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局势的新动向、新态势、新挑战

一、域外势力深度干涉下南海局势的复杂化和尖锐化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深度调整与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南海局势持续恶化，外部势力的干预成为推动局势升级的关键变量。北约从传统欧洲防御组织向“印太”事务介入者转变，通过政治表态、机制联动与军事部署，将触角延伸至南海；美日韩三边强化安全合作，借戴维营峰会等平台构建联合干预框架，系统性抹黑中国在南海的合法行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不断升级，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幌子，将南海问题纳入其战略议程；美日澳菲“小队”（SQUAD）则聚焦南海军事协同，通过高频次联合演习与扩员，直接对中国南海主权进行挑衅。这些外部势力通过构建多边合作网络、制造舆论争议、开展军事威慑等手段，持续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使南海局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

（一）美国拉拢和鼓动北约卷入南海问题，试图实现“北约东进”

北约作为一个区域安全组织，核心使命是为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提供集体防御。然而，自2020年以来，南海和台海议题逐步进入北约议程，打破了其以往不介入其他地区事务的立场。2016年，北约前军事委员会主席彼得·帕维尔（Petr Pavel）明确表示，北约缺乏合法的平台，不会介入南海主权争端。尽管2019年《伦敦宣言》首次提及中国，强调需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但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仍重申，北约无意介入南海问题。随着拜登政府2022年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北约对华立场趋于强硬。2022年马德里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及《战略概念》指出，北约面临“来自中国的系统性竞争”，批评中国的“野心和胁迫政策”挑战北约的利益、安全与价值观。在此框架下，北约介入南海事务的意图日益明显。斯托尔滕贝格在2023年1月访问日本时表示，北约“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并对南海军事化与胁迫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同年4月，北约外长会议进一步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强硬行为”既对周边国家构成胁迫，也对“台湾”形成威胁，强调需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合作。

自2020年以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外交部长开始出席北约外长会议；2022年、2023年及2024年，四国政府首脑亦先后参加了北约首脑峰会；2024年10月，四国国防部长首次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这标志着北约与亚太地区美国盟友之间的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同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北约成员国也持续增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积极参与各类联合演习。2025年3月，加拿大与菲律宾完成了《部队互访地位协定》谈判，为双方在南海地区举办更大规模联合演习奠定了制度基础，进一步加剧了南海地区的安全竞争格局。

（二）美日韩三边合作联合干预南海事务

为进一步加大对南海局势的干预力度，美国积极拉拢日本和韩国，构建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并将南海问题列入核心议程。2023年8月，美日韩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峰会，谴责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将中方合法行动抹黑为“危险和侵略行为”，并宣称三国将“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企图”。同时，三国强调了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重要性，声称其为当事方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法律基础。此次峰会确立了三国高层定期会晤机制及多年期三边军事演习框架，为后续在南海问题上的联合介入搭建了平台。此后，美日韩合作持续深化，仅2024年内，三国领导人、外长和防长就举行了八次会议，每次均涉及南海和台海议题。2024年1月，三国举行首次“印太对话”，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及相关行动表示关切，并宣布将“基于国际法”推进三边海上安全与执法合作。特别是在2024年6月的三国防长会议上，联合声明首次明确将关切对象指向中国，称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和行动“非法”“危险”“具有侵略性”。2024年11月，三国峰会进一步具体化批评内容，声称反对“在南海地区危险使用海警船和海上民兵及采取强制性行动”。特朗普二次就任总统后，三国外长在慕尼黑举行会晤，重申牢固的三边伙伴关系，并继续就南海问题对中方施压。

（三）“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升级介入南海局势

2017年，美日印澳重新启动“四方安全对话”。2021年3月，四国领导人首次举行线上会议，承诺共同构建一个自由、开放、包容且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2021年9月，四国领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声明中首次提及南海问题，但表述较为含蓄，仅表示支持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为基础，通过“国际法”解决东海和南海面临的挑战。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四方安全对话”在南海议题上的立场日益明确并趋于强硬，同时加大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2022年5月，“四方安全对话”第二次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称，南海地区“强制性、挑衅性或单边行动”，包括岛礁军事化、海警船和民兵船的危险使用以及对近海资源开发的阻扰，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该峰会还提出“印度—太平洋海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倡议，表面上旨在打击非法捕鱼，实则是针对所谓“中国远洋非法捕鱼”活动。2023年，四国联合声明延续此前立场，进一步强调维护“印太”海域的和平稳定，称坚决反对以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2024年，“四方安全对话”对南海问题的关注与表态进一步升级。7月外长会议上，四国就南海地区的所谓“胁迫性和恐吓性演习”表示严重关切；9月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南海内容大幅增加，明确谴责所谓岛礁军事化、海警船及海上民兵的危险行为，并首次强调应重视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和平解决争端中的作用。为扩大四方安全合作并进一步介入南海事务，2024年9月峰会还推出了两项新举措：设立“四方海上舰船观察团”，并启动“印度—太平洋地区海事训练倡议”。2025年1月，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举行了首次海岸警卫队联合演习。

（四）美日澳纷纷加强与菲律宾的安全与军事合作，为南海声索国挑衅行动撑腰打气

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之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组建了一个更具针对性的小型合作框架（SQUAD），即“小队”。由于“四方安全对话”覆盖整个“印太地区”，议题广泛（涵盖安全、经济、气候、网络、太空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因此“小队”旨在集中资源，加强在南海方向的合作。

2023年6月，美日澳菲四国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首次国防部长会议，重点讨论南海联合巡航。2024年5月，四国第二次防长会议正式将该机制命名为“小队”，并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达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称将深化合作应对“中国阻碍菲律宾航行自由的行为”，进一步明确了“小队”的定位与宗旨。为落实合作目标，四国于2024年4月在南海举行首次联合演习，9月开展第二次演习，其间澳大利亚军舰还穿越了台湾海峡。2025年2月，特朗普二次上台后，四国继续开展联合演习，并强调此类行动有助于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在2025年3月于新德里举行的多边会议上，菲律宾提出扩大“小队”规模，建议邀请印度和韩国加入，以进一步遏制中国的海上力量。

二、“三海联动”态势下域外国家南海介入的深化

在美国“三海联动”的战略布局下，日本、澳大利亚与韩国的南海政策出现同步强化与深度介入的新趋势。日本深化与南海当事国的防务合作，加快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构建以东海、台海、南海为支点的整体防御体系。澳大利亚从法律、外交与军事方面多维发力，通过扩展联合演训与基地建设，提高远程打击能力，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提升在南海的军事存在。韩国在近年打破了传统的中立立场，在南海问题上更为主动，甚至不吝公开表态，强化与菲律宾等南海当事国的安全合作，并通过参与多边联合演习扩大地区存在感。总体而言，三国在南海议题上的政策演变不仅反映了对中国海上活动的深刻关切，而且表明正以更高强度和更协调的方式介入南海，形成域外国家深度嵌入南海地缘竞争格局的战略转向。

（一）日本南海政策的转变与介入

日本是域外国家，但因在南海拥有广泛的经济与战略利益，成为积极介入南海事务的主要力量。日本长期倡导维护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认为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与岛礁建设不仅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对东海乃至日本本土安全构成威胁。基于此，日本不断加强对南海局势的介入与干预。

2016年前，基于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的考量，日本在南海议题上的介入方式相对克制、低调。但随着“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提出及中美在南海博弈加剧，日本外交言辞日益强硬。岸田文雄执政后，日本直接点名批评中国。例如，在2021年第16届东亚峰会和第28届东盟地区论坛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声称，在东海与南海地区“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单边活动”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此外，日本外务省也持续发布《中国在南海的活动》系列报告，详细列举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和军事部署，强调中国正不断加强对南海的军事控制。

2022年底，日本政府出台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完成了对中国战略定位的重大调整，首次明确将中国定义为“迄今最重大且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文件直指中国在东海与南海”以武力改变现状“，对日本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举进一步确立了日本在南海政策上对华强硬的基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围绕南海议题采取了双重战略。其一是深化与南海沿岸国特别是南海当事方的防务合作。2023年4月，日本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新机制，旨在通过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与军事装备，提升区域国家的安全与威慑能力。借助该机制，日本分别向菲律宾提供岸基雷达系统，声称确保南海与吕宋海峡航道安全，向马来西亚提供海岸雷达监测设备，向印度尼西亚提供高速巡逻艇以加强海上监视能力。此后，日本又相继与马来西亚（2023年10月）和越南（2023年11月）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承诺加强防务交流与装备合作。2024年5月，日本决定向菲律宾提供约5亿美元官方发展贷款，用于采购五艘多任务反应艇，以进一步提升菲律宾在本国海事管辖范围内的安全应对能力。同年7月，日本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两国军队可以在彼此领土上部署，使两国南海安全合作实质上跃升至“准同盟”水平。

其二是加速构建西南诸岛“岛链防卫网”，强化对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动”的整体战略布局。日本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渲染台海紧张局势，称中国“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加强军事活动”，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日本扩大在西南诸岛的军力部署。2024年3月，日本在冲绳本岛、宫古岛、石垣岛及奄美大岛部署射程达200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成立第七岸舰导弹团，并计划于2025年进一步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升级型12式反舰导弹，显著提升中远程打击能力。同时，日本在与那国岛新建射击场与弹药库，并部署配备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加强型）的陆基防空部队，加强对台海周边地区的防空力量。2025年初，日本防卫省公布“防区外打击能力”建设计划，宣布将在九州地区部署高速滑翔导弹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以强化从九州至西南诸岛防区的远程打击链。2025年4月，日本正式成立首支快速反应海上运输部队，旨在提升西南诸岛兵力快速机动与支援能力。

（二）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转变与介入

在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日益紧跟美国“印太战略”的步调，积极配合美国的“延伸威慑”政策，持续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存在感。相较于以往相对中立的态度，澳大利亚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明显转向强硬，以更加鲜明的立场抵制并遏制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

首先，澳大利亚不断加大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支持力度，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与海洋权益主张。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当天，澳大利亚即发表声明，强调“裁决是最终且具有约束力的”，敦促中国和菲律宾双方遵守裁决。2020年7月，澳大利亚向联合国递交照会，首次以正式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自身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不仅坚定支持“南海仲裁案”裁决，还坚决否定中国基于历史性权利提出的海洋权益主张，成为首个就南海问题向联合国明确表态的非南海沿岸国家。此后，澳大利亚频繁在多边场合重申这一立场，力促盟友和伙伴国家共同支持裁决。2021年7月，时任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南海仲裁案”裁决五周年之际发表讲话，重申裁决的重要性，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2024年，在“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及峰会联合声明中，美日印澳四国首次集体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重要地位和法律效力。

其次，澳大利亚积极调整南海在其国家利益布局中的战略排序，塑造自身为“直接利益攸关方”，为深度介入南海事务寻求合法性依据。2023年澳大利亚发布的《国防战略评估》指出，澳大利亚正处于“70年来最严峻的战略环境”中，明确将从东北印度洋、东南亚至太平洋地区界定为“主要军事利益区”，而南海则被纳入这一扩展的安全范围。《国防战略评估》特别指出，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及军事扩展活动威胁着“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直接影响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2024年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一步警告，台海、南海、东海局势紧张加剧，“胁迫性手段”频现，澳大利亚面临“二战以来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安全环境”。同年3月，澳大利亚发表声明，对南海局势深表关切，并罕见地直接将局势紧张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持续且令人担忧的行为模式”。澳大利亚不断扩大联合演习，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2018年5月，澳大利亚开始固定参加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2020年7月，澳大利亚开始固定参加“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事演习；2024年4月，美日菲澳举行了四国联合巡航演练；2024年11月，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25年，澳大利亚还将首次参加美日“东方之盾”演习。

再次，强化与东盟国家，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的战略联系。2023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访问菲律宾，将双边关系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年度防长会晤机制。2024年11月，澳国防部长访问菲律宾，举行了澳菲首次国防部长会议，双方确认将共同参加2025年的“萨拉克尼布”演习和“护身符军刀”演习。2024年3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东盟峰会期间单独访问菲律宾与越南，并将与越南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将深化在国防安全、经贸合作与气候治理等领域的合作。2024年8月，澳大利亚与印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将着重加强海上安全与联合演训合作。

最后，推行“拒止战略”，意在通过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增强对中国的威慑与遏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将“拒止战略”作为未来国防规划核心，将加大对远程打击力量和核潜艇发展的投资。根据《综合投资计划》，澳大利亚将借助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在未来十年投入530亿至630亿美元，打造核动力潜艇，并在远程导弹方面进行系统性提升———包括为海军配备战斧巡航导弹、海麻雀导弹和海军打击导弹；为陆军采购42套高机动火箭炮系统（HIMARS），提升至500公里以上的打击能力；为空军引进远程反舰导弹、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以及超高音速空射武器。此外，澳大利亚还规划升级北部面向南海的军事基地群，强化从科科斯（基林）群岛机场、达尔文和廷达尔到昆士兰极北地区的皇家空军舍格基地的整体作战能力。

（三）韩国南海政策的决定性转变

在南海问题上，韩国近年来逐步调整长期以来秉持的中立立场，开始在地区事务中更加积极地发声与介入。2020年8月，时任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首次公开提及南海问题，强调必须“维护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标志着韩国在该议题上的立场出现微妙转变。2021年5月，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访问美国，在美韩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首次明确提及南海，指出美韩关系应“超越朝鲜半岛”，覆盖至整个“印太地区”，并重申双方承诺“维护南海及其他地区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在此次峰会期间，韩方也首次提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尽管表述较为谨慎，仍显示出韩国对“印太”安全事务关注度的上升。

与文在寅政府相比，尹锡悦政府对南海问题的表态更为激进和直接。尹锡悦上任后迅速响应美国的“印太战略”，加大了对南海局势的关注与介入力度。在2022年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企图”，特别提及所谓“非法海洋主张、填海造岛军事化以及胁迫性活动”，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同年12月，韩国发布了首份《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正式确立了对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该报告明确提出，必须“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同时强调将加强与东盟国家在南海议题上的战略沟通与合作，并表达了对台湾海峡局势的持续关切。

韩国通过东亚峰会、美日韩峰会以及与美国举行的外长与防长（2+2）会谈等多边及双边场合，持续重申对南海局势的关切与立场。2024年3月，针对所谓中国在南海“使用水炮射击菲律宾船只”事件，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严重关切”，进一步凸显韩国在南海问题上态度的公开化与立场的明确化。

除了在外交言辞上的转变，韩国也积极通过加强与南海当事国，尤其是与菲律宾的关系，实质性介入地区安全事务。2024年10月，韩国总统在时隔十三年后访问菲律宾，双方在会谈中重申了对南海局势的关切，并称反对“在人工岛礁上进行军事化建设、危险使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只及其他胁迫性活动”，同时共同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意义。此次访问期间，韩菲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并签署了六项重要协议，涵盖海上安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等领域，其中包括两国海岸警卫队签署的海事合作谅解备忘录。韩国还表示将支持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承诺参加菲律宾主导的军事演习。

在多边军事合作方面，韩国的参与度亦显著提升。2022年，韩国首次参加美菲主导的“海上战士合作”（KAMANDAG）多国联合军演，并在2023年与2024年连续参加军演，展现了对菲安全合作的持续投入。同时，韩国还积极参加东盟国家主导的多边军事演习，如美泰主导的“金色眼镜蛇”年度联合军演（Cobra Gold）、“东南亚合作与训练”演习（SEACAT）及“超级鹰盾”联合军事演习（Super Garuda Shield）等。2024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时任总统尹锡悦在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韩国将进一步加强对地区安全的支持，积极参加与东盟国家的联合演习与合作项目，彰显韩欲在“印太”安全架构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三、美国“印太战略”下以盟伴体系为核心的南海干涉机制

在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特朗普政府将从印度西海岸至美国西海岸的广大“印太地区”明确定位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优先方向。2018年《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提出，美国安全与繁荣依赖于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准入，必须防止中国建立“势力范围”，保持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在此基础上，继承并调整“印太”政策。2022年《印太战略》将中国与“侵略”“胁迫”“欺凌”相联系，明确将中国列为“印太地区”的主要挑战。不同于特朗普偏重军事竞争，拜登推动形成了军事、经济、科技、价值观等多支柱的全方位地区竞争战略，系统性压制中国影响力。

无论特朗普政府时期还是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都是塑造所谓自由、开放、包容的地区秩序，深化盟友关系，强化军事存在，推进综合威慑。南海作为“印太”地缘中心，其重要性随之上升。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推进岛礁军事化，强化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意在将美国排挤出第一岛链，并保护自身战略威慑力量，削弱美国的前沿存在。因此，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将南海议题置于更突出位置，持续强化对中国南海行为的批评，深化与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防务合作，推动构建地区性遏制体系。南海已成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关键抓手，也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阵地。

（一）强化美菲合作，为小马科斯政府的挑衅行动撑腰打气

第一，积极支持菲律宾的南海立场。自小马科斯当选总统以来，菲律宾加强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频繁在黄岩岛、仙宾礁、仁爱礁和渚碧礁等海域采取行动，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并指责中国行为“危险且具有侵略性”。美国借助其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积极介入南海争议，强力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立场。2022年11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菲时，明确表示美方支持菲律宾，并坚决捍卫涉及南海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且美菲共同防御条款将覆盖南海问题。2023年4月，美菲时隔七年再次举行外长防长“2+2”对话，美方在会上重申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活动及威胁挑衅行为”的强烈反对，并要求中国尊重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2023年5月，美菲发布《双边防御指南》，该文件明确指出，任何对菲律宾在太平洋地区的公共船只、飞机或武装部队的武装袭击，都将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的防御义务。2024年3月，在仙宾礁发生中菲对峙事件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菲律宾时再次强调美国“坚定承诺”协助菲律宾保卫其军事力量。 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J·帕帕罗进一步表示，愿意派遣美国舰艇护送菲律宾舰船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

第二，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菲律宾地处南海与台海之间，是美国第一岛链的战略枢纽，同时也是“印太战略”中的重要防线。为了在岛链战略框架下遏制中国的扩张，美国迫切需要增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和战略部署。根据2014年双方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美国已在菲律宾建立了五个军事基地并开始轮换驻军。2022年11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菲律宾，计划在菲律宾建立更多的美军基地并加强军事合作。2023年2月，美菲宣布扩展《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新增四个轮换驻军基地，并授权美军使用这些基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联合训练及其他安全合作活动。2023年4月，美方公布新增的四个基地位置，其中三个位于与中国台湾“隔海相望”的吕宋岛，这些基地距离台湾海峡仅约400公里；另一个基地位于巴拉望省巴拉巴克岛，靠近中国南沙群岛。这些新基地的建设，将为美国实施“分布式作战”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提供支持，并进一步搅乱南海、台海，加大“遏华”“制华”力度。

第三，加强联合演习科目的针对性。2024年4月，作为美菲军事合作的一部分，“肩并肩-2024”演习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以外的南海海域举行。演习内容包括海空火力支援与岛屿防卫等科目，以进一步提高菲律宾应对南海争端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军与菲律宾军队还启动了“萨拉克尼布-2024”演习，并在吕宋岛北部部署了“提丰”中程导弹系统。“提丰”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多用途导弹，射程超过1000英里，具备打击南海、台湾海峡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的能力。2025年4月，双方进一步扩大演习规模和范围，“肩并肩-2025”演习将包括岛屿防御、补给线保障等内容，且计划部署第二套“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和远征舰艇拦截系统。通过部署这两种导弹系统，美国将建立起涵盖远程、中程和短程打击的多层次打击网络，射程可达1800公里，覆盖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北部的战略范围。

第四，支持菲律宾军事现代化计划。为了增强菲律宾的防卫能力，特别是在南海及周边地区应对所谓中国军事压力的能力，2024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菲律宾时宣布将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融资，帮助菲律宾推进军队和海岸警卫队的现代化建设。此举旨在提升菲律宾的海上安全能力并增强其自我防卫的能力。同年11月，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即将卸任前访问菲律宾，与菲方签署了《军事信息安全通用协议》。该协议将使美国能够向菲律宾提供更高级别的情报支持，并加强军事合作，包括向菲律宾提供先进的武器系统，如导弹系统、卫星监控与无人机资源等。这一协议的签署进一步深化了美菲军事合作，并为菲律宾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深化美日军事与安全合作，双方在“三海联动”态势下的联合军事干预计划已然成型

第一，加强双边战略协调性。为应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美日持续强化双边战略协作。2022年1月，美日举行外长防长“2+2”安全磋商会议，双方承诺将在本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确保同盟愿景与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同年，美日两国分别在各自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作为共同目标，并首次将中国明确界定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和“最大的战略挑战”，在东海、南海及台海问题上重申了共同立场。为进一步提升同盟体系的军事指挥协调性，美日决定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2024年4月，美日首脑会谈明确表示，将升级各自的指挥与控制体系，增强两国军队在和平时期与危机时期的互操作性与联合作战规划能力，以呼应日本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的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设想。2025年3月24日，美日联合作战司令部正式成立。同年3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访问日本期间宣布，美国已启动驻日美军升级为联合部队司令部的首阶段工作，将进一步完善美日在“印太地区”的联合指挥机制。

第二，支持日本的反击能力建设。为增强地区威慑与应对能力，美国积极支持日本发展反击作战能力。2024年4月，美国宣布将提升对日本防区外作战项目的物质与技术支持，助力其自主研发远程打击能力，具体包括赋予日本战斧对地攻击导弹作战能力，以及与日本合作开发高超音速导弹拦截器。同年7月，在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上，双方进一步确认在提升日本反击能力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向日本出售战斧巡航导弹，并同意扩大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AMRAAM）和爱国者先进能力-3（PAC-3MSE）导弹的联合生产合作。日本在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后，将对东海、南海及台海地区构成更为有力的威慑，提升日美同盟在区域安全体系中的影响力。

第三，加强联合演习的复杂性与在日本西南岛屿的军事部署。日本是盟国中参加美国在“印太地区”联合演习频次最高的国家之一，并日益扩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训活动。2023年，美日举行“利剑23”演习，首次在德之岛、津多罗岛等日本西南方向岛屿展开联合两栖登陆演练，并进一步在离台湾岛约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作战部队，以测试美国提出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同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九州岛举行了“坚毅之龙-23”联合军演，标志着演习重心进一步向日本西南部延伸。与此同时，美国于2023年11月在冲绳地区设立了第二支濒海作战团，以加强海上远程打击能力。

（三）继续推进澳大利亚在南海外交与军事干涉的机制化和常态化

近年来，澳大利亚高调卷入南海干涉行动的各种做法已经出现了机制化和常态化的态势，美英澳三边军事合作目标旨在全力支持美国“印太战略”，其扩大美澳军事同盟在西太平洋的外交和安全干涉的发展态势已经高度清晰化。尽管澳大利亚军事力量有限，但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的区域性外交和军事行动的干预性、扩张性行动已经越发清晰化。

首先，美澳两国一直在强化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轮换部署规模和基地扩容。澳大利亚北部地理位置相对临近南海、台海及马六甲海峡等关键航道，具备成为美军在“印太地区”行动的重要前沿军事支点的潜力。2021年，在美澳“军力态势倡议”十周年之际，双方承诺在该倡议框架下持续加强各类美军飞机在澳轮换部署，并配套进行训练与联合演习。同年，美澳达成协议，对澳大利亚北部廷达尔空军基地进行升级改造，计划该基地能容纳六架B-52战略轰炸机，并为未来部署B-21隐形轰炸机创造条件，以大力提升美澳在面向南海方向的反水面作战能力。2022年12月，在第32届美澳年度部长级磋商（AUSMIN）会议上，双方宣布将在海、陆、空领域继续轮换部署美国轰炸机特遣队、战斗机及其他军力，并扩大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在澳大利亚的基地存在，以支持联合演习及区域干预行动。2023年7月，美澳防长及外长进一步宣布成立“潜艇轮换部队—西部”（SRF-West），并启动美国陆军水面舰艇在澳轮换计划，同时推进对澳皇家空军科廷基地和舍格基地的升级。2024年8月，双方又宣布对科科斯（基林）群岛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改造，延长美国陆军舰艇轮换部署时间，增加美军轮换兵力及巡逻机、侦察机和轰炸机的部署频次，进一步强化澳大利亚北部作为“印太”前沿阵地的地位。

其次，积极提升澳大利亚的远程打击能力。2021年9月，美英澳三国宣布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根据协议，美英两国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并部署八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大力提升其海上战略威慑与远程打击能力。此外，美英两国还承诺帮助澳大利亚国防军增强陆、海、空三军的远程打击能力，涉及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增程型）、远程反舰导弹（增程型）等多种先进武器系统。2024年12月，美澳双方签署了精确打击导弹的合作生产、维护与后续研发的谅解备忘录，并达成联合生产制导多管火箭系统的合作协议，进一步夯实了澳大利亚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自主能力建设。

再次，提升美澳联合演习的频次与强度。近年来，澳大利亚积极参加美国在南海及周边地区主导的各类军事演习，参演规模和次数仅次于日本，显示出美澳军事协作的密切程度。2023年8月，澳大利亚与菲律宾在南海海域举行大规模海陆空联合演习，演习科目包括模拟“夺取敌方控制岛屿”，演习地点距离黄岩岛仅约240公里，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2024年4月，澳大利亚首次参加美菲主导的南海“多边海上合作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与行动能力。

四、特朗普2.0的南海政策新动向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其对南海的干涉行为主要体现在否认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主张、扩大“航行自由行动”、提升美国海军在南海巡航的频次以及与相关国家在南海开展联合巡航等。拜登政府则更注重通过多边合作和联盟建设来巩固美国的区域影响力，强化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各方面对中国在南海维护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多重打压。拜登政府实质上仍是对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延续，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因此特朗普2.0时代的南海政策将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第一，深化综合性威慑和战略部署，继续扩大在南海周边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印太地区”将持续作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核心，中美战略博弈仍将是该地区的主导议题。为了进一步围堵中国，美国将继续注重日本和菲律宾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性，并通过日菲进一步深化“三海联动”战略，提高对中国的延伸性威慑能力。2025年3月28日至30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访问菲律宾和日本。在对菲律宾的访问中，赫格塞斯重申美国对与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并强调将加强对中国的海上威慑。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双方明确表示将加强联合军事演习，并宣布将在菲律宾部署远程舰艇拦截系统。为了进一步强化威慑能力，美菲“肩并肩2025”计划在菲律宾部署第二套“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并在苏比克湾附近建设全球最大的预置战备仓库，以提高巡视和战斗准备能力。在访日期间，赫格塞斯表示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强调美国将继续加强与日本的防务合作，双方将进一步提升同盟对中国的威慑力，包括升级驻日美军指挥结构，并加速超视距空对空导弹AMRAA的联合生产。此外，赫格塞斯在与日本防长的会谈中，还重申了扩大在日本西南群岛的双边军事存在。

第二，以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为依据，继续全面否定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主张，并怂恿和推动东盟国家继续以“南海仲裁案”裁决为依据持续挑战中国在南海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内就已明确否定中国在南海九段线内基于历史性权利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并拉拢美西方盟伴体系强化对“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支持。2020年7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关于美国对中国南海政策的立场声明，强烈否认中国的南海主权主张，并宣布支持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蓬佩奥有关美国南海问题极其恶劣和错误的政策基调，不仅大幅提升了美国对华打压的外交和政治力度，更是白宫试图拉拢和组织盟伴体系掀起对华“南海外交和政治新攻势”的重要开始。2021年2月，拜登重申蓬佩奥2020年声明的立场，继续全面否定中国南海主张的合法性。同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南海仲裁案五周年》声明，再次重申美国立场，错误地声称，“中国对国际仲裁庭认定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一部分的区域所持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不具备合法性”。此外，2022年1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海洋界限第150号》研究报告，不仅全面否定了中国的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还进一步批评中国在南海的管辖权。该报告声称，中国并不拥有规范、管辖外国军舰进入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也不应要求外国军舰在进入其12海里领海时事先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和批准。与此同时，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支持“南海仲裁案”裁决，并协同美国推动更多国家表态支持该裁决。2024年，美日菲峰会、美日印澳四方外长会议及峰会均明确提及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强调其是最终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考虑到越南在2020年第36届东盟峰会上推动所谓“国际法在南海争端中的回归”，特朗普2.0政府将继续推动支持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并鼓励南海当事国积极利用这一“法律”工具。

第三，继续利用现有“小多边机制”加强对中国的围堵。特朗普政府在其2018年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中指出，必须强化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合作，并进一步建立以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为战略核心的四方安全框架。特朗普政府还强调深化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三边合作，并鼓励韩国在朝鲜半岛以外发挥更大作用。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和南海问题上组织和拼凑的小多边机制，其举措基本都是在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框架下进行的。虽然特朗普政府在推行这些合作时相较于多边合作更倾向于双边关系，但其并未排斥“印太地区”的小多边合作。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框架得以重启，并在该框架下加强了区域安全合作。此外，在拜登政府的积极构建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小多边合作逐渐趋于机制化，比如美日韩戴维营峰会确定了三边高层的定期会晤机制。因此，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仍可能将这些小多边机制作为干预南海问题的平台。比如美日韩外长会议和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已如期举行。2025年1月，美国国务卿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外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重申将继续推进四方安全对话，并决定定期举行会议。2025年2月和4月，美日韩三国外长会议相继召开，重申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的牢固性，强调通过加强安全合作和增强防务能力来进一步提升国防和威慑力，并承诺继续举行包括副部长级在内的各级别三方会晤。

五、结语

当前南海局势因多维外部势力渗透而持续恶化，正在面临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而又复杂的安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通过多种多边合作网络、制造舆论争议、开展军事威慑等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北约东进、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将目标高度外溢到朝鲜半岛之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机制的小多边干预、美日澳菲升级军事合作机制，等等，这一系列的行动意味着南海争议已经远远超出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越发成为亚太地区区域安全架构重置和地区安全势力重组的重要因素。

南海局势之所以出现这一系列的新动向、新态势和新挑战，根本原因是美国作为世界政治权力结构分配格局下的单极霸权国家，错误地将中国的大国崛起，尤其是中国海上力量的壮大视为维护美国在亚洲区域霸权和地缘战略主导地位的最大“威胁”，并试图利用和炒作南海争议对中国发起新一轮妖魔化攻势，以及竭力组织和调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伴体系，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全面对华进行战略遏制和战略打压谋利造势。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及部分北约国家不同程度地在南海议题上为美国站台，并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层面深度介入南海事务，迎合美国所倡导的“三海联动”地缘战略新态势，甚至不惜打压和否认中国合法与正义的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这是近年来南海局势正在出现的深刻的地缘战略态势的历史性转变。美国企图在南海问题上掀起的地缘政治“群殴态势”，反映了美国试图全面妖魔化中国的南海权益主张、竭力拉帮结伙对华实施南海战略打压、干扰和阻止中国成为海洋大国的战略意图。南海问题事实上超越了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成为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正在展开的全面和深刻的海权竞争。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大国外交必须坚持不懈的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战略性的打压与遏制，将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崛起进程中长期面临和需要引导与化解的关键性挑战。面对南海问题性质已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南海维稳和维权更需要按照新变化、新态势和新挑战从长计议、战略运筹和科学谋划。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4月8日发表的有关中国周边工作的讲话，为我们战略性、全局性和系统性思考南海局势的走势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特朗普2.0时期南海政策延续性强，未来南海局势仍将受到外部势力的持续干扰。然而，中国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意志和决心不会动摇。要全力避免美国将南海问题变成孤立中国的地缘政治抓手，要努力将南海维稳和维权当作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提升区域经济与安全一体化进程、削弱美国单极霸权优势的战略资源。东亚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区域架构建设和发展要力争不断突破和超越南海争议，这已经成为所有区域内国家必须正视和面对的核心议题之一。（作者：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