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风险、美国退约与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

内容摘要：一直以来，中国积极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权益，大力开展南南气候合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效。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国际气候合作经受严峻考验。一方面，全球升温已触发地球气候系统的多个临界点，并将由此引发更大的气候危机；另一方面，特朗普二次执政后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形成了巨大冲击。由于放松管制，美国的碳排放预计大幅增加，必将进一步加剧气候“临界”风险。在双重挑战影响下，“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强化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频繁提出多种治理诉求。中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导下，不断增加国际支持力度，切实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以“77国集团和中国”“基础四国”和金砖合作机制为主要平台，努力提升“全球南方”的治理合法性、议程塑造能力和绿色引领力，持续改善全球气候治理状况。未来，中国将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强化“真正的多边主义”,聚焦早期预警、绿色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临界”风险，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国际气候合作正经受双重考验。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遭遇严峻的气候“临界”风险，国际气候科学研究表明，气候临界点的触发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国际气候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全球南方”国家的气候治理呼声长期得不到公正对待。由于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回潮等因素的扰动，全球碳中和进程受阻。2025年，特朗普二次执政后，美国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严重冲击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尽管全球气候治理经历了多年谈判，发展出独特的规制体系，但仍难以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风险。2025年是《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也是国际气候谈判缔约方会议(COP)谈判开启30周年。面对这些关键时刻，很多发达国家行动力不足、观望态度明显，导致国际气候外交推进乏力。

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的清洁产业增速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已成为重要的绿色增长极。“全球南方”国家可再生能源年增长率达23%,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两倍，这彰显出“全球南方”国家在新能源领域迅速追赶的势头。与此同时，因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全球南方”国家也具有巨大的减排潜力，如非洲大陆拥有世界60%的优质太阳能资源，若能转化为清洁能源，将为全球减排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拥有相当数量的席位，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呈现群体性崛起态势，但其在推动气候治理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长期得不到应有支持，导致全球气候治理赤字持续增加，为此，“全球南方”阵营内需要打造更强的引领性力量，以进一步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一直致力于巩固“全球南方”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发展，努力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2025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峰会上指出，“10年来，全球气候治理虽然历经风雨，但绿色低碳发展终成时代潮流。”面对风云变化的气候治理形势，中国始终坚持走低碳和绿色发展道路，积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支持，维护“全球南方”的发展利益，并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与“全球南方”国家广泛开展气候合作。

事实上，引领南南气候合作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内容，具有多重战略动因，并将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本文将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双重挑战入手，分析当前由气候“临界”风险及特朗普政府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所引起的严峻挑战，并对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理念、动因、机制和未来主要领域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具体分成五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基本概念，并对既有研究进行总结和批判；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动因与成效；第三部分回顾了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多边气候合作的主要治理机制及其发挥的作用；第四部分聚焦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气候“临界”风险和特朗普政府的反气候立场，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与治理影响；第五部分则提出了在这种双重冲击下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主要路径和重点领域，以及对未来国际合作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

一、中国与“全球南方”气候合作：基本概念与既有研究

近年来，考察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气候合作的文献不断增多，诸多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角色及其背后动因进行了大量讨论。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基本概念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引发了气候变化问题，而“全球南方”国家却承担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发达国家作为近现代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在历史上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全球南方”国家则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包括推动清洁能源转型、提高能源效率，以及通过国际合作获取技术和资金支持。古特雷斯曾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在投资方面的悬殊差距：“非洲虽拥有全球60%的优质太阳能资源，但其光伏装机容量仅占全球的1.5%,而获得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更不足全球总量的2%。”他敦促国际社会在2035年前每年为“全球南方”国家筹集1.3万亿美元资金，到2025年将气候适应资金翻倍至400亿美元，并增加对“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的资助。面临巨大的资金和技术缺口，发达国家一直试图淡化其气候责任，因而延误了气候治理的进程。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气候合作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重要的自助型合作形式。“全球南方”气候合作作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概念上看，“全球南方”气候合作主要是指，面临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处于南半球或北半球南部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可再生能源开发、提升能源效率、适应气候变化影响、促进绿色技术研发与转移等领域开展的国际合作。“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协调立场、共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整体看，“全球南方”气候合作聚焦政治、经济和技术三个层面。从合作层次看，“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各国政府、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企业等开展交流与合作，在知识共享、技术援助、投资、经济等方面实现互助。从合作成效看，“全球南方”的众多国家更具有低碳转型的潜力。“全球南方”国家大多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在发展过程中直接采用先进的低碳、清洁能源技术，并采纳绿色发展模式，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一些非洲国家在建设新的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时，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采用绿色建筑标准和电动交通系统，避免走高碳发展的老路。此外，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地处低纬度地区，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极为丰富，绿色技术应用前景光明。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南方”气候合作具有维护正义、聚焦务实合作、联合自强等多重特征。其一是维护气候正义。“全球南方”国家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因而，相关国际合作承认各国的发展阶段差异，倡导根据各自不同国情制定相应的气候行动方案。“全球南方”气候合作强调发达国家应率先履行减排责任，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反对将气候问题政治化。以“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为例，这一机制囊括了亚非拉地区130多个发展中国家，代表全球四分之三以上人口，是维护气候正义的重要机制。其二是聚焦务实合作。“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的双重压力，“全球南方”气候合作将减碳行动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普及清洁能源、保护生态与扶贫等工作相结合。特别是，该合作以发展实用项目和推广技术为重点，注重在合作中解决具体问题、改善生计状况。例如，中非在光伏农业项目上的合作，既助推当地的能源转型，又通过“光伏+农业”模式提升了非洲的粮食安全。其三是强调联合自强。“全球南方”气候合作本质上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发展自主权和领导力。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是当前引领“全球南方”群体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国家，具有影响气候治理权力关系的能力。通过“基础四国”等机制，这些国家努力打破西方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垄断，推动南方集团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整体性作用。

(二)关于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既有研究

关于中国如何在气候治理中引领“全球南方”的研究，国内外学界主要聚焦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中国在气候治理中的多重身份、中国国际援助方式及其道义内涵，以及中国国内环保成效及其对国际合作的影响。

第一是关于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领导力的研究。巴里·布赞认为，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鉴于美国和欧洲未能持续发挥领导作用，形成明显的领导权空缺，借此战略机遇，中国更有能力统筹推动经济发展与开展气候行动，其政策路径也更有可能成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学习对象。从气候行动领导力构成要素看，扎克·科尔曼认为，中国在绿色技术和气候融资方面的积极行动，使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围绕“全球南方”群体内部的领导力问题，塔娜·约翰逊和约翰内斯·乌尔佩莱宁提出，在“全球南方”气候合作中，中国主要采用“共享领导”与“协同立场”两种主要策略，以推动内部协商，并统一阵营内的诉求。通过这种包容性、平等协商的方式，中国巩固了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气候领导力。

第二是关于中国在气候治理中多重身份的研究。朱莉娅·古罗尔和安娜·斯塔克曼认为，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受双重身份的驱动，即“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大国”身份。中国一直秉持发展中国家身份，但中国也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使得中国在与“全球南方”国家保持一致身份的同时，在国际气候谈判舞台上拥有更大影响力。他们认为，中国在多边谈判中根据具体议题灵活切换自身角色，在明确排放责任问题上，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强调公平与发展权，能够迅速联合七十七国集团、“基础四国”与金砖国家伙伴，形成协调一致的反制力量。

第三是关于中国国际援助方式及其国际道义内涵的研究。这类研究认为，中国基于对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追求，希望推动南南合作，展现其在气候治理中的道义担当，积极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有学者指出，自2007年将气候变化列为国家优先议题以来，中国对气候正义的理解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转变促使中国从以往强调发展优先的定位，逐步转向将自己视为一个需加速减排同时也有能力向他国提供援助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通过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制度化合作，成为气候援助的长期供给国，并将气候行动纳入更广泛的对外援助政策体系。约翰娜·科恩等人指出，绿色“一带一路”项目通过清洁能源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为共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低碳技术与融资支持。与此同时，中国还借助东盟、上合组织、“16+1”合作机制以及联合国平台，将“生态文明”理念、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等制度产品嵌入受援国政策体系，形成了一种“物质+制度”的双轨影响路径，并构建起一种基于公共产品供给与规范建构的气候引领机制。乔安娜·刘易斯等人也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中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国际社会对其关注度日益提升，要求中国投资实践更加“绿色”的呼声也日渐增强。

第四是关于中国国内环保成效及其外溢效应的研究，这是一种从国家治理考察全球治理的视角。多位国内学者指出，中国在环保和低碳关键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提升了国内绿色转型能力，也使中国有能力提供低碳发展经验和解决方案。概言之，中国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是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内基础。张海滨指出，积极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已成为“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郇庆治则分析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创新与转变，通过传播自身的生态文明思想，来保证中国继续引领“全球南方”的国家间气候合作。陈迎认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为此，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继续携手，借助绿色“一带一路”和“三大全球倡议”等机制，共同推进了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

整体来看，国内外学界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实践路径、案例与实际影响，尝试对中国的整体战略和具体策略、中国的角色和作用等问题进行多维分析，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南南气候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由于这些分析基本上聚焦单一因素，对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多重动因缺乏系统性阐释，未能充分揭示不同动因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相互作用。基于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视为多重动因共同驱动的动态进程，进而突破单因素分析的局限，从理念引领、战略布局、现实需求等多个维度，系统剖析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背后蕴含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战略考量，更全面地展现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内在逻辑。

二、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动因与成效

在全球气候治理遭遇“特朗普冲击”和气候风险不断加剧之际，中国不断强化“全球南方”气候合作机制，表明了中国始终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气候治理的立场。

(一)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战略动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各国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使中国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前景出发，积极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责任，将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气候治理紧密结合，致力于推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而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贡献。

为更好应对全球环境危机，中国进一步提出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主张，当前，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主张。中国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践行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国际环境合作，尤其期望通过持续深化南南气候合作，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切实支持。2020年，中国就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充分彰显了中国应对全球气球变化的大国责任担当。2024年6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中国不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以及经济合作机会。

自2011年正式启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以来，中国不断深化理念引领。2013年提出以绿色为底色的“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实施“十百千”工程，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2021年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当前，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签署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和援助协议，2016年以来，提供了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以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努力。

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既是履行国际责任的体现，也反映了自身外交战略与产业利益的深度融合。这种合作不仅彰显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也服务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战略布局。同时，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也有助于深化与亚非拉国家的合作。

第一，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整体利益。中国践行真正的气候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与各方一道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推动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形成“阿联酋共识”、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达成“巴库气候团结契约”等成果。中国在国际谈判中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以确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得以有效落实，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美欧气候领导权缺位的背景下，中国引领国际气候外交，有助于稳固“全球南方”国家的气候谈判联盟，并在大国竞争中争取更大回旋空间，提升全球治理领导力。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成功推动的一系列南南合作实践，切实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气候外交话语权。在气候谈判中，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塑造“全球南方”的议题联盟，也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国际气候谈判规则的制定权。

第二，维护中国绿色产业的利益。近年来，中国绿色产业对外出口规模呈不断增长态势，在全球绿色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2013—2022年，中国绿色出口额从4957.9亿美元增至6916.4亿美元，年均增长3.8%,中国在全球绿色出口中的占比，由2013年的12.1%提高至2022年的16%,已是世界第一大绿色贸易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24年，中国绿色贸易更领跑全球，在多个领域有出色表现。在绿色能源领域，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71.9%,光伏产品出口总额连续4年超过2000亿元，锂电池出口达39.1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在绿色交通领域，铁道电力机车出口量连续5年保持增长，电动摩托车和自行车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元，电动汽车出口量更首次突破200万辆。中国绿色产品丰富了全球供给，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有助于推动绿色产能国际合作，同时有利于塑造全球绿色供应链和行业标准，维持光伏、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等优势产业的竞争优势。为此，中国需要在全球减排议程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塑造有利于自身产业发展的路径和标准体系。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南方”国家人口众多，诸多国家的电动汽车市场正在快速增长，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中国绿色产业的重要出口对象。例如，随着民众购买意愿的不断上升，泰国电动汽车市场迅速扩大，2023年销售总量达78314辆，相比2022年的9729辆，已增加了七倍多，其中，中国企业比亚迪以30650辆的年销量，位居泰国电动汽车销量榜首。2023年，巴西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93927辆，较2022年的49245辆增长了约91%,在巴西电动车市场中，比亚迪的份额超过了80%。

第三，保障中国绿色供应链安全。从推进新能源转型和维护可持续发展供应链角度来看，“全球南方”国家的矿产特别是稀有矿产和发展新能源所需矿产特别丰富。例如，非洲拥有丰富的铂族金属、铬、钴、锰、石墨和锂等关键矿产，其中，钴、锰、天然石墨、铜、镍、锂和铁矿石的储量分别占全球储量的55%、47.65%、21.6%、5.9%、5.6%、1%和0.6%。这些矿产资源对中国发展绿色氢能、电动汽车和推动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同时，非洲的矿产资源开发水平相对较低，也有更多的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潜力。随着全球更多新增关键矿产产能落地中国，通过引领全球气候治理，逐步掌握行业标准和碳足迹核查等技术规范的主导权，中国能够依靠制度设计更有效地提升整个产业链后续环节的利润分配能力，从而减轻来自“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Adjustment Mechanism)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中国的绿色产业供应链串联起从绿色能源供应、环保材料生产到绿色产品制造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可以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有效推动绿色转型与升级。而关键矿产作为绿色产业供应链的重要基石，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与关键支撑作用。无论是在推动高性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面，还是在促进能源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进程中，关键矿产均不可或缺。概言之，关键矿产不仅是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料，其供应的稳定性与合理的开发利用，更关乎中国绿色产业供应链的安全与自主可控，影响中国在全球绿色经济竞争中的国家地位。

第四，促进技术发展、应对气候风险。中国坚持以国际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使优质绿色技术和产品实现自由流通，并通过多种方式开展低碳技术国际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通过“促进绿色发展”行动，在绿色基建、能源、交通等领域深化与各国的合作，为伙伴国开展大规模培训，并推动绿色低碳技术贸易。通过南南气候合作，中国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技术、资金和项目支持，促进低碳领域的技术发展和变革。例如，在气象领域，中国依托风云气象卫星，为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高质量服务、共享观测数据，与多国联合开发云端早期预警系统，助力各国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此外，中国还通过国内外低碳技术研发，推动国际气候技术发展和技术转让，加快产业升级和设备更新，促进低碳转型和应对极端气候风险。这种技术合作和数据分享，在应对地球气候系统冲击和极端灾害事件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基于上述合作动因，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可分为不同的维度和发展阶段。整体上看，我们认为，可从三个维度来理解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见图-1)。

从短期政策维度看，为匹配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阶段性目标，中国在中观层面上通过倡导多边合作，深化技术与产业协作，推动公正转型，强化各国的自主贡献能力，以夯实合作基础。从中期宏观角度看，特别是在中国实现碳达峰但仍需朝着碳中和目标努力的30年时间里，中国应进一步积极应对气候“临界”风险，弥补全球气候治理赤字，共担国际道义责任，顺应绿色发展潮流，增强“全球南方”国家整体抗风险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后到21世纪末的长时段里，中国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致力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携手各国共建清洁美丽的可持续世界，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

(二)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主要成效

“截至2024年10月，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3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已在相关领域累计实施300余期能力建设项目。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具体成效，主要体现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以下议题领域。

第一，在减缓气候变化领域。在减缓气候变化层面，中国开展的南南合作主要以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清洁能源转型为核心，注重提供实质性绿色减排解决方案。首先，中国积极援助“全球南方”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典型案例便是“非洲光带”项目，中国通过在非洲国家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累计达数百兆瓦，为数百万非洲农村居民提供了清洁能源，大幅减少了非洲大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其次，中国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拓展绿色能源布局，推动全球减排事业发展。例如，由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与马耳他能源公司联合开发的黑山莫祖拉风电项目，建成了装机容量46兆瓦的风电站，每年发电量达1.12亿千瓦时，满足了黑山全国约5%的用电需求，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9.5万吨。此外，中国还向多个国家提供了智能电网和微电网系统建设等技术援助，进一步促进对象国能源结构的低碳化。概言之，中国通过提供切实可行具体项目的方式，助力“全球南方”和全球的碳排放削减工作。

第二，在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在农业适应方面，中国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以及传播抗旱作物品种，如向部分非洲国家援助耐旱水稻、玉米品种，提升了其农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在改善民生方面，中国推广使用的清洁炉灶，显著改善了“全球南方”国家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状况。例如，中国向缅甸赠送了1万台清洁炉灶，每台清洁灶降低了30%的薪柴使用量，能够显著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室内污染物浓度。与此同时，在气候适应领域，围绕提升气候韧性和社会脆弱群体的应对能力，中国还同“全球南方”国家密切开展合作。目前，中国已与乍得、马里、布隆迪等10个国家开展项目磋商，举办相关培训班，以提升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三，在资金援助与技术合作领域。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气候合作中重视资金支持与技术转移的结合，确保合作的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在资金援助方面，中国设立了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专项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实施气候减缓与适应项目。同时，中国还推动绿色投融资发展，动员社会资本参与，促进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在技术合作方面，中国注重开展聚焦整体技术解决方案的合作。例如，中国与巴西合作建立“中国一巴西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推动两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创新合作。此外，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实施了微小卫星项目，向埃塞提供卫星硬件，并为当地培训工程师，帮助其培育卫星气象监测与数据分析能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还大力推广绿色能源、智能电网、低碳交通等技术，并注重技术的本地化和可持续应用。整体看，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中国力求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避免简单的“输血式”援助，更强调扶持对象国的长期自主发展。

第四，在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方面。人员培训是中国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间气候合作的重要支柱，形成了高密度、广覆盖、多专题的系统化培训体系。截至2024年10月，中国通过“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等平台，累计实施300多期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能力建设项目，培训“全球南方”国家学员超过1万人次，覆盖120多个国家。主要的培训主题涵盖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低碳能源开发、绿色交通体系建设、碳市场设计、农业适应策略等。例如，中国曾专门为非洲国家举办太阳能开发培训班，组织学员参观青海省大型光伏基地和浙江省智能微电网示范区，提升了学员的理论与实操能力。在“全球南方”国家人员培养上，中国围绕对象国需求，注重实践导向，促进知识的本地化转化，形成长期合作网络。

三、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主要多边治理机制

从全球气候治理制度角度看，中国通过“77国集团和中国”“基础四国”和大金砖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维护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

(一)“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所具有的普遍代表性

“77国集团和中国”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中代表“全球南方”群体的重要政治力量。截至2022年7月，七十七国集团(以下简称G77)共有133个成员，中国虽不是正式成员，但一贯支持其正义主张和合理诉求，双方保持了良好合作关系。在1991年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筹备会上，中国同该集团首次以“77国集团和中国”的方式共同提出立场文件。G77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近50年来，其一直“充当发展中国家集体的谈判代表”。在国际气候谈判中，G77成为这种集体身份的制度化体现。G77通过在联合国框架内倡导多边决策机制并联合开展行动，使“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共享经验，在谈判中获得更大的杠杆作用，并帮助建立新的国际规则。

中国与G77的积极合作有效凝聚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共识，巩固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影响力，推动了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气候制度安排。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存在异质性，但普遍认为G77在全球谈判中代表着一种共同关切。对此，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共同关切源于南北之间的结构性分歧，其根源在于双方不同的现实境遇和历史经验。“77国集团和中国”在南北问题上具有鲜明的共同立场，是维护气候正义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依托。例如，在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针对大会提出的“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这一主要议程，“77国集团和中国”确立了共同的立场，“对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最终谈判文本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基础四国”对国际气候机制的关键塑造

从2007年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开始，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之间便就气候议题展开磋商。2009年11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前，“基础四国”(BASIC)机制正式组建。自成立以来，“基础四国”的环境部长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协调各自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并发表联合声明。

近些年来，“基础四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即使无法主导气候谈判议程，但仍在全球气候谈判和规则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基础四国”作为一个整体积极参与谈判，与美国共同商议并推动形成了颇具争议的《哥本哈根协议》,提出要区别对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责任，强调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CBDR-RC)原则，反对制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而在《巴黎协定》谈判中，“基础四国”主张发达国家应继续承担主要的减排责任，并切实履行在气候融资、技术转让与能力建设方面的承诺。“基础四国”支持建立以“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灵活且尊重国家主权的国际减排行动体系，反对统一的减排义务安排，强调应平衡开展气候行动与实现减贫的需求。“基础四国”还呼吁国际气候谈判过程须遵循透明、包容、公平的原则，以确保“全球南方”国家群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实质性参与。

随着“基础四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中国通过协调各方立场，推动“基础四国”逐步摸索出一套代表“全球南方”的气候话语和政策主张。可以说，在历次谈判中，“基础四国”的立场和诉求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其观点往往在最终的谈判文本中占据重要位置。总体来看，中国长期高度重视“基础四国”机制，注重与印度、巴西、南非加强团结和协调，深化彼此间的对话与协作，在气候谈判的关键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金砖合作机制的绿色化推动全球低碳转型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绿色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一，发展中经济体引领全球清洁能源扩张态势。全球绿色转型的增量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2023年，在全球新增的473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中，亚洲贡献了69%。其二，发展中大国正主导制定本国的绿色转型蓝图，并积极吸引国际支持。南非在2021年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上率先推出了“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并获得包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承诺的85亿美元资金支持。其三，绿色发展领域的南南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气候合作资金和项目数量迅速增长。2024年，中国已推动实施约100个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开展相关活动300余次，惠及120多个“全球南方”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金砖合作已成为推动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机制。金砖合作机制的历史性扩员标志着“全球南方”力量在国际合作中的崛起。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显著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其国土总面积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人口数量接近全球的一半。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不断推动金砖合作机制的绿色化发展。2017年，中国在厦门成功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确立了“金砖+”合作理念，并提出“绿色金砖”等新合作方向。2024年10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期间，中国提出建设“绿色金砖”发展倡议，强调要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在绿色能源、可持续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合作，推动金砖国家的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该倡议获得了与会各国的共同响应。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通过的《喀山宣言》表明，绿色发展已经成为金砖合作的重要支柱，该宣言提出了多项机制化主张，力推金砖合作机制的绿色化发展。

四、气候“临界”风险与美国退约：“全球南方”气候合作面临的双重挑战

毋庸置疑，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来自气候“临界”风险的威胁。国际科学界对全球气候危机的科学认知不断强化。近年来，针对气候临界点的研究不断深化，科学家们警示地球气候变化一旦越过关键阈值，系统状态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将使全球气候系统从稳定状态进入快速恶化且不可逆的轨道。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再度上台后对国际气候治理的冲击。美国作为碳排放大国，特朗普二次执政后不断冲击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有专家预计，美国的碳排放在2030年前可能增加40亿吨，将对触发气候临界点产生深远影响。

(一)气候“临界”风险触发及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负面影响

根据2025年1月10日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报告，2024年为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且，人类活动造成的前所未有的酷热天气将持续十年之久。相较工业化之前，全球平均温度已上升1.2摄氏度，2024年单个年份升温则超过1.5摄氏度。2022年9月，《科学》杂志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升温触及临界点，亚马逊热带雨林退化、北极海冰面积减少、全球珊瑚礁大规模死亡等多重风险正在发生。本质上看，关于气候临界点的科学研究揭示了全球气候危机的严峻性，其基本判断是，临界点到来将引发不可逆的气候危机，进而会导致地球气候系统发生剧变并产生连锁反应。全球升温与临界点触发紧密相关，当地球温升达到2摄氏度时，触发临界点的风险将会更高。“全球南方”国家是气候变化“临界”风险的主要受害者，这些国家大多位于低纬度地区，如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它们受热浪、干旱、风暴、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等极端天气的影响更为严重。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的贫困率较高、基础设施脆弱，“临界”风险来临必将增加其经济负担。具体而言，气候“临界”风险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突破气候临界点将产生异常复杂影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小岛屿国家、沿海低洼国家以及干旱半干旱地区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这些国家往往生态脆弱、基础设施薄弱、自然资源依赖度高、气候适应能力较低，因而，它们更容易受到不可逆气候变化引发的连锁灾难的影响。以中国为例，国家气候中心的研究表明，北大西洋环流、格陵兰和南极冰盖、亚马逊雨林等气候生态退化所触发的气候临界点，主要影响青藏高原的气温和降水机制，可能会使青藏高原成为“临界”风险危害的关键区。作为中国的关键生态防线和战略要地，青藏高原正面临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高原地区冰川消融加速的风险，这一问题将“加剧气候和水资源危机”,其造成的重大影响和连锁效应不可低估。

第二，突破气候临界点将引发气候变化的恶性循环，动摇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权稳定性。在亚洲地区，气候变化导致菲律宾在2013年遭受超强台风“海燕”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些企业在灾后利用灾民的脆弱处境，通过提供援助换取土地使用权，引发土地争议和社会不满。此类行为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灾后重建政策的质疑，弱化了菲律宾政府的公信力。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的农牧民之间以及不同牧民群体之间的冲突，往往围绕争夺土地使用权和水源问题展开，足见气候变化因素在引发或加剧当地冲突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在拉丁美洲的巴西亚马逊地区，当地社区的牧牛文化与全球气候减排目标之间的冲突已逐步上升为政治冲突。当地牧场主不满于自身被认定为砍伐森林的罪魁祸首，因而抵制该国的环境法规和公众舆论。这种紧张关系加剧了国内政治分歧，影响了巴西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

第三，气候临界点来临将导致“全球南方”国家承担更多损失。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最多，但气候临界点的来临对贫穷国家造成的影响最大，因为发达国家可以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应对气候“临界”所带来的灾难。在亚洲地区，印度季风气候的紊乱导致其季风降雨量出现极端化，干旱与水灾现象并存。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都面临粮食产量减少、社会动荡等挑战，并对这些国家及其民众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在非洲地区，2024年持续暴雨天气引发的洪灾，也使肯尼亚、坦桑尼亚、索马里境内数以万计的民众流离失所。由于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功能丧失、碳汇能力下降，在突破气候临界点之后，亚马逊雨林甚至可能会成为一个碳源。而由此增加的干旱问题，一方面会使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雨林覆盖的国家干旱增多、粮食减产，沉重打击巴西等农业国的经济；另一方面，其还会因为热带雨林的退化加剧全球变暖，间接加速其他气候临界点的到来。

第四，气候临界点来临将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生存。格陵兰冰盖与西南极冰盖突破临界点后将加速融化，会给一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带来严峻挑战，这主要体现于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多重影响。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格陵兰和南极的冰层融化速率增加了六倍，导致全球海平面显著上升。③在亚洲地区，由于印度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在过去50年中上升了8.5厘米，到2100年，3600万印度人可能生活在经常遭受洪水侵袭的地区。④在非洲地区，预计到2050年，非洲将有超过860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被迫迁移，主要集中于撒哈拉以南地区。⑤根据相关预测，拉丁美洲民众也将因气候问题不得不进行内部迁徙，到2050年，拉丁美洲可能有多达170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被迫在国内迁徙，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6%。

总之，“全球南方”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排放中占比最小，却承受着最严重的气候影响。气候临界点一旦被触发，将给“全球南方”群体带来深远影响，尤其体现在农业、水资源、公共健康和生活水平等方面。

(二)美国退约与“全球南方”气候合作面临的结构性压力

面对气候“临界”发出的警报，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积极行动，然而，美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在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的情况下，其气候政策立场令人担忧。特朗普主张美国利益优先，抵制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此外，特朗普还质疑气候变化的客观性及其对人类社会负面影响的真实性，而且，他还反对为应对气候问题采取减缓和适应的政策措施。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深远影响，不仅削弱了气候减排目标的实现进程，也动摇了多边气候治理制度的互信基础，重塑了制度内的权力格局，并显著冲击了制度推动的资源配置效果。

第一，美国放弃履行“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将使全球减排进程受挫，直接威胁《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美国作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其减排承诺对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曾承诺，到2030年将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排放50%左右，到2035年前实现减排60%以上，但特朗普政府的反气候政策，将导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增加。根据科学测算，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前，特朗普政府的新政策将额外带来4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欧盟和日本年排放量的总和，而如此大量的额外排放，很可能将使全球温升控制于1.5摄氏度以内的希望破灭。预计到2030年，额外排放的40亿吨二氧化碳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超过9000亿美元的气候灾害损失。

第二，美国的退出动摇了《巴黎协定》的信任基础，增加了国际气候合作的不确定性。其一，美国的退出凸显了《巴黎协定》履约机制的脆弱性，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履行气候承诺上缺乏实际行动，特别是在气候融资和技术转让方面。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脆弱国家根本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威胁，更使它们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严重怀疑。其二，美国的退出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其他国家的仿效行为。特朗普的胜选就已经引发部分国家调整策略。在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甚至命令本国代表退出谈判，此举进一步加剧了各方对《巴黎协定》稳定性的担忧。

第三，美国的退出将导致全球气候治理呈现明显的领导权缺位，重塑国际气候谈判格局。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推动者，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不仅削弱其在气候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也放弃了原有的领导地位。面对气候谈判格局的变化，各国迅速行动，意图填补这一空缺。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5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欧洲将坚持既定路线”,意图彰显欧洲维持全球气候外交动力的决心。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纷纷表态，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并将开始主导部分气候谈判议程。这种气候领导力的多元竞争格局，虽然可能为全球气候谈判带来新的推动力，但也可能导致监管标准趋于分化，进而增加减排、碳市场和技术转让等领域国际合作的复杂性。

第四，美国的退出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资源配置造成较大影响，打乱既有的资金供给布局。一方面，全球气候资金供给将遭到直接冲击。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发布的第14162号行政令不仅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还立即撤销了美国的“国际气候融资计划”。该项目原本计划每年提供约95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包括捐资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等。毫无疑问，美国暂停出资将使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1.3万亿美元气候融资目标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美国的气候立场也动摇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在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可持续基金出现创纪录的资金外流现象，总额高达86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的可持续基金资金流出占比最高，达61亿美元，欧洲市场也外流资金12亿美元，而这是该地区自2018年以来首次出现资金净流出。美国气候政策的逆转不仅冲击了本国市场信心，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人们对绿色投资前景的担忧，严重动摇了投资者对可持续金融的信任基础。

总体上看，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政策导向，强调美国自身利益至上，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是单边主义在国际气候治理领域的体现。这种行为与全球多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趋势背道而驰，对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全局性冲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也给“全球南方”气候合作带来较大的结构性压力，亟需探寻南南气候合作的新路径。

五、双重冲击下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的未来路径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全球升温已触发地球气候系统的多个临界点，并将由此引发更大范围的气候危机；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形成巨大冲击。在双重冲击影响下，“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强化全球气候治理，中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指导下，也不断增加支持力度，通过主要多边机制持续改善全球气候治理状况。未来，中国应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在推进多边主义、开展早期预警、提供绿色技术合作和发展绿色金融等领域持续进行合作，以共同应对气候挑战。

(一)主要合作路径

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追求平等互利，实现共同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代表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未来，中国应在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全球南方”气候合作。

第一，积极推进“真正的多边主义”,强化国际协调，抵消特朗普气候政策的冲击。在国际气候谈判场合，“全球南方”国家需协调立场，就共同关心的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议题形成统一诉求，以“一个声音”说话，提升整体的谈判地位和影响力。在多边气候论坛上，中国一直强调“全球南方”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气候融资、技术转让和富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较贫穷国家的重要性，主张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中国通过一系列政策和行动，不仅推动自身的绿色转型，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作为“基础四国”、金砖合作机制以及“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等机制的重要成员，依托并维护“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团结，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第二，推动实现全球早期气候预警，积极防范“临界”气候风险。在灾害预警领域，中国积极支持建设早期预警系统。2023年4月，世界气象组织与中国生态环境部、中国气象局签署《关于支持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三方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将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多灾种气象灾害预警系统、移动端预警应用程序，此举将显著提升受援国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中国气象局通过与世界气象组织开展合作，帮助莫桑比克、斐济、尼泊尔等诸多“全球南方”国家建设了多灾种气象预警平台，使其预警提前量提高约30%。未来，面临日益严峻的气候“临界”风险，中国应推动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建更多气候治理合作平台，促进彼此之间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同。同时，中国还应协助建立统一的气候数据平台，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间的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并运用人工智能系统提升灾害预警能力，提供高效的政策、技术和市场信息服务，助力“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气候应对能力。

第三，进一步推动以绿色技术援助带动绿色贸易合作。绿色技术合作有助于推动各国绿色标准的对接与认证互认，降低绿色贸易的技术性壁垒。中国通过对外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援助，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相关项目多由中国企业负责施工与技术配套，中国技术规范在当地逐步成为行业参考。截至2024年，中国已与65个国家或地区的机构签署了108份技术标准合作协议。②根据相关统计，“2016至2022年，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授权量累计达55.8万件，其中，中国专利权人获得授权17.8万件，占比达31.9%,年均增速达12.5%,明显高于全球2.5%的整体水平。”当前，中国在部分绿色技术领域已具备全球优势，而“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难以获得绿色技术转让的困境。未来，中国应以绿色技术援助带动绿色贸易合作，助推全球低碳转型和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为“全球南方”气候合作持续提供新的动能。

第四，大力开展绿色金融合作。中国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气候合作中应高度重视绿色金融机制的建设，积极推动可持续投资向绿色项目倾斜。2013年以来，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持续增长。最初，中国主要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向这些国家提供长期贷款，重点用于支持港口、公路、铁路、水电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2008—2021年间，这两家政策性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共承诺约4980亿美元的发展融资，且资金主要流向非洲、东南亚和南美洲等“全球南方”国家，为对象国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2018年，中国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明确了七项绿色投资基本要求，如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披露、绿色金融工具应用等。截至2024年，已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49家金融机构签署该原则。未来，中国应进一步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绿色发展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等制度，联合多边开发银行、商业银行等机构，打造更全面的绿色金融体系，为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注入活力。

(二)重点合作对象

从重点合作对象来看，中国应以周边国家、非洲国家和地区重要大国为合作支点，构建高水平的“全球南方”气候合作格局。

首先，周边是中国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也是国际气候合作的重点。中国应倡导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绿色合作。中国与东盟间的绿色经济合作已形成庞大规模，2023年，双边绿色产品贸易额突破480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了五倍多。中国也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团结协作，而生态环境保护是上合组织的重要合作领域之一。2022年发布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声明》,则为上合组织的绿色合作定下了基调。另外，早在2016年12月，中国与澜湄五国便提出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2024年，澜湄六国共商气候变化与水旱灾害防御应对措施，达成了多项气候合作共识。此外，就双边合作而言，中国同巴基斯坦的绿色合作成为亮点。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基斯坦依托中巴经济走廊，建立了跨境碳汇交易平台，引入中国光伏龙头企业建设本地产业园区，带动本土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的发展，并创造了大量绿色就业岗位，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解决巴基斯坦气候挑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方法”。④未来，中国应推动与周边国家在清洁能源开发、发展绿色循环低碳农业、应对气候灾害等领域的既有合作，强化气候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周边区域的绿色发展。

其次，中非气候合作是打造广泛气候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发展，中非始终是“同路人”和“行动派”。当前，中非已达成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中非提出将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中非及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合法权益，加强中非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并拓宽合作领域，进一步强化在清洁能源、利用航空航天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农业、森林、海洋、低碳基础设施建设、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环境监测、防灾减灾、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为中非气候合作开启了新的篇章。当下，非洲国家正借鉴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经验，开展“非洲绿色长城”计划，加强对撒哈拉沙漠的环境治理。未来，中国与非洲的绿色合作应主要围绕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绿色金融、绿色交通等方面展开，持续推动“非洲绿色长城”建设，促进“中非绿色使者计划”“中非绿色创新计划”“非洲光带”等项目的进一步实施。另外，中国还应重点支持非洲国家更好利用光伏、水电、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进一步扩大在节能技术、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等低排放项目领域的对非投资规模。除此之外，中国还可鼓励中非发展基金、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的绿色金融产品，扩大对非绿色融资支持规模，为中非低碳绿色发展项目提供更充足的资金保障。

再次，积极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地区大国深入开展国际合作，塑造“全球南方”更大的气候话语权。中国和巴西的气候合作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典范。巴西和中国是新兴经济体中的领头羊，在“全球南方”群体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近几十年来，中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推动了全球的脱碳进程。两国除了对内做出大胆的承诺和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外，还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领导力，发挥了团结“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中巴大力支持多边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维护《巴黎协定》及其进程起到了稳定作用。两国作为金砖国家及“基础四国”成员，努力构建全方位气候伙伴关系，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巴西“加速增长计划”对接，在绿色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2023年签署的《中国一巴西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更明确了十大重点合作领域，并依托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构积极推动气候融资。当前，中国与巴西高度重视在低碳经济转型、智慧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投融资等领域的合作，未来，中巴还应积极在国际上开展气候外交，合力推动巴黎气候进程。

结语

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的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不会减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停歇。”中国通过引领“全球南方”气候合作构建广泛的伙伴关系，有助于打破发达国家对气候话语权的垄断，占据道义制高点，掌控国际谈判核心议程，从而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权益。同时，中国通过气候适应项目也能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民生联结，有助于构建“全球南方”的发展命运共同体。

未来五年，中国应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凝聚气候治理共识，促进各国加强对话与交流，形成全球气候行动合力，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一方面，中国应积极推进《巴黎协定》等多边合作进程，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基础上，争取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中国应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强化在国际气候治理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联合提出符合自身利益和发展需求的方案和建议，并在相关国际机构和平台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确保气候治理规则体现“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另一方面，应大力推动南南气候合作，深化“全球南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低碳转型合作，共同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此外，中国还要强化同周边国家、非洲和地区大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合作，分享各自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强化气候外交合作。总之，在当今世界动荡形势下，中国应坚定维护“全球南方”群体的可持续发展利益，支持绿色多边主义，捍卫国际气候治理的公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董亮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国家安全学院）副研究员，环境外交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