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战略演变与地区安全格局走向

内容提要：亚太安全格局正经历一场深刻持久的变革。美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安全行为者，其地区安全战略设计与调整是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考察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和地区安全格局的转型发现，在将中国确定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主要目标后，奥巴马政府关心的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其亚太战略的制衡特征突出；特朗普政府关心的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其亚太战略注重压制与遏制；拜登政府更关心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挑战”,战略态势突出威慑。自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进取性的战略态势和相对弱势的实力地位推动美国采取扩展型同盟战略，其传统同盟体系正扩大为盟伴网络。当前亚太安全格局的变化表现为行为体多元化和多重制衡，亚太安全的互动性增强，亚洲国家的重要性上升。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双边关系的演变。一旦中美走向冲突，地区安全格局将在较长时期内呈现为二元对抗型，会以分裂与对抗为主要特征。在中美达成战略谅解的情况下，一个多行为体并存且混合着合作、对冲和竞争等多种互动方式的多元化地区安全格局将会进一步发展。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经历了四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冷战格局的形成，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中美和解带来的变化，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调整，第四次是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至今中国快速发展和中美战略博弈带来的冲击。相较于前三次，当前这轮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会更加深刻，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安全行为者，也由此成为亚太安全格局变化的主要施动者。美国亚太战略的设计与调整驱动着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在冷战时期，美国奉行的遏制战略催生了“轴辐式”同盟体系，塑造了二元对立的亚太地区安全格局，这一格局在20世纪70年代因中美关系改善而转变，并随着冷战的终结而画上了句号。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基于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认知设计实施了不同的亚太战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为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时期，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需要处理来自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挑战，但没有面对重大或战略级别的对手的挑战，因此其亚太战略的日标是维持优势地位、塑造对自身有利的地区安全环境，战略基本态势是“接触加防范”。第二个阶段为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时期，美国越来越明确地将中国视为自身在亚太地区“最主要、最重大的安全挑战”,其亚太战略的目标聚焦应对中国，以维护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力量优势和安全利益，战略态势呈现制衡(balance)、遏制(containment)与威慑(deterrence)的鲜明特征。

这两个阶段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截然不同的战略环境，战略资源与战略目标的匹配性也不尽相同。在第一个阶段，美国的力量优势显著,面对的地区性挑战或威胁并不严重，美国盟友的安全关切也不突出，传统的“轴辐式”同盟体系基本上能够应对安全挑战。然而到了第二个阶段，美国的力量优势下降，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主要盟友的安全关切越来越突出，传统的同盟体系在应对新挑战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在地区战略环境和美国安全战略目标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的同盟体系也在经历重大调整，结构上从传统的“轴辐式”向网络化转变，运行模式上从“美主盟从”向更加平等的互动形式转变，盟友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更加主动和显著,安全伙伴更深入地嵌入同盟体系，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发挥了更重要的支持作用。

当前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主要受两方面因素驱动：一方面，美国亚太战略的变化和盟伴体系的强化加剧了对华战略竞争，推升了地区安全格局裂变和走向对抗的风险。另一方面，地区安全行为者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互动模式的调整导致安全关系的重构以及安全利益的再分配，推动亚太战略格局转型。在此过程中，亚洲国家的地位与作用会更加突出，而美国的角色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开始面临重要转变。

在对华战略竞争成为美国亚太战略主旨的背景下，其战略态势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怎样影响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向值得持续关注。学界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印太战略”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这些研究关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源起、内涵、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分析作为战略手段的同盟体系的变化，涉及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霸权理论和同盟理论等多角度，加深和丰富了对于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战略演变的理解。但这些研究未能把美国亚太战略置于一个更长的时段(如自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中，通过比较和系统分析揭示美国对华战略态势的变化线索及其逻辑，而这正是理解美国亚太战略演变的关键。在关于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或秩序变革的探讨中，既有研究从力量对比、单元互动、制度建构、观念塑造和关系网络等角度进行考察并注意到经济因素的作用，但缺乏以地区安全格局为主体的分析视野，对格局变化的特征和趋势也缺乏更加细致的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和地区安全格局的转型，重点探讨三方面问题：一是自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再到拜登执政时期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虽然这三任总统都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地区性挑战”,但战略关切和应对方式有所不同。系统分析与比较三任美国总统的亚太战略，能够更清晰准确地揭示其战略态势的变化。二是美国同盟体系的变化及其动因。同盟体系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其变化折射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中的角色转换，研究同盟体系变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亚太战略和地区安全格局的演变。三是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变化。这一轮格局变化相较于前几次更为广泛和深刻，既受美国亚太战略调整驱动，又反作用于美国亚太战略，揭示这些变化的新特征对准确把握地区安全格局走向具有鲜明的价值。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文注重挖掘美国亚太战略、盟伴网络与地区安全格局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内在机理。

二、对华战略竞争视域下的美国亚太战略

一般而言，美国的安全战略主要有捍卫安全利益、保持军事力量优势和促进国际影响力三大目标。其中，美国的安全利益包括本土安全、盟友安全和海上航行安全等要素。军事力量优势既包括美国在总体军事能力上的领先地位，也包括在关键地区保持对自身有利的力量对比。国际影响力是指美国塑造世界和地区格局、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态势的能力。从重要性或优先次序来看，具有目的性属性的安全利益排在第一位；军事力量优势排在第二位，它的工具性多于目的性，是实现利益目标的基础手段；国际影响力位居第三位，尽管它也是工具性多于目的性，但与军事力量优势相比缺乏基础性。就价值排序而言，安全利益最为关键；军事力量优势次之，属于重大利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在三者中相对较低。

安全战略既包括要维护的目标，也包括实现目标的手段。目标和手段都存在多元性。应对安全挑战的竞争性手段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制衡，主要是指行为者通过内部动员或外部结盟方式来提升自身能力，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力量对比或降低对手的力量优势，从而达到牵制对手的目的；第二个层次是遏制或压制(sup-pression),旨在阻止对手力量的增长并抑制其采取对己不利的行为；第三个层次是威慑，即通过发出威胁报复的明确信号或采取实际军事行动，以劝阻对手不要采取挑战自己利益的行为。这三个层次的安全手段在程度上表现出了递进关系，它们的行为态势不同，并给对手带来不同的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针对不同的利益目标，美国会依据其价值和属性设计运用不同的手段。安全利益具有目的性且最为关键，在安全利益面临威胁时，美国主要诉诸遏制、威慑与战争的手段，对抗性和冲突性突出。军事力量优势兼具工具性与目的性且属于重大利益目标，在军事力量优势面临挑战时，美国往往会尽全力遏制和压制对手，竞争性和对抗性显著。国际影响力虽然重要但并非核心利益目标，加上军事手段的作用有限，因此在国际影响力遭到削弱时，美国主要采取外交、安全和经济等综合措施制衡对手，竞争性是其主要特征。

鉴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突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美国的亚太战略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对华战略的塑造。在将中国作为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背景下，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安全挑战”的不同认知塑造了其亚太战略的不同态势和特征。自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再到拜登政府，美国的亚太战略都以中国为主要目标，但由于三任总统具体利益关切不同，美国采取的战略手段也存在差异。大体而言，奥巴马政府关心的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其亚太战略的制衡特征突出，既关注安全因素，也关注外交和经济等因素。特朗普第一任期关心的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其亚太战略注重压制与遏制，更为关注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拜登政府更关心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挑战”,战略态势突出威慑，既关注中国的军事能力，也关注中国的战略意图。

奥巴马政府初期，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相当不利的形势。一方面，小布什政府时期忙于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对亚太地区的关注不足，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洲国家越来越怀疑美国是否愿意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以及能否在本地区持续投入必要资源以维持其安全承诺与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在21世纪头十年东亚区域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并积极参与地区合作，影响力显著提升，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呈现此消彼长之势。鉴于亚太地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分量的不断增加，奥巴马政府决定将更多资源投向亚太地区。201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R.Clinton)撰文宣称，未来十年美国治国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极为关注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致力于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塑造中国的行为选择。2011年正式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谋求通过外交、经济和安全等手段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纵观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其主要特征是以制衡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这一时期，美国在亚太战略上对华竞争性显著上升，制衡成为主要手段，不仅加大了对亚太的军事投入，也更加注重与本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围绕南海等议题展开针对中国的安全合作。

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第一任期进一步拥抱传统现实主义思维，关注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利益关系，将中国置于其外交议程的突出地位。特朗普政府不仅试图在双边层面解决中美之间“不公平的经贸关系”问题，还要在地区层面谋求保持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尽管在相关盟友和安全伙伴的游说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了“印太战略”,但其核心的战略关注仍是亚太地区且重点聚焦中国。2019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首份“印太战略”报告突出表达了对中国发展军事能力的高度关注，具体包括力量投送能力，核力量的现代化，网络、太空和电子战能力以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等。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8年美国的国防战略概要》报告提出，在“印太地区”保持对自身有利的力量对比是美国防务战略的目标之一，鉴于中国对美国这一目标构成了“挑战”,因此要把“与中国开展长期的战略竞争”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优先事项。“印太战略”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抓手，在安全领域主要推动两项议程：一是加大对南海事务的军事介入，通过“航行自由”等行动向中国施压，遏制中国在南海区域综合力量的提升；二是“在印太地区加强盟友和伙伴关系，打造一个网络化安全架构”,从而强化对中国的压制和牵制，组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这一议程的突出表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进一步聚焦中国，对抗性显著上升。

如果说奥巴马政府重点关注中国影响力的上升，特朗普第一任期重点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拜登政府则重点关注中国的安全行为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影响。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加大了对南海事务的介入，拜登政府则将目光聚焦到台湾问题，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更是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台海局势的担忧。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2年美国的国防战略》尤其关注台海局势变化，在台湾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基于上述认知，美国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列为优先任务，致力于“准备好必要时在冲突中赢得胜利”。

在战略设计上，拜登政府提出了“一体化威慑”的概念，具体包括五方面内容：一是“跨领域一体化”,即整合军事(陆、海、空、网络和太空)与非军事(经济、技术和信息)领域。二是“跨地区一体化”,即应对关键区域和美国本土利益威胁的能力。三是“跨冲突频谱一体化”,包括常规冲突、核冲突以及不逾越武装冲突门槛的“灰色地带”冲突。四是“跨政府一体化”,即利用美国的全部优势，从外交、情报、经济工具到安全援助、兵力态势决策等方面实施威慑。五是“与盟友和伙伴一体化”,即通过推进互操作性、联合能力发展、合作态势规划、进行外交和经济手段的协调等强化同盟友与安全伙伴之间的合作。在对华威慑方面，拜登政府尤其重视利用现有的和新兴的军事能力以及军事行动来提升拒止能力，增强其防务系统的韧性。一方面，美国注重发展新的作战理念，提升未来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美国更积极地同盟友与安全伙伴举行多边演习，合作研发技术，开展更大程度的情报与信息共享，实施针对共同威慑目标的联合规划，从而巩固美国同盟体系的综合能力。

“太平洋威慑倡议”是拜登政府推进对华威慑战略的重要抓手。为应对中国军事力量增强带来的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变化，自2022财年起，美国国会每年在国防预算中单独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试图通过持续的资金投入，谋求保持和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并强化对华威慑。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六方面：一是升级和强化军事存在；二是改善后勤、维保能力和前置部署等；三是演习、训练、实验和创新；四是改进基础设施以及增强响应能力和韧性；五是提升盟友与安全伙伴的防务和安全能力，增进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六是提升“印太”司令部的能力。“太平洋威慑倡议”尤其注重提升美军在第一岛链的攻击能力以及在第二岛链的导弹防御能力，分散部署美军在第一岛链的资产以增强美军的抗打击能力，强化同盟友与安全伙伴的合作。从军事能力、军事部署和军事演习等方面来看，美军对华威慑着眼于台海、东海和南海，但以台海为聚焦点。2023年6月，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宣称，美国在台海的威慑是“真实而强大的”,冲突的成本是中国“不愿意承担的”。

拜登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态势以中国为主要对手、以威慑为主要手段。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演变来看，拜登政府促成了两个重大转变：一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明确将一个主要的战略级别的大国作为其地区战略的主要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调整军事态势、强化军事能力、推进军事合作；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首次将中国视为在亚太地区最有可能与自身爆发军事冲突的主要对手，并据此扩充军备。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亚太战略甚至表现出“回归冷战时代”的态势，这无疑会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三、从同盟体系到盟伴网络

美国亚太战略的推进离不开盟友与安全伙伴的支持。在亚太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美国的同盟战略也经历着重要调整，不仅表现为盟友的自主性提升与作用增强，也反映在美国寻求发展更多的安全伙伴并与之开展更加实质性的合作上，传统的同盟体系正在扩大为盟伴网络。鉴于同盟具有建构国际和地区秩序的功能，美国同盟战略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向。

(一)冷战后美国亚太同盟战略的调整

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同盟体系始于冷战初期，具有三点重要特征：一是同盟关系由美国绝对主导，美国作为盟主决定了结盟的形式、同盟的功能以及盟友的义务；二是同盟义务呈现单向性，即美国向盟友提供安全保护，而盟友无须承担对等义务；三是同盟体系结构较为单一，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式”体系中，各盟友分别与盟主美国建立双边安全纽带，但盟友之间缺乏制度化的安全联系，美国是体系的唯一中心点和节点。②这些特征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与盟友之间巨大的力量差距，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亚太同盟关系的基本形态。不仅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尽管美国为适应安全环境的变化对美日、美韩等同盟关系进行了调整，但仍然没有颠覆这些基本特征。随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目标向中国聚焦，其同盟战略也开始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国对力量对比变化的反应。当奥巴马政府开始将中国视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时，美国经历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和一场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力量优势遭到严重削弱，在霸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需要更多借助盟友与安全伙伴的支持来对付力量迅速增长的中国。二是盟友的自主性上升。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亚太地区部分国家的不安，它们倾向于加大对华制衡。同时，奥巴马政府的“自动减支计划”导致美国国防投入下降，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理念则使其轻视乃至排斥美国的国际义务，澳大利亚等盟友因而对美国能否在亚太地区发挥持续和强有力的作用深感焦虑。它们意图通过加大对同盟关系投入、积极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方式拉住美国。此外，作为美国亚太地区重要盟友的日本意图以更积极的安全政策来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宪法”对其防务政策和军事力量的限制，提升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地位。

日本安全政策和安全角色的变化是美国亚太同盟政策变化的典型体现。美日同盟最初作为一项安全安排，主要内容是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美国向日本提供保护，它更多是一种美国对日本承担安全义务的保障机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同盟，具有明显的单向性与不对等性特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美日同盟论”,日本承担的安全责任和欲发挥的军事作用越来越突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美日同盟进行了调整，使其在保护日本安全的同时增加了配合美国介入地区冲突的功能，同盟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日本在同盟中承担的义务也不断增加。但总体而言，美国的主导性与同盟的防御性等基本特征此时并未发生变化。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的大力推动和日本保守势力的积极作为使美日同盟步入调整的快车道。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调动盟友的力量、鼓励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安倍政府竭力推进更加强势的国家安全战略，致力于增强日本的军事能力，提升其地区安全角色。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美日同盟实现了意义深远的转型：一是鼓励日本强化军事能力和改革国家安全机制，在日美同盟中和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强化美日安全合作和加大对日美同盟的投入，包括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推动日美军事(包括情报、指挥系统、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一体化。三是积极倡导和推进“印太战略”,通过提出“印太倡议”、推动日印战略对接、拉拢美国入群、重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日本充当了“印太战略”落地的重要推手。四是日本成为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节点，在“四方安全对话”以及美日澳、美日印、美日韩、美日菲等三边合作中日本都发挥了重要的黏合剂作用。由此一来，美日同盟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是由“美主日从”向“美主日辅”转变，日本由美国的“依附国”向“战略伙伴”转变、由“随从”向“合谋者”转变，开始对美国发挥更实质性的支持作用，在同盟的功能和议程设置上也逐步产生了更大影响。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使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更加依赖日本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同盟从防御型向进攻型转变。随着美国地区安全战略日益聚焦中国，美日同盟的功能也越来越转向对华制衡、遏制与威慑。美日同盟的内向性(保卫日本)下降，外向性(针对中国)上升。

(二)网络化与新盟伴体系的构建

美国亚太同盟战略的又一重要变化是网络化，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使美国传统的“轴辐”结构的双边同盟不再能应对亚太地缘政治的新形势，而一些地区成员力量、影响力以及能动性的上升也让美国看到了发展同盟体系的新潜力。奥巴马政府就已开始有意识地打造网络状的安全安排，特朗普第一任期明确提出要在“印太地区”打造一个“网络化安全架构”,拜登政府则宣布要在“印太地区”巩固和构建一个涵盖盟友与安全伙伴的“有韧性的安全架构”。可见，自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建立包含盟友和安全伙伴的新盟伴体系。

具体而言，美国主要从三方面来推动新盟伴体系的构建：一是将与本地区盟友的双边合作扩大到三边合作，如将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等双边同盟拓展为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等三边合作模式。二是推动“美国+盟友+安全伙伴”的机制化合作，如组织“四方安全对话”。三是强化盟友之间以及盟友与安全伙伴之间的联系，如推动日本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将“轴辐式”的安全安排转化成网络状的安全安排，使美国可以调动更多安全资源，丰富其推进亚太战略目标的手段。同时，盟友之间以及盟友与安全伙伴之间的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在提供安全保护方面的负担。

与传统的同盟体系相比，新的盟伴体系具有三点特征：一是复合型结构。在新的盟伴体系中，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安全同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小多边的安全安排数量上越来越多、功能上越来越活跃，新的节点或次中心开始出现，尤其是日本的“次轴心”角色越来越突出。二是盟友与安全伙伴的重要性增强。例如，无论是作为盟友的日本还是作为安全伙伴的印度，美国越来越倚重它们在推进其安全战略目标方面的作用。盟友与安全伙伴意愿和能力的提高也提升了它们的自主性和在对美安全关系上的对称性。三是美国主导地位的相对下降。在双边“轴辐式”体系中，美国的优势地位突出，主导性强；在多边网络化结构中，美国的优势地位则遭到削弱，盟友和安全伙伴对美国的议价能力得以强化，美国不再能够完全主导议程设置，反而往往要接受盟友与安全伙伴提出的合作倡议并做出更多迁就，“被牵连”的风险随之增大。

(三)美国亚太同盟战略变化的影响

美国亚太同盟战略的变化可能带来两个重要后果：一是美国加强对盟友和安全伙伴的赋能，进而改变地区力量对比。力量优势的相对下降以及对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借重上升意味着美国必须支持乃至推进相关国家的能力建设，使它们能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美国积极提升日本的导弹防御、无人机以及电子战和信息战能力；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提升澳大利亚的导弹、无人机和高超音速武器能力；支持菲律宾提升武装部队和海岸警卫队的海上军事能力与海上执法能力；提升印度的情报、监视与侦察、海域态势感知、空中作战与支持、武器弹药系统以及机动能力；增强越南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和越南海上自卫队的执法能力。美国对盟友和安全伙伴的赋能势必会对地区力量对比产生重要影响。二是美国亚太战略从优势战略向均势战略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在亚太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以获得相对于对手的力量优势。但在中美地区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正在转向阻止对手获得在西太平洋的力量优势，维持均势由此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新特征。与优势战略相比，均势战略意味着对对手军事能力的发展和军事态势的变化将更为敏感，注重据此制定己方的应对措施，还要求美国进一步动员盟友和安全伙伴的资源来有效牵制和削弱对手。

美国同盟战略的未来走向主要取决于地区战略态势与实力地位(包括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两个因素。地区战略态势决定了美国对同盟的重视程度，大致可分为进取态势与维持现状态势：进取态势是指美国与本地区的主要对手开展激烈角逐，或积极谋求塑造(重构)地区安全秩序，需要美国增加政治与安全投入；维持现状态势是指美国在本地区不存在重大对手，或对安全秩序现状感到基本满意，不需要显著增加对本地区的安全投入。实力地位则决定了美国在同盟体系内同盟友与安全伙伴的关系，大致可分为强势和弱势两种，前者是指美国相对于对手具备较大力量优势且能够维持该优势，后者是指美国相对于对手的力量优势下降或难以维系现有优势。

战略态势与实力地位的不同组合会塑造四种不同的同盟战略(见表2)。在进取战略态势与强势实力地位的组合下，美国会重视同盟的作用并主导同盟的议程设置与功能定位，要求盟友积极配合美国的地区战略，这属于紧密型同盟战略。在进取战略态势与弱势实力地位的组合下，美国更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同盟的合作，增加盟友或安全伙伴的数量，盟友的自主性与重要性由此得到提升，这属于扩展型同盟战略。在维持现状战略态势与强势实力地位的组合下，美国主要依靠自身的资源，不需要拓展和深化与盟友的合作，同盟管理的偏好不强，这属于松散型同盟战略。在维持现状战略态势与弱势实力地位的组合下，美国既不会加大自身的资源投入，也不需要积极调动盟友，同盟管理的意愿较弱，这属于放任型同盟战略。

自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和重大的战略对手，竭力塑造对自身有利的地区安全秩序，维系进取性战略态势。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差距在缩小，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实力地位日益呈现“弱势”特征。在此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只能越来越依赖盟友和安全伙伴的作用，转而奉行扩展型同盟战略。扩大盟伴圈、更多地调动盟伴资源由此将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长期偏好。

四、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向

地区安全格局是指地区范围内主要安全力量的分布和互动结构，既反映了主要安全行为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显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状态。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既受区域内力量对比变化驱动，也被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塑造。在20世纪50年代，亚太地区形成了以二元力量结构和对抗性为主要特征的冷战安全格局。在这个格局中，美苏两国占据主导地位，亚洲国家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依附性。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变化，三元力量结构出现，对抗与协调成为主要行为者互动的特征。在这个格局中，中国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冷战终结后，亚太安全格局朝着多元力量结构发展，主要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呈现非对抗与合作的特征。美国的主导地位开始下降，中国与东盟等亚洲行为体的作用更加突出。自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以及相关国家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正推动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发生新一轮深刻变化。从力量分布来看，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多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美国依然是最主要的行为者，但其力量优势已日渐动摇，对地区安全形势的主导能力随之下降。近年来，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将继续稳步推进。与能力增长相适应，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海上力量投送能力显著增强。长期以来美国保持海上霸主地位、中国局限于陆权国家的力量分布态势正在改变。除中美这两个最主要的行为体外，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军事能力，扩大与本地区成员的安全联系，实质性提升自己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力。东南亚国家虽然军事实力有限，但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东盟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在上升，由于总体上坚持不选边站，东盟在地缘政治上的平衡力赋予其独特的影响力，也成为地区安全的重要行为者。朝鲜在稳步发展其战略力量，从而影响次地区(东北亚)的安全格局。印度则谋求增加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旨在通过强化“印太”互动来影响地区安全格局。

由此可见，力量分布的多元化是亚太安全格局的重要特征。尽管在能力上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但一些行为者力量与影响力的增长削弱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中的主导地位，也有助于防止地区安全结构走向两极化，并对地区安全互动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从互动方式来看，亚太地区正在出现多重制衡。一是中国对美国的制衡。中国力量的增长削减了美国的力量优势，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也开始动摇。二是美国对中国的制衡。基于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自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推行对华制衡战略并不断加以强化，直至拜登政府时期升级为遏制与威慑。三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制衡。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基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虑，同时也为了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积极推行对华制衡。多重制衡的出现一方面改变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中一家独大的局面，有助于提升地区安全结构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安全的张力，导致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逆转了后冷战时代亚太地区安全总体缓和的态势。此外，多重制衡还使地区安全秩序呈现动态性特征。

力量对比变化和多重制衡致使亚太安全互动性增强。自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同盟友和安全伙伴的互动、美国盟友之间的互动以及美国盟友与安全伙伴之间的互动都在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安全互动也在增强。此外，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力量同中国、俄罗斯等国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非接触性互动(如军事演习、海空巡航、侦察与监视等)也显著上升。这些互动服务于合作、竞争和对冲等不同目的，具有不同的安全属性：为促进合作而开展的互动属于积极互动，有助于增加互信、降低安全风险；为竞争而开展的互动属于消极互动，有可能强化战略互疑、加剧安全风险；对冲性互动则兼具积极和消极层面。当前亚太地区不断增强的安全互动总体上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对地区安全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为体谋求参与塑造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亚洲国家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综合实力的增长和更加积极进取的安全态势使中国具备了塑造地区安全架构的能力，开始改变美国一家独大或陆海分离的安全格局。美国的亚洲盟友尤其是日本不断谋求提升安全能力与安全能动性，增强了自身对地区力量对比和地区安全议程的影响力。事实上，日本正成为亚洲内部制衡的主要推手。在美国力量优势下降且对本地区的安全投入长远来看不确定的背景下，日本也在试图打造一个由本地区成员组成的对华制衡网络。东盟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和安全政策偏好使其得以对地区安全格局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竞争也将影响大国博弈的态势。亚洲行为体作用的强化不仅改变了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驱动力，也使地区安全议程更多反映出亚洲国家的偏好。尽管亚洲国家的安全偏好具有多样性且常常存在相悖之处，但总体而言，亚洲国家对本地区的冲突更加敏感，它们塑造地区安全格局能力的提升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的稳定。不仅如此，在亚太安全秩序转型过程中，亚洲国家作用的增强将在新的安全规则和秩序中更多地打上亚洲安全观和亚洲安全实践的烙印。

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向还受地缘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的稳健增长以及积极的地区经济合作政策加强了中国与本地区经济体的联系，对多数亚太国家来说，中国日益成为其主要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国。而美国虽然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与诸多亚太国家保持着重要联系，但随着国内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美国对地区经济合作的兴趣越来越低。在此背景下，一些地区国家寻求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另一些国家也不希望对华经贸关系严重受损，经济因素由此影响了相关国家的地区安全政策取向。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积极加强与中国的政治与安全合作，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在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合作的同时，也避免选边站，同中国开展安全合作，对台湾问题持谨慎态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则竭力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积极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但出于维持对华经贸关系的考量而希望减少对抗风险。可见经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美国盟友制衡中国的冲动，并能够缓解地区安全格局对抗和分裂的张力。未来随着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消长以及各自与地区成员经济联系的变化，经济因素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塑造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亚太安全格局的走向较大程度取决于中美矛盾的演变。一旦中美走向重大冲突，无论结果如何，亚太安全格局都会在较长时期内呈现为二元对抗型，大多数地区成员将不得不加入对立的两大阵营，分裂与对抗会成为地区格局的主要特征。安全上的紧张关系还会外溢到经济和外交领域，冷战重演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美国在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后可能会继续领导一个与中国对抗的盟伴体系，但由于实力遭到削弱，美国或许会因力不从心而选择“领导但不主导”的方式，更多依赖亚洲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力量。在这种情境下，中国在二元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突显，不可避免地承受更大的安全压力。如果中美达成新的战略谅解，中美矛盾得到有效管理、对抗得以避免，那么一个多行为体并存且混合表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演变着合作、对冲和竞争等多种互动方式的多元化的地区安全格局就会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格局中，亚洲行为体的作用会进一步上升，相互间的安全互动增强，而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与外交联系也不会过多地受到安全竞争的冲击。离岸制衡而非优势主导将成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主旨，其安全投入及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的作用都会显著下降。此时尽管中国可能会面临来自亚洲内部的更多制衡(包括硬制衡和软制衡),但制衡导致的紧张关系总体可控。

五、结论与展望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安全格局基本上每20年左右发生一次重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形成的冷战格局持续了大约20年，到70年代初因中美关系缓和而由两极对抗转换为大三角结构。再过去20年，冷战的终结消融了亚太地区的冷战结构(朝鲜半岛是一个例外),大大改善了地区安全形势，亚太地区大多数成员享受了后冷战时代的红利，地区经济增长与合作取得显著进展。然而大约又过了20年后，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变化和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亚太地区安全形势趋紧，安全格局进入新的转换期。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格局变化释放了地缘政治张力、给地区安全带来了积极影响的话，那么这一轮的格局调整则伴随着地缘政治张力的增加和安全风险的上升，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了更多负面影响。

美国作为主导性的安全行为体，其亚太战略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地区安全格局。本文剖析了奥巴马政府、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进而揭示这一变化对地区安全格局的作用。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开启，美国亚太战略将何去何从成为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美国是会谋求从欧洲和中东脱身，从而关注亚太、聚焦中国，还是实施全方位的海外战略收缩，转而关注本土安全和西半球事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与其亚太战略的基本态势都不会发生改变。虽然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内部在对外战略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其外交安全团队依然更倾向于关注亚太、聚焦中国。美国国防部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自上任伊始就强调要联合亚太盟友应对上升的“中国威胁”,确保对华“硬实力威慑”。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由赫格塞思签署的“临时国防战略指导意见”将中国界定为美国国防部所面临的“唯一持续施压的威胁”(sole pa-cing threat),并将阻止中国实现统一、强化美国本土防御作为优先事项。赫格塞思在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中访问了菲律宾和日本，鼓吹“中国威胁论”,积极推进美菲和美日军事合作。在2025年5月31日的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赫格塞思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贯彻特朗普“致力于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重建美军的威慑能力；将“印太”确立为美国战略的优先地区；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真实且可能紧迫的；美国要和盟友一道强化针对“中国威胁”的威慑。赫格塞思的演讲旨在塑造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亚太的优先关注并突显美国对华威慑态势，同时也有动员盟友的意味。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是“亚太优先派”的代表人物，积极主张将有限的资源投向亚太地区，强化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减少对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中东的安全承诺。科尔比还要求日本和澳大利亚明确表态，一旦美国卷入台海冲突它们将承担何种军事角色。外交上，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在就职国务卿当天就召开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并在联合声明中声称“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释放出美国将继续联手地区盟伴牵制中国的信号。2025年7月1日，鲁比奥在华盛顿召开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议，旨在加强“四方安全机制”的战略协调，宣布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和联合“船上观察员任务”,这是四国在经济领域对华“去风险”和在海上安全领域加强对华牵制的举措。按照计划，2025年下半年印度还将主办本年度的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会议。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亚太战略的推进还将受三方面因素影响，并由此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一是欧洲和中东局势的发展，这将决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资源分配。二是同盟关系的状态。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同盟关系的轻视、对盟伴发起的关税战以及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国内政治变化与对华关系的改善有可能弱化它们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意愿。三是中美关系走向。特朗普在经贸领域对华施压，但在安全领域持谨慎态度，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在此情况下，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会基于“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和“中国威胁”观，继续推进美军能力建设，增强美军实力，发挥同盟的作用，在台海地区维持对华战略威慑。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战略态势上可能从积极威慑转向消极威慑。所谓积极威慑，是指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压力，对华步步紧逼，朝着“预防性战争”的方向推进，行为冒险性突出；所谓消极威慑，是指美国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保持对华战略压力，但在战术上持谨慎态度，呈现出“避险”的行为特征。无论是积极威慑还是消极威慑，对华威慑仍将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主旨，并将继续界定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博弈。特朗普第二任期亚太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地区安全格局将会呈现紧张加剧与适度缓和两种不同的前景。(作者：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