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序与重构：俄乌冲突延宕下的国际秩序与中美俄关系》

内容提要：作为后冷战时代欧洲极具转折意义的地缘政治事件，俄乌冲突的爆发及延宕对地区安全架构与国际秩序演变正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力量格局、国际规则和价值观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国际秩序变化。在力量格局层面，俄乌冲突加速大国力量重组，美国单边霸权体系继续松动，国际格局朝着中美两强框架下的多极化方向演进；在国际规则层面，美国维护现有国际规则网络的意愿和能力明显衰退，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与全球多边机制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规则体系呈现前所未有的颓势；在价值观层面，西式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有所弱化，但价值观仍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维度。美欧与俄罗斯在地区安全观和国际秩序观上的结构性分歧显著，中西方基于各自文明特征的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持续角力。中美俄三角互动成为影响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变量。尽管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以分化中俄关系，但中俄两国基于共同战略利益与相近的国际秩序愿景，双边关系仍将保持稳定性。在俄乌冲突加速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衰落的背景下，中国应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变革。

当今国际体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革，呈现出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迭代以及地缘政治危机频发等特征。作为重大地缘政治事件，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已持续四年有余，且趋于长期化，深刻重塑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本文系统考察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秩序及中美俄关系的变化，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基于力量格局、国际规则和价值观三个核心维度，构建国际秩序分析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审视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及现实表现，为分析国际秩序的演变奠定基础；第二，重点解析俄乌冲突如何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并使其呈现出何种失序的特征；第三，鉴于中美是当前力量格局中综合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俄罗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意愿和决心不断增强，三方互动机制将成为推动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变量，本文将在第三部分重点探讨中美俄关系的走向及三者将如何重构国际秩序，最后则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中国应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政策建议。

一、分析框架

在深入探讨俄乌冲突以来的国际秩序演变之前，本文首先从三个递进层面建立起理论分析框架：第一，对“国际秩序”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理论辨析与界定；第二，基于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秩序构成要素的主流讨论，提出由“力量格局”“国际规则”和“价值观”构成的三维分析模型；第三，在此基础上归纳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典型特征，着重解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LIO）的内涵及其现实表征。本文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概念仍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它构成了理解国际秩序演变的历史基点。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特征的归纳有助于我们更系统地把握秩序主导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取向以及国际秩序现状，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

（一）国际秩序的定义

国际秩序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学界对国际秩序研究的理论化最早可以追溯至赫德利·布尔。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追求生存、独立、和平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一界定体现出明显的规范与制度导向。伊肯伯里同样指出，国际秩序是“国家集团的‘治理性’安排”，它通过一系列基本规则、原则和制度来界定国家间关系，并塑造彼此的共同行为预期。然而，国际秩序作为国际格局的大致反映，对其加以界定时不可忽视物质因素，即国际秩序往往体现的是大国的利益和意愿。当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时，国际秩序也会作出相应调整。

因此，刘丰的定义更加全面反映出国际秩序的真实情况，即国际秩序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特定实力对比基础上围绕彼此的利益分配达成或明确或暗含的共识，并由此形成一套约束和规范各自行为及彼此关系的安排（包括习惯、规则和制度）”。国际秩序一旦建立，往往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当人们谈及国际秩序处于转型、动荡不安或变革之中时，实际上便是因为国际秩序受到外部冲击或内部变化的影响，其未来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和不稳定。

（二）国际秩序分析的三个维度：力量格局、国际规则和价值观

布尔指出，国家之间形成的共同利益观念、规则和制度构成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秩序由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构成，并澄清国际格局并非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然而，上述判断缺乏对客观实力对比因素的强调。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依赖于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实力更强的国家往往在塑造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因而本文认为力量格局也是国际秩序的重要构成要素。正如有研究指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

综上，本文结合物质和观念因素提出分析国际秩序变化的三个维度，即力量格局、国际规则和价值观。对力量格局的定义借鉴了肯尼思·沃尔兹提出的“国际结构”概念及中国学者所发展的“国际格局”概念，即指的是大国之间的客观实力对比及变化趋势。根据体系内主要大国数量的不同大致可以将力量格局分为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类。关于国际规则，本文采取广义的国际规则定义，即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国际机制以及维持国际秩序运转的原则与规则。国际规则得到普遍遵守对国际秩序的稳定起重要作用。价值观则包括文化、文明、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世界各国基于价值观认同所形成的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层面的价值观往往是体系内大国构建国际秩序的主导观念，通常是其国内政治、经济价值观的延伸和发展，对国际规则的制定起到引领作用。力量格局、国际规则和价值观之间并非相互割裂的关系，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力量格局在国际秩序的变化中处于更具主导性的地位。换言之，力量格局的变化会推动国际规则和主流价值观的转变，而国际规则和主导价值观的变化往往体现了大国意志。

（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学界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性质判断存在基本共识，即当今国际秩序是反映美国霸权意志、基于西式价值观和制度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及其盟友也常常将其称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从国际秩序演进的视角来看，该秩序以雅尔塔会议确立的国际秩序框架为起点，并在冷战结束后进一步扩展，即美国利用其硬权力和软权力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规则，使该秩序从冷战期间的地区性秩序演变为更多国家参与或融入的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与美国相对实力变化及国际性或地区性危机的影响息息相关，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在冷战结束后至21世纪头十年达到顶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力量格局、国际规则和价值观层面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该秩序的建立最初主要反映美国及其盟友的权力分配和意志。美国及其盟友除了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外，还通过彼此间的政治友好关系、军事合作以及价值观同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紧密和强大的盟友体系，进一步巩固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这也意味着该国际秩序的力量格局存在一定的等级性、集团性和排他性特征。基于强大的综合实力，美国可以根据建立起来的权力优势将与自身利益或价值观相悖的国家排除或孤立在秩序之外。

第二，美国及其盟友所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规则构成了国际秩序的核心。在政治领域，美国及其盟友以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框架，通过议程设置、预算控制和人事任命权影响国际制度的实际运作；在安全领域，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拥有一票否决权，同时能够利用北约形成跨区域军事同盟网络；在经济领域，美国主导建立起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贸规则网络，确立了以美元霸权为中心、自由贸易规则为准绳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学者指出，当下的国际规则实际上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去判断其他国家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包括但不限于西方民主标准、人权观和自由市场经济规则等。

第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民主、人权和自由等西方国家定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奉为圭臬。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因其制度优越感而笃信“历史的终结”，使其一度成为流行论调，也“鼓舞”着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援助甚至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推进自由价值观、民主制度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也体现为民主和平论、制度和平论以及贸易和平论等理论的盛行。回顾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秩序理念与外交实践，作为霸权国家，其不仅追求以强大硬实力为根基的国际秩序稳定，更致力于推广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体系，以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强化其霸权合法性。需要指出的是，西式价值观体现了排他性和冲突性思维。一是美国将拒绝屈服于美国意志的国家称为“流氓国家”，并将它们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二是采取竞争性视角看待崛起国的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常常通过打压崛起国的方式来维持盟友或“中间地带”国家对守成国价值观的支持和拥护。

二、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国际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是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加速了这一秩序的衰落和失序。在力量格局层面，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欧洲国家的实力极大损耗，美国单极霸权体系进一步衰落；在国际规则层面，国际秩序趋于失序，国际制度网络的约束力与有效性均遭到明显削弱；在价值观层面，西式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有所弱化，美欧与俄罗斯围绕安全观与秩序观、中西方围绕文明的角力仍将持续。

（一）力量格局：美国单边霸权体系松动，国际格局加速向中美两强框架下的多极化方向演进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单边霸权体系继续松动，力量格局呈现出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多极化并非经典意义上各方力量均衡的多极化，而是中美两强框架下的多极化。

第一，俄乌冲突对以美国为主导、以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为核心的单极霸权体系构成了直接冲击，这一冲击尤其体现为对欧洲国家经济实力与战略自主性的深刻削弱。尽管美国自身经济所受影响相对有限，但其欧洲盟友的发展却显露出明显的疲软与衰退态势。这一变化不仅加速了美国单边霸权体系的衰落，更推动国际力量格局进一步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数据显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集体份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自1991年的83.4%下降至2024年的60.8%。欧盟国家的GDP增速从2021年的6.3%下降至2022年的3.5%，并在2023年骤降至0.5%，2024年虽缓慢恢复，但仍只有1.0%的增长率。以欧洲的经济引擎德国为例，受危机所引发的能源价格高企、供应链中断以及全球需求疲软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影响，德国经济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出现-0.3%和-0.2%的负增长，是2005年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两年经济下行。此外，俄乌冲突所引发的财政资源重构正挤压欧盟用于经济复苏的关键资源。随着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逐步实施战略收缩并削减对欧洲军事防务的投入承诺，欧洲国家未来将面临持续加剧的财政压力。数据显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2023年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超过1 180亿欧元，几乎是欧盟全年的预算额。美国单边霸权体系的衰落还体现在其盟伴体系内部的离心倾向加剧，这一点在美欧围绕乌克兰问题产生的分歧中尤为明显。同盟关系的稳定性历来是美国全球霸权体系的重要支柱，其有效性同样依赖于美国对盟友的保护及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然而，特朗普二次执政以来推行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和“交易主义”联盟观正在侵蚀这一信任基础，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离心化趋势加速显现。例如，为尽快推动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退出并维护美国利益，特朗普绕开欧洲国家直接与俄罗斯谈判，引发欧洲国家的不满。

第二，当前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趋势还体现在全球南方国家客观实力和战略自主性的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格局呈现出“南升北降”和“东升西降”的趋势。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也提高至全球GDP总量的近40%。俄乌冲突也体现了俄罗斯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意愿和战略韧性。尽管从经济总量来看，俄罗斯与中美存在显著差距——其GDP仅相当于中国的11.6%、美国的7.5%，但俄罗斯是中美两国以外唯一能够完全实现军事自助的大国，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威慑能力，这是许多经济强国未能拥有的独特优势。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还掌握着关键战略资源杠杆。俄罗斯凭借其在大宗商品供应（尤其是能源、金属和化工产品）领域的结构性优势，成为全球价值链上游不可或缺的核心节点。另外，许多国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立场也预示着全球南方将在国际秩序中扮演更加独立和关键的角色，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尼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普遍采取中立态度，拒绝追随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这也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被动接受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叙事和规则秩序的意愿正在下降。

最后，尽管多极化已成为当今力量格局的发展趋势，但当前的多极化进程仍处于中美两强所主导的框架之内，远未形成多种力量完全均衡的格局。中美仍是俄乌冲突背景下国际秩序中综合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其他国家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仍然显著。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中美2024年的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4.66万亿和2.91万亿美元，共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45%。在科技创新领域，中美研发经费位于世界前列。在全球治理及国际影响力层面，即使美国近年来领导国际秩序的意愿有所下降，但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关键国际机制中仍拥有结构性主导权。中国则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基础设施联通网络，依托四大全球倡议贡献治理方案，并借助亚投行、金砖合作机制等新型多边平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综上，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影响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美国的单极霸权体系遭到削弱，加之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崛起，全球多极化趋势日益显现。然而，由于其他主要国家尚不具备与中美相匹敌的综合实力，并在其他一个或多个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当前的多极化格局仍将在中美两强主导的框架下逐步形成。例如经济强国德国、法国、日本无法实现军事防务自主，而军事强国俄罗斯在经济方面存在劣势，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则在国内治理能力上存在明显不足。由于包括互联网、云计算、5G在内的颠覆性技术在中美这样数亿级以上人口的国家会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而相对不利于市场规模有限的一般性大国，这将进一步拉大中美与其他次一级大国的差距。

（二）国际规则：美国维护现有国际规则网络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机制显露前所未有的颓势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在美国主导建立的规则网络之上，由美国制定游戏规则并拥有最终解释权。这种结构性优势使美国的对外战略成为影响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变量。俄乌冲突以来，美国维护现有国际规则的意愿和能力有所减弱，不仅频繁通过抨击现有国际制度或实行“退出外交”战略最大化自身利益，还持续将国际制度作为削弱对手力量的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屡次绕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起军事行动，进一步破坏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就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而言，俄乌冲突预示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协调机制正面临阵营化集团政治的回归，集体安全机制的效能受到削弱；就国际经济秩序而言，危机不仅冲击了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还加剧了国际经贸秩序“逆全球化”、国际货币秩序“去美元化”的趋势。在国际规则体系经历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将在维护和重构国际秩序的进程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第一，要系统考察俄乌冲突升级背景下的国际秩序演变，必须首先分析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主导国美国对现行国际规则的战略取向。尽管拜登政府执政期间通过“重返多边”战略恢复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力，但其成效受到国内反对力量的显著制约，这种趋势在特朗普二次执政后更趋明朗。美国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转变为这套规则体系的最大挑战者甚至是破坏者。这一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两大原因：一是在美国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贸组织多边框架内实现经济崛起，但其发展路径并未如西方预期般趋向同化。相反，这些国家日益展现出外交上的战略自主性以及发展模式的长期有效性，这是美国作为体系霸权国并不乐见的结果；二是受到内外危机的影响和战略资源重新分配的约束，美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能力相对衰落，因而美国会更加重视参与全球治理的成本和收益比。这种认知的转变导致美国在国际制度参与上呈现明显的战略收缩倾向：一方面，美国或阻碍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规则网络中获得更多权力，或希冀其他国家代替美国承担更多的公共支出；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选择性退出国际组织重构更有利于美国霸权护持的制度安排，特朗普在上任当天即签署行政令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与《巴黎协定》，但美国不大可能退出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核心国际经贸机构，而是会试图通过推动框架内的改革重塑美国利益。

除了对国际制度参与进行战略收缩以外，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对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破坏、频繁发起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引发国际失序。二战结束后，主权平等原则在法律上得以进一步巩固，并在国际实践中逐步得到贯彻。然而，美国的对外政策日益呈现出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倾向。特朗普不仅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签署行政令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还加紧展开对外军事行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军已对委内瑞拉、也门、叙利亚、伊朗等七个国家实施军事打击。综上，美国对他国主权的侵犯及其对国际法原则的违反，既严重动摇了其作为国际秩序领导国的合法性基础，也引发国际秩序的动荡和失序。

第二，俄乌冲突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凸显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从危机根源分析，联合国未能有效调解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日益升级的地缘政治矛盾，最终未能阻止危机的升级。冲突爆发后，尽管联合国在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缓解全球粮食与能源危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促成停火和危机解决等核心议题上成效有限。联合国日益成为集团竞争的场域，集体安全机制面临“工具化”的困境。美国与其盟友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频繁行使否决权对俄罗斯进行政治施压，不仅未能有效化解危机，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阵营的地缘政治竞争。这种对抗态势凸显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秩序面临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是如何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并推动其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国家联盟在安全领域采取“阵营化”策略，持续推进“印太战略”的军事化部署和北约东扩进程。

另外，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国家在国际制度层面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也加快了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构建独立于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规则网络的步伐。以金融制裁和国际货币秩序的变动为例，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冻结了价值约3 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以阻止俄动用外汇储备。美欧国家对俄罗斯资产的单边冻结与没收措施缺乏充分的国际法依据，此举不仅将削弱美元和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用基础，更将引发国际社会对西方主导的法治秩序的质疑。有学者指出，美国实施的金融制裁措施明显违背了“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国际法原则，破坏了国际金融规则。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是外汇资产，它们在担心美国资产安全性的同时试图推动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美国盟友以色列也不例外。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去美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更多国家构建起独立于美元霸权的支付机制，俄罗斯银行金融信息系统（SPFS）、金砖国家支付系统（BRICS-Pay）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进程当中，而上述变化无疑会使以美元霸权地位为支撑的国际货币秩序走向多元化。

最后，俄乌冲突引发的连锁反应，促使世界各国重新审视全球化时代的供应链安全与贸易政策取向，进而推动供应链的“安全化”和“盟伴化”，而这都将加剧国际贸易秩序的逆全球化和碎片化趋势。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已成为国际贸易秩序的重要特征，其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价值链断裂给参与国带来的经济风险。衡量全球价值链一体化程度的常用指标之一是中间产品在制造业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高度融入全球生产，是最大的中间产品出口国之一，那些严重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且替代品较少的国家受俄乌冲突影响最为严重。例如，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最大的金属出口国，危机爆发后镍、钛、铂族元素等金属的供应短缺导致许多工业品减产甚至停产。这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运行。

尤为关键的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未能承担秩序稳定者的角色。其一，在应对全球粮食与能源危机时，其政策选择明显受“美国优先”原则驱动，未能发挥预期中的领导作用。具体而言，俄乌冲突扰乱全球粮食供应链，引发非洲、中东等中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危机，高涨的粮食价格进一步加剧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据危机爆发后两个月的数据，粮食价格比上一年同期高出34%，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粮食价格。然而，在部分国家出现粮食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而是以发展生物燃料为名将大量的粮食投入乙醇生产之中。有学者指出，“美国的乙醇战略是在用汽车与非洲的饥饿人群争夺活命的口粮，美国汽车烧的粮食足可保证82个缺粮的低收入国家的生存所需”。其二，美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单方面重构国际贸易规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演变，在削弱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稳定性的同时，也放大了后俄乌冲突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以“贸易逆差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所有国家加征10%的基准关税。随后，美国与主要经济体展开激烈的关税谈判，并达成相关协议。美国推行的极限施压贸易策略已对世贸组织的核心原则构成系统性冲击：一方面，其单边关税措施直接消解了“约束关税”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美国正通过差异化施压手段与部分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此举实质上架空了“非歧视”原则。美国以“本国利益优先”的单边行径推动国际贸易规则趋向碎片化，并助长了逆全球化趋势。

（三）价值观：西式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有所弱化，价值观仍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维度

在价值观层面，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力呈现双重衰减态势：一方面，美国民主政治的示范效应遭到削弱，西方国家内部对民主、自由等观念的共识也在弱化；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对以西式价值观为引领的发展模式的认同度持续下降。然而，价值观仍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要素，这主要体现在美欧与俄罗斯之间深层次的文明价值观竞争、中西方基于各自文明特征的发展模式与治理体系持续角力两个方面。

首先，西式价值观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美国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转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基础之上，而特朗普执政以来对民主政治的破坏无疑自行削弱了美式民主的实际效能和对外吸引力。一方面，美国总统行政权不断扩大，前所未有地挤压和侵蚀立法权和司法权，权力制衡原则受到严重挑战。除此以外，特朗普政府不仅约束大学的治校权，还限制社会的言论自由，美国政府的治国原则呈现出从“法治”向“人治”转变的倾向。另一方面，曾经作为美式价值观对外传播重要载体的大众媒体，其权威性和公信力正遭到严重侵蚀。2025年11月，白宫在其官网上专门设立页面，“曝光”涉嫌传播虚假新闻的媒体机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赫然在列。曾经作为美国软实力象征的自由、透明、民主的媒体形象正在加速瓦解。

除此以外，在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以及社会矛盾突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范围内关于西式民主有效性的审视和质疑愈发明显，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强势崛起便是对西式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反叛”和“挑战”。更重要的是，美欧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后发国家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严重背离，弱化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吸引力。以“华盛顿共识”为蓝本的经济改革非但未能给后发国家带来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多国陷入周期性金融危机与社会动荡。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指导的发展模式与治理体系并不具有普适性，广大发展中国家将更倾向于立足本国实际国情而非单纯遵循价值观导向，来探索和构建符合自身需要的发展路径。

其次，从俄乌冲突可以看出，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折射出深层次的文明价值观竞争，并主要体现在地区安全观和国际秩序观的分歧上。俄乌冲突的爆发表明，国际秩序的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已成为俄罗斯与西方阵营战略对抗的核心议题。为维护其单极霸权，美欧将俄罗斯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对俄罗斯文明始终存在顾忌和防范。“西方对俄罗斯的蔑视、排斥和恐惧应该是一个常量。”

相反，俄罗斯则大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世界多极化方向发展。俄罗斯明确反对西方倡导的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概念，认为该理念本质上是将西方国家单方面制定的标准凌驾于国际法准则之上，试图通过垄断规则制定权将西方价值观强加于国际社会。在俄罗斯看来，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不仅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必要之举，也是俄罗斯反击美国单极霸权秩序的重要行动。在2023年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乌冲突并非领土冲突与建立地区地缘政治平衡的问题，而是涉及国际新秩序基本原则这一更广泛、更根本的问题。因此，俄乌冲突的解决不仅仅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国家的问题，也取决于西方国家未来将如何构建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秩序。如果美欧为防范俄罗斯和维护地区霸权秩序，继续追求绝对安全而执意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俄罗斯的秩序诉求无法实现，停火止战仍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危机也促使俄罗斯国际秩序观的进一步调整：一方面，俄罗斯持续推动多极化构想与实践以对冲美国主导的单边主义和单极霸权，目标是使俄罗斯成为国际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另一方面，俄罗斯提出“世界多数”的新外交理念，旨在联合非西方国家共同构建国际新秩序，减少来自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力。

最后，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战略呈现实用主义转向，但中西方基于各自文明特征的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的深层差异并未随之消弭。美国对中国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的战略关注仍将持续，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方面，中国独特且成功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适性神话。中国治理体系在应对突发性全球危机时展现出显著的制度效能，提高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西方国家长期以民主、人权为名推行对外干预或新自由主义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发展模式的示范效应。在此背景下，如何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同感及其示范价值成为美国的战略考量。另一方面，中西方文明观的差异引发西方国家对中国建设文明话语权的忌惮。长期以来，美国主导建构的国际秩序理念呈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单一文明范式特征，未能充分兼容世界文明的多元本质。为强化软实力霸权，美国还追求“在意识形态上领先其他所有国家”。相反，中国则以和谐共生与平等共处的视角看待其他文明，追求各国文明的共同发展，这在全球文明倡议中得以充分体现。中国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原则，“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三、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中美俄关系

如今，国际格局朝着中美两强框架下的多极化方向演进，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角色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因此，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一组三边关系，中美俄三国互动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中美俄三角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苏三国在国际形势变化下的战略调整。与当时美国处于战略三角的枢纽位置、寻求缓和对华关系以共同对抗苏联不同，当今的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已发生较大变化，中国成为美国展开大国竞争的首要关注对象。特朗普的二次执政使美国“联俄制华”的可能性再次受到关注。然而，受到美俄关系结构性矛盾以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定性的影响，美国分化中俄的预期目标恐难实现。作为国际格局中重要的三支地缘政治力量，中美俄也将对国际秩序的重构产生深刻影响。

（一）中美俄三角关系的走向

自特朗普重新上台以来，中美俄三角关系在俄乌冲突后的变化首先表现为美国对俄政策的转变，即争取俄罗斯以共同对付中国。如今的中美俄三角更像是罗德明（Lowell Dittmer）所提出的“战略三角”模型中的“婚姻三角”，即中俄是伙伴，美国是“孤雏”，美国若能成功分化中俄关系将获得较大收益。与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对俄实施外交孤立不同，特朗普在上任之初大力推动美俄关系重启，不仅开启了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美俄双方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还在多边舞台上表示对俄罗斯的支持，如在联合国大会上与俄罗斯一起投票反对乌克兰提出的决议。2025年8月，特朗普和普京举行四年以来美俄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尽管双方在会谈中并未达成相关协议，但美俄首脑会晤也被认为是美俄关系止跌与重构的重要信号。在中美俄战略三角中，俄罗斯的政策选择将影响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因此，特朗普政府选择缓和美俄关系，实质上是为了在乌克兰问题上实现战略收缩，从而抽调更多资源投入亚太地区以集中应对中国的发展。

实际上，几乎每位美国总统上台之初都试图推动美俄关系的“重启”，但往往最终都陷入重启失败并且关系恶化的境地。这种周期性循环折射出美俄关系中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这尤其体现在北约持续东扩所引发的战略困境上。在俄罗斯看来，西方国家曾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但美欧则坚称双方并没有就此问题达成任何正式承诺或书面协议。冷战结束以来，美欧国家不顾俄罗斯的安全诉求，推动了五轮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引发俄罗斯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世纪之交数次“转向西方”受挫的经历深刻塑造了其历史认知，强化了俄罗斯对西方战略意图的警惕。例如，时任总统普京在2000年前后甚至表达过让俄罗斯加入北约的构想，然而类似友好举措并未得到美国方面的对等回应，美国在布什政府时期单方面退出作为美俄战略稳定基石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使美俄关系蒙上阴影。2025年10月，特朗普取消原定与普京在布达佩斯的会晤，同时对俄罗斯石油巨头实施新一轮制裁，意味着此轮美俄关系的缓和再次进入僵持阶段。

相比美俄关系的起伏不定，中俄关系具有长期稳定性。这意味着在中美俄战略三角互动中，中俄战略协作对美俄关系波动的敏感度较低。正如有分析指出，“中俄关系多年积聚的内生动力，面对共同挑战下形成的合作成果与基础，很难因美俄关系缓和而发生逆转”。一方面，中俄关系稳定且根基深厚，绝非权宜之计。中俄两国互为最重要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关系具有坚实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基础。1992年12月，两国签署《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正式确立友好国家关系定位。1996年，双方建立起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更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立了长期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中俄两国在融入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面临着相似的结构性困境：尽管双方都曾积极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但美欧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对中俄采取竞争与防范并重的政策，导致两国未能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获得公正对待。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曾实施全面“融入西方”的战略转型，期望通过政治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改革获得西方世界的平等尊重与接纳。然而实践表明，美国及其盟友始终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者而非平等伙伴，通过北约东扩、民主输出战略和“颜色革命”等手段，系统性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这也是美俄关系难以真正改善的深层原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展开国际合作：不仅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同时积极寻求中西方文明的交集点。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这一过程变得举步维艰。换言之，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体现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本质，这种排斥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防范与竞争，更深刻反映出在该秩序下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对话的结构性障碍。

综上所述，在中美俄战略三角动态互动的框架下，受制于美国国内反俄、排俄力量的制约以及美俄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的分歧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再加上俄罗斯追求大国身份并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决心与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目标存在根本性冲突，美国对俄政策调整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即使出现阶段性缓和，美俄关系的改善始终难以突破战略互疑的深层次困境，与此同时，中俄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战略价值，美国“联俄制华”的效力有限。然而，美俄之间不稳定的双边关系客观上也压缩了中俄战略协作的政策弹性空间。中国应更加密切关注美国对俄政策动态，强化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战略主动性。

（二）中美俄与国际秩序的重构

在分析2022年俄乌冲突后的国际秩序及中美俄三角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本节将立足国际秩序走向，进一步讨论中美俄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国家，在未来将如何影响国际秩序的重构。

首先，美国采取单边控制和直接掠夺手段护持其霸权，这将进一步推动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走向衰落。美国如今正从“自由主义霸权”演变成“掠夺性霸权”，曾经作为美国霸权重要根基的国际制度供给、联盟体系、自由民主价值观遭到破坏，美国将根据本国优先原则重新塑造国际秩序。在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提出维护“首要民族国家”地位的目标，全面否定自由主义霸权，这意味着美国在对外关系上将追求美国的领先优势，放弃或减少对于国际责任的承担。一方面，美国重新塑造势力范围，加剧地区秩序的失衡与失序。“唐罗主义”将西半球置于地区战略排序的优先位置，以加强美国对美洲地区的控制和掠夺，赢得大国竞争；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偏袒及对中东事务的强力干预导致该地区力量对比失衡及矛盾激化，丛林逻辑愈发凸显。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继续通过“薅羊毛”模式攫取收益并收割全世界，对待盟友同样不例外。例如，美国不仅可以以提供军事保护为由榨取盟友资源，还可以凭借对资源的控制成为全球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其次，在国际秩序处于规则混沌期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有能力为世界和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将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向好发展的稳定力量。2025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执行力和有效性贡献中国方案。作为中国提出的又一公共产品，全球治理倡议有助于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对外合作能够有效改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这不仅为国际秩序的稳定运转提供更多的确定性，还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多元化的合作选择，增强其战略自主性。

最后，尽管俄乌冲突使俄罗斯的国际角色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备受争议，但俄罗斯仍是推动国际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中俄持有相似的国际秩序愿景。双方都反对用“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和颠覆公认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企图，致力于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公正合理的多极世界。俄罗斯的秩序观也存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近的价值取向，其“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即为典型体现。另一方面，北约持续东扩及对俄战略空间的挤压所引发的欧洲安全秩序的剧烈震荡，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美欧霸权主导地位的强力反弹。与此同时，西方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制裁，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战略自主进程、寻求多元合作伙伴以及“去中心化”的秩序参与路径。

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俄乌冲突及其长期化趋势使得这一历史性变局更加凸显。本文从力量格局、国际规则和价值观三个层面讨论了俄乌冲突以来的国际秩序演变，并探讨了中美俄关系的走向及三国对国际秩序重构所带来的影响。为在国际秩序变革时代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需妥善经略外交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第一，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原则，积极担当国际秩序稳定者和维护者的重要角色，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在国际制度合作上实施战略收缩，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减少甚至中断对外发展援助，导致原先由美国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着巨大缺口。这一政策转向使依赖传统援助渠道的中低收入国家面临发展可持续性的严峻挑战，同时也使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发挥大国作用的合法性与机会增加。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在国际组织中多提倡议，并适度填补美国援助部分收缩所出现的缺口，让中国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从而稳步提升自身的全球影响力。

第二，强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防范美国对中俄关系的分化。美国为在中美俄战略三角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会努力拉拢俄罗斯以分化中俄关系。由于美俄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美国“联俄制华”的意图难以实现。然而，伴随着特朗普对美俄关系的调整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持续东移，中俄同时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而形成的战略聚合力会有所下降，俄罗斯选择空间上升。因此，中国应主动增强中俄深层次的战略互信，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第三，精准识别并把握西方国家的战略诉求，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亨廷顿曾表示，基于美欧双方的文化共性，美欧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核心。特朗普上台以来忽视甚至无视欧洲盟友利益与安全的诸多举措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带来较大冲击，这意味着欧洲国家会进一步寻求“战略自主”。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将出现和缓机遇。中国可以协调中欧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立场和利益，加强与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对话与合作。

第四，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应当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拥有广泛的利益契合点，更具备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纽带。中国应坚定不移地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大力推动对四大全球倡议的认同，同时积极推广新兴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凝聚发展中国家共识，提高全球南方群体的国际影响力，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作者：高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张立锟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