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竞争与中国对欧方略

（一）文化差异与国家战略

世界正步入文明竞争时代，中美欧作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的地位有望保持到21世纪中叶，欧洲是西方文明的母体与美国文化的主要来源，并且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提出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我们要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国际政治中又出现美国强化对华打压、俄乌冲突等重大事态。这些都昭示，中国有必要确定一个清晰的对欧外交方略，以助力中国的复兴进程。

欧洲外交具有几大特征：与美国关系密切，是美国构建二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帮手；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的欧洲，始终把跨大西洋关系列为全球外交的优先方向；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欧洲国家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基于自身利益不愿意也不可能在对华外交上完全复制美国的做法；比较对美关系与对华关系时，欧洲人常说，“美国是亲戚，中国是朋友”；欧洲有自己的亚文明认同，在经济发展、地区安全上有自己的诉求，突出表现在独立防务、互联网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中国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并不指望中欧关系超过欧美关系，但坚信中欧之间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外交上应该“拉住欧洲、壮大自己、与美竞争”。可是，对于如何“拉住欧洲”，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尚欠共识与清晰思路：有的认为要看情况定，有的认为没有必要确定清晰的国别方略，有的认为有区别地对待法德两国不可行，有的认为欧洲主要国家的外交已经“欧盟化”，因此不再以本国利益优先，有的认为俄乌冲突对欧洲影响巨大并将深刻影响中欧合作。而“中国对欧关系应该重视法国”的看法主要局限于法国研究界，且偏于悲观。作者的核心观点是：长期看，法国是中国在欧洲的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西欧大国也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但这些合作将主要体现在某些领域（fields）与次区域（sub-regions）。中国必须从容谋划，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一、背景分析

文明竞争时代国际格局的特点是：世界上不复存在统治性文明（dominating civilization）与公认的领导国（leading power）；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冲突与代理人战争难以避免；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各国关注的重心，为此，各个文明体之间既互相合作又展开激烈的竞争；全球竞争集中表现为主要文明体（包括第一方阵的四大文明与第二方阵的十来个文明，参见作者“世界正进入文明竞合的长周期：亨廷顿错在哪儿？”一文）之间的战略竞争。

战略竞争是长期、综合竞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为了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各大文明体普遍采取两方面措施。对内方面，不断强调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并强化自身文化认同，突出自身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观的合理性，从战略竞争视角发展与管理经济（市场经济因而变成政府干预色彩越来越明显的战略经济），竞相提升军事能力以改进自身的综合安全。对外方面，突出表现为围绕不同领域（fields）、议题（topics）与地区（regions）构筑亲疏有别的圈层性国际机制。亲疏程度的确定依据以下原则：首先依据文化的相似程度，其次依据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观的相似性、安全关系的紧密性、战略上的重要性，再次依据经济上的竞争程度与相互依赖程度、地理上的临近性。一神教文明还偏好把圈层性机制发展为排他性、对抗性机制。

上述特点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有典型表现。美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其主要依据是：文化上，冷战时期的对手苏联属于基督教文明圈，而中国则是儒家文明圈的核心国家，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越来越具有文化自信，并在全球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政治上，中国有着与美国显著不同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军事实力快速提升，“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影响到美军把控印太地区安全局势的能力，并在第一岛链内对美军形成明显的挑战，特别是在台湾、南海、朝鲜半岛等；战略上，美国认为中国“有意图与能力”取代美国的全球角色地位，为此不断“破坏”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在外交上中国越来越自信、强硬（assertive），还试图另起炉灶，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机制，亚投行是典型例子；经济上，美国认定中国实行的是国家控制色彩明显的混合市场经济，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75%，这超过了巅峰时期的苏联与日本，且有望在不远的未来超过美国；科技水平快速提升并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了美国（如量子通信、5G技术、新能源汽车、短视频）。

为此，美国放弃既往的对华“接触”战略，谋求在长期战略竞争中“竞赢”（outcompete）中国。特朗普政府确定了“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基调，并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打压中国。拜登政府则把对华战略竞争进一步系统化、操作化，并注重拉拢一批国家构筑或强化不同类型的“排华俱乐部”。

基于上述背景，中国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文明竞争方略？针对欧洲的外交方略是什么？

第一方阵与第二方阵的文明体是全球文明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中国整体上应采取“合作为主、斗争为辅”的方略，即仅仅对侵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坚定地予以回击，在其他问题上尽可能合作。这也大致适用于美国。处于崛起进程的中国，不希望也不可能与美国“脱钩”，应该对美奉行“缠斗”方略（参阅作者文章“中美关系的性质：冷缠斗而非新冷战”）。

经济竞争是文明竞争的首要重点。就经济总量、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速度看，第一方阵（包括新教-天主教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逊尼派文明）内，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依然保持明显的优势，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一半左右，占据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它们中的多数已经过了高速增长阶段，但低速稳定增长是长期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8%左右，已经步入高收入国家门槛，虽然过了高速增长阶段但仍有望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印度经济总量为3万亿美元（接近东盟的3.4万亿美元），但处于高速增长期，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逊尼派文明圈国家经济总量在3万亿美元左右，但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发展速度快的国家不多且波动性大（典型如土耳其）。

第二方阵的文明体包括大和文明（日本为代表）、高丽文明（韩国与朝鲜为代表）、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为代表）、伊斯兰教什叶派文明（伊朗为代表）、拉美文明（巴西为代表）、非洲文明（尼日利亚为代表）。其中，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5万亿美元，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依靠对外投资与出口。尼日利亚经济总量为4000亿美元，刚刚跨迈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且尚未进入高速增长期。其他几大文明体的经济总量均在1-2万亿美元之间，只有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属于发达国家，且经济增长也越来越依靠对外投资与出口。

二、文化差异的视角

二战后，英国、德国与法国是欧洲前三大经济体，但在外交上，法国的独立性比英国与德国更强，较少受美国影响。从文明视角看，这与下述因素有关：英国、德国与美国属于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法国则是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在基督教三大教派中，东正教与新教、天主教的关系相对疏远。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派生出新教，两者关系比较密切。

东正教徒主要分布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解体后，大部分地区伊斯兰化，教徒主要分布在尚未伊斯兰化的地区，以及东斯拉夫地区和南斯拉夫部分地区。东正教更接近早期的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且更容易受政治强人的影响，这种特征与传统始于君士坦丁大帝。东正教没有经历过天主教那样的宗教改革，缺少对预定论的强烈信仰，因信称义（狭义）的色彩较弱，民众中“通过个人成功来证明自己蒙受主恩”的信念弱于天主教，更弱于新教。现代性框架的建立，与宗教改革密切相关。这从宗教角度解释了为何东正教国家发达程度不如新教与天主教国家，希腊为何被欧盟视作一个“拖后腿”的成员，也能解释为何俄罗斯很难被欧盟与北约接受。

欧盟与北约实际上都是新教-天主教国家俱乐部。欧盟接纳希腊就比较勉强，主要出于政治与安全上的考虑，加上美国的压力，美国的高盛公司则对希腊的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修饰”以便符合“入盟”标准。欧盟不大可能接纳土耳其，主要是宗教原因。北约出于冷战的需要接纳了土耳其，但只是将之当作边缘角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清晰意识到这些，因而调整了现代土耳其国家的奠基者凯末尔确立的“融入欧洲”方略，搁置了入盟进程，转而谋求成为突厥文明圈的核心国家，并在北约内依据土耳其的国家利益行事：与俄罗斯强化军事合作，与沙特争夺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与哈萨克斯坦合作推动构建“突厥国家组织”，反对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

在欧洲，天主教（罗马公教）教徒主要分布在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解体后主要分布在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与亚平宁半岛。宗教改革后，主要分布在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地区，如爱尔兰岛、法国大部分地区、比利时南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部分地区、德国东南部、瑞士部分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新教包括路德宗、加尔文教派以及深受加尔文教派影响的清教，主要分布在北欧、爱沙尼亚、低地国家、不列颠岛、法国东部、德国大部分地区、瑞士部分地区、拉脱维亚部分地区。

“法兰西特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宗教上，查理大帝以基督教信仰的最高保护者、“西罗马皇帝”自居，致力于巩固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控制与利用罗马教皇来实现帝国的扩张与统一。政治上，从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雨果·卡佩的法兰西王国、腓力六世的瓦卢瓦王朝到亨利四世的波旁王朝，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争斗是欧洲大陆政治博弈的一大主线，拿破仑时代是法兰西最后的辉煌。天主教与新教（胡格诺派）的缠斗最后以天主教占压倒性优势告终。语言上，法国经历了高卢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古法语、现代法语的演化。成熟的法语优美而严密，在相当长时期里是欧洲主要的外交语言，至今仍是法国人的一大骄傲。

文艺复兴引发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这些都发生在天主教文明圈。亚平宁半岛、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小邦林立，拥有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典型如今日的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与东部、瑞士、德国中北部。为了对抗与回应新教，天主教对自身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1545-1563年特伦托大公会议标志着现代天主教的诞生），其控制信徒、侵害信徒利益的能力与程度均下降，工商业的发达也促成了社会的世俗化。

在法国，第三等级兴起，封建专制的力度弱化。因此文艺复兴、第一次科学革命得以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发芽并向法国等欧洲国家扩散。在此过程中，法国人的人文意识得以强化，理性崇拜强化。日内瓦因而得以成为新教运动的两大重心区域之一，并强烈影响了法国东南部地区。法国更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推动“旧制度”笼罩下的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从而开启了法兰西王国向共和国的曲折转变，并在1905年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政教分离原则。法国还借助地理大发现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与殖民体系构建，加上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助力，法国终于从封建帝国转变为资本主义大国与发达国家。在当代欧洲大陆，法国作为“天主教会长女与孝子”，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天主教国家，而德国则是最具代表性的新教国家，两国构成“法德轴心”，充当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与欧盟的领导者。

三、国家战略视角

拿破仑战争失败后，“重塑辉煌、领导欧洲”一直是法国的国家目标。维也纳体系时期，这一目标无法实现。两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均力主肢解德国，但都被英美所阻止。从战略角度看，这是因为英美不希望过度削弱德国，让法国过于强大；从文化角度看，则与英美德都属于新教国家有关。法国对此无可奈何，乃在二战后采取“限制美国、排除英国、联合欧洲、平衡德国、领导欧盟”的国家战略。冷战时期，这表现为戴高乐主义。冷战后，则表现为新戴高乐主义，马克龙是典型代表。

拿破仑战争失败后，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主导构建“维也纳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维持欧洲均势，防止法国东山再起。但法国外长塔列朗提出的正统主义原则，为保住法国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关键支撑，并形成对法国非常有利的安排：“大国协调”的五大主角是天主教国家法国与奥地利，新教国家普鲁士与英国，东正教国家俄罗斯；法国继续统治西班牙与两西西里，波兰王国得以成立，意大利与德意志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奥地利帝国仍然强大，但复杂的族群构成影响着帝国的稳固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与德意志帝国，法国虽然被削弱，却成为欧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法国“肢解德意志帝国”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却拿回了阿尔萨斯、洛林，获得大量的战争赔偿。通过这些，法国压住了德国，大致上洗雪了普法战争之耻。但法国要价太高，还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为由出兵占领了鲁尔工业区，这成为德国发动二战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肢解德国”的愿望因为冷战格局的出现而再次落空，乃转而采取“利用德国、壮大自己、领导欧洲”的方略。为此，文化上强调法兰西特色；经济上构建“欧洲煤钢联营”，并逐步发展为欧共体与欧盟；政治上致力于扮演领导者角色，并多次否决英国的“加入”申请；安全上，先是接受了北约的保护作用，但发现无法与美英构成“北约三驾马车”后，弱化对北约的参与，最后干脆退出北约，强化自己的独立防务（包括发展独立核力量），并致力于推动欧洲独立防务。

冷战后，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解除，北约功能转型，向东扩员、强化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是两大趋势。为了提升自己在欧洲与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法国在与美国讨价还价后分阶段重返北约，2009年全面重返北约。但是，北约转型主要由美国主导，法国实际能够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而且，随着成员国的增加，北约决策程序越来越复杂，效率与力度都不能满足欧洲多方面的安全需要，大多数成员国不愿意增加防务开支，跨大西洋矛盾越来越明显，特朗普因而曾威胁称美国要退出北约。这又反过来动摇了欧洲国家对北约的信心，马克龙则喊出“北约脑死亡”。

拜登上台后重新强化与欧洲盟友的安全合作，俄乌冲突则给北约打了强心针。美国在北约内的作用有增无减，波兰在北约内的地位上升，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的德国亦然，英国在支持乌克兰上比法国更为积极。这使得法国在北约内的处境越来越尴尬。北约不大可能“死”，但法国进入北约领导层之心确实“死”了。作为新戴高乐主义者，马克龙很难接受这种状况，在北约框架外谋求出路势在必然，而“保持与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构建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引入欧盟以外的战略支持力量”是三大选项。

（1）为保持与提升自身军事实力，经济总量不如德国的法国，国防开支一直高于德国，以至在欧盟内形成“军事靠法国，经济靠德国”的格局。但法国经济总量与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俄乌冲突后，德国国内已经就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达成共识，超过法国势所必然。德国对欧盟外交、安全议题的影响力上升是大概率事件。这显然不是法国所乐见的，必然会在欧盟内寻求支持力量，天主教国家将成为优先争取的对象，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三国。

然而，联合法国对抗德国并不能给意大利与西班牙带来实在的利益。意大利（特别是北部地区）与德国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密切，其关切的重点是如何从欧盟获得更多好处。西班牙王室虽然来自波旁家族，但在国内的影响力有限。波兰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经济上与德国关系密切，安全上依靠美国，政治上乐于充当“新欧洲”的代表，“联合法国对抗德国”虽然能满足情感上的需要，但获取的实际利益有限。俄乌冲突后，德国、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都超过了法国。英国已经退出欧盟而且始终强调“英美特殊关系”。

（2）构建欧洲独立防务力量是法国大力推进的领域。这是实现欧洲战略自主的关键环节，有助于法国扮演欧洲领导者的角色。1987年法国与西德开始着手组建5000人的混合部队。1999年欧盟成立了“欧洲军队”“欧洲快速反应部队”。2016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正式出台。2018年法国推动欧洲9国签署“欧洲干预倡议”，承诺组建欧洲共同干预部队，开启了“防务多速一体化”。2019年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引发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新讨论。2020年德国推动制定“战略指南针”文件，为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确保政治方向并制定战略目标。2021年欧盟外长和防长会议重点讨论了“战略指南针”文件草案，计划在2025年前建立一支5000人规模的“欧盟快速部署能力”部队，以便在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进行危机干预。但整体看，“构建欧洲独立防务”长期以来雷声大雨点小，其外部阻力主要来自美国。欧洲内部也对此也有疑虑，如德国担心马克龙打着改革欧洲的旗号在欧盟内推行“法国优先”。中东欧、北欧国家更相信北约防务能力，强烈希望维系跨大西洋关系，认为法国打出“欧洲战略自主牌”是为了强化对欧盟的领导权。

（3）欧盟以外的战略支持力量。对法国来说，强化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是合理选择。法国历史上多次与俄罗斯结盟。马克龙也主张欧盟应该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以扩大欧洲的全球影响力。俄乌冲突发生后，马克龙在支援乌克兰上不如英国、波兰等国积极，并试图在俄乌甚至美俄之间充当调停者，但效果不明显。俄乌冲突有长期化趋势。为此，法国不得不调整政策，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成为首个向基辅提供西方装甲战车的国家。这有助于强化法国在欧盟与北约内的影响力。

欧洲之外，法国的影响力主要在法语国家，特别是非洲通用法语的26个国家，这些国家体量小，对提升法国的全球影响力作用有限。法国对于天主教国家的影响力，宗教上不如罗马教皇，文化上不如西班牙与葡萄牙，经贸上与其他西方大国相比也没有优势。

纵观全球，法国能够真正依靠的全球力量首推中国，“牢固的中法战略关系”是“戴高乐主义”的全球支柱。密特朗以来的法国领导人（特别是马克龙）虽然不时批评中国，但如果要推行新戴高乐主义，与中国强化战略关系是必然选择。而且，与中国合作还可以在经济、文化、第三方市场合作等许多领域实现互补。中法在战略与安全上也不构成相互威胁。文化与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并非法国选择战略伙伴国的关键因素，不影响法国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关系。这从法国支持美国独立、一战前与俄国结盟、二战后与一些君主制国家保持紧密伙伴关系等诸多事例中可以看出。当然这些更不应该、也不会影响中国把法国确定为欧洲首要战略合作伙伴。

四、总结

宗教、人种（一定程度上还包括语言）上的相似性使得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法国的关系相对疏远。辉煌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传统使得法国人始终抱有大国情结，但人口、国土面积、经济、科技水平等决定了法国的外交影响力主要在欧洲与法语圈。这从文化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法国难以挤入新教文明圈核心层，戴高乐时期法国为什么要在美国主导的北约内追求独立性，外交上强调自主性。

从战略角度看，法国志在成为欧盟领导者，并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欧洲的代表性力量。但是，法国经济实力与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美国领导北约，英国是第一伙伴，德国与波兰的作用在上升的势头难以改变，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球，“戴高乐主义”需要一个全球性支撑（global pillar），它不可能是美国。

本文旨在剖析法国的文化背景与长期国家战略，判断中国应该选定法国而不是德国等其他国家。中国需要长期奉行以法国为欧洲首要战略伙伴国才能长期获益。对方的文化特点与国家战略是中国选择长期战略伙伴的两大必要条件，加上其他若干因素才能构成充分必要条件（这一点请见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长期因素还包括法国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特点相关，表现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舆论环境、去教堂做礼拜者的比例、选民在投票中考虑宗教因素的比重、美国资本对法国一些大媒体的影响力、一些领导人对大西洋主义的重视到底是否超过了戴高乐主义、法德官员交流任职的级别是否会从司局级提升到部级，则属于中短期与局部因素。

（二）经济结构等六因素

法国是否把中国当作“戴高乐主义的全球支柱”并在政策上加以落实，首先取决于法国政治精英是否就此达成共识，其次取决于是否有落实的现实条件。对中国来说，在制定对欧盟主要成员国外交方略问题上，对方的文化特点与国家战略是宏观层次的基础性因素。上文据此论证，中国应该选择法国为欧洲首要战略合作伙伴。这两个只是必要条件，还需要其他一些因素，才能构成法国成为中国在欧洲首要战略合作伙伴的充分必要条件。宏观层次的基础因素至少还包括法国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但其重要性相对弱，其对中法关系的影响有利有弊。微观层次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氛围与舆论环境、政治领导人的个性、法德关系的紧密程度、美国的影响力等，其重要性更弱一些，且主要体现在中短期，是经常变化的因素。

一、 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

法国的文化价值观主要建基于天主教、希腊的理性主义与罗马法。天主教在本地化的过程中，受到本地语言、风俗、王朝政治的影响，塑造了法兰西文化的主要特征，以及“天主教会长女与孝子”形象。法国特色的大陆法体系则是罗马法本地化的结果。法国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的塑造固然受天主教与罗马法本地化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逻辑。

文艺复兴是人文精神的复兴，必然借助希腊理性主义，也带来理性主义的复兴，法国因而步入宗教改革与第一次科学革命，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此后爆发的大革命中，法国激烈推进世俗化与政教分离，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政治价值观，并在王朝与帝国向共和国曲折转变的过程中，塑造着法兰西的政治制度。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与巩固，标志着法国已经构建起适合自身的现代政治制度。而主要滥觞于法国的上述政治价值观，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与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被现代国家普遍接受。

文明（文化）具有共同性与特殊性两种成分，共同性使得不同文明的交流成为可能，特殊性构成不同文明的特色，为文明间交流互鉴提供必要性。中法分属于不同文明，两者互有长处，文明（文化）上互相敬慕与交流是客观事实，在文明竞争时代依然如此。如何更好地交流互鉴，是双方的责任。

作为现代性框架下的国家，中法两国的政治价值观并非完全不可通约，而是有同有异。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政治价值观实现途径的不同选择，包括实现民主的方式、国家政治制度，这是由各自不同的历史与现实决定的。法国是半总统制共和国，总统是国家权力中心，对行政、司法、立法有强大的影响力：任命总理等高级行政官员，担任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与武装部队总司令，与总理和两院议长协商后可解散议会，拥有决定全民复决等非常权力。总统在外交上的决策权也大于其他西方大国。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现为“结伴不结盟”，这符合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与外交传统。在谋求和平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坚持符合自己的战略文化与外交传统，致力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就欧盟成员国而言，法国是第一候选对象。

更重要的是，法国与中国都自豪于自身的政治制度，觉得现有的政治制度适合自身的文化、历史与现实，是自身文明在世界上立足、展示自身世界大国地位的理想模式。

二、 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

法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迥异于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与莱茵模式的代表德国有明显差别。莱茵模式普遍重视社会公平，强调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企业利益与工人利益的协调。德国属于“社会市场经济”，强调政府-企业-工会三方的协调，企业监事会的地位因而高于董事会。法国似可概括为“政府-市场经济”。法国重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微观介入，强调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控制，大力扶持科技创新并形成优势产业。在政府长期而有力的支持下，法国国企在核能、航空航天、高铁、汽车制造、电力、电信与信息技术等行业形成了技术优势并产业化，加上一大批可圈可点的私营企业，法国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技术与强大的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工业附加值是美国的两倍。这构成了法国推行戴高乐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二战后经济恢复与高速增长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是西欧国家的趋势，国企的弊端并非政府关注的重点。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推动西方政治上转向保守主义，经济上转向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后，英国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从1979年的11.7%降至2%。这也促使法国重视国企存在的问题，其低下的效率不但影响了法国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也影响了法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国企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并持续推进。改革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了相关企业的效率，但企业重视成本收益与短期利益、加上风险投资不发达，使得法国的新技术开发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既有的技术优势难以保持，有些行业（典型如信息技术业）的人才大量外流，有些行业被外资控制。法国在工业技术与制造业上的优势弱化，全球竞争力下降。法国推行戴高乐主义的经济基础因而被弱化，这是客观事实。

但是，迄今为止，法国依然存在值得中国重视的经济实力与潜力，其对国企的定位与管理经验，也有可供中国借鉴之处。

（1）国企定位与管理策略。法国是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国企贡献了GDP的40%（近年来这一数字稳定在10%左右）。这与法国的文化与政治传统密切相关。国企的定位是：对外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对内维护政局与社会稳定，落实国家的战略经济政策，保持先进行业的技术优势，培育与扶持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行业。

在国企管理策略上，经历了行政管理为主时期（一战后到1967年），合同化管理为主时期（1967到2003年），国家股东管理为主时期（2004年以后）等三个阶段。其中社会党政府在1980年代推动的改革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修改宪法并制定新法律，以便为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依据，目标是真正实现戴尔马总理1969年提出的“要使国有企业恢复为真正的企业，并向其归还做出自主经营的权力”，方式是国家与企业签订“计划合同”：一方面，国家通过合同条款对企业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避免企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违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并通过政府的监管机构与企业派驻人员加以落实。另一方面，企业则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获得自主权。以2004年国家参股局（APE）成立为标志，国家对国企的管理实现了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换，此后十多年的实践表明效果明显：参股局与企业形成一种良性的管理关系；董事会真正成为决策中心，企业效益上升；大小股东滥权行为均受到制约；国家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调整国家经济战略方面的意图也得以落实。

分类改革是法国国企改革的显著特征。1760家国企分为三类：公共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行业继续由国家全权管理；核电、航空航天、邮政等行业继续由国家控制；能源、运输等行业向私营资本开放。改革后法国依然保留了西方发达国家中比较强大的国有经济成分，特别是在卫生、教育、水务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核电、航空制造、军工、能源等战略经济部门。经过多年改革，国企在GDP中的比重目前已经下降到6.5%，法国邮政等少数大型垄断性国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雇佣了四分之三的国企雇员。

（2）优势产业。“法国经济已经不行了，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与先进制造业”，这是比较通行的看法，也阻碍了中法经济技术与制造业的合作。其实，这是对相关情况不够了解所致。法国依然拥有许多先进技术领域与先进制造业，在服务业（水务、金融、保险、零售）依然具有全球竞争力，时尚业更是全球中心，包括服装设计与制造、化妆品、珠宝首饰等领域。2020-2022年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法国与德国累计均为82家，英国只有61家。

二战后法国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服务业方面有法国邮政、法国电信、法国航空、兴业银行、法国农业信贷、巴黎银行、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法国铁路公司（SNCF）；能源与制造业方面有法国电力、阿海珐（Avera）、汤姆逊公司、雷诺汽车、阿尔斯通、法国煤炭公司、苏伊士公司、阿奎坦国家石油公司（SNPA）、法国宇航、赛峰等行业巨头。这些企业1980年代后经过分化改组，存在方式有所变化，但许多依然是技术领先、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典型如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就是基于法国宇航，现为多个欧洲国家政府间合作公司，是全球第二大航空航天及防务公司，欧洲第二大武器制造商与防务公司，并全资控股空中客车公司。道达尔能源基于阿奎坦国家石油公司，法国航空变成了法国-荷兰皇家航空，阿海珐变成了欧拉诺（Orano），法国燃气变成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后者的演化历史非常复杂），雷诺汽车私有化后（政府仍控股15.7%）变成了雷诺-日产联盟并与戴姆勒合组全球第三大汽车联盟。法国高铁（TGV）正是法国铁路公司与阿尔斯通合作的产物，代表了欧洲最好的轮轨高铁技术。

私营企业方面（含国有股份在25%以下的公司），施耐德电气、阿尔卡特、圣戈班、米其林、达索、布雷盖、雪铁龙、标致、家乐福、安盛等都是二战后代表性的法国企业，与国企共同撑起法国经济，包括工业、制造业、食品业、百货业、保险、金融、水务等众多行业。时至今日，这些公司有的被收购了（如阿尔卡特收购朗讯后又被诺基亚收购），更多的是进行业务分拆与合并，以便在某些领域做大做强。因此，在全球有竞争力的法国企业依然众多，典型如威立雅收购苏伊士环境后，在全球水务领域成为超级巨无霸。雪铁龙与标致1976年合并为标致雪铁龙集团（PSA）后，2021年又与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合并为斯特兰迪斯（Stellantis）公司，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还有安盛、家乐福、施耐德电气、达索，米其林、布依格、万喜、威望迪、达能等。

（3）潜力产业。许多法国企业在中国深耕多年，威立雅、苏伊士环境、雷诺、标致-雪铁龙、达能、家乐福、米其林等企业，都成为中法合作的纽带与桥梁。还出现了中国TCL集团收购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与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业务这样的案例（现在看，TCL集团的这个收购效果并不理想）。中法合作依然有可观的扩大与提升空间。

公共事业领域，法国依然拥有许多管理先进的大型公司，对于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具有巨大的合作价值。以水务为例，威立雅与苏伊士环境均在中国有大量业务，威立雅在大中华区40个城市开展100多个项目。苏伊士与香港新世界集团合资组建的“中法水务”在中国拥有16家合作企业，是中国水业务量最大的国际企业。威立雅2020年购苏伊士环境后，水务收入是全球第二到第九位公司的总和，是中国最大水务公司北控水务的八倍，其在水务、废弃物与能源管理领域的管理经验是中国企业所需要的。

法国电力公司的核电技术与业务：法国的核电在电力结构中占比达到70%，为全球最高。与德国“放弃核电”的思路不同，法国很难放弃核电，并计划新建十几个核电机组。中国则是目前在建核电机组全球最多的国家，核电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仍处于上升通道。中国在核电技术引进与开发过程中，法国技术是一大重点，大亚湾核电站就是基于法国技术。中国现在已经开发出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核反应堆华龙一号，除了福建福清核电站5号与6号机组外，在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得到应用。但法国的核电技术依然具有优势，包括四代以上先进技术，核废料处理技术等。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合作投资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虽然因为英国方面的原因遇到挫折，但已为两国合作开发第三方核电市场提供了案例经验。法国的高铁技术也在中国构建自主高铁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助力。

法国电信是另外一个典型。法国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早期形成了全球技术优势并具有自己的特色，曾经拥有全球最大的3G网络Orange，但因为资金、市场等原因，没有转化为全球性产业优势，在互联网行业大发展的时代被边缘化，大量的技术与技术人员为美国所吸纳，为美国后来形成互联网技术的全球优势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央控制”思路为互联网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路，而硅谷的“法国力量”与法语影响力是业内周知的事实。然而，法国电信依然是欧洲最大的电信企业之一，其4000多人的研发部门，长期研究项目占20%左右，涉及15个全球信息技术行业高度关注的领域。

家乐福与欧尚曾经是中国零售业有代表性的外企。随着中国本土电商企业的快速崛起，上述法国企业的优势已经弱化。但是，从全球范围看，线下实体店依然大量存在，其给消费者带来的购物体验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基于此，中国电商企业也以“新零售”的名义重新强化线下销售。因此，以线下销售为主的法国零售企业依然有借鉴价值。

此外，时尚业更是法国的一大优势，在中法合作中具有巨大潜力。法国拥有爱马仕、路易酩轩（LVMH）、开云等居于全球时尚界顶端的企业。路易威登、爱马仕等品牌专卖店是中国各大城市商业中心的标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服装、皮革、珠宝、箱包、酒店管理等领域从萌芽期开始，就从法国受益良多。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出国人数全球第一，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中国本土企业在向价值链上端提升过程中，作为全球时尚中心的巴黎依然是中国企业借鉴的一大重镇。

三、 社会氛围与舆论环境

社会氛围通常表现为短期的民意，法国作为老龄化社会，舆论环境深受传统媒体影响，而法国一些大媒体深受美国资本影响，这是法国私有化的一个副作用，也是美国“全球媒体霸权”在法国的体现。“媒体偏好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社会上支持强化对华友好的社会氛围不如八九十年代，企业出于经营需要、政府出于整体考虑而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性”，这在美西方国家相当普遍。因此，对中国的客观、理性报道在法国一些主流媒体上难以面世，影响了法国对华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但这需要辩证分析。

1980年代法国对华友好的社会氛围与环境舆论，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强者心态”、西方国家对从封闭转向开放的中国抱有期待、对中国社会了解有限等因素有关。随着中国快速发展与全球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上述因素都在发生变化。法国需要重新定位对华心态，这需要经历代际替换才能完成：从老一辈的五味杂陈到新一代的坦然接受。

以“扒粪者”自居，热衷于报道国内国外的负面消息，是西方传统主流媒体的普遍特征。传统主流媒体对法国老年人的影响比较明显，中青年则主要从新媒体接受讯息，他们的对华看法不那么极端而且具有可塑性。现在法国对华关系的社会氛围呈现为一个相对分化的光谱，这为法国对华关系舆论环境的长远好转提供了可能与基础。

法国也存在抱怨中国“对法国不够重视”的社会氛围，民众中的知华群体、企业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依然希望强化对华关系，以期从中国发展中分享更多利益、与中国进一步交流与分享文化自信、获得更多重视、支持法国在欧盟与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法双方应从细节入手，从青少年一代做起，培育与壮大这种社会氛围，改变目前这种不客观、不利于中法双方的舆论环境。

四、 政治领导人的个性

依据1958年宪法，法国是半总统制国家，总统可以谈判并批准条约，委派外交大使及特使，并接受外国的大使及特使。显然，外交方面法国总统较少受议会和政府的约束，国家领导人对外交的影响明显大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内阁制国家，也大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国家。因此总统有能力推行比较独立的外交战略与政策。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外交上选择战略伙伴时，政治制度的异同并非划界标准，因此才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中国的法国研究界有一种观点：从戴高乐到德斯坦，法国的外交遵循了戴高乐主义；密特朗是个转折点，希拉克是戴高乐主义的回响；萨科齐、奥朗德、马克龙实际上是大西洋主义者；特别是马克龙，从青年时代起就与美国关系密切，以罗斯柴尔德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势力是他从政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从他的一些决策看（如不阻止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被通用电气公司收购），与其说是戴高乐主义者不如说是大西洋主义者。

作者认为，文化特点与国家战略需要是法国外交的基本决定因素，其典型表现就是戴高乐主义。戴高乐主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大西洋主义在一定时期与某个领导人身上会有所表现，但到一定时候又会向戴高乐主义回摆。整体而言，大西洋主义不可能压倒与取代戴高乐主义。领导人的个性在短期内可以决定法国的外交特点，但决定不了长期趋势。

就马克龙而言，他有一定的大西洋主义倾向，但并非典型的大西洋主义者，个人利益、文化归属感、民族自豪感与国家战略需要共同促成他比前两任总统更强调戴高乐主义。法国政治精英阶层很清楚，法美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与不同的国家利益；在美国的圈层外交中，法国不属于核心层，法国经常成为被排斥乃至放弃的那一个；在欧盟成员国中美国更为重视德国、更相信波兰；美国外交中损害欧洲国家利益的政策与行为众多，欧洲战略自主是欧洲的需要，更是法国的渴望。

五、 法德关系的紧密程度

独立的法国很难在欧洲与全球事务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力，这是罗伯特·舒曼与让·莫内在二战后致力于倡导欧洲联合的主要原因。欧洲煤钢联营因此有了原初的推动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持续与深入发展，证明了“欧洲联合”的强大生命力。在欧洲整合越来越深化的背景下，法国外交受到欧盟的限制与影响，其中以德国的影响最为显著。在外交领域发声体现为“法国重政治，德国重经济”，法国领导人经常就全球重大政治、安全问题发声，而德国领导人就全球重大经济问题发声的情况比较常见。典型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通过补贴排挤欧洲企业，德国对此反应比较强烈，德企在美国市场的介入程度与幅度都大于法国企业。作为欧盟的双发动机，法德之间的联系，除了欧盟层面的分工合作与人员自由流动外，政府层面已经发展到一些部委司局级人员交流任职的程度。先进技术合作与共享在欧洲航天局、欧洲宇航与防务公司等案例中有充分表现。德国电信与法国电信合并在英国的业务并成为英国最大的手机运营商。这些都展示了两国关系的紧密程度。

但是，中国无意离间法德两国，与两国的合作都是在现有基础上“做加法”。在做加法的过程中，中国有权利依据自己的长远战略需要，在两国中有所侧重。这也是法国所需要的：德国在战略上选择美国，法国觉得选择中国是合适选项。这与法德强化合作构成互补关系，体现了两国在欧盟与全球影响力上的差异与竞争关系。在文明竞争时代的常态是：国家间文化上越相似关系越密切，而文化上存在明显差异的国家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法德两国正是如此。

六、 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与北约的领导力量，在欧洲的存在范围广泛而深入：军事上，北约的存在，是欧洲独立防务力量难以真正成型的主要原因，美国在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家有驻军和大量军事基地，在协助这些国家免于外来侵略的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国家发展足够且能自主指挥的国防力量。政治上，强化跨大西洋纽带，限制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形成战略自主性，扶持欧洲国家的亲美政党与政治人物。经济上，通过大量资本与技术输出，影响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与经济独立性。文化上，有计划地培养知美、亲美势力，从媒体、互联网等方面影响欧洲国家的社会舆论。信息安全上，对欧洲国家的政府机构与官员进行广泛监听。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美国对欧洲国家形成了无可匹敌的巨大影响力。

但是，法国是欧洲主要国家中，受美国影响最小的国家。法国没有美国的驻军与军事基地，已经构建起比较强大的国防力量且能自主指挥，还拥有独立的核力量，是构建欧洲独立防务的第一推手。政治上，在承认自己是西方一员的同时，法国致力于推动欧洲的战略自主性。一些政党相对重视法美关系，但没有形成德国绿党那样的亲美政党，勒庞父女乐见特朗普的崛起与当选，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所代表的新孤立主义，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强化国民阵线（2018年改名“国民联盟”）与美国共和党的关系。文化与信息安全上，限制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扶持本土企业是欧盟成员国的共识，法国比德国更为积极。

从最近三任总统看，萨科齐“亲美”，是希望在希拉克之后修复对美关系、影响美国，从而保持或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并不影响他致力于保持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在气候等问题上批评美国、督促美国尽快从伊拉克撤军、反对对伊朗动武。奥朗德是弱势总统，“亲美”程度弱于萨科齐，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问题上，坚持要求“豁免”电影和书籍等文化行业。他在美国国安局“窃听门”事件发生后表示：必须确保美国停止窃听后才能进行谈判，其态度比默克尔更为强硬。

被一些学者视作“大西洋主义者”的马克龙，特朗普主义让他进一步意识到美国靠不住，因而倡导欧洲战略自主性，直斥“北约已经脑死亡”。英美澳成立三方联盟（AUKUS）、法国丧失澳大利亚450亿美元军事订单后，对他的“大西洋主义倾向”更是一大打击，不得不向“戴高乐主义”回摆，并强化欧洲的自主性，其典型案例是：与其他欧盟成员国推动通过《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以限制美国互联网企业的“野蛮生长”，为本土科技企业“保驾护航”，并保护本国公民的信息安全。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他主张强硬与对话并举，与美国“彻底削弱俄罗斯”的主张明显不同。

因此，在肯定美国对法国影响力的同时，不宜高估这种影响力，进而影响到中国对法国作为欧洲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国的认定。

七、 总结

中国在确定欧洲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国的过程中，固然要通盘考虑诸多重要因素，如对方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社会氛围与舆论环境，政治领导人的个性，法德关系的紧密程度，美国的影响力等。但是，文化特点与国家战略是宏观层次的基础性因素，必须优先考虑。这是中国与法国的需要，符合两国的长远战略需要。为此，中国必须从长计议，从细节入手，致力于中法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的建立与强化。

（三）与各国合作的不同侧重

前面两篇文章论证了为何法国应该成为中国在欧盟（乃至欧洲）的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国。本文论述中国如何与欧洲国家合作，包括主要大国以及次区域主要国家。

就战略而言，欧洲属于基督教文明圈，其中西欧与北欧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中东欧大部分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与东正教文明圈，小部分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文明圈。中国在欧洲实行普遍的合作，但合作重点是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的若干国家，加上若干东正教文明圈国家（俄罗斯非本文论述对象）。就经济领域而言，欧洲是发达经济体聚集区，这些国家多数存在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服务业发达但制造业空心化、信息技术产业被美国主导、人口老龄化、缺乏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工人等状况，中国在资金、技术、基建能力、制造业等方面有比较优势，可以依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重点合作领域与合作项目。

一、中国与法国的合作

结盟外交主要存在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以及若干其他文明圈国家，其数量不到联合国会员国的三分之一。不结盟外交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承继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与外交理念，是推进中华文明复兴的外交抓手，在新时代表现为构建全球伙伴外交网络，而“构建不同类型的伙伴外交，确定重点战略合作伙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欧盟范围内，法国是合适的选项。有必要强调，中国不可能与法国结盟，也不应该结盟。法国也没有与中国结盟的意愿与条件。

前面两文已经论述了中法战略合作的必要性。中法战略合作操作需要进行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制定相应的规划，落实的过程中长期坚持、不受法国国内短期政治气候（典型如俄乌冲突）的影响。中法经济合作的重点前文已经论述，整体上应该是双方能实现优势互补且愿意展开合作的领域。目前形势下，人员交流是一大重点，包括旅游领域、年轻人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公共服务领域、双方有优势技术合作且能实现技术互补的领域。

先进技术领域是另外一个重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冷战时期，法国与西方其他大国不同，与中国在制造业、电信、核电等领域开展大量合作，是中国引进国外技术与设备的战略重点国家。现在，法国作为美国圈层外交中核心圈以外的伙伴，以及不时被美国打压与羞辱的西方大国，在美国不断设置中美技术领域合作新门槛的过程中，法国出于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可能乐意在其技术优势领域开展对华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方能否抓住机遇促成合作。现在中国对法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七八十年代，有理由比当时做得更好。

而在气候变化应对、清洁能源技术、水资源开发利用、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文化推广等功能领域，也有大量的空间。

欧洲以外，中国与法国战略合作的重点主要是法语国家，特别是西非地区。目前，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已经有若干协议，但落实情况不够理想。或许可以尝试“抓住重点国家与重点项目进行试点”的策略。

中法战略与经济合作不影响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包括与欧洲主要国家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瑞典等合作。但需要侧重不同的领域与地区（包括欧洲内与欧洲外）。

二、中国与德国的合作

国家间相处，受国家战略、经济利益、文化相似性、民间相互好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德国民间对华好感度明显弱于法国。文化相似性与国家战略则决定了德国必然比法国奉行与美国更好的关系。在美国的德裔人口达到8000万，这些人通常支持强化与德国的关系，这是德国强化对美关系的文化基础。因此，中德关系主要体现在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

德国是西欧与北欧新教国家的代表，除了巴伐利亚州外，德国基督教徒多属于路德教派。德国也是欧盟内人口数量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凭借强化的经济实力与受俄乌冲突而迅速提升的国防力量，大幅度提升在欧盟内外政治、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成为欧盟无可匹敌的领导国”是德国国家战略目标。与法国的紧密关系也难以阻止德国追求这一目标。强化对美关系就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抓手。

经济上，作为莱茵模式的代表，德国在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实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政府-企业-工人三方协作程度高于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劳资关系相对稳定、和谐。在拥有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的同时，中小企业得到保护与发展，在特定领域与产品上形成了大量的隐形世界冠军企业。注重制造业与技术工人职业培训为德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并保持全球竞争力奠定了基础。加上政府从政策、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德国长期保持了外贸盈余。2003-2008年德国是世界最大货物出口国，现在依然是欧洲最大贸易国，在全球仅次于中国与美国，就业岗位一半与出口相关，企业利润三分之一来自外贸。在贸易出口对象上，欧洲占一半以上，在对法国贸易中始终占大量盈余。

中东欧是德国传统影响力比较大的地区，特别是在巴尔干，冷战后也是德国制造业转移的重点地区。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欧洲比其他地区更早、更积极，但存在角色与功能差异。英国是最早推动气候变化应对的欧洲国家，从撒切尔夫人时期就关注这一问题。法国则在政治上积极主动，典型的如力推《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而德国则是务实推动的典型，其核电政策与英法迥异，在推动去核电过程中，大力推动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已经形成技术优势并快速产业化。

中国对德合作的重点是经济，包括汽车及零配件、机械设备制造、化工、电子电气。文化与教育领域，职业技术教育是一大重点。第三方市场合作上，首推中东欧国家，其次是德国影响力比较大的国家，如非洲的安哥拉、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拉圭与乌拉圭，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气候变化方面也是中德合作的一大重点，其潜力与效果可能不亚于甚至优于中美合作。

关于中德在中东欧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必要给予特别重视。目前这方面双方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抛开德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不论，冷战后德国在这一地区的综合影响力急剧上升，有能力影响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以“不符合欧盟标准”干扰一些项目就是一种表现。与德国的合作是中国可持续推进中国-中东欧合作的重要条件，有助于减少与排除中国-中东欧合作中的一些障碍。

欧洲以外，中德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是上述非洲、拉美地区与德国关系密切的那些国家。

三、中国与英国的合作

现在被认为属于新教的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又叫安立甘宗，Anglicanism，中文译为圣公会），严格来说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一个中庸教派，其与天主教之间的距离要近于清教。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不同于欧洲大陆，整体上是在国王（女王）的指导下进行的，它始于1536年制订“十条信纲”，经过1543年亨利八世的《国王之书》，成型于1571年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定稿的“三十九条信纲”。英国国教会不强制信徒接受这些信纲，但从1865年起，圣公会教牧人员必须确认这些原则。

圣公会吸收了新教的一些教义与做法，如弱化教会的等级，牧师（长老）可以结婚，也被罗马教廷认定属于新教，但与清教徒信奉的加尔文教派仍有明显区别。宗教差异是圣公会与清教徒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美国则是比较典型的新教国家，路德宗（信义宗）、加尔文宗（归正宗、长老会），清教（如浸信会）等，整体影响要大于圣公会（美国不用Anglicanism，而称Episcopal Church即主教制教会），但人种与语言上的相似性使得美英都乐于保持更为紧密的关系，这是英美建立“特殊关系”的文化与人种学基础。

英国的经济总量从1971年起，绝大多数年份高于法国。随着欧盟（当时叫欧共体）一体化效果凸显，英国脱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加入欧共体，希望加入后与法国、德国共同构成领导欧洲的“三驾马车”，但这并未实现，外交与内政许多方面受制于欧盟，经济上也“得不偿失”，这是英国“脱欧”的一大原因。

脱离欧盟后，英国立志成为“全球不列颠”（Global Britain）。但在文明竞争时代，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强调“英美特殊关系”、越来越重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纽带、越来越强调英联邦的重要性，其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已经无法与法德相比，仅在欧洲局部区域有相对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北欧的丹麦、挪威、冰岛，东欧的波兰。

在中英合作上，英国固然强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英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老欧洲的文化自信，在对华外交上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脱欧后英国确定的国家战略是成为“全球不列颠”，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伙伴外交等有许多契合之处，典型如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与英联邦国家。英国坚信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可以发挥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交易所所不能或者不愿意发挥的作用，譬如接受中国企业在伦敦交易所上市，英国成熟的法律制度可以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服务，而英国全球金融与服务中心地位的保持也需要中国的支持。

英国在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包括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经贸关系、法律制度等众多领域，中英之间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发挥彼此的优势，以推进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在构建全球伙伴网络、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上发挥独特的作用。在传统安全领域与先进技术等领域，英国受美国的牵制比较明显，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畜牧业、文化与教育交流等领域，依然有大量空间。英国在外交上依然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在文明竞争时代，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四、中国与意大利、西班牙的合作

这两个国家分别是欧盟第三大与第四大经济体，都是天主教国家，但其经济总量、发展水平，都与法国存在明显差距，军事实力、在欧盟内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如此。但意大利与西班牙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热心程度不如西欧与中东欧国家，甚至希望强化与中国的关系来提升自己在欧盟内的地位，并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等的兴起、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等就是其表现。如何推进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合作的深化，有赖于中国研究这两个国家的学者的努力。依据作者的观察，除了旅游业、服装业、皮革业外，文化与教育合作、制造业的合作（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定位与市场拓展上）等方面，依然有大量的潜力可挖。

就全球而言，西班牙的影响力主要在西班牙语国家，特别是拉美与非洲。意大利的影响力主要在北非地区。因此，中国与西班牙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是一些西班牙语国家。西班牙语国家数量甚多，建立中国与全部西班牙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比较困难，主要可先着重与单个西班牙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下一步或许可以尝试在双边机制的基础上，与若干西班牙语国家之间建立小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意大利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在北非地区。类似地，中国与葡萄牙的合作主要是在葡语国家。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已经运转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提升空间，特别是与最大的葡语国家巴西之间。

五、中国与瑞典、芬兰的合作

在北欧诸国中，瑞典人口最多，其中路德教徒占人口80%左右；战略上长期奉行中立政策，俄乌冲突后才申请加入北约；是北欧最大经济体，1995年才加入欧盟但没有加入欧元区；服务业发达，从业者占总人口70%；科技与教育发达，在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上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制造业发达，并在新兴产业上形成了全球竞争力。但瑞典近些年强化文化认同与西方政治价值，安全上强化与北约的关系；对华关系上强化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的协同，趋于强硬。因此，中国与瑞典的合作应侧重中低敏感领域，如机械、化工、矿业、汽车、生物、医药、环保、信息、食品加工等

从对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看，芬兰在北欧国家中名列前茅。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国家外交定位上注重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芬兰始终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其经济发达、科学研究与教育水平高，拥有许多先进技术。中国也重视与芬兰的关系。在文明竞争时代，芬兰应成为中国北欧外交中的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国。如何进一步深化中芬关系，需要中国通盘考虑，仔细谋划，持久推进。

六、中国与波兰等国的合作

双边合作除了波兰本土外，还包括中东欧地区。波兰是美国眼中“新欧洲”的代表。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甚于法国，更甚于德国。但是，波兰对德国的新旧疑虑与恐惧，使它冷战后在安全上完全倒向美国，并且表现得比德国还亲美。

俄乌冲突提升了波兰在北约与欧盟内的地位，有助于波兰限制德国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中东欧地区。但波兰依然需要更多的战略支持力量以平衡德国在中东欧日益提升的影响力，进而发挥其“中东欧第一大国”的地位与影响力。波兰是比较成功的转型经济体，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轨道。但在波兰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美国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欧盟的市场、资金与技术不能完全满足波兰的需求。

在对华合作中，波兰希望成为中国企业与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门户，加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特别是对华出口，吸引更多的中国资金、技术，为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助力，并参与其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这些都为中国与波兰的合作提供了战略、政治、经济、文化空间。

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看，塞尔维亚与匈牙利在中东欧国家中位居前列，两国均属于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国家。而希腊则是中国与南欧国家合作的范例。这三个国家典型展示了在中东欧、南欧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伙伴外交关系网络的成果。随着中国进一步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如何构建新的合作框架、深化与三个典型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官方、企业界与学术界需要合力应对的一个课题。

七、总结

世界正进入文明竞争的长周期。“各个文明圈对内强化认同、对外构筑圈层外交，文明体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以和平方式实现文明复兴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无惧竞争但致力于合作。不公平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日益不自信的美国。欧洲与美国同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又是全球三大经济体之一，中国对欧外交方略因此需要反复斟酌、从容实施。

美国把中国列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打压长期化。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争取与利用欧洲市场，是中国对欧洲外交的一大重心。解决经济问题不能仅依靠经济手段。欧洲的对华政策主要由欧洲自己决定，但中国的态度与做法也会影响欧洲的政策选择。因而，中国对欧洲要有整体的外交谋划，通过与欧洲国家构建比较稳定的政治关系，来促成与欧洲经济关系的稳定。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对欧洲伙伴国进行分类，确定首要伙伴国与重要伙伴国，并长期施策，与这些国家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与战略关系，从而为经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必要基础。

文化特色、法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战略需要等共同决定了，法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应该成为中国在欧洲的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其他欧洲大国如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波兰等，中国也应该与之保持并深化合作关系，但主要限于某些领域与某些次区域，包括这些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及希望得到强化的领域。次区域指欧洲的某一部分地区，以及第三方市场国家。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与法国主要是在法语国家特别是西非地区，与德国主要是中东欧地区，与英国主要是在英联邦国家，与西班牙主要是西班牙语国家，与意大利主要是北非地区。中国与瑞典、波兰的合作主要是在其本土，但就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而言，芬兰在北欧名列前茅，塞尔维亚、匈牙利、希腊在中东欧与南欧国家中位居前列。

“欧洲的一体化仍然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虽然要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努力，但也不能把欧洲可能实现的未来当作当前的现实”，“迄今为止欧盟没有建立有效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机制，更无从谈起欧洲的全球战略”，这是丁一凡研究员2019年的判断。作者认为目前仍然适用，也与作者写作这三篇文章的动机暗合。（作者：薛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