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一些东亚地区盟国长期以来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在美国对华展开全面战略竞争、中国被迫与美进行战略博弈背景下,这些国家是否会放弃“对冲”而追随美国,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些国家中,韩国尤其值得探究。韩国的安全与经济都深刻内嵌于国际体系,长期以来外交议题深刻影响国内政治进程。进步派与保守派政党围绕外交议题存在显著分歧,两派政党的支持阵营也分别与其所支持的政党存在外交理念认同。因此,中美战略博弈对韩国的影响注定复杂而深刻。自中美展开战略博弈至今,韩国的进步派与保守派政党已经先后完成了各自的一个任期,都展示了自身的外交决策偏好,也进行了充分的外交理念辩论。在刚刚结束的尹锡悦总统弹劾案中,对华、对美认知等外交议题作为影响政局的重要因素发挥了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尝试打开韩国国内政治黑箱,对中美战略博弈对其所带来的冲击进行全景式的描述。
一、既有研究回顾与本研究的探索方向
本研究从“对冲”战略的理论视野出发探讨中美战略博弈对韩国的冲击。以下将对相关既有研究进行回顾,并进一步明确本研究的探索方向。
(一)“对冲”与“去对冲”的涵义
过去近20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引入了金融学的“对冲”概念,用以讨论中小国家的外交战略。吴翠玲(Evelyn Goh)称,“对冲”是中小国家在不能选择制衡、追随或中立战略的情形下被迫选择的一套中间立场性质的策略组合,旨在防止或避免以明显牺牲某一方为代价来支持另一方。郭清水(Kuik Cheng-Chwee)称,“对冲”是一国在高度不确定和高风险的情况下,通过寻求具有相互抵消效应的多种政策选择来规避风险的一种行为。不同学者对于“对冲”战略的策略构成持有不同认识。吴翠玲以东南亚国家为观察对象,指出“对冲”战略包含软制衡、复合接触和大国束缚(enmeshment)。(郭清水认为“对冲”策略包括间接制衡、拒绝主导、经济实用主义、束缚性接触与有限追随。刘丰、陈志瑞将国家间对抗性行为分为约束、防范和制衡三类,将合作性行为分为接触、绥靖和追随三类,认为“对冲”是合作程度大于接触、小于绥靖,且对抗程度大于约束、小于防范的一种行为。除了合作性和对抗性策略,韩献栋等人指出,“隐藏”策略也属于“对冲”,该策略介于防范和绥靖之间,表现为忽视威胁或宣布中立,是中小国家“躲起来”等待战略环境改善的做法。
“去对冲”是“对冲国”放弃“对冲”战略的过程,最终结果是“选边”。高鹏和朱翊民对“去对冲”的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二人认为,“去对冲”指“对冲国”于某时段内大幅修改、调适直至放弃“对冲”政策,并释放清晰的“选边”信号的行为。如果说“对冲”的出发点是规避风险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政策特点是模糊不清,利益认知表现为以安全优先、经济利益其次,但经济利益不可或缺,那么,“去对冲”则意味着已经做好了接受冲突爆发、风险降临的准备,放弃追求收益最大化,其政策特点是清晰明确,在安全问题上“站队”,并将经济议题安全化。
(二)既有研究对韩国外交“去对冲”现象与原因的分析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提出要“全面应对中国”,是美国对华展开全面战略竞争的开端。但对于韩国而言,自2016年“萨德”(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入韩以来,韩国社会就感受到了“选边”压力。此后,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朝美首脑河内会谈”停滞后半岛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俄乌冲突爆发加剧了朝鲜半岛对“冷战”格局回归的忧虑。在上述国际体系变化背景下,一些学者指出,韩国的外交战略出现了从“对冲”向“去对冲”的转变。高鹏、朱翊民从价值观、安全政策、经济政策三方面论述了尹锡悦政府外交政策的“去对冲”动向:尹锡悦政府强化对“美式价值观”的认同;在安全议题上倒向美国;积极扮演“北约亚太化”“亚太北约化”的支轴角色;在经济领域里配合美国将经济议题 “泛安全化”“泛风险化”,鼓吹中韩经济合作“过时论”和中国经济“替代论”,积极融入美版竞争性经贸制度,直接参与对华经济竞争。王生、李游也认为,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后,韩国外交战略从“对冲—模糊”转变为一定程度的“追随—选边”。具体表现为韩美同盟全面转型升级以及对华立场趋向疏离。对于韩美同盟,尹锡悦将双边同盟升级为地区同盟和全球同盟,并在价值同盟的基础上将军事同盟扩展至经济同盟和技术同盟。对于中韩关系,尹锡悦政府的对华外交从“中美并重”转为“向美西方倾斜”,具体举措包括:追随美国干涉中国主权常态化,置喙台海和南海问题;积极参与美国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在国际社会上间接批评中国不遵守所谓的“国际规则”;加入美国拒斥华为和中兴的5G“清洁网络行动”并成为对华技术封锁的“美国半导体联盟”核心成员;加入美国对华地缘经济竞争新工具“印太经济框架(IPEF)”;通过新南方政策和新北方政策降低对华经济依赖等。
对于促使韩国转向“去对冲”的原因,高鹏、朱翊民认为:美国几乎统领了其亚太盟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决策层面的观念与行动。美国通过强化联系和建立秩序认同重新确认美韩之间的安全连接,不断牵引韩国深度嵌入中美在亚太的主导权竞争,同时在经济层面上“利诱”韩国对华脱钩。王生、李游则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论述了国际体系变动、韩国国内政治变动和韩国外交政策转向之间的联动过程:中美战略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环境恶化、俄乌冲突等体系刺激对韩国外交政策产生“亲美疏中,远朝近日”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韩国社会对于中、朝的威胁认知上升,保守化外交政策更容易得到民意支持;韩国对于追随战略的效用评价上升且高于“对冲”;意识形态整体保守化,尤其保守派政党上台执政成为韩国外交转向的主要原因和决定性因素。
(三)既有研究的未尽之处、本研究的探索方向以及研究意义
既有研究在以下两方面存在不足。首先,既有研究主要立足于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就判断出韩国外交走向“去对冲”,没有讨论进步派政党和民众的立场。然而韩国外交长期以来呈现出进步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两种风格迥异的政策偏好,并伴随政党轮替而左右摇摆。具体来看,二者的外交理念分歧可追溯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时期,本质是军政府“冷战”话语与民主化运动阵营“民族”话语的分歧。在民主化运动时期,军政府以“反共”名义镇压民主化运动与工人运动,民主化运动阵营则用“民主”和“民族”话语予以回击,提出了民族自主的口号。实现民主化转型后,韩国政治演化为进步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二元对峙格局。两派政党的国内经济政策差异并不明显,对朝政策分歧成为区分二者阵营的重要标签:保守派政党对朝强势,热衷于韩美同盟,把韩美同盟的优先级置于韩朝合作之上;进步派政党对朝推行“阳光政策”,把韩朝关系优先级置于韩美关系之上。进步派与保守派政党分别构建起支持己方的选民阵营,共同的外交理念成为政党与支持阵营的重要纽带。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针对2012年、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外交政策对选民的影响大于经济社会政策,而且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外交政策的制定面临巨大“观众成本”。进步派、保守派政党的外交理念分歧与进步、保守人群的意见分裂相互强化,成为韩国外交路线持续左右摇摆的动力机制。因此,只有同时了解进步派和保守派的外交理念,并了解民意倾向,全面理解韩国外交决策背后复杂的博弈过程,才能对韩国外交的走势做出更加长期和准确的判断,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韩关系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机遇。这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其次,既有研究对国际体系压力引发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的过程性描述不够充分和严谨,主要聚焦于保守政党上台执政、民众对华认知恶化、对美国好感度上升等现象。保守派政党执政诚然是导致外交决策环境改变的直接重要因素,但保守派政党执政并不是国际体系变动导致的结果,不能被视为国际体系变动与外交战略转向之间的中介变量。民众在情感上“亲美疏华”并不等同于支持“去对冲”的外交理念。近年来,学者们在讨论外交战略变动时常借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提出了一个由国际体系到国内政治变动再到外交政策变动的因果模型,但相关研究却缺少国际体系影响向国内政治传递过程的研究案例,这成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本研究尝试描述“选边”压力向国内政治传递的过程,因此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弥补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案例欠缺的意义。
本研究将首先对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进步派与保守派的外交理念论述展开比较分析,然后观察二者的话语竞争模式以及这种竞争在国内政治进程中的影响,最后通过问卷调查结果观察韩国民众的意见倾向。在此基础之上,判断韩国外交政策的长期发展趋势,并思考中韩关系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与机遇。
二、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韩国进步派与保守派的外交理念分歧
以下将从国家身份认知、国际体系认知、国家利益认知三方面入手,对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外交理念进行对比分析。
(一)保守派的冷战思维与“价值观外交”
自全球冷战落幕以来,保守派的外交理念虽然仍然受冷战思维影响,但主要体现在对朝外交中。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呈现以中国为经济中心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以美国为安全中心的同盟关系并存的局面,中美合作多于竞争。在这样的体系环境中,保守派与进步派都认同“对冲”战略。但随着美国对华展开全面战略竞争并“诱拉”韩国对华脱钩,保守派的冷战话语得以伸张,并在尹锡悦政府时期得到了充分论述。
首先,在国家身份认知方面,尹锡悦政府强调韩国是“自由民主国家”。韩国报纸《京乡新闻》对2022年3月尹锡悦当选总统后两年时间里的公开讲话进行分析,发现“自由”一词出现了1000多次,频率之高远超历任韩国总统。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总统在相同时间段内提及“自由”的次数分别为178次、79次和119次。面向国际社会,尹锡悦当选总统后不久就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自由与团结——回答分水岭时刻的问题》的演讲,呼吁“通过共享普世价值和共同推广自由价值观来克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2023年访美期间,尹锡悦在五天行程中157次强调自由,在美国国会演讲时称“要与美国一道做自由的指南针”。面向国内社会,尹锡悦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韩国要成为自由、和平、繁荣的全球中枢国家。这种提法把“自由”置于安全和经济利益之前。尹锡悦政府还称执政党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守护者,进步派是“亲北共产主义势力”,将两大政党之间相互掣肘解释为意识形态斗争。尹锡悦政府以抗日名将洪范图曾加入共产党为由,迁走了陆军士官学校和国防部里的洪范图雕像。类似事件多次发生,在社会舆论中不断掀起意识形态对抗。
其次,在国际体系认知方面,尹锡悦政府称中美竞争的实质是制度对抗,宣扬“中国发展见顶论”和“中国替代论”。尹锡悦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完全追随美国视角,称既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位为“有能力也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唯一竞争者”,那么中美两国的竞争就是“民主”与“威权”的竞争。对于中美战略博弈的未来,尹锡悦政府显然笃信“历史终结论”。其总理金德洙在国会质询会上公开宣扬“中国发展见顶论”,声称中国经济正走向困境,韩国应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部长崔相穆在参加北约会议时称中国增长停滞,韩国需要寻找替代中国的市场。尹锡悦政府的驻华大使郑在浩则提醒韩国企业注意在华投资的地缘政治风险。
再次,在国家利益认知方面,保守派挑战现实主义利益观,鼓吹“通往繁荣的路径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即福祉”,把所谓“自由”的价值置于和平和经济发展之上。尹锡悦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序言中写道:“过去70多年里,韩国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实现了高速发展和繁荣。今后,非常肯定的是,自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机会,与自由世界的合作会给我们更美好的未来。”郑在浩称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比经济利益更重要:“迄今为止韩国追求的国家利益是能够换算成金钱的贸易、投资、观光等短期经济利益……而国家的尊严与威信、名声和信誉是即便付出代价也应该守护的核心国家利益。”
综上所述,尹锡悦政府外交话语的特征是以建构主义视角取代现实主义视角,以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为重要国家利益。从这种视角出发,追随美国既符合韩国的价值观,也符合韩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这种外交话语具有明确的“去对冲”动机。
(二)进步派的民族国家立场与现实主义利益观
进步派文在寅政府也曾积极强化韩美同盟,对美国的“诱拉”予以一定的回应。但与尹锡悦政府不同的是,文在寅政府始终强调韩国有独立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韩国的外交决策应基于本国利益,而且韩国有能力不“选边”。尹锡悦政府期间,进步派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批评政府的“价值观外交”损害了国家利益。
首先,在国家身份认知方面,进步派坚持民族国家立场,强调韩国拥有独立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便韩朝合作在“朝美首脑河内会谈”后陷入僵局,文在寅政府也未曾放弃“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提议,并且积极向朝鲜提议促成离散家庭见面会、共同防治新冠疫情,这与尹锡悦政府在对朝问题上完全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做法不同;2021年文在寅访美时虽然也强调韩美同盟有坚实基础,但指出两国的共同课题是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这与后来尹锡悦访美时强调“与美国一道做自由的指南针”形成明显对照;在美国“诱拉”韩国与中国断链脱钩时,文在寅政府予以一定回应,但强调其政策调整出于韩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考量;在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后,文在寅政府称韩国企业应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选择;韩国虽然在2021年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但在东亚峰会期间强调“供应链政治化”有损包括韩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利益;文在寅政府的“两新政策”虽然客观上弱化了中韩经济合作,迎合了美国对华脱钩的意图,但文在寅政府强调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为韩国经济分散风险。
其次,在国际体系认知方面,进步派虽然认为国际体系呈现“新冷战”局面,但不认为“美定胜华”。文在寅政府面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强调韩国不应在中美之间“选边”,也有能力不在中美之间“选边”。2022年,文在寅在纪念韩国抗日斗争的“三一节”讲话中称“新冷战的忧虑在加深……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拥有不被国际秩序所裹挟的力量”。文在寅政府的驻美大使李秀赫表示“我们不用在中美之间被动选边,我们有自信做出自己的选择”。文在寅政府的外交特别顾问文正仁提出“超越外交论”,主张韩国应与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中等强国加强合作,就规范、规则和程序达成新的国际共识,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技术乃至人权问题,以防止中美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技术和价值观方面发生冲突。“超越外交论”反映的是一种国际体系多极化思维。在2025年总统竞选期间, 有关立足韩国国家利益、为国际体系多极化做准备的呼声进一步增多。例如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金兴圭提出“第三条路线论”,指出:既有的以半岛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进步路线、以韩美同盟和亲日为代表的保守路线都不再适合当前的国际局势。要适应当前混沌、复杂、多极化的国际体系,韩国外交需要选择更加灵活的第三条路线,那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顺应国际局势发展方向、灵活调整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路线。
再次,在国家利益认知方面,进步派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反复批评尹锡悦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危害韩国的安全、经济发展和民族自主权。例如刚刚当选韩国总统的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曾批评尹锡悦政府主动置喙台海问题的做法,称“台湾问题与我们何干,我们只要对中国和台湾都说‘谢谢’就好……”。文在寅批评尹锡悦政府的对朝外交不仅危害国家安全,而且导致韩国人失去主导本民族命运的机会:“(朝鲜的)‘两国敌对论’与(尹锡悦政府的)‘自由制度北扩、吸收统一论’是两辆迎面相撞的火车……朝鲜半岛处于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安全危局中……朝美总有一天会对话,韩国如果不能参与引导朝美对话的过程,在朝美重启对话时只能望洋兴叹”。在朝鲜向俄乌战场派兵后,尹锡悦政府曾讨论也向俄乌战场派兵。进步派政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作为当时最大在野党党首的李在明称,如果政府执意派兵,在野党将在国会弹劾国防部长。在2025年的总统选举电视辩论中,进步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候选人的国家利益认知再次表现出显著差异。进步政党候选人(现韩国总统)称韩国应采用务实的外交路线,不应单方向押注美国,韩中、韩俄关系也很重要;与美国的关税协商应立足韩国国家利益,不应急于协商并达成妥协。
三、由外交理念分歧衍生出的涉华舆论竞争及其对韩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有关“对冲”与“去对冲”的争论衍生出一个副题:那就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韩关系。自“萨德”入韩、中韩关系产生摩擦以来,保守派在涉华话题上表现非常积极,极力煽动对华负面认知,同时攻击进步派“媚华通共”,进步派则呼吁韩国民众立足国家利益,理性看待中韩关系。这种争论在选举、弹劾与反弹劾等国内政治进程中反复出现。涉华舆论不但是进步与保守两派外交理念交锋的重要“阵地”,也成为区别进步与保守阵营的新标签。
(一)保守派与进步派的涉华舆论竞争
韩国社会中长期存在“中国霸权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文化威胁论”等涉华负面舆论。自“萨德摩擦”以来,保守派的涉华言论出现了两种新论调。其一是如前文所述,在经济议题上极力宣扬“中国经贸胁迫论”“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经济替代论”;其二是对华认知重现冷战时期“中国观”与“中共观”重叠的现象。进步派对这种冷战视角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力度较弱。以下将从媒体和学术界两个方面,通过具体案例对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涉华舆论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在媒体界, 保守倾向的媒体相较而言更倾向于透过意识形态偏见的有色眼镜看中国, 进步倾向的媒体则更倾向于从国家利益出发分析相关事件。以新冠疫情报道为例,韩国学者对保守和进步倾向报纸的相关报道进行了大量对比研究,发现二者的内容结构、语言色彩具有明显差异。例如具有保守倾向的《朝鲜日报》的相关社论主要围绕“中国批判论”和“政治责任论”展开,整体上对中国政府持不信任态度,认为疫情扩散是中国未能及时控制疫情传播所致,呼吁韩国政府禁止中国人入境。而具有进步倾向的《韩民族》日报的社论则更关注疫情本身,认为禁止中国人入境的提议缺少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并提到要警惕保守派政党扰乱防疫措施、煽动对华仇恨的做法。
其次,在学术界,保守派学者更热衷于渲染“中国崩溃论”和各种“中国威胁论”,并且近年来引入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等美国学者的“中国锐实力”概念,称中国正在对韩国进行“影响力渗透”(Influence Operation),具体方式是通过直接宣传、操纵媒体、制造假消息、收买和胁迫关键人物等手段扩大中国在韩国的影响力,最终目的是瓦解韩美同盟,重建19世纪之前的中华秩序。一些进步派学者对于涉华负面舆论泛滥及其所指向的“选边”意愿表达了忧虑。例如有学者指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违背韩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与中国断链脱钩的计划违背经济规律,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美国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和“芯片联盟”并不以与盟国共同发展为目标,其终极目标是以美国为终点的“产业回流”,因此不能成为中韩贸易的替代方案。韩国学者金希教的《掌柜主义的诞生》一书指出,新冷战秩序、美国衰落以及贫富分化等问题是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和反华情绪的重要源头,保守派对美国单极霸权秩序崩塌、国内反共意识弱化的焦虑刺激了其涉华负面舆论的增长。然而当今世界的发展方向是多极化而非美国单极霸权,韩国应该拥有独立自主的意识,主动利用当前的国际格局,追求半岛和平、国家自主。韩国人应对“反华话语”进行反思,从韩国国家利益出发,多角度理性看待中国和中韩关系。
进步派虽然反驳了保守派的涉华负面舆论,但以下两个现象不容忽视:首先,进步派与保守派的对华负面认知也存在共性。例如二者在中韩历史文化争议问题上持有相似的立场,都指责所谓“中国抢夺韩国历史文化”。2022年总统选举前夕,进步派候选人也曾对中国朝鲜族演员在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身着朝鲜族传统服装入场提出过质疑。另外,进步派与保守派在认可美国政治制度这一问题上也存在共识。其次,保守派的对华负面舆论占据话语优势。在公共舆论空间里,呼吁从韩国利益出发理性看待中韩关系的声音往往谨小慎微,而持“亲美”观点的人却大张旗鼓。
(二)反华舆论的政治工具化及其对韩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影响
正是因为反华舆论占据主导,所以保守派政党在与进步派政党的竞争中将其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双方围绕外交议题的争论经常呈现这样的景象:当进步派政党努力在中美之间维持“对冲”战略或者批评“价值观外交”损害韩国国家利益时,保守派政党往往用“进步派媚华通共”进行回击。在选举、弹劾与反弹劾等国内政治进程中,保守派政党也把所谓“媚华通共”作为攻击进步派政党的武器。涉华认知分歧正成为进步与保守阵营新的“分界线”。以下将通过具体案例进行说明。
首先,在过去八年里,保守派政党在选举中不断用所谓“媚华通共”攻击进步派政党。2020年国会选举前夕,保守派政党一方面强调“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将防疫问题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批评文在寅政府“媚华事大”,一度引发了“弹劾总统”的呼声。有网民在青瓦台网站上发布了要求“弹劾总统”的请愿文,称“说中国的困难就是韩国的困难的总统是中国总统”。一个月内有超过140万韩国人投票赞同这一弹劾请求。同样的弹劾请愿文也出现在国会网站,签名人数很快超过10万,给文在寅政府造成了不小的舆论压力。2022年总统选举前夕,保守派政党再次煽动反华舆论,批评进步派“媚华事大”“亲共亲华”。在年轻人中颇有号召力的时任国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称中国为“民主之敌”,同时称“文在寅政府倒向中国,韩国国民对此不满”。这种极具煽动性的话语成功吸引了青年人的注意。2025年总统选举中,保守派候选人再次用“媚华说”攻击进步派政党候选人李在明,在电视辩论中称李在明陷入了“小中国中心主义”。
其次,2024年“12.3戒严令事件”发生后,极右保守派用“中国阴谋论”动员保守人群反弹劾。经历了长达111天的弹劾与反弹劾对抗后,涉华认知差异取代涉朝认知差异,成为进步与保守阵营新的“分界线”。具体来看,在“12.3戒严令事件”中,尹锡悦最初发布“戒严令”时称其旨在“保卫自由大韩民国不受北韩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一举清除那些危害国民自由和幸福的无耻的从北叛国者势力”。戒严失败后,尹锡悦于12月12日再次发表“对国民谈话”,称其发布戒严令的原因之一是在野党阻挠针对中国人间谍的相关立法,并称若自己被弹劾,“中国生产的太阳能设施会破坏全国的山林”。与此同时,支持尹锡悦的极右保守势力通过Youtube等社交平台散布“选举舞弊”“中国间谍影响韩国选举”“中国通过非正常手段掌控韩国”“中国介入弹劾”等假消息。《韩民族21》针对韩国社交媒体KakaoTalk上的五个“反弹劾聊天室”在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2月26日间的讨论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有关“反弹劾”“选举舞弊”的讨论中,“中国”出现了12650次,“中国人”出现了3185次,“中共”出现了2282次,总数远远超过“从北”(4273次)、“朝鲜”(4421次)的出现频率。这说明“反华反共”取代“反朝反共”成为这次“戒严风波”中极右保守派的舆论武器。受此影响的人群手执韩、美两国国旗以及“China Out”标语走上街头,与手执“弹劾”标语的人群激烈对峙。弹劾案结束后,韩国进入总统竞选周期,与中国相关的负面舆论和假消息持续增加,极右保守势力手执韩、美两国国旗进行排华游行示威,首尔街头出现了罕见的针对中国人的骚扰和暴力事件。
综上所述,“对冲”与“去对冲”、“理性看待中韩关系”与“反华”已经成为进步和保守阵营的身份标签,这意味着进步和保守两个政治阵营被重新定义,中美战略博弈改变了韩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话语结构。但是,长期来看,进步和保守两派的外交理念竞争如何发展还要看社会基础,因为政党的外交理念与民意尤其是与本党支持阵营之间存在相互塑造的关系。
四、韩国民众的情感倾向与理念偏好
进步派与保守派政党的外交理念竞争围绕两个话题展开:一是如何看待韩国的国家身份、国际体系发展、国家利益;二是如何看待中国与中韩关系。前者是理念层面的探讨,后者受意识形态偏见、民族主义、假消息等因素影响,表现出情感对抗的特点。以下将从情感取向和理念偏好两方面入手,对韩国民意进行观察分析。本研究选取两组调查数据用以对2016年和2024年韩国民众的对华、对美好感度进行对比。第一组是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的“周边国家认识调查”,第二组是首尔大学和平统一研究院的“统一意识调查”(54)。有关韩国民众的外交理念,本研究主要以在2017年和2024年实施的两次“韩国人的中国观”调查数据(55)为依据展开分析,在部分问题上参考同期其他调查研究的结果。2017年调查由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社会文化室设计并委托调查公司实施。2024年调查由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韩人文交流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课题组设计并委托调查公司实施。
(一)韩国民众的情感倾向:亲美疏华
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的“周边国家认识调查”与首尔大学的“统一意识调查”都是年度调查,且同时调查了韩国人对中、美、日、朝、俄的好感度。“周边国家认识调查”要求被访者在0到10分之间进行好感度评分。“统一意识调查”要求被访者在中、美、日、朝、俄五国中选择“感到最亲近的国家”,其调查结果反映的是相对好感度。两项调查的结果都显示韩国人的对美好感度一直以来远高于对华好感度。2024年,韩国人对美好感度接近对华好感度的两倍。近80%的韩国人最感亲近的国家是美国。两项调查结果都显示对华好感度在2017年显著下降。“萨德入韩”引发的两国民众情感摩擦在2016年开始发酵,2017年的调查结果反映了“萨德摩擦”对两国关系的这一伤害。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阻滞了中韩间人文交流,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中国负面舆论在韩国媒体上发酵,2020年以后韩国人的对华好感度再次下滑与此有关(参见图1、图2)。
数据来源:峨山政策研究院“周边国家认识调查”,https://www.asaninst.org/contents/category/publications public-opinion-surveys/[2025-05-26]
数据来源:和平统一研究院“统一意识调查”,https://ipus.snu.ac.kr/blog/archives/research_cat/unification_perception-survey[2025-05-26]
综上所述,韩国人亲美疏华。这也揭示了保守派为何会肆无忌惮地利用反华舆论作为政治斗争“武器”。在过去八年里,保守派的涉华负面舆论与民众亲美疏华的心态形成了相互推升的恶性循环。
(二)整体韩国民众的理念与战略偏好:接近进步政党
对比2024年与2017年的“韩国人的中国观”调查结果,可见韩国民众的对华认知更加负面,对美好感度上升,但吊诡的是韩国民众对外交战略的偏好却始终更接近进步政党。以下将从对中国以及中韩关系认知、对韩美关系认知、国家利益认知以及战略偏好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1.对中国以及中韩关系的认知
首先,相比2017年,2024年的“中国观”调查显示,被访者对中国崛起的信心减弱,但并不认同保守派所宣扬的“中国发展见顶论”。2017年33.2%的被访者认为十年后中国的影响力会超越美国,2024年该比例下降至10.6%;但2024年仍有47.9%的被访者认为中美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仅有11.4%的被访者认为中美之间的差距将增大(参见表1问项1)。
其次,相比2017年,2024年的被访者对中国的制度偏见加深。2017年63.1%的被访者认为中国是“自由开放国家”,2024年该比例下降至16.3%。但他们并不认为阻碍中韩关系的首要因素是两国的制度差异。相比2017年,2024年的被访者中认为历史文化冲突、媒体偏颇报道阻碍中韩关系的被访者比例从20.3%上升至33.6%。2024年被访者中认为“中韩制度差异”阻碍中韩关系发展的被访者比例仅占17%,七年来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回答“中朝友好关系阻碍中韩关系发展”的被访者比例从2017年的35.5%下降到2024年的18.2%。由此可见,被访者们并不首先以意识形态视角看待中韩关系,对华制度偏见的增多并不伴随对两国关系的否定(参见表1问项2-3)。
2.对韩美关系的认知
2024年的“中国观”调查显示,大部分被访者愿意为韩美同盟让渡更多自主权、经济利益,持这种想法的被访者相比2017年显著增加。但在是否为韩美同盟牺牲安全利益的问题上,支持者与不支持者数量相当。愿意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时履行同盟国义务的比例为52%(参见表1问项4-6)。考虑到“支持”可能有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援助、武器援助、兵力援助等不同方式,在这52%的被访者中,真正愿意付出直接安全代价的被访者比例会更低。韩国东亚研究院2024年的调查结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追问。该调查问卷询问被访者: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而且美国介入,韩国最多能够提供怎样的帮助?对此,44.2%的被访者选择“人道主义援助”,18.1%的被访者选择“派遣非战斗人员或者战斗人员”,9.1%的被访者选择“不介入”。上述调查结果折射出韩国民众趋利避害的现实主义思维,这契合进步派的外交理念,与尹锡悦政府所主张的“价值观外交”相去甚远。
3.对国家利益的认知
2024年的“中国观”调查显示,被访者们认为护持自由民主秩序远不及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经济重要。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58.8%的被访者认为韩国外交的第一要务是“维护国家安全”,25.4%的被访者认为是“发展经济”。认为韩国外交应该首先“维护国家自主权”“自由民主价值观”“自由经济秩序”的被访者是少数(参见表1问项7)。这再次证实被访者们持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韩国东亚研究院2024年的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结果。34.5%的被访者认为韩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安全和平”,29.3%的被访者认为首要目标是“追求经济繁荣”,15.2%的被访者认为首要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以“守护民主等普世价值”为首要目标的被访者仅占13.5%。
4.在“对冲”与“去对冲”战略间的选择
“中国观”调查结果显示,在“追美”与“对冲”之间,2024年选择“追美”的被访者相比2017年有所增长,从12.8%上升至19.5%。但选择“对冲”的被访者始终是主流(参见表1问项8)。峨山政策研究院的调查结果则显示,近年来韩国人对中韩经济合作的重要度评价在回升,对韩美经济合作的重要度评价在下降。该调查显示,2022年时认为“韩美经济合作最重要”的被访者占60.1%,认为“中韩经济合作最重要”的被访者仅占32.2%。2024年,认为“韩美经济合作最重要”的被访者比例下降至50.3%,认为“中韩经济合作最重要”的被访者比例上升至40.3%。上述调查结果都说明,韩国民众并没有“选边”美国的心理动向。
(三)进步人群与保守人群的分歧与共识
进步倾向与保守倾向的被访者是否分别支持当前进步派与保守派政党的外交理念?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以2024年的调查数据为依据,用交叉分析法对两个人群进行了对比。
分析结果显示,保守人群对韩美同盟的忠诚度更高,更愿意为韩美同盟牺牲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进步人群则从韩国国家利益出发,尤其不愿为美国牺牲安全利益。假设中美发生军事冲突,61.5%的保守人群认为韩国应该履行同盟国义务“支持美国”,而69.7%的进步人群选择“中立”。在这一问题上,两个人群的意见可谓针锋相对(参见表1问项4-6)。在外交战略选择方面,进步与保守人群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进步人群更倾向于“根据国家利益灵活调整立场”或者“超越中美拓展多边外交”。换言之,进步人群更加认同立足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更期待出现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参见表1问项8) 。
进步与保守人群的对华认知虽然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但两个人群整体上对华认知都较为负面(参见表1问项1-3)。进步与保守人群在“韩国外交首要目标”问题上的意见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尹锡悦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即便在保守人群中也得不到认同(参见表1问项7)。
注:*“中韩关系阻碍因素”问项要求被访者按照重要度列出最多五个选项。表中的百分比是根据排序进行加权处理后重新计算所得。**安美经中指的是安保方面依赖美国,经济方面则与中国密切合作。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总结问卷调查部分可见,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韩国民众的对华认知变得更加消极,对美好感度上升,对韩美同盟的热情升高,但其外交理念仍然偏向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认知,而非“价值观外交”,其外交战略偏好仍然倾向于“对冲”。民众在情感上支持保守派政党的“亲美疏华”政策,在理念上则支持进步派政党的“对冲”战略。尹锡悦政府时期的“中国发展见顶论”“价值观外交”即便在保守派人群中也缺少认同。冷战色彩的外交理念并不被今天的韩国社会所接纳。尹锡悦“12.3戒严令”以失败而告终,也证实了这一点。韩国民众对冷战话语缺少认同,这也再次解释了为何“选边”压力传递到韩国后,原本围绕“对冲”与“去对冲”的理念竞争会衍生出“涉华舆论竞争”这一“第二战场”的原因。
五、结语
在美国的亚太盟国中,韩国是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战略的典型国家。面对“选边”压力,原本就深受冷战思维影响的保守派的外交政策行为和外交理念确实出现了“去对冲”的特点。但韩国外交有进步派和保守派两种风格迥异的政策偏好,且有着极高的“观众成本”,进步派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灵活务实的政策倾向与同样认同这种外交理念的广大民意成为韩国外交“去对冲”的阻力。展望未来,长期来看,韩国的外交政策很可能随着进步派和保守派政党轮替执政而在“对冲”与“去对冲”之间摇摆。短期来看,李在明在就职演说中未提及价值观同盟,而是强调从国家利益出发,遵循灵活务实原则。(59)这意味着韩国的外交政策很可能从尹锡悦政府时期的“去对冲”向着“对冲”方向回调。
从文在寅政府到尹锡悦政府的八年时间里,进步派与保守派各自完成了其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的外交理念叙事并展开话语竞争。面对进步派的掣肘、民众对冷战话语的不认同,保守派为推动“去对冲”不断煽动反华舆论。“反华”成为保守阵营的又一标签,涉华认知差异成为区别进步和保守阵营新的“分界线”,这种局面在尹锡悦总统弹劾案中已经充分显现。换言之,“选边”的国际体系压力以一种意料之外的路径改变了韩国国内政治的话语结构,而国内政治层面的变化又影响着其外交决策。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所说的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外交政策之间的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关系在韩国案例中得到了证实。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韩国民众虽然在情感上“亲美疏华”,却更认同进步派的外交理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保守派反复批评文在寅政府的“模糊战略”,尹锡悦政府从政策行为到外交理念都表现出明显的“去对冲”动向,但尹锡悦作为总统却依然表示韩国外交不会“一边倒”、中韩关系也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进步派和民意对“去对冲”形成了掣肘。展望未来,“对冲”与“去对冲”两种外交理念的博弈会长期存在,且随着进步和保守政党轮替执政而交替走上“前台”。
在经历了尹锡悦弹劾案后,韩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冲突进一步加剧,两种外交理念、两种涉华认知之间的对立也更加尖锐。这就意味着中韩合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从发展中韩关系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们应进一步将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研究相结合,打开韩国外交决策的黑箱,深入细致地了解其政治格局、社会结构、舆论风向、文化心理。目前来看,吸引韩国民众了解真实的中国,理性看待中韩关系是当务之急。韩国的反华舆论虽然令人忧虑,但民众充分认可中韩合作的重要性。我们应寻找双方民众共同关注、容易产生共鸣的话题开展交流合作,以积累认同,推动两国民心相向而行。(作者:王晓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