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华认知的演变及其影响

内容摘要：欧盟对华政策与中欧关系深受欧盟对华认知的影响。自1975年中欧建交以来，欧盟对华认知大体上经历了从“安全赋能者”到“全面合作伙伴”,再到“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演变过程。欧盟对华认知的转变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其对华认知隐含一个幻想改造中国的错误前提，其次是中欧实力消长使欧盟患上了对华“焦虑症”,最后是国际变局的压力对其认知转变起到催化作用。随着价值观和地缘政治考量日益主导欧盟对华认知，其对华政策呈现“硬化”趋势，主要表现是推进对华经济“去风险”、加剧政治挑衅与安全施压以及与美国加强涉华协调等。但受多重因素制约，欧盟对华政策“硬化”及其影响亦是有限度的。欧盟基于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特身份与利益取向，难以忽视中国、更不可能放弃对华关系。中欧双方应坚持伙伴关系定位，深化务实合作，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

欧盟是一个特殊的国际行为体，曾长期以“规范性力量”形象示人，以奉行“软性外交”而闻名。但近年来，国际变局的压力、欧洲社会生态的变化以及维护自身价值观与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等叠加，导致欧盟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方式骤变。随其“硬性外交”姿态凸显，欧盟对外政策呈现地缘政治化和“安全化”趋势。欧盟外交整体“右转”影响其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从以往强调对华接触与合作的“软性外交”逐渐转向强硬姿态下的对华疏离、竞争乃至对抗。在当前中欧关系正经历复杂变化的背景之下，探究欧盟对华外交的“硬化”逻辑及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欧盟对华认知的演变

认知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理解欧盟对华政策“硬化”,需从剖析欧盟对华认知的演变入手。自中欧建交以来，欧盟对华认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

(一)安全赋能者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起源于欧共体时期，双方建交是冷战格局下国际政治发展的产物。1975年5月，欧共体委员会对外关系专员克里斯托夫·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访问中国，代表欧共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欧共体不与台湾保持官方联系，包括不缔结政治、经济方面的协议。基于此，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于同年9月在布鲁塞尔设立了驻欧共体使团。

中欧走近固然有政经方面的因素，但首先是因为符合双方各自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从欧共体方面来看，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启以及中国与日本建交促使其加紧了同中国建交的步伐，而这一时期欧共体在外交上的独立性上升也体现在其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的自主性增强。从中国方面来看，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认为欧洲属于中国应该团结和争取的“第二世界”。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这一转变使得中欧建交成为可能。其次，欧共体和中国也都希望通过政治关系的改善加强经贸往来。1978年，双方签订了首个为期五年的双边贸易协定。1985年，中欧又签订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并成立了司长级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委员会。

然而，中欧建交的直接原因是双方面临着相似的安全困境。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面临苏联严重的军事威胁；在欧洲，欧共体的安全也受到苏联的威胁。面对共同的威胁来源，中欧双方寻求“抱团取暖”,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欧共体认为中国是牵制苏联军事威胁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欧洲安全的一个外部赋能者(enabler)。而在中国反对国际霸权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外交目标中，处于相似地位的西欧是一个可以团结和应该争取的力量，同西欧加强合作有助于牵制苏联军事威胁，缓解自身的安全压力。可以说，相似的安全利益与相互借重的需要构成了中欧建交的主要动力，并成为双方战略合作的基础。

早期阶段的中欧关系虽然总体情况良好，但侧重定位于共同抗衡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外部需要上，并未形成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由于此原因，加上双方关系中一些固有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等深层面的差异也被淡化和掩盖，因此在双方缺乏战略共识、经济合作基础又薄弱的情况下，“在冷战战略架构之上的中欧关系受冷战格局解体的震撼自是在所难免”。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中欧关系在短期内出现了逆转。对于欧共体来说，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借重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已经失去意义。实际上，冷战时期欧共体并未形成长期的对华战略。尽管欧共体在1970年建立了成员国就外交问题进行协调的“欧洲政治合作机制”(EPC),但该机制在冷战时期的发展并不成熟，欧共体对外政策仍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因此在对华政策上的独立性依然有限。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欧共体追随美国对华实施制裁，导致中欧关系出现严重倒退。总之，冷战时期欧共体主要基于安全考量的对华认知具有短期性和脆弱性特点，其对华政策远未成熟。

(二)全面合作伙伴

冷战终结引发世界格局调整，欧盟从自身需要出发重构对华关系。从1992年起，欧共体逐步恢复对华关系，重新把中国列入“适宜合作的国家”之列。1994年，新生的欧盟发布《走向亚洲新战略》文件，强调“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是实现亚洲新战略的基本保证之一”。这表明欧盟越来越重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并将中国视为其亚洲战略的关键支柱。1995年欧盟发表《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文件，提出要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重新界定欧盟与中国关系”,“与中国建立一种长期的并能够反映中国全球性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关系”。该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欧盟强调要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并由此确立了对华战略性政策框架。与冷战时期侧重于安全考量相比，欧盟在冷战后更加注重从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重构对华认知。

此后数年间，欧盟又连续发表了多份对华政策文件。1996年的《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再次强调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表示要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发展援助等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的《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正式确立了欧盟对华“全面接触”战略，除了表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文件还提出要把欧中双边政治关系提高到与欧美、欧日同等水平上。在这一年中欧正式建立了领导人会晤机制，标志着双方关系趋于制度化。进入21世纪后，在欧洲和世界局势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欧盟出于自身战略的需要和重大实际利益的考虑，期望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9月，欧盟发布《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与挑战一一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表明其对华政策在广度、深度、具体化、战略性以及认真程度等方面都有明显进展。同年10月中国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强调“中欧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国致力于构筑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伙伴关系”。这显示了中国对欧盟以及中欧关系的重视，同时也是对欧盟连续发表对华政策文件的积极回应。这种双向互动表明，中欧两大政治力量在不断增加的接触中重新认识对方，并希望重新定位相互关系。

从欧盟的视角来看，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与欧洲一体化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重塑了其对华认知。欧盟将中国视为一个全面合作伙伴，首先是经济合作伙伴，欧盟在深化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欲借重中国巨大的市场获取外部经济推动力。其次是政治对话与合作伙伴，欧盟认识到中国是成长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通过与中国展开政治对话与合作，可以获取中国对欧盟地位的认同和尊重，并借重中国扩展政治活动空间，提升欧盟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最后，欧盟视中国为潜在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随着自身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欧盟谋求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地位，并将加强中欧关系作为实现这一雄心壮志的战略步骤。以前欧盟对发展对华战略欠缺考虑，没有很好地利用双方战略合作的价值，如今“欧洲不少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是可信赖的伙伴，同一个繁荣和开放的中国合作应作为欧洲对华政策的核心”。

尽管冷战后欧盟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对抗外部军事威胁的“安全赋能者”,但仍重视在安全领域同中国进行对话与合作，寻求双方安全利益的新汇合点。2003年欧盟发布首份《欧洲安全战略》文件，强调要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中国也希望保持中欧高层军事交往，逐步完善和发展战略安全磋商机制。从行动来看，中欧双方在反恐、反海盗和军事护航等领域展开了密切协作。总之，欧盟对华新认知助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地位得到全面提升，开创了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美国学者沈大伟将1995—2005这十年称作中欧关系的“蜜月期”。

(三)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欧盟在中欧关系“蜜月期”阶段扮演了执着的“求婚者”角色，如今却收敛起热情，执意抬高“婚姻”要价。2006年以后，欧盟对华认知从微调逐渐走向扭曲。2006年，欧盟发表了《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和《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两份文件，从政治与经济战略、竞争与合作政策的角度对中欧关系进行了评估与展望。虽然文件的主基调仍是建设性的，但其中充斥的批评性语调及不乏苛刻的要求与此前的对华政策文件形成了明显反差。欧盟开始更多地强调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并明确要求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经济政治乃至环境责任，其对华贸易战略文件甚至表示，中国对欧盟经济构成了“最严重挑战”,因此与中国既要竞争又要合作。

政策调门变化背后反映出欧盟对华认知的微调。欧盟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Benita Ferrero-Waldner)在解释上述文件出台背景时说，其目的在于应对中国作为经济与国际政治大国的重新崛起，从中不难体会出“中国威胁论”的意味。此后，欧盟在贸易谈判中有意提高谈判门槛，并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在政治上，则频频拿“人权”和“宗教自由”说事，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重创了欧盟，而中国经济仍保持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升欧降”的发展趋势令欧盟对华心态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希望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加强对中国的借重、合作，以尽早摆脱自身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崛起可能产生的影响疑虑重重。欧盟虽仍视中国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但“竞争者”定位悄然浮现。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和2013年，由于东海和南海局势紧张，欧盟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认知亦有所增加。2016年，欧盟出台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提出与中国打交道需要坚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此后的几年里，欧盟不断强调市场开放的对等性和经济竞争的公平性，越来越把中国视为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重要竞争者。2016、2017年连续两年的中欧峰会未能就联合声明达成协议，这是欧盟对华认知转变与政策大调整的前兆。

2019年3月，欧盟发布了《欧中关系战略展望》报告，称中国的发展给欧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已经失衡，欧盟应实施对华关系“再平衡”。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欧盟的合作伙伴和谈判伙伴，追求技术领导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以及推动替代性治理模式的制度性对手。“制度性对手”的提法重点强调了欧盟“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欧盟认知的、由国家主导的中国经济模式之间的对立，反映出意识形态因素开始渗透欧盟的对华认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中秉持不一样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因此欧方要在处理“复杂而重要的欧中伙伴关系”中保持清醒，维护欧盟利益和价值观。法国总统马克龙宣称，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能主要是贸易关系，而应是“一种地缘政治和战略关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价值观和地缘政治考量日益主导欧盟对华认知，竞争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核心共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中国描述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之一，并将欧盟与中国之间“结构性失衡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视作最紧迫的挑战之一。随着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疑虑加深，欧盟对中国的定位甚至有滑向“整体性对手”和“安全威胁”的苗头。

二、欧盟对华认知转变的原因

认知活动是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内部反应和解释，而当个体在面对新的信息或情境时，原有的认知结构无法完全解释或处理这些新信息，从而引发认知冲突，进而导致认知转变。欧盟对华认知的转变是欧盟在面对中国崛起和影响扩大、中欧实力对比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等新情景时，重新调整对华思维模式的结果。

(一)欧盟对华认知隐含一个错误的假设前提

欧洲人十分珍视自己的那套价值观和模式，并认为世界各国都应该接受这套价值体系。二战后初期，西欧国家曾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来影响刚获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试图将它们纳入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轨道。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中国和欧盟发展相互关系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应该说，这是双方之间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共识，它构成了中欧战略关系的重要基础。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差异，双方发展相互关系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欧盟发展对华关系虽然注重经济利益，但更有深刻的政治考虑：欧盟其实是把中国视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国家，希望通过发展对华关系促进中国的全面改革，以实现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政体多元化等目标，可以说这是欧盟接触中国最核心的考虑。欧盟假定自身拥有足以吸引中国的技术、资金、设备、人才等硬件以及体制、制度、法规、标准、经验等软件，与中国接触将有助于促成中国的“西方化”转变，因而这种接触与合作是合理的。总之，欧盟对华认知中隐含一个基本前提：崛起的中国需要通过政治变革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欧盟同中国打交道时更多关注“中国崛起”的内部条件，并倾向于采取制度主义的应对方式。根据制度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国的崛起未必会引发国际冲突的加剧，因为国家能够“理性地选择去创建和维持给所有国家带来利益的合作”;如果中国认识到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会有益于中国利益和力量增长的话，那么中国会成为一个满意的制度参与国，欧盟与中国的合作也会产生。欧盟从自身的规范性力量定位出发，希望通过接触把中国纳入并束缚在国际机制中，以确保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且维持现状的大国实现和平崛起。据此，欧盟制定了对华接触战略，视中国为可以改造的合作伙伴，冀望通过提供经济上的好处促进中国的政治改变。《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文件确立了欧盟对华“接触+规范输出”的双轨模式。《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欧盟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对外政策挑战之一”,其目的在于“促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迅速而又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同时支持中国向开放的法治社会转型”,“为一种新型的、全面的中欧伙伴关系确立优先的政策选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欧洲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社会化将会带来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效果，从而促使中国在基于规则的秩序内解决争端，而不是通过单边主义和胁迫来达到目的。

然而，中国的发展并未完全按欧盟所期望的那样进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发展与欧盟的关系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并借此创造一个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在改革开放后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对话与合作中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既不完全照搬西方经验，又在无形中对国际体系做了一个整合。对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欧盟难掩其内心深处的失望与落差，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带来其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变革。在欧盟看来，一个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中国，其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欧盟更加担心的是，中国有别于西方传统发展思路的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重视，发展下去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那套模式。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德国一位主管亚洲外交政策的官员曾公开表示，自己非常担心中国的价值理论会取代西方的制度。欧盟幻想通过其软实力与经济接触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却因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而陷于被动，由此引发的认知冲突导致其对华认知的转变。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009年发表的对华政策报告指出，欧盟自1995年以来的对华“无条件接触”政策，即以经济上的利益换取中国政治上的变化，已经失效，并提出欧盟应转而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以捍卫欧洲的利益。

(二)中欧实力消长引发欧盟对华焦虑

“软性外交”下，经济合作是欧盟实施对华接触的主要战略手段。欧盟希望用经济杠杆撬动中欧关系，在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当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发展、欧盟具有相对实力优势时，其对自己的接触战略抱有信心。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重创了欧盟，欧盟本身作为一体化模式的可行性也遭到了质疑。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中欧实力消长严重打击了欧盟的自信心，使其患上了“对华焦虑症”。欧盟反思其对华认知模式，认为中国的发展“破坏”了其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前提，需要重新评估中国崛起对欧洲及世界的影响。为了迟滞中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欧盟牵制、防范中国发展的一面显著上升。欧盟近年来不断强化对华经贸防御工具，出台对华“去风险”“降依赖”之一系列举措，甚至质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暗藏“政治意图”。

欧盟所倚重的经济杠杆的作用下降乃至失效，意味着其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推动中国变革的关键工具和手段，这是其对华认知转变的重要原因。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称，中国的崛起“不能以欧洲经济为代价”。事实上，欧盟将全球贸易不平衡、欧洲竞争力下降以及失业问题等归咎于中国是完全错误的。欧盟经济衰退和实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欧盟应对全球化的内外政策调整不力与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带来的重创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其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并且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日渐边缘化。

(三)国际变局的压力加速欧盟对华认知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的前二十年，国际局势总体趋缓，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报告虽然强调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给欧盟带来的挑战，但总体上仍对国际安全秩序持较为乐观的判断。当时欧盟即将大规模东扩，报告认为欧洲处于“前所未有的繁荣、安全和自由”时期，主要地缘威胁消失，安全环境优越。

然而，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以及欧美关系的变化，促使欧盟重新评估国际环境。欧盟认为国际环境已经“退化”,大国博弈重新占据国际政治舞台，从而使欧洲面临巨大挑战。除了关切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安全的影响，欧盟还认为美国加强对华竞争压缩了欧洲的战略回旋空间，而中国的崛起对欧盟构成经济和治理模式竞争。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认知，欧盟将打造“地缘政治欧洲”作为其力量新标签，由此导致其对外政策理念与外交方式骤变。冯德莱恩说：“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敌对的时代。”乌克兰危机被认为是对欧洲“本体性安全”的攻击，它打破了欧盟的“自我意识”或观念，即认为欧洲是一个具有渗透性和边界不断扩大的和平区，通过不断的一体化来应对危机。³本体安全危机使得欧盟的战略叙事受到挑战，欧盟意识到与俄罗斯等“非自由主义政权”的融合可能适得其反，因此“欧盟不能再将国际经济关系视为本质上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作为负面外溢效应，乌克兰危机及欧盟战略叙事的改变重塑了欧盟对华认知。一方面，欧盟更加关注中俄关系发展对欧洲的影响，并将中欧关系与乌克兰危机挂钩，在欧俄关系全面恶化的同时，其对华排斥心理加剧，逐渐将中国视为一个战略对手。另一方面，欧盟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同时，也提出对华经济“去风险”,谋求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中国生产和加工的稀土占据全球市场约80%的份额，而到本世纪末，欧盟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扩张将使包括稀土在内的原材料需求增加5倍。欧盟认为，能源安全和绿色能源转型不仅是经济和环境问题，也是安全问题。为避免因依赖而产生脆弱性，欧盟出台了《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旨在减少对中国稀土和锂等关键矿产的依赖。在2025年G7峰会上，欧盟及其核心成员国积极参与并促成《关键矿产行动计划》,针对中国的意味浓厚。

总之，国际变局的压力促使欧盟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继而引发对外情绪和行为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对华思维与认知模式的转变明显受到了美国的影响。虽然特朗普1.0时代欧美关系“遇冷”,但对美安全依赖以及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共同利益促使欧盟寻求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继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后，欧盟也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显示其对华立场在向美国靠拢。特朗普2.0时代中美战略博弈更趋激烈，而欧盟虽对“美国优先2.0”感到不满和担忧，但安全上同美国的深度捆绑压缩了其策略空间，使其对华战略认知难以避免地受到美国更大影响甚至塑造。

三、欧盟对华政策“硬化”及其限度

随着价值观和地缘政治考量主导欧盟的对华认知，欧盟对华政策逐渐从以往强调对华接触与合作的软性外交，转向强硬姿态下的对华疏离、竞争乃至对抗。欧盟虽称无意对华“脱钩”并与中国发生冲突，但其对华政策“硬化”症状已然呈现。

(一)欧盟对华政策“硬化”的主要表现

首先，在战略与经济层面，欧盟推行对华“去风险”、将经济问题“安全化”以及搞选择性合作。冯德莱恩在2023年首次提出了“去风险”概念，强调在对华关系中必须平衡价值观和利益，降低在关键要素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同年6月，欧盟发布了《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这标志着欧盟首次将经济安全置于战略地位。该战略围绕“去风险”概念设计了整体架构，其诸多工具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中国，因此带有降低对华依赖、加强对华竞争的意味。从行动来看，除了搁置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外，欧盟还表示要重新考虑与中国在“微电子、量子计算、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敏感高科技领域”的关系。2024年2月，欧盟发布“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和技术保护等领域诸多对华限制措施。2025年6月，欧盟首次动用“国际采购工具”(IPI),决定未来5年内禁止中国医疗设备企业参与欧盟单项金额超过500万欧元的政府采购招标。欧盟以“去风险”之名，将对华经贸关系和技术合作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极大地压缩了中欧合作的空间。欧盟基于博弈思维仅在贸易、经济事务和气候变化等特定领域同中国进行对话与选择性合作。

其次，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欧盟加剧对华挑衅与施压，对抗性行为增多。欧盟在涉港、涉台、涉藏等问题上挑衅升级，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024年11月，欧洲议会通过涉港决议，无理要求中国废除香港国安法，甚至呼吁欧盟成员国撤销香港特殊关税待遇。2022年7月，欧洲议会副主席尼古拉·比尔(Nicola Beer)窜访台湾，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另有一些欧洲议员和欧盟成员国议员先后窜台，公开挑衅一个中国原则。2024年10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所谓“挺台决议”,宣称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对台湾地区不持任何立场，与中国对抗的意味浓厚。2025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涉藏决议，就涉藏等问题散布虚假信息，抹黑中国形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更有甚者，欧盟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作出单边对华制裁决定，2024年12月又借口乌克兰危机首次对中国行为体实施所谓“全面制裁”。在安全领域，欧盟借助其“印太战略”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公然为菲律宾侵犯中国主权站台背书。此外，法、德等一些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的军舰显著增加了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甚至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这一系列行为带有明显的对华施压意味，同欧洲以往在涉华安全事务上的谨慎姿态形成较大反差。

最后，在乌克兰危机延宕与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持续加强与美国在涉华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在拜登就职前夕，欧盟曾提出重新制定跨大西洋和全球合作新议程是“一代人难得的”、可以结成新联盟来对抗中国崛起的机会。拜登任内欧美涉华协调呈现机制密切化、领域扩大化、合作力度加大等特征，双方不仅重启了“中国问题”对话，还新成立了带有浓厚对华竞争色彩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特朗普2.0用关税施压欧盟配合美国对华贸易围堵，称“愿以关税换盟友对华脱钩”。欧盟虽意识到在涉华问题上倒向美国具有潜在风险并强调“对华政策独立”,但基于对美安全依赖仍寻求与美国进行涉华协调。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欧洲国家可能会进行交易性的讨价还价——购买美国的武器以换取安全保证，或通过支持美对华政策，以换取美对俄政策得到利欧回报。欧盟贸易专员多次赴美讨论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及“产能过剩”问题，寻求在对抗中国上找到欧美共同点。2025年6月G7峰会期间，冯德莱恩渲染新的“中国冲击”,公然向G7国家首脑尤其是特朗普推销联合对抗中国的方案。同年8月，欧盟与美国达成“框架”贸易协定，欧盟此举虽名义上不针对中国，但由于同美国谈判时以中方利益为筹码，因此会产生跨大西洋对华贸易挤压效应。

(二)“硬化”阻力与影响的有限性

欧盟对华政策“硬化”导致中欧摩擦增多，并使双方关系面临进一步下滑风险。但受多重因素制约，欧盟政策“硬化”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亦具有有限性，且“硬化”并非不可逆转。

首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益制度化的中欧关系更具战略韧性。中欧关系本质是伙伴、内涵是合作，包括中欧领导人会晤、高级别战略对话在内的70余个中欧磋商和对话机制的建立和有序运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当前中欧关系面临不少挑战，但维护合作大局依然是双方的共识，相互支持、深化互利合作符合中欧共同利益。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欧洲一体化，支持欧洲战略自主。欧盟正经历着对自身国际定位的深刻反思，希望借重中国对内维系一体化，对外彰显战略自主性和多元外交策略，希望用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对冲欧美关系与欧俄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近期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对中欧关系而言是个积极信号，不仅反映了中欧关系的活跃度提升，更折射出欧洲寻求战略平衡与务实合作的复杂考量。欧洲正试图在美中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既不彻底倒向任何一方，又要在关键议题上与各方保持沟通与合作。总之，尽管欧盟对华政策呈现“硬化”趋势，但中欧关系的韧性将提供一定的缓冲作用，防止关系失控。

其次，欧盟难舍对中欧合作的利益需求。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低迷，欧盟更是面临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高企的额外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欧之间的强大经济纽带和合作根基使得双方关系不易破裂。当前中国和欧盟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欧双边贸易总额达7858亿美元。中国不仅是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也是欧洲各领域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国。除了传统贸易，欧盟在数字时代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数字转型与绿色发展等，也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中国提供了欧盟所需98%的稀土、93%的镁和97%的锂。虽然欧盟努力加强内部关键矿物的生产，但短期内很难替代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电池制造至关重要的镓、锂、稀土金属和石墨等元素的进口。可以说，中欧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实质性的利益交织，对欧盟对华政策“硬化”构成了根本性制约。虽然欧盟提出所谓“去风险”政策，但过度对抗可能削弱其自身经济安全与技术发展能力，形成政策反噬。近期，欧盟展现出某种务实的经济合作姿态，推动中欧电动汽车价格承诺谈判取得一定进展。此外，中欧还围绕市场准入、贸易救济对话机制等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在金融合作领域双方同意成立副部级金融工作组，推动绿色金融、碳减排工具对接。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欧洲政要访华期间几乎都率领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同中方签订了涵盖航空、能源、食品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凸显经济务实主义驱动下的对华合作需求。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上，欧盟仍需与中国进行选择性合作，避免关系全面下滑。欧洲政要访华期间，这些议题都成为对话的重要内容，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共识为合作提供了基础框架。长远来看，欧盟对中欧合作的利益需求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对华政策“硬化”的动能。

最后，欧盟内部差异和欧美分歧将对欧盟对华政策“硬化”产生稀释作用。一方面，欧盟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部分国家更重视经贸合作),难以形成完全统一的强硬立场。德国2.7%的经济增加值和2.4%的总就业依赖于对中国的出口，2025年中国重新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德国2025年全年对华新增投资约70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超过55%,创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由于对华经济依赖远超其他成员国，德国反对与中国经济“脱钩”,不同意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另外，一些东欧国家关注中国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对中欧合作持较为积极的态度。2022年10月欧盟峰会专门就中国事务进行了战略性讨论，虽然就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是否与中国经贸“脱钩”问题上遭遇极大阻力和质疑，匈牙利表示将否决任何有损于欧中关系的欧盟提案。2023年4月，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欧洲议会讨论“对中国采取统一战略的必要性”时承认，欧盟内部对华政策存在分歧。成员国外交政策“欧洲化”是一个较为困难的过程，这使得欧盟难以形成统一的对华政策。

另一方面，涉华利益不一致导致欧美涉华协调的效果大打折扣。尽管欧美在涉华贸易与技术、投资与出口管制方面的合作有所加强，但双方在经济战略层面的协调相对滞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和超级计算机部件等产品对中国出口，实际上是一种经济遏制形式。欧盟对美国要求的出口限制范围感到不满，希望只禁止最敏感的技术出口，而允许中国购买较旧的芯片制造设备。欧盟不希望看到中国因美国的经济遏制而陷入衰退，2025年初，荷兰政府将阿斯麦(ASML)公司向中国出口的价值数十亿欧元的高科技产品(光刻机)排除在敏感商品出口范围之外。针对特朗普政府以关税手段胁迫他国限制对华经贸合作，欧盟表态称不会对华“脱钩”。在安全领域，虽然欧盟支持美国保持在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但自身不愿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也不赞成北约过多介入亚洲安全事务。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2.0对欧政策的范式转变，在严重冲击美欧关系的同时，也将限制欧盟与美国进行涉华协调的意愿和能力。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猛烈抨击欧洲，表现出对欧盟作为“超国家建构”的强烈不信任，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在理念上已不再将欧盟视为美国的天然战略伙伴，而是一种需要抵制甚至在必要时绕开的政治结构。2026年1月发布的最新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强化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对美国数十年来的各种战略关系提出质疑，并将美国自身利益置于首位。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挑起的格陵兰岛争端映射出国际秩序重组时代联盟政治面临的深刻困境，不仅动摇了北约赖以存续的互信基础，更暴露了北约在协调内部重大利益冲突时的机制失灵。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触动盟友底线的行为，引发了欧洲对欧美70多年盟友关系根本性质的深层反思，并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开拓外交空间，包括接近中国以对冲美欧关系中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

四、结语

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是找到国与国之间正确相处之道的关键，有了正确认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有基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和为贵”,追求的是“和而不同”。当前中欧关系中挑战增多的根源在于欧方严重扭曲了对华认知。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欧盟对华政策呈现“硬化”趋势，但欧盟基于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特身份与利益取向，难以忽视中国、更不可能放弃对华关系。避免完全割裂对华关系是欧盟对华政策底线，这意味着中欧关系仍存在可塑空间、争取其朝正向发展依然是有可能的。2025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应约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时指出，中欧是“相互成就的伙伴……国际形势越是严峻复杂，中欧越要秉持建交初心，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中国对欧盟抱有信心，希望欧盟也能成为中方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中国外长王毅同年2月在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时指出，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地缘政治矛盾。2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传递的明确信息。这些政策信号对欧盟和中欧关系而言都是重大利好。欧盟应树立正确对华认知与战略思维，与中国携手维护并发展好中欧关系。近期，多位欧洲领导人访华期间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体现了中欧携手做世界稳定性、确定性力量的意愿。五十载中欧关系一路风雨兼程，经历风雨彩虹更灿烂。（作者：赵怀普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