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眼联盟”介入台海的行为模式与逻辑透视》

内容提要：“五眼联盟”近年来在台海问题上的频繁介入，不仅折射出其“扩盟遏华”的野心，也显示其对华战略正由“离岸制华”逐步向“迫近遏阻”转型。在演变路径上，其介入台海呈现出“借台探华”、“以台遏华”、“涉台围华”的递进特征。在运作机制上，通过强化对台关键节点的掌控、实施“灰色渗透”以及构建涉台互嵌网络，逐步升级对台海的干预体系，加剧了台海安全外溢风险。在介入动机上，借助对台湾问题安全化、政治化与联盟化过程，推动对华威胁认知塑造、涉台议题绑定和整体性介入。总体而言，“五眼联盟”介入台海既是其战略前移与权力扩张的逻辑体现，也是遏制中国大陆的内在动机再现。面对其日益凸显的前沿威慑与“灰色介入”，需通过外部强化应对能力与内部分化“五眼联盟”的双重策略，掌握台海局势的主动权与主导权。

“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 FVEY）最早可追溯至二战期间英美之间的安全合作网络。1946年，两国签署关于协调多边通信的英美协定（UKUSA），以应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该协议后来扩展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在关键安全领域密切合作，逐渐演变成如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安全联盟。作为西方“第一岛链”的地理与战略核心，台湾被“五眼联盟”视为对华战略前哨。近年来，“五眼联盟”通过对台海整体性介入与联盟框架下的多元接触战略交替布局，不断加大对台海的干涉力度，以此在对华行动上占得先机。鉴于当前学术界鲜有从台海视角对“五眼联盟”进行系统性研究，加之台海安全事关国家主权与地区稳定，对此有必要对“五眼联盟”介入台海的动向与动机进行全面掌握，以维护我国在周边复杂局势中的国家主权与安全。

一、“五眼联盟”介入台海的三重演进

作为一个安全联盟，“五眼联盟”通过在成员国间共享关键情报信息，为成员国的共同安全战略目标服务。随着全球安全形势的演变与发展，国家安全战略也因地缘政治演化而改变，由此导致“五眼联盟”的组织目标以及行为模式发生相应转变。总的来看，受不同时代的地缘政治影响，“五眼联盟”介入台海的行为发生了从“借台探华”到“以台遏华”，最后全面“涉台围华”的渐进转变。

（一）“借台探华”：意识形态对抗下的情报窥探

冷战期间，“五眼联盟”以美苏意识形态对立为基调，以地缘战略竞争为抓手，不断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打压与遏制。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抗美援朝的战略部署，使“五眼联盟”将其视为亚洲范围内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对手，该联盟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而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及“蒋介石政府”对西方的依赖，使台湾变相成为“五眼联盟”窥探中国大陆的最佳战略节点。但从地缘位置和成员能力来看，此时“五眼联盟”成员国都缺乏能够直接对中国大陆进行有效情报侦测的手段。由于“五眼联盟”各成员国分别负责不同区域的信息收集，而针对中国大陆的安全监测主要由成员国美国负责，并由其协调推动该组织的整体运作。这一时期，“五眼联盟”介入台海主要表现为美国安全机构通过与“蒋介石政府”的暗地勾连，借助台湾地缘优势不断探取有关中国大陆的新近行动和战略部署，进而为遏制亚洲社会主义阵营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在具体行动中，台湾当局在“五眼联盟”的直接或间接技术支持下，展开对中国大陆的高低空交错侦察。1963年，台湾当局成立“黑猫中队”（台“空军司令部情报署”下辖第35中队）执行所谓的“快刀计划”，使用美制U-2侦察机非法进入中国大陆，实施高空侦察任务达200余次，遍及大陆30多个省份。此外，为加强对大陆的认知作战和电子侦察，自1958年始，台湾当局成立“黑蝙蝠中队”以实施所谓的“猎狐计划”[]，对中国大陆实施超低空侦察。二者是由“五眼联盟”直接提供侦察设备和后勤支援，台湾当局派飞行员赴美国接受专业训练，再从台湾基地出发对中国大陆进行情报探察，并由美国截取其中关键信息以达成战略目的。冷战中后期，随着中苏交恶以及中美关系缓和，“五眼联盟”逐渐减少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援助，但依然保留了如阳明山“梅园”等监听站，用于对中国大陆的信息搜集。

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实际上处于“五眼联盟”结构体系中的最底层，更多时候扮演了情报“搬运工”的角色，而非信息掌握者和分享者，很难真正平衡与“五眼联盟”之间的关系，最终只能成为“五眼联盟”名副其实的“情报附庸”（Intelligence appendage）。

（二）“以台遏华”：明暗交织互动下的各取所需

冷战后全球权力格局发生结构性转变，苏联解体以及新的安全威胁出现，使得“五眼联盟”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安全战略发生变化，其任务目标也从单一的军事安全向政治、经济、话语多元发展，“五眼联盟”与台湾当局的安全合作关系由“情报雇佣”向“相互索取”转变。伴随中国大陆快速发展并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五眼联盟”需要与之合作应对如恐怖主义等新型安全威胁，各成员国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联系不断加深。而在印太地区秩序维护、安全治理等问题上的认知分歧，以及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发展，又使得“五眼联盟”将其视为新的威胁。这一时期“五眼联盟”采取两面手法，以外交、立法等为掩护介入台海，暗地里强化与台湾当局的安全实践与互动，将其塑造为“五眼联盟”威慑中国大陆的“战略杠杆”（Strategic leverage）。

一方面，“五眼联盟”与台湾当局通过人员“互访”、机构内部改革等强化互动。早在2005年，陈水扁当局邀请情报界资深情报官罗伯特·苏廷格（Robert L. Suettinger）秘密“访台”，以协助台湾完善所谓的“安全情报体系的决策程序”，通过建构安全合作机制来秘密训练台湾情报人员，增强对中国大陆的人工情报能力。英国亦牵头欧洲议会成立“马可波罗俱乐部”（Marco Polo Club），该组织在英国主导下妄图充当与台湾当局的安全联络平台。2022年，台湾防务部门“军事情报局”负责人杨静瑟受邀参加“美台双边军事会议”，其间他还受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交流，实际是为后期“五眼联盟”与台湾的即时信息共享打前站。为进一步强化对台情报互动，2024年9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局长、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法登（Richard Fadden）率领安全与国防部门官员“窜台”，声称要加强与台湾的情报与网络安全合作。同年11月，加拿大以深化与台湾在网络安全的合作为名派遣了一名“网络专员”，称此举是为“共同应对中国大陆在电脑黑客与虚假资讯方面的威胁”。同时，台湾当局亦通过制定“台湾地区情报工作法”，将台湾安全部门、防务部门“军事情报局、电讯发展室、军事安全总队”等统筹到其安全机构中来，进一步强化台湾安全机构的自主性，以实现与“五眼联盟”的全面、无障碍信息对接。

另一方面，“五眼联盟”通过在台海周边开展军事演习、军舰游弋等实际行动强化对台介入能力。“五眼联盟”成员国均为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重要海洋国家，致力于在海上推进安全与军事合作，打造海洋安全联盟，塑造全球海上情报网络。“黄岩岛事件”和“南海仲裁案”期间，为体现对盟友菲律宾的支持和展示对台海的实际影响力，“五眼联盟”成员国一同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海上军演，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台情报支持，提升所谓的“应对台海、南海不测态势”的预警能力。同时，“五眼联盟”打着维护“航行自由”的幌子，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还曾与台湾当局制定“日辉计划”，其成员国军舰不定期进入台湾海峡，通过此管道向台湾当局通报，借以对中国大陆实施战略威慑。2026年以来，“五眼联盟”成员国军舰、军机频繁穿越、抵近台湾海峡和台海周边，加大对台海介入力度。2026年2月成员国澳大利亚穿越台湾海峡，并称是为彰显在“印太地区常规存在部署”。2026年4月，新西兰派出P-8A反潜巡逻机频繁在东海海域进行抵近侦察，试图通过干扰民航航路来诱导地面雷达系统频繁开机和调整频率，进而截获中国大陆防空系统电子特征数据。此举被国际媒体解读为“五眼联盟”在台海周边安全行动上从试探性介入转向前沿直接干涉。

（三）“涉台围华”：多元行为模式下的无缝对接

伴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五眼联盟”的安全威胁感知也越来越强，频繁窥探中国最新的军事与战略动向，实施超前部署以取得相对行动优势。2017年，成员国在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安全威胁这一问题上首次达成共识，这意味着“五眼联盟”开始以整体性介入的方式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这一时期，“五眼联盟”对台海的介入与过去相比更加公开、直接，在行为方式上全面介入台海，与台湾当局在诸多安全互动上形成对接态势，企图全方位地利用台海议题对中国大陆制造麻烦。

在情报对接过程中，与以往“分工获取信息－集中分析共享”模式所不同，“五眼联盟”采取了“集中式一体化”的信息搜集、整理、共享、反馈流程，强化了介入台海的整体性与主动性。其通过完备的结构体系将台湾纳入了“五眼联盟”的安全网络之中，确保所获取信息的可靠性与时效性，同时利用成员国的地缘毗邻性，对台海进行实时监控。台情报部门近年来大幅更新了电子设备，也为通过保密系统对接“五眼联盟”的即时性情报做准备。2023年4月，台湾地区安全部门负责人蔡明彦在答询台立法机构时证实，台湾当局目前正与“五眼联盟”寻求建立“实际且即时性的情报交流”，与“五眼联盟”合作接轨建立网络即时通信与联络机制。

在信息共享环节中，“五眼联盟”开始激活支点网络来进一步强化对华全面围堵。在台湾地区、印度、韩国、日本等中国大陆周边地区建立支点网络，建立以其为结构中枢的分布式多终端区域情报网，实现对中国大陆的全面围堵。周边相关国家和地区可借助“五眼联盟”这一枢纽，实现相互之间的情报信息共享。在2025年5月印巴冲突中，台湾当局正是通过“五眼联盟”的信息共享模式，来寻求与印度分享掉落在旁遮普地区的PL-15超视距对空导弹的数据信息，试图从PL-15残骸中获取增强其开发对抗措施和改进自身空对空导弹能力的方法。台湾当局十分渴望了解这一武器的性能和弱点，因为该导弹系统目前正被整合运用到中国大陆东部战区的歼-20战机上，对台湾地区的防空系统构成了直接威慑。2026年4月，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UK）联合“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以及瑞典等10国发布“防范与中国有关联的受感染设备隐蔽网络”的预警，称中国利用“隐蔽网络”和黑客对他国进行技术攻击，对中国大陆实施“网络污名化”，实际上借此建立起了一个以“五眼联盟”为核心决策，瑞典、荷兰等欧洲国家为技术协同，日本进行区域联动的三维遏华机制，实现由核心向外围的遏华全面覆盖。

二、多维特征下“五眼联盟”对台海的介入

伴随着台海问题日益“国际化”和“安全化”，以及“五眼联盟”对华威胁感知度升高，其介入台海的方式逐渐多样、程度不断加深。加之民进党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亲西方疏大陆”的政策，变相为“五眼联盟”介入台海创造了空间。总的来看，现如今“五眼联盟”正通过构筑台海关键情报节点、渗透台海“灰色地带”以及打造涉台互嵌联盟网络等多重手段，实现全面遏华的战略目标。

（一）构筑台海关键情报节点

作为冷战时期产物，“五眼联盟”有着强大的监听能力，一个显著优势就是成员国共同运行的“梯队网络”（Echelon network）。“梯队网络”通过一系列遍布全球的拦截站来捕获其所需的通信数据，从而增强“五眼联盟”处理信号情报（SIGINT）的能力。而“梯队网络”的组成部分也包括“五眼联盟”外围成员，如韩国、日本等作为关键拦截点用于针对朝鲜与中国的信号情报。台湾地区临近大陆沿海省份，在情报获取与拦截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地缘优势，可以实时侦听并收集来自大陆的信息数据，也能辐射监控台海周边的空中、水面和水下通信。2024年2月，成员国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表示已向台湾提供Link-16通信系统，并计划将其升级为北约的Link-22，该系统可连接海、空、地全域战术数据系统，并直接将来自台湾地区的战术信息实时接入军方，具有即时数据传输、抗干扰性强、通讯范围广等优势，进一步提升了台湾作为“五眼联盟”布局台海关键战略节点的作用。2025年底，DSCA将其纳入了战术任务网络中（Tactical Mission Network），再次对数据链进行了整合升级。该系统的运用也意味着将台湾完全纳入了“五眼联盟”的“梯队网络”布局中，为其全面掌握台海的信号情报解决了技术障碍，将会大幅提升其对中国大陆信号情报的围堵能力。

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五眼联盟”就着手在台湾地区建立“联合情报、监视与侦查体系”，通过将地海空多重侦查手段和多种情报来源相结合，力图掌握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动态。这一方式表现为“五眼联盟”提供系统设备，对数据链终端进行实际控制并掌握信息的处理与分配。台湾当局情报部门也正运用这套体系与设备针对解放军搜集情报，在“五眼联盟”内部进行了共享。如今这一情况变本加厉，由于“五眼联盟”对台湾情报体系的实际控制，台湾当局获取到的军事数据必须首先上传并进入“五眼联盟”的情报处理流程中，被动地与成员国进行情报分享。2022年解放军环台军演期间，台湾当局曾运用这套系统侦测、预警台海周边情势，为“五眼联盟”提供军事情报，使得“五眼联盟”增强了在水下、水面和空中军事活动中对中国大陆的威胁感知度。综合各种信息来看，台海这一关键战略节点已经被建立起来，并成熟地运用到了“五眼联盟”的“梯队网络”中。

（二）强化对台“灰色地带”渗透

在不断加大对台海地区渗透的同时，“五眼联盟”还通过非军事、非冲突的“灰色地带”领域入手，借助智库杜撰和所谓官方平台，炮制涉台、涉华虚假信息，塑造非对称威慑。在政治上支持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在行动上强化塑造“台独”力量，利用台湾问题挑战中国大陆的战略底线，扰乱台海安全，牵制大陆的战略选择与行动力，在不进行全面热战的前提下利用台海对中国大陆实施“灰色围堵”战略。

一方面，“五眼联盟”与民进党当局通过制造虚假信息，对台海事务横加干涉，破坏两岸关系，扶持“台独”势力。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夕，突然在澳大利亚爆出“王立强事件”，这位被视为“五眼联盟”一手炮制的对华虚假信息战。为扶持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在下一个四年继续施行“台独”路线，“五眼联盟”授意王立强编造和公布大陆干预台湾地区选举的虚假信息，以此打击蔡英文的竞争对手韩国瑜。蔡英文当局借题发挥，随即指示时任台湾安全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派人赴澳大利亚进行调查，趁机通过“五眼联盟”情报交换网络获取了关于王立强对韩国瑜等人进行政治金援的报告，以进一步打击和污蔑竞选对手韩国瑜。“五眼联盟”主要成员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公开对此事件表态并站队台湾当局。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局长迈克·伯吉斯（Mike Burgess）声称要“严肃对待有关中国政府向澳大利亚派遣特工并干涉台湾政治选举活动的指控”。美国随即附和，影射王立强作为中国大陆的外围情报人员，对台湾和澳大利亚进行了虚假信息传播和误导。其故意制造虚假信息来混淆舆论，利用其占有国际主流媒体的资源，通过舆论手段给中国大陆编造“莫须有”的罪名，扰乱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通过帮助民进党连任来实现“以台遏华”的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五眼联盟”通过一系列低烈度、高敏感的行动，实现其“以台制华”的战略目的。时任英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霍肯赫尔（James Hockenhull）就表示，“任何有关台湾的冲突都会对全球产生影响”，鉴于俄乌冲突的经验，未来英国需联手“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采取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和其他尖端技术在内的非常规工具来遏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入侵”。兼具加拿大安全情报分析师与美国“全球台湾研究中心”（GTI）研究员双重身份的寇谧将（Jean-Michel Cole）也主张台湾安全机构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充分借助自身在“识别、追踪和打击中国大陆主导的各种‘灰色地带’行动的丰富经验”，强化与包括“五眼联盟”在内的西方情报机构合作，分享其针对中国大陆的反情报实践和知识。此外，低成本、不对称和游击战术也被视为对台“灰色行动”的手段。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推出对台“地狱景观”战略，旨在通过一系列非常规战术和低成本代价，增大对华博弈的战略杠杆。2026年，该中心发布的“Hellscape for Taiwan  Rethinking Asymmetric Defense”研究报告中提到，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武器系统运用被视为“低成本对抗中国大陆军事优势的非对称途径”。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CMPR）中，也专门使用一个章节来设想中国大陆将如何对台实施“灰色介入”，认为“电子战、网络攻击、信息作战、政治及心理战”等“灰色手段”将作为中国大陆强化对台海孤立和封锁的常用战术，“突破或绕开台湾岛的海岸防御阵地，削弱台湾的防御能力，进一步摧毁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众的抵抗意志”。主张未来美国需借助国际安全联盟体系支持台湾发展“具有成本效益的非对称战争的能力，重点领域包括进攻和防御信息与电子战、无人机系统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实施对华的“反灰色介入”。

（三）打造涉台互嵌联盟网络

“五眼联盟”成员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以及其作为情报组织的定位，使其在利用台海遏制中国的功能上存在局限性。为了实现全方位“以台遏华”的战略目标，“五眼联盟”正通过协调其他安全机制的共同介入台海，将多个领域的联盟体系互嵌，强化对华遏制力度。

首先，“五眼联盟”利用内部成员与其他联盟的关系，建构出多元主体互嵌互构的涉台联盟体系，通过紧密合作来完成情报系统的整合，建立复杂的跨国安全网络体系，旨在强化对地理位置的战略利用以及提升不同联盟之间的行动兼容性。“五眼联盟”主要寻求与“奥库斯”（AUKUS）联盟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以及北约（NATO）的功能协调。AUKUS强调国防技术联盟，其行为表现之一便是以联盟的形式介入台海以遏制中国大陆。鉴于两个联盟目标协同与结构性质的趋同性，有学者直接指出AUKUS实际上就是“五眼联盟”的“盟中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任负责人哈利·哈里斯（Harry Harris）就曾断言：“AUKUS这一旨在帮助成员国建造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共享协议将有助于在台海局势中遏制中国”。这恰好与“五眼联盟”形成互补，通过情报与行动的互动促成了二者功能协调与目标任务的达成。QUAD寻求通过海上军演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合作，来强化成员国的共同立场与责任。此外，2022年QUAD建立的“印太海域意识伙伴关系”（IPMDA）计划，通过“卫星、沿岸雷达以及数据分享来建立横跨印太地区的即时行动侦测系统”，强化对台海、南太平洋、东南亚等几大关键海域的监侦能力。“五眼联盟”则协助其在这些领域获取关键信息。这些组织构成了一个同目标、多层次、多手段的区域安全网络，协调并巩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伴随着北约“印太化”趋势不断加剧，“五眼联盟”亦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军事与情报互通，旨在加强跨大西洋与印太的安全纽带，在台海侧重于情报共享、网络防御领域，以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挑战”。此外，在台海问题上，北约变相将“五眼联盟”视为其集体防御的保护对象。《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明确了未来直接军事介入台海的依据，若台海冲突蔓延至“第三岛链”及以外区域，即视为触发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北约国家将集体军事介入和反击。这里的“第三岛链”及以外实际上涵盖了“五眼联盟”所有成员国。而“五眼联盟”中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本身也是北约成员国，二者构建了一个在涉台顶级情报共享与军事安全层面高度互通的互嵌联盟体系。

其次，通过成员国与台湾当局的非正式关系，建构“五眼联盟—台湾”的“N+1”情报网络。2023年，加拿大议会“加中特别关系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关于中加关系的报告，明确提及加拿大正与“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修订现有对华政策，在台海议题中要加大安全投入，寻求将台湾纳入“五眼联盟”的行动框架中，构建“五眼联盟”+台湾的新安全伙伴关系。2024年12月，“五眼联盟”成员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英国分别召开澳新外长和防长联席会议（ANZMIN）、澳英外交和国防部长级磋商（AUKMIN），不仅重申了《澳新美同盟条约》和“奥库斯”协议的军事互助承诺，还公开声称反对中国大陆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而所谓的澳新、澳英防务磋商机制实际上就是在执行“五眼联盟”“涉台围华”的区域任务，目的在于将台湾打造为针对中国大陆多边情报网络中的新支点，这种互嵌互构的情报网络体系会产生双向影响。一方面，“五眼联盟”可通过台湾地区的地缘优势减少对台海的情报盲点，同时也验证了台湾当局的战略价值，为台湾当局营造一种虚假的联盟幻象，加剧了与大陆对抗的决心。另一方面，台湾当局的情报机构若接入由“五眼联盟”在印太地区与其他盟友建立的互嵌互构情报网络中，将大幅扩展和提升情报信息的接收与传播视域，由局限在各地区的一个点，扩展到更广泛印太地区的整个面。

三、“五眼联盟”干涉台海的动机与逻辑

“五眼联盟”对台海多维立体的介入，折射出其更深层次的行为动机，以威胁感知作为组织内聚力与行为逻辑，来主动介入台湾问题以获得针对中国大陆的“威胁意图”，从而激活联盟共识。在此基础上，将情报功能政治化，塑造“中国威胁”以影响国内政治议题。同时，台湾地区的地缘优势也为其补齐对华情报网络的最后一块拼图提供了条件。

（一）威胁建构：凝聚联盟共识的制衡逻辑

“五眼联盟”的形成深受冷战格局影响，其运行逻辑带有明显的对抗性特征。联盟内部安全合作与互信的根基并非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制度化协调基础上，而是基于对共同威胁的感知。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这种威胁感知逐渐转化为联盟的核心内聚力。然而，以威胁为导向的凝聚逻辑本身难以持续，即其存在的正当性必须以“假想敌”的存在为前提。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五眼联盟”一度没有了共同对手，其存续合理性与凝聚力面临严峻挑战。为了维持联盟运作并延续其战略功能，“五眼联盟”不得不在新时期寻找新的“敌人”并建构威胁感知，从而以外部对抗为动力维系内部团结。此一语境下，中国被逐渐塑造成继苏联之后的主要“威胁对象”，而台湾地区则因其特殊的地缘战略价值与趋同的价值认知，被赋予了契合“五眼联盟”战略诉求的显性角色。

台湾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敏感地位，使其成为“五眼联盟”塑造“中国威胁”的重要切口。中国的崛起带有和平发展属性，无论是意识形态差异、经济摩擦，还是地缘博弈，都不足以将其完全等同于冷战时期苏联的对手形象。于是，台湾问题因其高度敏感性与对中国国家认同的核心意义，成为“五眼联盟”放大威胁感知的最佳对象。基于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将行为体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和意图等因素作为构成威胁感知的关键要素，由此，当前两岸关系的紧张对峙，使“五眼联盟”有倾向性地解读中国大陆在意图上对台湾构成威胁。而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坚决反对外部干涉的立场，则被进一步塑造成“强硬意图”的证据。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沃尔特所提出的其他构成威胁感知的要素也日益凸显，从而推动“五眼联盟”在认知上将中国大陆视为影响台海与印太安全的“主要威胁”，最终在组织内建构出一个“威胁”台海乃至整个印太地区安全的中国大陆形象，这一过程变相激活了“五眼联盟”的组织内聚力和战略合理性。

与此同时，台湾内部政治力量的作用亦不可忽视。民进党当局在“台独”问题上的挑衅性操作，事实上为“五眼联盟”的威胁建构提供了外部配合。虽然“五眼联盟”在印太地区拥有广泛盟友网络，但在对华政策上并非完全一致，缺乏统一的前沿抗衡力量。有学者将这种结构特征称为“拼图式联盟”，其核心动力依赖于共同威胁认知的持续建构。然而，这种认知的形成不仅依赖于联盟内部的主动塑造，也需要外部的“配合”以强化其正当性。民进党当局在“台独”议题上的冒进行径，甘于充当外部势力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代理人，由此为“五眼联盟”的对华制衡战略提供了行动支点。因此，在制衡中国大陆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既是“五眼联盟”放大威胁感知的关键环节，也是其凝聚内部共识、维持联盟存在合理性的战略工具。

（二）议题外溢：“安全化”进程中的政治绑定

安全既指不受外界威胁的状态，又是一种遭受威胁时合理保护自身的能力。冷战后随着全球形势与国际格局的转变，出现了诸多新型安全挑战，使得安全的边界被不断模糊，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不断极化。这种借维护自身绝对安全之名肆意践踏他国主权安全的行为成为新时期霸权主义的新表现。当“五眼联盟”将台海作为建构中国大陆“威胁”的介入点时，针对台海的“安全化”行为便成了其对华政策的逻辑起点。“五眼联盟”通过不断操弄各领域的涉台安全议题，以“安全化”为名大肆对中国大陆实施战略压制，借印太战略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不断向台海辐射，同时将中国大陆塑造为印太地区不安全的来源，而其自身则化身为该地区的安全主体。在这样的政策语境下，“五眼联盟”得以不断加大对台海的“安全”投入，并与成员国国内政治议题相绑定，通过情报功能的政治化，不断将台海问题外溢。

情报功能政治化是指情报信息的获取服务于政治目的，从而造成情报的客观性存在一定偏差。“五眼联盟”的“先占型”机制和“趋同性”利益建构起了一个稳固的联盟体系，不仅能够高效获取有效信息，还能够实现情报垄断，造成区域信息结构失衡，并利用这一垄断优势在台海建立起“附着性”的地区安全体系，借助信息优势干扰中国大陆在台海的正常行动。其目的不仅是实施对华情报战，更是为了将涉华情报信息政治化，在网络安全、心理认知领域加大对台干涉力度和深度，制造虚假信息对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污名化”，并在台海议题上操控成员国国内外舆论风向，塑造威胁感知来实现在国内政治上的目标与追求。

伴随着台海这一地缘政治焦点逐渐“国际化”，“五眼联盟”不断强化对华的“安全化”认知，炒作对台安全议题。成员国一些政客开始在涉台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但根本不是出于所谓的地区安全考量，更多是为了在其国内政治中借题发挥、博取眼球，利用台海议题来巩固其政治身份与地位。在澳大利亚，其安全机构中的“鹰派”对国家政策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澳大利亚对台总体政策不断激进，其多个党派的后座议员长期组织所谓的“议员代表团”“窜台”，以此提升其政治地位与影响力。而英美国内两党“亲台”议员亦通过涉台决议案和媒体公开表态，展现对华强硬姿态以赚取政治资本。英国以下院辩论通过涉台动议与陈述的方式，不断把台湾问题纳入其议会议题中，形成跨党派的政治表态，进而影响其对外政策认知与行动。2025年8月底，美国共和党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客（Roger Wicker）等人“窜访”台湾，声称将在新的《国防授权法》中增加涉台条款，确保对台武器供应，并加强与印太盟友对台湾的军事支持，间接要挟特朗普勿以台湾安全为代价换取与中国大陆贸易谈判的有利地位，目的是确保其背后的军工利益集团在台的利益不受损害。此外，新西兰安全情报局也在其年度报告中无端指责中国在其本土进行情报活动，影射台海局势事关新西兰后院安全，认为一旦中国大陆控制台湾岛，新西兰将在太平洋直面中国大陆的武力威慑，实则是变相为民进党当局站台。以上行为关系不仅体现在直接的政策和战略层面，还表现为其通过议程设置在联盟内部塑造一个“敌对的中国”形象，这一策略塑造了成员国民众对中国较高的敌意感知。在这样的政治策略误导下，“五眼联盟”介入台海的行为不仅转变为成员国政客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也在相当程度上加深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三）补齐短板：地缘情报网络的能力整合

“五眼联盟”之所以要在印太地区与其他盟友互构新的涉台情报网络体系，归根结底是因为其针对中国的情报能力存在缺陷。一方面，“五眼联盟”成员地理位置距中国较远，情报获取技术和渠道都存在局限，长期缺乏直接对中国大陆和主要军事力量进行侦察的战略节点。另一方面，印太地区其他安全联盟虽有着地缘上的优势，但相比于“五眼联盟”的整体信息分析能力又有所欠缺。若将“五眼联盟”强大的情报功能与其他联盟的地缘优势相结合，形成嵌入式的网络结构，则可有效弥补这些缺陷。同时，“五眼联盟”对台海的介入，不仅拓宽了其他印太地区小多边联盟体系的介入空间，形成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安全体系，也使“五眼联盟”与其他区域多边安全机制在处理台湾问题时采取共同立场并形成协同效应，而多边网络亦有助于增强联盟的弹性与适应性，减轻成员在台海议题上的内部张力。

在当下的台海形势中，“五眼联盟”很难通过抵近侦察获得解放军的一手精确情报，而台湾当局的情报系统恰好能满足这一需求。“五眼联盟”通过技术援助等形式加大对台介入，总体上朝着“非对称战力”方向发展，试图提升台湾当局在情报获取和通信预警等方面的能力，如此便能有效利用台湾的地缘优势，在针对中国大陆的情报分析上发挥作用。如前文所述，民进党当局正主动与“五眼联盟”的安全系统形成对接，试图将其自身整合成为“五眼联盟”对抗中国大陆的第一线。在“台独”势力愈发猖獗，国际势力不断加强介入导致台海局势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解放军通过多次绕岛演习，强力震慑了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但力量的展示也会转化为情报的记录，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其记录了解放军每天绕岛飞行训练的轨迹，日积月累从中研析出解放军在台海的一些规律性行为，并将其作为重要的信息数据共享给“五眼联盟”。

而对台海的介入，也使得“五眼联盟”在语境安全上提高了对华渗透能力。台湾地区属于汉语文化圈，相较于“五眼联盟”这个纯英语文化圈而言，在处理有关中国大陆的情报时拥有巨大的语言和习惯优势，可以弥补因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信息偏差，变相提升了“五眼联盟”对中国大陆安全认知研判的准确性。台湾情报界人士甚至主张考虑由西方情报机构聘请台湾退休情报人员担任翻译，“协助打破中国大陆对西方社会和当地华人舆论控制，反制中国大陆的外宣”，塑造台湾的情报竞争优势，加强对中国大陆的全球性包围。他们认为，在台湾地区直接招募情工人员，无论从成本还是风险角度考虑，都比在中国大陆物色目标对象的要容易得多。“五眼联盟”内部对“中国威胁”的这一认知趋势亦在不断增强，加上其四个成员国都位于太平洋地区，在地理威胁的感知上极为强烈。因此，对“五眼联盟”来讲，对台海地区的战略投射是转移威胁的有效途径。若该联盟在台湾地区成功建立起情报据点，毫无疑问其对华信息的获取能力和范围将得到扩张。

四、展望与结论

“五眼联盟”在不同时期的对台行为映射了国际格局的结构性演变和各成员国的国家安全诉求。作为“五眼联盟”的主导国美国，其对台政策持续波动与印太战略的深度实践，为台海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但“五眼联盟”长期的安全合作带来的互惠互信、风险共担原则和组织的结构性规制，却也保证了其不会因为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风格上的非传统决策而受到重大影响。此一背景下，“五眼联盟”在印太地区频繁的情报与安全活动将逐渐成为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的一大变数。表面上看，这种跨国安全联盟会在军事预警、信息共享及舆论塑造等方面冲击台海稳定，但其实际效能受到结构性制约。一方面，“五眼联盟”内部存在固有的制度性脆弱性，表现为权力分布不均、依赖美国主导以及对区域事务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成员国在涉台政策目标、风险评估与战略优先级方面存在显著分歧，这直接削弱了其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一致性与战略凝聚力。在内外双重结构约束下，“五眼联盟”未来对台海的介入将呈现新的模式。

第一，强化对台前沿威慑与盟友风险分担的战略逻辑。2025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r Hegseth）主张美国不仅要在台海前沿实施“拒止威慑”，以军事部署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空间，同时也强调推动盟友增强军事存在来实现对台干预的阵营化和联盟化。同时，加强对台安全责任分担的联盟体系正在成为特朗普的对台安全战略支柱之一。未来不排除美国会采取“安全委托”模式，将“保卫”台海安全的责任分摊给其他几个盟友。此外，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台海周边国家也开始与“五眼联盟”在涉台安全和政治议题上开展情报互嵌与战略联动。在当前日本高市早苗内阁“再军事化”狂飙突进、自卫队驱逐舰台海滋事等一系列冒进操作下，未来以日本为台海冲突“急先锋”，“五眼联盟”、北约为情报与军事支援的台海介入模式或将形成。就在台海兵凶战危之际，2026年3月，北约30个成员国代表集体访日，议题直指台海安全，并称“要与日本从广泛政治对话转向关键战略与防务安全的具体合作”，将日本纳入“非北约盟友”框架中，提升北约在包括台海在内的广泛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无独有偶，2026年4月20日，美菲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在距台湾南部海岸线不足200公里的菲律宾巴丹群岛举行，除美菲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五眼联盟”成员国和日本、法国均派兵参演。不仅如此，日本首次参加这一军演就派出了1400余士兵和大量军舰、飞机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次军演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台海可能的冲突而展开。此举意在增大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成本和安全压力，又通过风险分担机制转嫁潜在安全风险，从而在降低美国自身战略消耗的同时，维持联盟体系对台海局势的主导性干预。

第二，涉台话语叙事塑造与安全化策略运用正成为“五眼联盟”介入台海的新模式。鉴于特朗普对待盟友“过河拆桥”的先例，“五眼联盟”内部在涉台议题主张上必将罅隙尽显。特朗普长期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方针，其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盟友强化责任分担的要求，打破了联盟内部原有的脆弱平衡。在制度层面，“五眼联盟”缺乏硬性约束机制，成员国在涉台立场与行动上并无强制协调的一致性义务，导致其内部共识的可持续性受到限制。由此，“五眼联盟”对台海的介入并非线性升级，更多的是一种在结构脆弱性与现实利益权衡下的有限介入，其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塑造外部战略环境与增加台海局势的复杂性，而非决定性地改变台海安全格局。在此背景下，“五眼联盟”对台海的介入方式更倾向于由实转虚，即从直接行动转向话语塑造。通过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与“安全化”叙事，该联盟试图提升国际社会对台海局势的敏感度和定式认知，借助话语风险转移机制，塑造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负面形象，从而削弱中国大陆在涉台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第三，“五眼联盟”在文化上的排他性与内部身份的高度认同决定了其很难与台湾当局形成刚性共需。“五眼联盟”自冷战以来始终以维护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共同体为核心诉求，其强烈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凝聚力，使得诸如台湾这类外部行为体难以真正融入其中。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强调以语言、文化与制度相似性为纽带的身份认同与话语建构，这一逻辑被“五眼联盟”视为维系其成员团结与合法运作的关键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该联盟并非建立在正式法律制度或条约框架之上，而是依赖情报机构高层间的个人网络与信任关系运作。因此，台湾与“五眼联盟”成员国之间不仅存在深刻的历史文化差异，且台湾当局在战略功能上更多被界定为对抗中国大陆的工具性杠杆，而非平等的合作主体。基于这一政治身份上的不对称与结构性不平等，“五眼联盟”对台海事务的介入势必呈现单向度、功利化的特征，其实际介入力度与深度也难以达到预期。

可预见的未来，台湾被纳入“五眼联盟”的区域情报体系或将成为其“阿喀琉斯之踵”。届时中国大陆可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与地缘条件，对“五眼联盟”的涉台情报活动实施有效反介入，并借助台湾当局情报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反向推演和识别“五眼联盟”在台海问题上的行动路径，从而提升主动认知与预警能力。同时，须高度预警“五眼联盟”以“灰色介入”行动方式加深对台渗透与干预，特别是在网络安全、舆论操控与认知作战等领域，其隐蔽性和渐进性将对台海局势产生累积性风险。未来，对“五眼联盟”的“灰色介入”保持预判并强化应对，将成为维护台海安全与区域稳定的重要课题。（作者：宫高杰 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南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牛何元昊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国际关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