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阿塞拜疆的战略自主与南高加索秩序重构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体系压力—单元过滤—战略实践—结构反馈”框架，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俄乌冲突后南高加索权力格局重组背景下阿塞拜疆战略自主的生成逻辑。本文认为，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衰退、土耳其在安全与通道领域的扩展、欧盟在能源上的去俄化，以及美国调停角色的回归，共同构成阿塞拜疆战略自主得以实施的“结构性窗口期”。在此背景下，阿塞拜疆依托强化军事能力、能源出口与通道建设以及突厥认同制度化的社会基础，对外部选项进行筛选与聚焦，在安全、能源与外交领域开展了具有持续性的战略自主实践。由此，南高加索区域秩序由原有单一中心结构演变为多节点、多通道与多调停平台并存的新格局。本文同时揭示：国家战略实践形成“路径聚合”,并通过结构反馈反向塑造区域秩序，从而为理解交汇区域国家战略自主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学理支撑。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始终将“后苏联空间”即欧亚地区视为其势力范围。在南高加索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俄罗斯凭借军事存在与控制机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着以其为核心的地区秩序。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原有的平衡迅速被打破。俄罗斯的安全控制能力与制度性权威显著削弱。与此同时，土耳其通过安全合作、通道战略以及文化影响等方式加速向该地区渗透，欧盟在能源“去俄化”背景下加强了与里海资源及中间走廊的联系，美国则重新以调停者身份介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平进程。多重外部力量在不同层面交错推进，促使南高加索地区秩序从相对清晰的“以俄为中心框架”转变为更为开放且具有不确定性的多方互动格局。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等国选择“西向倾斜”,谋求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而阿塞拜疆则通过强化军事力量、重组能源出口结构以及调整对外关系布局等方式，逐步形成了更高程度的战略自主，并在南高加索秩序重构进程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为解释在同一结构性变动中，为何阿塞拜疆展现出更强的战略主动性，进而推动区域秩序重组，本文引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着重探讨外部压力如何通过国家内部机制转化为可持续的战略实践。在此框架下，本文围绕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展开：其一，俄乌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如何重塑南高加索地区的体系压力，从而使阿塞拜疆面临的外部约束与机会结构发生何种质变?其二，阿塞拜疆内部的治理能力、资源禀赋与社会认同如何对上述体系压力进行选择性吸收与放大，从而形成以土耳其为中心的战略偏好，并在安全、能源以及认同三个维度上体现出高度一致的实践路径?其三，在这一战略实践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南高加索区域秩序在力量分布、安全治理模式与通道经济结构等方面呈现出何种重组特征，阿塞拜疆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结构性角色?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视域下的战略自主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源起与核心逻辑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普遍面临由权力分布、外部威胁与结构变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阿塞拜疆的战略自主与南高加索秩序重构动所构成的系统性压力。然而，这种压力在不同国家内部往往被赋予迥异的意义，并由此引发高度分化的战略自主路径。
对此，新古典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能够同时把握结构约束与国家能动性的理论视角。正如吉迪恩·罗斯所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创新在于揭示了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之间的传导机制。该理论强调，系统性压力必须通过单位层面的中介变量来实现转化。体系压力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政策，而需经过国家内部的多重过滤。国内制度稳定性、资源禀赋与动员能力、社会认同与战略文化以及领导层认知等因素，共同影响国家对外部刺激所作出的政策选择，并影响政策选择的方向与力度。新古典现实主义能够解释的现象涵盖短期的国家危机行为、外交和防务政策，近中期的大战略调整模式，乃至长期的国际体系模式。
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传统，本文构建了一个“体系压力一单元过滤—战略实践”的整体性框架，以揭示地区国家在结构变动中形成战略自主的逻辑：外部压力只有通过国家内部结构的解释与重构，才能转化为稳定而可观察的战略实践。
(二)分析框架：体系压力、单元过滤与战略实践
1.体系压力维度：外部结构的刺激与约束
国际权力结构的演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力量的重新分布上，更包括外部强国政策取向的调整、地区安全格局的重塑、全球经济链条的断裂或重组等多重维度。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看来，这些结构性变动是以“机会窗口”与“约束边界”的形式对国家施加影响。大国战略的收缩会改变地区威慑结构，外部行为体对能源通道或安全事务的重新布局会改变地区合作与竞争的可能性，而区域经济网络的松动则可能创造出罕见的外交与经济杠杆空间。体系压力重新界定了国家在多种可能选项之间进行战略取舍的自主空间与边界。
2.单元过滤机制：内部结构对外部压力的解释与重构
国家内部的治理能力、社会认同、战略文化以及领导层认知等因素，共同构建了国家对外部环境的解释框架，这一过程决定了国家如何理解、选择并回应外部刺激。在治理能力方面，国家能否动员资源、协调官僚体系、维持政策连续性，直接影响体系刺激能否转化为实际战略能力。在社会认同与战略文化层面，历史记忆、民族叙事与区域归属感等因素会深刻塑造国家对威胁的感知方式，以及其对潜在伙伴与对手的角色定位。战略文化的理想化模式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信仰、规范和假定。战略文化或集体期望塑造了政治领导人、社会精英乃至公众的战略认知。通过规则和规范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相关的集体假定和期望会变得根深蒂固。
在领导层认知方面，决策者对外部力量的稳定性判断、对风险的容忍度以及对长期利益的估计，往往成为战略转向的关键动因。诺林·里普斯曼等人指出，外交政策执行者包括总统、总理等外交政策关键决策者，以及负责制定外交与国防政策的核心内阁成员、部长及顾问团队。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领导人意象”的概念，即决策者所持有的关于外部世界及其互动方式的核心信念，与认知结构会影响决策者对外部信息的筛选与判断，从而塑造其对体系刺激的整体感知。领导人的个性和特征同样影响国家对外部刺激的应答。换言之，单元过滤机制不仅筛选体系压力，更会对其进行意义重构，使同一结构条件在不同国家内部转化为差异化的战略自主取向，并最终外化为不同的政策路径。新古典现实主义正是在此意义上强调，国家内部结构不是体系压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决定国家行为方向与政策强度的核心。
3.战略实践维度：安全、通道与外交实践的协同展开
在体系压力与单元过滤机制交互作用下，国家最终采取的战略实践会在多维度展开。国家在获得一定程度战略自主后，会在安全、经济、外交与社会认同等多方面进行调整。在安全层面，国家可能调整防务体系、寻求外部合作、强化军力，或通过技术采购与军事现代化改变威慑结构；在经济层面，国家可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出口路径重构、资源议价机制调整等措施来增强自主性；在外交层面，国家会通过调整伙伴关系、参与地区组织、平衡外部大国等方式塑造外部环境；在社会认同层面，国家可能重塑文化叙事、强化区域共同体意识，以巩固国内合法性并扩大对外战略空间。这种战略实践不仅是对外部刺激的回应，更是反向重塑区域结构的重要力量。国家行为的累积效应会改变地区权力关系，影响制度安排的方向，并可能生成新的区域秩序，从而在体系层面产生能动性影响。
综上，“体系压力—单元过滤—战略实践”框架展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行为的深层解释逻辑：国家并非外部力量的被动承载者，而是在结构刺激与内部特质双重作用下主动生成战略行为的主体。该框架不仅能解释特定国家在关键节点上的战略选择，也能揭示地区秩序演化的路径依赖与动力机制，从而为理解多极体系裂隙中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提供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工具。
二、体系压力的再分层与阿塞拜疆的战略响应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南高加索地区经历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外部压力的叠加与重构。该地区已不再是俄罗斯不可撼动的后院或势力范围，而是世界主要大国展开新一轮博弈的新战场。该地区对任何试图掌控全球能源流动和贸易路线的国家都至关重要。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区分不同外部力量的作用层级及其对阿塞拜疆战略自主环境的具体影响。
(一)区域主导力量的收缩：俄罗斯权威的多维弱化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理解实力与政策之间的联系需要仔细考察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所处的背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削弱，成为影响阿塞拜疆战略环境的首要变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外交重心逐渐转向“近邻地区”,试图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所处区域重建主导地位。俄罗斯长期依托双边军事合作与集体安全机制，在南高加索维持“冻结冲突和有限调停”的秩序安排。然而，随着俄乌战事持续消耗其军事、财政与外交资源，这一秩序维持能力出现结构性收缩，集中体现在安全承诺、调停功能与军事威慑三方面的同步弱化。
首先，安全仲裁能力折损严重。俄罗斯长期依托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及双边协定塑造“最终安全供给者”形象。在南高加索的多轮危机中，俄罗斯的安全承诺在关键时刻难以转化为实质行动：亚美尼亚等成员国在遭遇安全困境时，启动条约机制的请求未获得实质性回应，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更多地停留在政治表态和象征性访问层面。安全承诺从“行动性保障”向“话语性承诺”转化，直接削弱了地区国家对俄罗斯安全供给的稳定性预期，也意味着体系压力的具体内容在发生变化。
其次，调停权威及议程控制能力走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问题长期是俄罗斯展现调停能力的关键场域，其凭借对亚美尼亚的安全影响力以及与阿塞拜疆的历史纽带，在多轮停火安排中发挥核心作用。然而，随着俄乌冲突成为俄罗斯外交资源的核心聚焦点，俄罗斯在南高加索调停事务中的投入显著减少。俄罗斯“利用冲突而非解决冲突”的政策，只有在俄罗斯拥有足够军事资源支撑时才能持续。地区国家开始引入替代性平台并分散对单一调停者的依赖，从而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地区规则设计与议程设置中的主导地位。
第三，军事存在的象征性保留与实际影响力的弱化。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仍保留一定规模的驻军与基地设施，但在战线拉长、资源紧张的背景下，这种存在更多体现为物理驻留而非可迅速投射与强制干预的有效能力。其威慑效果与危机响应能力下降，使地区国家在风险评估中不得不调整对俄军事存在的预期。
综上所述，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影响力的“多维收缩”改变了该地区的结构性约束，使阿塞拜疆得以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依赖模式和战略弹性空间，从而在客观上扩大了在安全、能源与外交布局上的战略自主空间。
(二)区域强国的扩张：土耳其的存在感上升
与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相对被动的收缩不同，土耳其的介入呈现出主动推进、持续深化的特征。自2020年纳卡战争爆发以来，土耳其在安全保障、通道建设和文化认同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逐步在南高加索构建起稳定的存在。土耳其的介入并非简单的“填补安全真空”,而是依托其地缘位置、文化联系与战略通道等多重优势进行综合拓展。在这一过程中，土耳其逐步成长为影响南高加索结构演变的重要区域行为体。
1.安全领域的制度化合作
土耳其—阿塞拜疆关系完成了从战时支持到制度化绑定的转换。2020年纳卡战争期间，土耳其在军事技术、情报支持与作战理念等方面为阿塞拜疆提供关键支撑，无人机作战体系的运用强化了阿塞拜疆的战术优势，并巩固了土耳其作为其主要外部安全伙伴的地位。战后双方通过制度化安排进一步确定了安全协作框架：2021年签署的《舒沙宣言》以法律文件形式明确安全事务协调机制，使土耳其在南高加索的角色由“战术介入者”转向“结构性参与者”。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指出：“能有土耳其这样的兄弟盟友，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全世界都有目共睹，土耳其不仅给予我们道义支持，其国防工业制造的装备更让我们实力大增。所有人都见证并深知，如今土耳其军队已是北约中的第二大军队，无人能与之抗衡。我们正在打造土耳其式军队的精简版，希望未来能携手共建。”这表明土耳其在地区安全体系中的角色已不再局限于危机应对，而是稳步融入阿塞拜疆的长期战略规划，获得了制度化、可持续的存在基础。
尽管土耳其尚未在阿塞拜疆常驻军队，但通过训练体系、装备标准与军事教育所形成的深度嵌入，已在事实上提升阿塞拜疆安全供给来源的多元性，并降低阿塞拜疆对俄罗斯传统安全保护的依赖，为战略自主提供了重要支撑。
2.地缘通道战略的推进
除安全领域外，土耳其的影响力还通过欧亚交通与能源通道建设持续外溢。伴随中间走廊与跨安纳托利亚运输体系的推进，土耳其逐步强化其连接“里海—高加索一安纳托利亚—欧洲”的枢纽功能，其影响由军事与安全层面扩展至经贸与能源领域。阿塞拜疆则凭借该通道东段关键节点地位，获得在跨境运输、通道规划与能源外运上的更高参与度与议价能力。两国通道合作具有显著长期属性，它既为阿塞拜疆提供稳定的对外连通性，也为土耳其提供制度化的东向延伸路径，使土耳其在地区的角色超越传统安全盟友，扩展为通道与制度共建者。
3.俄土关系的“默契性平衡”
自2020年起，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关系在叙利亚、黑海、南高加索等多个军事冲突区域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尽管两国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利益分歧，但仍维持着对话渠道与危机管理机制。因此，俄罗斯对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行动采取了相对宽容的策略。这种“战略默许”既体现了俄罗斯期望保持在叙利亚与黑海方向与土耳其的互动空间，也与俄罗斯维持多方向战略灵活性的需求相关。
这表明，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扩张是在俄土整体战略互动架构下出现的“可允许的扩张”。在这一背景下，阿塞拜疆在两国之间获得了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既避免成为俄土竞争的前沿，也能在俄罗斯不愿或无力提供安全保障时，引入土耳其作为替代选项。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看，这是体系约束在特定区域产生差异化作用的典型案例。外部强国之间的互动并不必然形成压迫性结构，也可能形成局部的结构性机遇窗口，为地区国家提供可操作的战略空间。
综上所述，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是安全合作制度化、通道战略推进以及俄土关系结构性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多重因素叠加的过程，使土耳其成为阿塞拜疆提升战略自主的重要外部支撑，并在地区权力结构重塑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三)外部机遇：欧盟能源需求重构
相较于俄罗斯与土耳其所具有的地区安全与地缘政治属性，欧盟对阿塞拜疆的影响主要经由能源市场结构变化这一外部条件发挥作用。对欧盟而言，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价值在于其既是欧洲能源资源多元化布局的重要基地，更是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长期以来，欧盟通过贸易、能源和政治伙伴关系的组合持续强化地区存在感。
俄乌冲突的爆发使欧洲长期依赖的能源输入结构在短期内被彻底重组。随着俄欧关系恶化，欧盟加速推进“能源去俄化”,俄罗斯在欧盟管道天然气进口中的份额从2021年的40%以上降至2024年的11%左右。这一改变不仅是技术路径或供应链的调整，更是欧盟重塑对外能源依赖格局的战略转向。在此背景下，阿塞拜疆逐步成为欧盟能源战略中的关键补充力量。作为南部天然气走廊关键部分的跨安纳托利亚管道和跨亚得里亚海管道，实现了每年约160亿立方米的输送能力，使阿塞拜疆成为欧盟能源安全的关键支撑。2022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阿塞拜疆期间，高度评价了欧盟与阿塞拜疆的长期伙伴关系，称阿塞拜疆为关键且可靠的合作伙伴，而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早已不可靠。据欧盟统计，阿塞拜疆的天然气在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已上升至约4.3%。2024年阿塞拜疆出口天然气252亿立方米，其中约一半(129亿立方米)出口到欧洲，增幅超过9%;预计到2027年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将攀升至200亿立方米。阿塞拜疆通过建设油气管道形成了资源向西输送、绕开俄罗斯的布局，这一布局显著提升了自身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东西方能源流动的重要枢纽。
欧盟能源需求结构的重构，从根本上改变了阿塞拜疆的外部经济环境。一方面，这一变化削弱了阿塞拜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使其在能源出口方向与供应量上拥有更大的调整空间。其次，稳定且持续增长的欧洲市场需求，为阿塞拜疆提供了相对可预期的外部条件，从而增强了其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的政策灵活性。欧盟通过能源需求结构重塑了能源供应链，使阿塞拜疆成为欧亚能源通道中的稳定节点，增强了其在地区事务中的自主性与话语权。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对区域安全具有间接影响，因为它改变了各国的利益分布与外部依赖方向。可以讲，欧盟在该地区的主要目标是获取贸易和经济利益、利用能源资源并遏制俄罗斯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关系中，欧盟通过提供对话平台与制度性接触渠道，对地区互动方式产生了间接影响，与俄罗斯主导路径形成并行结构。虽然欧盟并未取代俄罗斯，但其所提供的制度平台增强了地区国家在对外谈判中的选择权，从而增加了战略自主的可能性。
(四)全球背景因素的补位：美国调停者角色再介入
近年来，美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外交活跃度显著上升，标志性事件是2025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华盛顿草签和平协议。这一动向表明，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正试图利用当前有利的地缘政治局势加强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存在。在地区力量格局出现显著变化的背景下，美国重新投入外交资源，尝试以调停者身份参与地区冲突管理进程。
从实际效果看，美国调停角色的回归为地区国家提供了新的对话平台与外交渠道。因此，在既有调停路径效能下降的情况下，这种介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冲突管理机制的单一化风险，使相关各方能够在多元外交环境中继续推进谈判进程。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调停并未取代俄罗斯或其他地区行为体的既有角色，其作用更多体现在为谈判进程提供外部支持条件，而非对冲突走向施加决定性影响。在更宏观的层面上，美国在南高加索的再介入并不以重塑地区秩序为目标。美方既未在该地区部署大规模军事力量，也未试图系统性介入地区安全架构。美方保持审慎态度，充分考虑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力。
总体而言，美国调停者角色的再介入并未改变南高加索地区的基本权力结构，但在结构性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为地区事务处理提供了额外的外交选项。对阿塞拜疆而言，这种全球性背景因素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其外部操作空间，使其能够在多方力量交错的环境中维持相对灵活的外交姿态，并借此在地区秩序演化过程中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综上，俄乌冲突后南高加索的体系压力呈现出多层次力量交错格局。俄罗斯权威的衰退、土耳其的制度化介入、欧盟能源需求的重构以及美国调停角色的回归为阿塞拜疆提供了新的外部环境。正是在这一结构性窗口中，阿塞拜疆得以通过内部机制对外部选项进行排序与筛选，为后续单元过滤机制的分析奠定基础。
三、单元过滤机制与以土耳其为外交优先的战略实践
从新古典现实主义角度分析，结构性机遇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国家能力和政策实践，外部压力与机会必须经过单元层面的过滤、解释与再配置，才能形成具有方向性的战略偏好，并进一步外化为相对稳定的战略行为。因此，南高加索地区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局势的冲击效应并迫切需要快速准确地研判局势。在上述结构性窗口期内，阿塞拜疆以战略自主为导向，对外部选项进行了选择性吸收与强化，在安全、通道与认同等关键领域优先对接土耳其。这一取向并非权宜调整，而是在治理能力、资源结构和社会认同与战略文化长期互动中塑造的稳定战略实践。
(一)安全维度：军事体系去俄化与土耳其安全轴线的成型
阿利耶夫家族自1993年以来的长期执政形成了持续且一致的政策执行能力，为阿塞拜疆长期应对高风险环境的战略规划提供了连贯性。盖达尔·阿利耶夫曾在苏联时期先后出任克格勃负责人、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以及苏联副总理。这些经历使他深刻理解苏联及后来俄罗斯领导人的思维方式，洞悉他们的世界观，并坚持认为“阿塞拜疆只有包含卡拉巴赫地区才能实现完整”的立场。这种长期的集中决策结构与政策连续性，使阿塞拜疆决策层能够对外部安全供给能力的变化形成稳定预期，并在风险评估中维持对不同安全选项进行排序的治理能力。
俄乌冲突爆发后，区域安全格局的松动使传统依赖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调停地位与安全供给能力均出现明显下滑，客观上释放了地区国家重新配置安全依赖的战略自主空间。随着外部结构条件的改变，阿塞拜疆在军事改革、力量建设与安全合作方向上将土耳其列为优先合作对象。
第一，作战体系的重组使军事结构逐步摆脱传统模式的局限。在独立后的较长时期内，阿塞拜疆军事体系延续了苏联式的力量组织与作战理念，强调火力集中与重装突击。然而，在地形复杂且战线碎片化的南高加索地区，这一模式明显适应性不足。在作战理念与技术导向均需要更新的背景下，土耳其在无人机平台、侦察打击一体化作战以及信息化指挥体系方面的经验，为阿塞拜疆提供了与其既有安全结构相契合且有助于提升战略自主的路径。土耳其方面宣称将支持阿塞拜疆“选择其期望的解决方案”。随着这些技术与理念逐步嵌入军事训练与指挥结构，阿塞拜疆的作战体系开始系统性重组。
第二，装备结构的多元化降低了军事体系对俄式供应链的依赖。长期以来，阿塞拜疆主要装备来源于俄制，这限制了其军事体系的扩展能力，同时在地区权力变化背景下存在不确定性。随着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面临资源与生产能力的双重压力，其军工体系的可靠性受到挑战，供应链稳定性明显下降。在此背景下，阿塞拜疆加速调整装备来源结构，引入土耳其的无人机制导炸弹，并扩大与以色列在电子战、侦察和反导系统方面的合作，从而降低了军事体系对单一外部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在2020年纳卡战争中，阿塞拜疆军队大规模部署携带土耳其MAM系列精确制导炸弹的“旗手”无人机，对亚美尼亚的阵地实施精确打击，阿塞拜疆军队摧毁的亚美尼亚防御工事中有75%是通过无人机完成的。如果没有“旗手”无人机，纳卡地区可能至今仍处于亚美尼亚控制之下。
第三，制度化安全合作的深化使阿塞拜疆具备持续升级的能力基础。在军事改革的同时，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安全合作逐渐上升至制度层面。《舒沙宣言》的签署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政治授权，使其合作范围从战术援助延伸至战略规划、联合训练、军官教育与军事标准体系的对接。这种国防合作被土耳其安全专家称为“两个国家，一支军队”。阿塞拜疆可倚仗土耳其增强军事实力，而土耳其则视阿塞拜疆为进入南高加索和中亚不可或缺的门户。
由此可见，安全领域的战略实践体现了内部过滤机制对外部条件的重组作用，其核心结果是实现了安全领域战略自主的制度化重构。阿塞拜疆在安全结构中逐步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使国家具备更加稳固的安全基础和对外行动能力，从而在区域安全格局中的行动空间显著扩大。
(二)能源维度：从通道互补到制度化的西向布局
阿塞拜疆的战略自主，深植于其作为国力基础的能源体系以及出口通道的稳定性之上。1999年设立的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基金将资源收益以制度化的方式转化为国家安全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截至2024年12月31日，基金规模已达600多亿美元。这些举措在制度层面强化了阿塞拜疆能源收入的可预期性，使其在通道多元化和出口方向可控化方面具备了更强的战略自主缓冲能力。
由土耳其主导或参与的西向通道为其能源外运提供了可持续的制度框架，也使阿塞拜疆从区域能源网络供应末端转变为关键节点。阿塞拜疆经济高度依赖油气出口，而油气外运能力又以跨境管道和多式联运网络的安全与稳定为前提。凭借欧亚枢纽地位以及长期推进的跨安纳托利亚能源与交通项目，土耳其为阿塞拜疆提供了绕开传统通道、直接连接欧洲市场的现实方案。随着西向通道的建成与运行，阿塞拜疆的能源出口与对土耳其的通道依赖逐步制度化，通道互补关系由单一项目合作转变为中长期结构安排，从而在国家发展规划中不断强化以土耳其为枢纽的对外布局。这种由资源禀赋与地理区位共同塑造的“通道逻辑”,在体系压力发生重组时，推动决策层在空间想象和政策设计上自然地优先沿土耳其方向延伸。
阿塞拜疆能源出口在早期主要依赖于继承自苏联时期的北向运输体系，市场进入和定价机制受到较多外部约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塞拜疆石油年产量曾高达2350万吨，占全苏联产量的70%以上。随着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和跨安纳托利亚—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系统的建成，阿塞拜疆能源出口首次实现与欧洲市场的直接对接，出口方向由高度依附既有运输网络逐步转变为由多方制度安排所支撑的稳定外运结构。2024年，阿塞拜疆天然气出口量增长5.8%,达到252亿立方米，其中出口到欧洲的比例占一半。2024年，阿塞拜疆向土耳其出口114.78亿立方米天然气，较2023年增长11.9%。
总体而言，能源领域的西向通道运行与制度嵌入，使阿塞拜疆在出口方向、通道安全与收入预期等关键方面获得了可持续的战略自主基础，并为其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区域秩序重构提供了物质与制度支撑。
(三)认同与外交维度：突厥认同制度化与对土关系的稳定化
从历史上看，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社会文化联系具有长期积淀。自中世纪以来，突厥语族在里海—高加索—安纳托利亚区域的迁徙与政权更替，使现今阿塞拜疆地区逐步被纳入突厥语系的语言与社会结构之中，此后多个跨区域政权延续了相关语言与习俗在精英层面的存在。近代以来，尽管帝国边界与国家建构不断重塑政治空间，但相关历史记忆并未完全消解，而是以语言、文化象征与政治叙事的形式被保留并在特定时期被重新激活。1918年前后奥斯曼帝国势力进入巴库并参与地区政治进程的经历，长期作为历史事件被纳入阿塞拜疆的公共记忆，并在当代土阿关系中以象征性方式被提及。2025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纪念阿塞拜疆城市解放中表示：“纪念高加索伊斯兰军司令努里·基利吉尔帕夏和我们所有的英雄，并向兄弟般的阿塞拜疆人民致以问候。”他再次强调这一历史联系，体现了该类记忆在双边政治话语中的延续性与象征意义。
社会认同与国家叙事为战略偏好的持续性提供了正当性支撑与动员资源。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将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兄弟情谊以“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口号提出。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也曾表示：“阿塞拜疆的喜乐即我们的喜乐，阿塞拜疆的悲痛即我们的悲痛。”阿塞拜疆在国家建构与对外关系重塑过程中，将与土耳其的关系逐步构建为一种低政治阻力、可持续的人文与外交合作模式。这一取向并非单纯源于短期安全或经济考量，而是在教育、人文交流与官方话语层面持续嵌入国家治理结构之中，从而成为影响外交排序的重要社会条件。
在制度层面，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教育、文化、媒体及军事等领域建立起系统化合作机制。1994年起，双方签署多项文化艺术与教育合作协议，使土耳其的教育资源与文化项目以正式渠道进入阿塞拜疆社会；至1996年前后，土耳其通过文化中心、语言学校与交流项目等形式，持续推动与阿塞拜疆人文交流的常态化运作。这类合作使双边关系在公众层面具有较高的可接受度，并为后续在安全与能源领域的合作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这种战略文化会影响短期的外交政策决策和长期的战略规划。2020年纳卡战争爆发后，土耳其外交部第一时间发表书面声明，严厉谴责亚美尼亚，并明确表示支持阿塞拜疆的立场：“阿塞拜疆必将行使自卫权保护其人民和领土完整。土耳其将坚定不移全力支持阿塞拜疆。无论阿塞拜疆选择何种立场，我们都将坚定支持。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也应声援正义一方。”这种迅速且明确的政治立场强化了土耳其作为“可预期支持者”的形象。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在2020年10月3日致埃尔多安的感谢信中亦强调：“我谨代表我自己和阿塞拜疆人民，感谢您和兄弟的土耳其人民提供的支持。”这一叙事并非短期动员，而是通过官方传播渠道被持续强化，使战争记忆与双边关系产生长期绑定。在2020年12月的胜利阅兵上，他盛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纳卡战争爆发之初便给予的“公开、明确且强硬”的政治与道义支持，并称这种支持体现了双方“团结与兄弟情谊”。次年，在土耳其国庆日的贺电中，阿利耶夫再次表达感激，指出土耳其的“决定性支持”不仅发挥了关键作用，更向世界彰显了两国牢不可破的团结。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始终被描绘成对阿塞拜疆国家地位的严重威胁，以及危及阿塞拜疆民族和精神价值观的政治力量。
总之，在新古典现实主义框架下，上述因素共同构成阿塞拜疆的单元过滤机制，使土耳其在多种外部选项中持续被排为优先合作对象，并为阿塞拜疆战略自主的生成与维持提供了关键支撑。
四、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重构：阿塞拜疆实践的结构外溢效应
阿塞拜疆围绕国家安全、对外伙伴关系与地缘经济通道所展开的战略实践的外溢，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力量结构、安全治理模式与经济通道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塞拜疆成为推动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由“单中心依附型结构”向“多节点、可选择的区域秩序”转变的重要变量。
(一)力量结构的再配置：从“俄中心”到“多节点分布”
南高加索长期处于以俄罗斯为中心、其他国家围绕其进行战略调整的“单中心格局”,但这一格局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迅速松动。
首先，从安全能力与威慑结构的角度看，地区内围绕“谁能真正行使武装力量、承担安全后果”出现重要变化。一方面，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权威与能力下滑，使其不再能够以较低成本维持以往的安全格局；另一方面，随着军事体系去俄化的推进、作战理念与装备结构的调整以及战争经验的累积，阿塞拜疆在常规军事实力、战场感知与远程打击等方面的能力逐步提升。这使其在区域安全结构中的位置由高度依赖外部安全供给，转向在本地区拥有更大自主行动空间。
其次，以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合作为基础的安全与政治轴线，使南高加索的权力来源不再高度集中于单一方向。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合作形成了“以阿塞拜疆为前端、以土耳其为后盾”的稳定互动力量节点，与传统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结构形成并存与竞争的态势。这使得该地区国家在评估安全风险与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再只有“俄罗斯或非俄罗斯”这一单一参照系，而是在至少两个力量之间权衡。
第三，其他地区行为体在新格局中的相对位置也随之发生调整。格鲁吉亚在能源通道与交通网络中与阿塞拜疆、土耳其形成紧密联系。尽管自身军事实力有限，却因通道枢纽功能而获得重要的结构性地位，在区域互动中的议价能力有所上升。亚美尼亚则在俄罗斯保护力减弱、对西方接触仍有限、与阿塞拜疆关系紧张的多重压力下，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安全与通道双重依赖结构遭到削弱。这种差异化演变，使南高加索内部形成多层次、非对称的力量分布结构。
(二)区域安全治理模式的重构：从“冻结冲突秩序”向“多方能力约束体系”转变
南高加索的安全治理长期围绕俄主导的维持冲突可控但难以突破的“冻结式稳定”的调停框架展开。然而，在阿塞拜疆军事能力提升、与土耳其构建制度化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多个外部调停平台并行出现的背景下，地区安全治理逐渐由单一调停主导，转向多方能力互动的结构。
首先，阿塞拜疆军事力量在区域范围内的增强，促使其从安全治理中的被动受约束者，转变为具备更强能力投射与局势塑造能力的一方。阿塞拜疆具备在该地区独立开展军事行动并维持边境稳定的能力，这使其在冲突态势中的角色得到根本性提升。同时，在实际控制线调整、停火监督与边界治理等议题上的话语权和操作空间相应上升。这一变化表明，区域国家自身的能力开始成为影响冲突走向的重要变量。
其次，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安全协作形成稳定机制，使南高加索的威慑结构出现平行支点。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争端中，阿塞拜疆借助自身军力以及土耳其的支持，在俄罗斯调停范围之外界定自身行动边界并拓展谈判空间。此种能力促使其在冲突治理中的角色由被动接受者向议程影响者转变。由此，冲突的升级与缓和不再完全取决于单一调停者，而是受多方能力互动的共同约束。
第三，阿塞拜疆也积极参与欧盟牵头举行的亚阿会谈，参与在美国华盛顿的和平协议草签，形成与俄罗斯调停机制并行甚至竞争的局面。阿塞拜疆围绕不同议题采用差异化的平台策略：在边界划定、技术性安排等问题上，保留与俄方的沟通渠道；在长远和平协议、通道开放、经济互联等议题上，则加强在欧盟和美国提供的框架内参与谈判。这种做法使阿塞拜疆不再单一依赖某一调停者的议程安排，而是通过多平台参与来分散外部约束、提高制度选择的可替代性，从而提升其在和平进程中的战略自主。
在这一新格局中，阿塞拜疆成为安全治理结构变化的重要参与者。它不再依赖外部力量提供全面安全保障，而是在区域层面通过军事改革、伙伴关系制度化以及外交多向嵌入，成为影响南高加索安全秩序的重要节点。
(三)区域经济与通道秩序的重塑：从“俄中心供应链”向“西向制度网络”转型
在南高加索的地缘经济版图中，区域贸易与能源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俄罗斯主导的基础设施体系。随着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逐步投入运行，阿塞拜疆在西向通道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不断上升，对地区经济秩序产生系统性影响。
第一，阿塞拜疆积极拓展与欧盟的能源合作。这一变化在南高加索引发两项深远影响。一方面，能源外运方向不再受制于俄中心管道体系。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走廊与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的全面运转重塑了能源流向，使阿塞拜疆—土耳其—欧洲成为新的经济轴线。能源流向的重心南移，使传统北向的经济依附链条弱化，俄罗斯在区域能源网络中的结构性控制力下降。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关系围绕西向通道重新排列。阿塞拜疆出口结构的调整与通道容量的提升，使格鲁吉亚成为最明显的受益国。格鲁吉亚依托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和油气管道，在区域运输结构中获得不可替代的过境地位，强化其交通通道型经济，也提高其对欧亚贸易流的政策影响力。
第二，阿塞拜疆积极参与中间走廊与跨安纳托利亚运输体系。传统地缘政治逻辑将南高加索视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其经济角色亦相应呈现边缘化特征。然而，“中间走廊”与跨安纳托利亚运输体系的实质性推进，重新定义了该地区的经济位置。巴库港经过持续的现代化改造，其集装箱处理能力和总吞吐量实现了质的提升。仅在2024年，该港就处理了76775个标准箱，较2023年增长了73%。这一增长体现了巴库港集装箱处理能力和效率的不断提高，使其成为连接欧亚的“中间走廊”上的关键枢纽。
随着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在这些方面形成协调机制，区域通道体系获得制度稳定性，并具备外向扩展的能力。此外，在传统北向体系中，通道安全与运输能力高度易受俄政策变化影响。阿塞拜疆参与的西向通道因途经多国且获欧盟能源需求支持，其运行更具可预测性。这不仅降低了区域经济的结构性风险，而且在外部环境波动中提高了阿塞拜疆对通道与收益的可控性，强化了其经济层面的战略自主。因此，南高加索区域经济秩序的重心逐步由资源禀赋转向通道与制度网络，阿塞拜疆因其能源与通道的双重嵌入而获得显著的结构性优势。
总体来看，阿塞拜疆围绕区域力量结构、区域安全治理模式与区域能源通道体系展开的战略实践，通过不同层面的外溢效应，持续重塑南高加索的区域结构，使区域秩序呈现出多节点化、制度化与可选择性增强等特征。
五、结语
冷战后南高加索地区秩序的演变表明，地区格局从来不是外部力量单向塑造的结果，而是在体系压力变动与地区国家能动回应的互动中不断重组。俄乌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导致原有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地区安全与政治结构明显松动，也为南高加索秩序重构释放出新的空间。可以讲，南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阿塞拜疆无疑是最大赢家。在这一结构松动过程中，阿塞拜疆凭借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把握和对内部资源的有效整合，显著提升了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并由此重塑了其在地区秩序中的位置。本文认为，阿塞拜疆战略自主的生成，并非体系结构松动的自然结果，而是外部压力经由内部过滤机制转化后的政治产物。俄罗斯影响力收缩、土耳其介入加深、欧盟能源需求上升以及美国调停回归，共同构成了阿塞拜疆可资利用的结构性窗口；而国家治理能力、资源禀赋与身份认同的结合，则使其得以在多种外部选项中持续聚焦于更有利的合作路径，并在安全、能源与外交层面形成相互支撑的战略实践。
更重要的是，阿塞拜疆的战略实践并未止于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而是通过持续累积的外溢效应反向作用于地区结构本身。其在安全合作、能源外运、通道布局和多平台外交上的同步推进，推动南高加索秩序由原来相对单一的中心结构，转向多节点、多通道与多元调停并存的新形态。由此可见，交汇地区国家并非只能被动承受大国竞争的后果，也可能在结构裂变的窗口期，通过内部过滤、战略聚焦与持续实践，成为地区秩序重构的重要塑造者。（作者：冯玉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俊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