抗军”和东非“索马里青年党”）等。

中东地区长期以来也备受各类安全问题的困扰。地区国家内部的派别或族群间冲突、地区国家之间的领土或教派间冲突、域外国家针对地区国家的颠覆与战争，以及恐怖主义针对广大平民的伤害与暴力等，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塑造出一幅复杂难解的中东安全图景。身处其中的中东各国先后组建了多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如跨区域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伊合”），区域层面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以及次区域层面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等，以期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基本秩序、推动（跨）地区国家间的联合与合作。“伊合”的安全合作主要侧重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解决与治理，“阿盟”的安全合作更强调联合和团结阿拉伯国家以共同应对外部威胁（主要是以色列），“海合会”的安全合作则更具针对性，即在可能出现的域外大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干预海湾事务或地区邻国争夺地区主导权（两伊战争）的情况下，联合海湾六国的力量以实现集体安全防御。

此外，东南亚地区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也是应对复杂地区安全问题、建构地区秩序与稳定的关键依托。自1967年成立以来，“东盟”一直都在探索安全合作相关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最终不但打造了所谓“东盟奇迹”，即改善了本地区的安全态势，在成员国间建立起了持久和平的生态系统，而且还开创了“小马拉大车”的典范，即非但自己主导本地区的安全合作架构，而且还不断将外部大国纳入这一架构之中，甚至能在更大范围的东亚甚至亚太安全问题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全球层面的“全球南方”安全合作实践

从全球层面看，“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合作实践主要表现为大力推动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积极参与国际和平的构建与维护。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存在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诉求，这些诉求能否实现不仅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否密切相关，而且也受到其他地区乃至整个国际体系动荡与否的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认为，发生在其他地区的冲突与战争虽然可能不会直接危及本国安全，但极大分散和削弱了国际社会对贫困、债务、移民、气候等问题的关注与投入，并且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与能源短缺，而这些问题正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普遍困扰。因此，“全球南方”国家不仅致力于解决本地区的安全问题，而且积极关注其他地区的冲突与动荡，主动推动冲突的缓和与动荡的平息，维护世界和平。

“全球南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表现是典型之一。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的行动表现出了强烈的“不结盟”特征。支持、谴责、保持中立皆有。绝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既不与西方、也不与俄罗斯结盟，而是表达了充分的战略自主，即从本国的国家利益而非外部“阵营”的政治立场出发，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提升本国的地缘经济、政治、战略利益。“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选择积极斡旋调解以尽早结束冲突，中国、南非（及其组织的非洲六国代表团）、埃及、印尼、沙特等国都曾积极斡旋调解冲突。事实上，不仅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如此，“全球南方”国家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一样积极作为，拒绝偏袒以色列，大力推动停火止战，以加快中东秩序的恢复。

在调解地区冲突外，“全球南方”还积极推动国际和平的构建与维护，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始自1948年“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建立，至今已70余年，在世界范围内预防和隔离冲突、缔造和建设和平方面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全球南方”力量的参与和贡献不容忽视。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便是中国的参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本就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自21世纪开始在维和人员派遣数量、维和经费分摊比例方面持续上升，并于2015年后跃居五常前列，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建设者。除中国外，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大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与贡献者。印度尤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抱有高度的热情，甚至将参与维和行动提升到了与保护领土完整、抵御外部攻击同等的高度。印度的维和实践不仅在于大量派遣维和人员，而且还表现在积极宣扬维和理念、大力建设维和制度方面。巴西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但与印度对维和行动抱有持续和稳定的热情不同，巴西对维和行动的参与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比如，巴西从早期的有限参与到后来的回避参与，再到有选择的参与，最后到大规模、全方位参与，这种行动轨迹其实与该国不同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密切相关。

在联合国框架之下，金砖国家也是“全球南方”构建和维护国际和平的重要新兴平台。安全议程本非金砖国家的初始议程，而是经历了由从属于发展议程到独立于发展议程的过程，标志其完全独立的时间节点便是2017年的厦门峰会，此次峰会正式确立了安全、经济、人文“三轮驱动”的金砖合作架构。金砖国家的安全关切首先集中于传统安全领域，如领导人围绕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问题展开沟通与磋商，并多次针对国际热点与难点问题的解决之道发出有别于西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金砖之声”。此外，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也涉及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维护粮食安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

综上所述，“全球南方”国家在国家、地区和全球3个层次采取了形式不一的安全合作实践，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安全合作实践指向不同的宗旨：国家层次的安全合作实践旨在确保国家安全，地区层次的安全实践旨在维护地区秩序，全球层次的安全实践旨在争取世界和平。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地区秩序、争取世界和平这三重不同的实践宗旨最终都统一并回归于“全球南方”的安全理念。不论是“全球南方”的安全理念，还是其推动下的安全合作实践，都是“全球南方”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的安全公共产品。

中国引领下的“全球南方”安全合作前瞻

一般而言，国际体系的运转有赖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然而，早在特朗普首次上台初期，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就预言国际政治或将迎来“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即崛起国取代霸权国后，由于后者丧失能力，前者不具备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崩溃乃至世界战争等灾难性后果。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向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转向及其国际后果部分印证了奈的猜想。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出现了双重下降，导致国际公共产品呈现出日益严峻的供需失衡问题，即一方面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另一方面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匹配。当然，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也并非全然沿着奈的猜想所展开，这其中的关键变数则在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问题上出现退却之时，中国迎难而上，有所作为，适时填补了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缺口。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全面涉及人类生活的器物、制度、观念3个维度，同时囊括安全、生产、制度、知识4个类别，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当下的国际安全秩序正在遭受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全球层面的安全公共产品供应愈发乏力，和平赤字不断加剧。为了回应时代对和平的呼声、满足世界对安全的需求，在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结构中，安全类公共产品愈发占据极大份额。在中国的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中，有一些是依靠中国自身力量独立供应的，有一些则与其他国际力量合作供应，“全球南方”的力量正是其一。就此而言，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及有影响力的主要大国，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和引导“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以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首先，在理念层面，中国或可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导，推动形成“全球南方安全观”。一套统一、明确的安全理念的形成和存在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全球南方”国家的凝聚力，使这样一个既不享有共同的政治制度、利益基础、文化观念，又不存在集中领导和约束的国家群体在国际安全事务上发出相对明确和统一的声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撼动当前西方国家安全理念所占据的统治和垄断地位，进而推动国际安全格局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现行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有两大支柱，一是西方的权力，二是西方的思想，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对于致力于打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全球南方”而言，既需专注权力的提升，更需关注思想的培养。如果没有权力，新思想无法成为建立秩序的规则，而若是没有更好的新思想，秩序就无法实现根本上的更新和迭代。放眼当下的国际秩序，自近现代国际体系形成至今，虽然国际秩序几经变迁，从早期欧洲范围内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到后来全球范围内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这其间几乎从未有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被纳入其中。这一方面是因为非西方世界缺乏足够的实力与权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非西方世界尚未生产出更好的新思想。因此，对于当下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首要的任务自然是增强自身的实力和权力，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注重打造一套更好和更具吸引力的新思想。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新思想及其制度和物质成果必须能够相对提升所有国家的福祉。以现行的国际秩序为例，主权国家、民族主义、共和政体、去殖民化等思想或理念作为该秩序的基石与支撑，其相对于各自提出的时代而言必然是更好且更具吸引力的，而且也无疑提升了各个国家的普遍福利及人类的共同福祉。

相较于现居统治地位的美西方主导下的传统安全而言，全球安全倡议蕴含了更具吸引力和超越性的新思想与新理念。例如，共同安全对零和安全的超越、综合安全对传统安全的超越、差异安全对同质安全的超越、合作安全对联盟安全的超越、整体安全对局部安全的超越，等等。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最终落实无疑将极大提升所有国家的普遍福利以及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因此可以说，对于“全球南方”来说，若要打造一套更好和更具吸引力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全球安全倡议无疑提供了最佳参照。

其次，在实践层面，中国或可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和更为明确的站位引导和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安全合作，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的能力，进而强化其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地位和分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巩固和提升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通常认为，当不同行为体共享同一个目标的时候，合作就非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相对容易的。而且一个特定领域的合作还可能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推动实现行为体之间合作领域和范围的扩大。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安全问题上共享相同的目标，即在世界越来越不安全的时空背景下，确保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稳定，争取世界的和平。在这些共同目标的驱动下，中国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安全合作就非但可能，而且容易，更有望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实现“全球南方”的协同发展。

具言之，在国家层面，中国可推动和深化“全球南方”主要大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以大国合作带动“全球南方”国家群体间的普遍合作。“全球南方”主要大国间的安全合作需要注重推进双边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更要加强和推进主要大国间的多边合作，因为多边合作机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为双边合作，特别是陷于纠纷乃至冲突关系中的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创造了机会和空间。金砖以及“大金砖”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多边机制，以一种多边主义的模式，为成员国尤其是存在机制外竞争与冲突的成员国创造了多样化的双边合作平台与机会。一方面，金砖机制提供的共同身份使得（机制外）竞争与冲突成员国可以在机制内保持高度的双边互动；另一方面，机制本身也为这些成员国提供了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及空间。有研究指出，金砖机制作为一种安全共同体（即成员彼此处于一种去安全化的状态），其安全意义在于，确保成员国即便关系恶化至军事对峙状态，也不至于像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那般发生扩张或掠夺战争。

在地区层面，中国可以上合组织为蓝本，引导和助力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以地区性国际组织为抓手推动解决“全球南方”各国所面临的区域性安全问题。当今世界呈现出多极和多元的发展态势，多极即权力分配的多中心，多元即国际事务的多形态。多极、多元世界的到来，也即意味着霸权的衰落以及霸权秩序的衰退，伴随而来的则是全球化形态与全球治理模式的调适与变革。霸权秩序下的全球化更多地呈现为一种以霸权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形态下的全球治理基本遵循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模式。多极、多元秩序下的全球化则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更加分散和下沉、“更加区域化和跨地区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形态的影响下，全球治理的模式势必也发生转变，即由垂直治理转变为扁平治理，更多地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征，区域化的、议题（领域）导向的规则制定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常态。在这一模式之下，地区性的国际组织显然就成为地区治理的主要主体。尤其是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不同的地区面临不同的安全问题，可能是国家内乱及其外溢，可能是国际冲突及其扩散，也可能是恐怖主义及其蔓延，还有可能是非法贩运、走私、人口买卖、移民等跨国有组织犯罪。这就需要不同的地区国家各自组建起针对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以加强对本地区面临安全问题的治理。上合组织正是这种地区性国际组织的范例，成立20多年来，在边界争端、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地区安全问题的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随着更多新成员的加入，其开展地区治理的范围势必将由原来的中亚地区扩大至南亚、西亚等更多地区，功能也将随着新的安全问题的出现而实现迭代升级。

在全球层面，中国或可引导和动员“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热点冲突问题上积极开展斡旋调停与劝和促谈，引领“全球南方”成为世界和平的积极维护者与国际安全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在面对重塑国际秩序的大国战略竞争及国际安全危机时，“全球南方”国家因坚持独立自主、公道正义的政治立场而被视为不同于西方或“全球北方”的“中间地带”，这也被视为是“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政治觉醒”或“政治崛起”。“全球南方”是在“全球北方”逐渐滑向战争边缘的背景下，以一个和平寻求者和缔造者的身份而崛起的，而这同时也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及世界的期待。因此，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中有影响力的大国，可大力引导、积极动员，引领“全球南方”在维护国际和平、塑造国际安全秩序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结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国际关系领域掀起了又一波大国竞争、阵营对抗、地区冲突以及国家动乱浪潮，共同推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世界动荡、国际秩序变革形势之下，“全球南方”日渐崛起，“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也不断得到强化和升级。重新审视新时期“全球南方”的崛起与安全合作，可以发现：“全球南方”在国际安全领域正承担起一个“新”角色，即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新兴供给者。作为国际安全公共产品新兴供给者的“全球南方”，其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既包括其所倡导的安全合作理念，也包括其在多个层面所采取的安全合作实践。

回顾过往，“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合作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皆实现了显著进展。立足当下，“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合作也面临一些内部问题与外部挑战。一方面，“全球南方”内部的多样性、差异性在赋予这一国家群体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极大加重了其开展安全合作的复杂性与难度。此外，“全球南方”内部的竞争与矛盾客观上对它们之间安全合作的推进带来了一定阻力。另一方面，“全球南方”也面临来自“全球北方”的外部压力，如“全球北方”的强势干涉与刻意挑拨加剧了“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脆弱性。此外，来自南北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也凸显了“全球南方”面临的外部困境。放眼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安全合作仍有其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空间，但前提是妥善处理这些内部问题，同时有效应对外部挑战，这一过程离不开大国的参与，而这正是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当然成员及有影响力大国引导和推动“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乃至于必要性之所在。

当然，仍需澄清的是，首先，中国引导和推动“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并非是所谓“全球东方”对“全球南方”的“拉拢”和争夺。西方学界与战略界近来出现的“三个世界”“全球东方”等叙事其实是一种西方对非西方世界分化与瓦解的手段，最终服务于其大国竞争的目的。其次，中国引导和推动“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也非出于与西方国家开展竞争或对抗的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以维护国际安全、促进世界和平。最后，中国引导和推动“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更非为了树立或竞争所谓“全球南方”内部的领导权。“全球南方”并非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而只是一个共享结构性集体身份的国家群体（即所有那些反抗被管理与被支配的结构、坚持独立自主和不与西方结盟的国家）。中国既是这一群体中平等的一员，也是更具实力与影响力的一员。中国以平等的身份、借助自身相对强大的实力与影响力引导和推动“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从当下来看是为了助力“全球南方”这一国家群体的发展壮大，从长远来看则是出于推动构建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事实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先方向就在于实现“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作为“全球南方”的显著成员，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本身就意味着“全球南方”的发展壮大，而“全球南方”的发展壮大则意味着世界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了一大步。（作者：曾向红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陈明霞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郑州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