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重构：回岸、近岸与友岸的趋势特点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量化评估以“回岸”“近岸”和“友岸”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发展进关键词：产业链重构 回岸外包 近岸外包 友岸外包作者简介：李元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和特点趋势。结果表明，近年来在全球贸易中，近岸、友岸和回岸外包现象开始加速凸显。分经济体来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看，美国最早出现显著的回流，新冠疫情后出现显著的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欧洲回岸趋势尚不明显，但政策端在持续加码促进回流，各国均不同程度加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则存在分化现象；日韩尚无显著变化。分行业来看，回岸外包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最高，近岸和友岸外包则以低技术制造业为主。总体而言，近年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回岸、近岸和友岸外包加快发展的趋势较为显著。本文认为，中国可采取协同发展、数字化转型、安全化发展和有序跨境布局等措施，应对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新一轮深度重构，本轮重构以回岸(Reshoring)、近岸(Nearshoring)和友岸(Friend-shoring或Ally-shoring)外包为主要特点。其中，回岸亦称回流，指企业将在其他国家开展的经济活动转移回母国，是反向的离岸外包(Wiesmann等，2017)。本文将通过测度对外贸易依赖度来反映全球和各国的回岸情况。近岸外包是指企业将部分业务流程或服务外包给地理位置相对较近的国家或地区的供应商。本文将通过衡量接壤国家之间贸易占总贸易的比例来评估全球及各国的近岸外包趋势。友岸外包是指将生产活动或供应链转移至地缘政治友好的国家，以减少对不稳定地区或对手国家的依赖。本文将采用Bailey等(2017)的方法，使用2018—2023年的联合国投票记录来定义各国的政治立场距离，并测度各国与盟友国家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例。

本轮产业链重构是由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风险和应对国内空心化等因素共同推动的。首先，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制造业回岸，是应对过去几十年中产业空心化问题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部分国家国内不平等加剧，政治极化引致的保护主义加速了这一趋势，也促使各国政府重新审视本土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就业创造能力。其次，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物流频繁中断，企业纷纷意识到生产地靠近市场的重要性，由此形成近岸外包趋势。最后，国际政治格局日趋复杂，各国开始注重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各自出台友岸外包政策，将部分关键产业链迁移至政治盟友国家。本文旨在通过测算前文所述指标，对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进行量化评估。

一、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回岸趋势

回岸的概念早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提出，新冠疫情之后，有关回岸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回岸主要发生在汽车、制药等中高端制造产业，服务业因需要与客户直接接触，回岸情况相对较少发生(Backer等，2016)。企业的回岸决策受多种因素驱动，内部因素包括公司战略转型(Bettiol等，2017)和纠正之前错误的离岸外包决策(Barbieri,2018)等；外部因素则包括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增加(Backer等，2016)、物流和运输成本上升(Sauter,2016)、供应商生产技术水平不足(McIvor和Bals,2021)、母国本地偏好消费倾向(Robinson和Hsieh,2016)等。本文重点关注美国、日本、欧洲三地回岸的最新进展。

(一)全球范围短期大幅回流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全球贸易依赖度逐步上升(见图1)。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导致全球化进程暂时减弱，此后大约10年时间，全球贸易依赖度有所下降。2020—2021年，全球贸易依赖度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全球对医疗物资和应急设备的需求激增，线上消费和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以及各国为应对供应链中断而加速补库存。然而，随着新冠疫情影响逐渐减弱，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逐渐增强。2023年，全球贸易依赖度出现显著下降，并且创下了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大的跌幅，反映了短期内全球产业链的大幅回流现象。

(二)主要发达经济体回流趋势

1.美国长期回流趋势明显，集中在高端制造行业。美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自1960年以来整体呈现出持续上涨的趋势(见图2),尤其是在2000年后加速上升，并在2011年达到峰值，接近25%。2012年后，其贸易依赖度逐步下降。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短期物资需求激增，贸易依赖度出现了小幅回升。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逐步调整以及美国再次推进回流政策，其贸易依赖度再次下探。总体而言，除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贸易依赖度自2012年后持续下降，显示出美国形成了长期的回流趋势。

总体而言，美国回流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美企回流意愿有所上升。多项调查显示，近年来美国企业普遍具备较强的回流意愿，主要原因有接近客户或市场、政策激励、企业社会责任等。福布斯于2023年4月对150名美国制造业高管进行的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表示已将部分生产转移回美国或正在进行此类回流，其中35%的企业已成功实现回流。市场研究咨询机构Cen-suswide于2023年12月的调查指出，69%的美国制造商已开始将供应链重新布局至美国境内，其中94%表示已成功实现部分或全部供应链的回流。二是政府激励为最主要回流动因。根据回流倡议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的数据，企业在回流决策中最常提到的动因是政府政策激励，相关表述的出现频率是其他动因的两倍以上。尤其是2012年以来，美国出台诸多法案推动制造业回流，这些政策旨在通过税收抵免、能源补贴以及大规模物流基础设施投资，提升本土制造业竞争力。2015年推出的“供应链创新计划”进一步为尖端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拜登政府执政后，推出了一系列更为系统和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如收紧“美国制造”标签的适用范围，通过“美国就业计划”促进能源技术企业回流，并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进一步吸引海外资本在美国投资，增强供应链薄弱环节的回流。三是回流趋势有所加速。回流倡议组织收集的回流企业发布招聘岗位数量数据显示：2010—2018年回流趋势比较平缓；在2019年后明显加速，4年内实现了回流企业就业量翻倍；2023年回流企业计划招聘28.7万人，虽较2022年的34.4万人的历史高点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见图3)。四是回流集中在高技术制造行业。根据回流倡议组织的数据，电气设备、器具及零件行业的回流最为显著,创造了超过10.5万个就业岗位；其次是电子产品行业，回流案例达到295起，带来约7.7万个就业岗位；塑料和橡胶制品行业回流案例较少，仅贡献了近6000个就业岗位。这些数据表明，高技术制造业是美国回流的主要领域。

2.欧洲长期没有明显回流趋势，但政策端持续加码。从宏观数据来看，法国、德国和英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贸易依赖度和进口依赖度均保持了较为稳定的趋势，并在2021年前后达到了自2012年以来的最高点(见图4)。虽然三国从2021年开始，均出现了短期的贸易依赖度下降，但由于其目前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难以判断其出现了显著的长期回流现象。因此，欧洲主要经济体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长期回流趋势。从微观数据来看，欧洲近年来也没有大规模回流的现象。欧洲基金会的欧洲重组监测(ERM)收集了大型生产活动向欧盟回流的数据，2014年欧盟共发生了32起企业回流，2017年达到74起的峰值，随后逐渐回落，到2023年只记录了4起回流案例。数据显示，欧盟回流主要发生在新冠疫情前的法国、英国、意大利企业。其中，从行业上看，制造业回流最多，占到100起，创造了11040个就业岗位；其次为信息通信业11起，创造了2521个就业岗位。从国家上看，法国回流次数最多，达到39起，创造了2142个就业岗位；其次为英国27起，创造了5742个就业岗位。

尽管欧洲的回流趋势尚不明显，但各国在政策上持续加码支持回流，未来回流可能加速。2013年，欧洲议会通过的“工业复苏促进可持续欧洲”战略就将回流视为欧盟目标。欧盟政策主要集中在强化战略部门的投资和领导力，例如《欧洲芯片法案》计划在2030年前投资110亿欧元，旨在通过补贴和奖励措施推动半导体行业的回流与重建，以减少对外依赖。欧洲投资银行自2010年以来，已投入10亿欧元，并发起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支持电池等制造业的回流。法国通过“专项回流项目”促进回流，已批准477个项目，获得8.46亿欧元公共投资。英国自2012年起推出多个计划，重点推动汽车等行业的回流，并在脱欧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如2023年推出的“先进制造业计划”提供了45亿英镑资金，鼓励在英建设新制造业基地。

3.韩国和日本尚未出现明显回流迹象。韩国和日本的宏观数据表明，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均呈上升趋势(见图5)。韩国的贸易依赖度自1960年以来持续上升，2000年后加速，并在2020年后仍保持在80%的高位，显示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日本的贸易依赖度则相对稳定，但自2020年起显著上升，接近40%。这表明两国持续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并未存在显著回流趋势。

二、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近岸外包趋势

与离岸外包将业务转移至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或地区不同，近岸外包在多个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除了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外，近岸外包还能有效规避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在供应链稳定性和及时响应能力方面。尽管离岸外包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近岸外包表明，成本并非企业进行外包时唯一的考量因素。近岸外包在地理距离上更接近，因此便于企业更好地管理外包合作伙伴，并增强供应链的灵活性。近岸外包虽然不会减少国际贸易总量，但会显著改变贸易伙伴的结构，推动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减少与距离较远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近年来，美国和欧洲在近岸外包方面的倾向尤为显著,选择邻国或地理上较近的国家进行外包合作，以便保证其供应链的效率和稳定。日韩周边并无明显的近岸外包目的地，故暂不讨论。

(一)新冠疫情后全球近岸外包趋势愈加显著

2008—2020年全球总体的非接壤贸易占比保持稳定(见图6),但2020年后该比例开始下降，2023年降至约75.5%。与此相对，接壤贸易占比在2008—2020年同样保持稳定，但自2020年开始上升，并在2022年以来快速上升，2023年提升至最高点24.5%。

(二)美欧近岸外包趋势

1.新冠疫情因素推动美国近岸外包。自2000年以来，美国与接壤国家的贸易占比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近34%降至2009年约28.5%(见图7)。但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这一比例开始回升，最高达到31.4%。这显示出美国企业在疫情扩散和供应链紧缺影响下，逐步增加对邻近国家的依赖，符合近岸外包的特征。

美国近岸外包增长推动了墨西哥的贸易、投资和相关制造业发展。在贸易方面，2022—2023年，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增速分别较上年增长了18.1%、5.1%,累计增速约为24.0%;美国对加拿大的进口增速分别为22.4%和-4.4%,累计增长约16.8%;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增速分别为6.6%和-22.2%,累计下降约17.1%。2023年，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15.1%,首次超过对中国的14.1%和对加拿大的13.5%,使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在投资方面，受美国与墨西哥贸易联系日趋紧密的影响，墨西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连续多年增长。2023年，墨西哥吸引FDI达361亿美元，其中制造业FDI达181亿美元，主要流向汽车、电子和机械制造等关键产业。从行业角度来看，墨西哥低端制造业尤其受益于美国的近岸外包。2022年9月—2023年7月，墨西哥有45%的纺织和服装企业、33%的石油化工企业、31%的皮革制品企业因美国近岸外包实现了销售增长。

2.欧洲各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近岸外包。法国与接壤国家的贸易占比自2000年以来一直持续下降(见图8),但自2020年起，邻国贸易占比显著上升至45%左右。这表明新冠疫情后法国的近岸外包趋势显著。2000年以来，德国与接壤国家的贸易占比一直在37%到40%间震荡，从2009年开始呈现总体下降趋势，到2017年开始波动上升。这也显示出近年来德国企业在逐渐增加与邻国的贸易联系。

从目的地看，欧洲的近岸外包地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和北非国家。根据FDIIntelligence数据库，欧洲周边的14个国家被视为主要的近岸外包目的地。2020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制造业FDI大幅上升，从138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525亿美元，项目数量从296个增至401个，显示出近岸外包逐渐扩大的趋势。其中，匈牙利、波兰、埃及、摩洛哥和罗马尼亚的制造业FDI增长尤为显著。例如，匈牙利的制造业FDI从2020—2021年的70.4亿美元攀升至2022—2023年的188亿美元(见图9)。从行业看，欧洲的近岸外包主要集中在5个核心行业，即电子设备制造、化工、汽车制造、金属制造和半导体。2022—2023年，匈牙利、摩洛哥、埃及和波兰在这些行业中吸引了大量FDI,得到了快速发展。从采购份额变化看，也反映出欧洲回岸和近岸外包的趋势。启迈(QIMA)②2024年第一季度调查显示，欧洲企业正在逐步将采购重心从中国转移至本土或邻近国家，对中国的采购份额从2020年的72%降至2024年第一季度的60%,而对欧洲及邻近国家的采购份额从8%增至15%,对中东欧和北非地区的采购份额也从20%增至25%。

三、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友岸外包趋势

友岸外包是指将生产活动或供应链转移至地缘政治友好且价值观相似的国家。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友岸外包趋势开始显著加速。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同年明确提出友岸外包战略，意在减少美国在半导体、绿色能源和战略原材料等关键领域对竞争对手的依赖，并与其“盟国”加强经贸联系，避免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此后，各主要经济体在产业链布局中逐渐倾向于与政治立场接近的国家深度合作。

(一)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友岸外包趋势显著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3年第三季度，地缘政治近距离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了6.2%,地缘政治较远距离国家之间、地缘政治最远距离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分别下降了4.4%和5.1%(见图10)。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也显示，2022年50.2%的FDI发生在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进一步证明地缘政治距离在本次产业链重构中的重要性。

根据麦肯锡的研究，2017—2023年，美国、中国、德国和英国的对外贸易平均地缘政治距离分别下降了10%、4%、6%和4%。反映出这些国家更倾向于与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开展贸易。进一步使用2018—2023年的联合国投票记录来测度各国的政治立场距离，图11展示了美国、法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菲律宾和越南8个国家，与其政治立场最近的前10个国家相互之间贸易占比的结果。整体趋势上看，2022年以来，多数国家与政治立场接近国家间的贸易占比有所提升，但不同国家友岸贸易的趋势却略有差别。德国自2000年开始，友岸外包的占比就持续增长；美国、越南与友岸国家之间的进出口份额自2020年开始显著提升；英国、日本、法国友岸外包份额是在2022年才开始显著提升；菲律宾和韩国则没有表现出友岸外包增加趋势。

占比数据上看，政治立场在各国选择贸易伙伴过程中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发达国家更倾向与政治立场接近的国家开展贸易。2023年，从进出口贸易总体份额上看，美国最热衷于与友岸国家贸易，占比达到27.3%;英国友岸贸易占比19.6%,日本占比19.5%,法国占比18.7%,德国占比13.5%。但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与友岸国家间的贸易份额显著偏低，如越南占比2.8%,菲律宾占比更是只有1.1%。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与友岸国家间的贸易占比也相对较低，仅1.5%。

(二)美国友岸外包的重点国别分析

美国是最早正式提出友岸外包政策的国家，实施力度也最为积极。美国与政治立场最接近国家之间的贸易比例，远高于欧洲主要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的相应比例。在美国友岸外包政策下，欧洲等国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东南亚等国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与其经贸关系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1.东南亚已成为美国友岸外包的重点区域。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更高的“友好度”,因而更倾向于将部分生产订单或投资流向该地区。近年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整体保持增长态势。2014—2022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贸易额与贸易占比持续增长(见图12)。IMF数据也显示，2023年美国对东盟的FDI大幅增加，从2022年的299.63亿美元增长至743.57亿美元，增幅达到148.2%。美国持续加大对东南亚的资本投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不断推进，东南亚地区在美国友岸外包布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望进一步提升。

2.欧洲与美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强化。欧洲同样是美国友岸外包布局的重要伙伴。相比东南亚，美国与欧洲在经济制度、法律框架和政治价值观上更为接近。因此在近年来，美欧贸易和投资合作更为紧密。2020年以来，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总量和占比均快速增长，双边贸易总额从2020年的6570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9590亿美元，增幅达42%(见图13)。与此同时，欧盟在美国整体对外贸易中占比持续攀升。投资方面，美国对欧盟的FDI存量也从2020年的2.38万亿美元上升至2023年的2.58万亿美元，增幅约为8.4%;欧盟对美国的投资存量则由2.1万亿美元增至2.42万亿美元，增幅约为15.2%。①这种高度的经贸捆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美国与欧洲以友岸方式强化供应链合作，减少对其他地区的依赖。

四、启示与对策

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深刻重构，主要表现为回岸、近岸和友岸外包三大趋势。回岸方面，2023年全球贸易依赖度出现显著下降，跌幅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且尤其集中在电子、半导体等高端制造业领域。近岸外包方面，全球接壤贸易比例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快速上升，美国和欧洲在这一趋势中尤为明显，墨西哥、中东欧、北非国家成为主要受益者。友岸外包方面，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地缘政治或价值观相近的国家间贸易量整体增加了6.2%。东南亚国家因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获得了显著的贸易和投资倾斜；欧盟与美国的经贸捆绑进一步强化。总体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回岸、近岸和友岸外包，试图应对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和地缘政治风险，重新控制全球供应链布局。

随着回岸、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不断加深，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日渐承受更大压力。其中，在半导体、电动汽车等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回岸政策不断出台，大国之间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日渐激烈。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则使中国低附加值制造业和配套产业，面临墨西哥、越南等国家的竞争，并加深价值观差异对中国贸易与投资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需重新审视全球产业转移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冲击，通过多重措施提升产业链韧性、巩固竞争优势。

第一，通过协同发展，加强中国全产业链优势。发达国家正通过回岸推动本土高技术产业回流，

并利用近岸、友岸外包来优化其在全球的制造业布局。全球产业链竞争的核心在于生产能力的争夺，尤其是高技术领域的生产能力。当前，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覆盖高端与低端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之际，应当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夯实这一优势。一是推进创新发展，提升品牌与技术溢价。当前中国企业出海面临激烈竞争，企业应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加强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形成独特的品牌定位。各地政府需避免同质化的恶性竞争，避免过多补贴使企业依赖低价策略过度竞争，应更多利用政策资金引导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与效率提升。通过提升品牌价值与技术优势，实现溢价，从而稳固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二是协同内需与外需，保住并发展生产能力。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生产制造能力是各国竞争的焦点。面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必须以内需与外需协同支撑生产能力，内需的扩大直接影响生产能力的销量转化率，从而支撑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鼓励外贸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将部分出口产品转为内销，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应对海外需求波动的同时，稳住国内制造业产能。三是加快配套产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优化整体经济结构。发达国家大力推动近岸和友岸外包的核心目的是强化本土高端产业的配套能力与服务支持。相比之下，中国的优势在于全产业链内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展。在新一轮全球化重构中，中国应对低端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绿色升级，同时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以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和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通过数字化发展，应对近岸外包。近岸外包的核心在于缩短产业链地理距离，增强供应链

的响应速度与灵活性。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可借助数字化手段重塑供应链优势，突破地理和政策限制，增强国际竞争力。一是构建全球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帮助实现供应链管理的高效、透明与协同，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全球化供应链平台，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实时监测与动态改进，从而提高竞争优势。同时，数字化平台能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通过模拟和预测技术，完善在风险状态下的库存与物流管理，确保供应链持续性与稳定性。二是强化全球“链主企业”的数字整合能力。鼓励中国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链主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创新技术与服务模式，开发先进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和智能物流系统，并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优化产业链管理，带动整体供应链向智能化转型。三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数字贸易。中小企业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外贸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点。跨境电商的崛起，为中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提供了新的低门槛路径。应支持阿里巴巴国际站、拼多多海外版(Temu)、希音(Shein)等数字贸易平台的发展，同时引导中小企业融入数字贸易新模式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三，通过安全化发展，应对友岸外包。面对全球供应链因地缘政治与价值观分化而重组的趋势，

中国需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不仅要保障自身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还要积极参与并塑造全球供应链格局。一是协调“自主可控”与“国际合作”,构建多层次供应链安全体系。在坚持关键技术和重要原材料自主可控的同时，应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展开多元化合作。一方面，与友好发展中国家合作保障供应链安全，确保关键进口原材料供应稳定；另一方面，加强与发达国家在贸易、金融与技术方面的联系，以获取前沿技术知识并深度融入全球贸易和创新网络。二是深化供应链治理，推动全球供应链安全标准与机制建设。友岸外包强调供应链的安全性与可控性。为积极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可与主要经济体合作，推动建立全球供应链安全标准和治理机制，共同建立一个透明、规范和可持续的供应链体系。

第四，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在回岸、近岸和友岸外包的合力作用下，中国企业的产业转移趋势愈加明显，例如部分生产环节向东南亚或墨西哥等地外迁。对此应保持客观理性，既要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也要把握其中蕴含的国际合作新机遇。一是拓展中间品出口，提升全球链主地位。产业外迁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最终产品的出口份额，但同时也可能增加中间品的出口。中国应把握这一机遇，加大中间产品的出口力度，提高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链主地位。二是引导企业有序跨境布局，绕开多重贸易壁垒。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下，应加强对企业跨境布局的指导与支持，避免盲目扩张和跟风投资。通过科学规划产业分工，引导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具备成本优势与市场潜力的国家或地区，既能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与连续性，也能有效规避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降低整体贸易成本。三是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共筑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格局。中国可充分发挥在技术与产业方面的优势，加强与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产能合作领域的协同，共同建设生产基地、产业园区等平台，推动技术输出和设备共享，助力当地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这也能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市场与合作机会，实现优势互补，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新生态。（作者：李元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