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日安全政策评析

内容提要：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的联盟政策呈现选择性战略收缩态势，尽管整体上更加强调“美国优先”,但在对日安全合作方面展现出较强意愿，这是“特朗普路线”和“特朗普团队路线”共同施策的结果。美国的政策诉求主要体现为：一方面质疑美日同盟的公平性，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提高驻日美军经费开支分摊比例、在美日同盟中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在印太小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中，以更多发挥日本安全作用的同盟管理方式强化美日联合威慑，深化经济安全与国防工业合作，但不特别强调同盟的共同价值观。美国对日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实现美国安全利益的最大化，确保“美国优先”,服务其“印太战略”,并将日本推向地区安全前沿，充分发挥日本牵制中国的特殊作用。这既导致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上升，在安全上对美国更加不信任，加速美日同盟转型，增大地区冲突风险，也将导致中日安全关系更为复杂。

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加强调“美国优先”,对联盟的贡献意愿下降，其联盟战略的保护主义和交易主义特征明显，导致美国对日安全政策出现复杂变化。与经贸领域出现矛盾并带来震荡不同，特朗普政府在安全领域的对日合作仍呈不断强化态势，具有一定的政策延续性，美日同盟在安全上的战略共识持续深化。但与传统强化美日同盟的模式存在明显不同，特朗普政府对日本不再采取如拜登政府时期那样的非强制同盟管理方式，而是呈现明显的强力施压特征，并避免自身在同盟关系中付出更多以及利益受损，具有“特朗普风格”的鲜明印记。总的来看，特朗普政府在美日同盟管理上推动转型，在不放弃在印太地区谋求战略扩张和军事威慑的目标下，一方面将美日同盟视为“工具”的意图更明显，对日安全政策更多基于美国自身利益而非同盟的安全与利益，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和发挥更积极的安全作用，将日本推向地区对抗的前沿，并选择性地在重点区域与领域开展安全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对自身的责任却含糊其辞，更多主张美日的“共同负担”和“共同责任”,也不强调同盟的共有价值观，意图在亚太地区实施新的“离岸制衡”,在减少自身投入的同时更多利用盟友来制衡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导致同盟合作中不断出现“口惠而实不至”的现象，言语承诺多于实际部署。这一转型将对美日同盟和地区安全产生复杂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日安全政策的形成

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秉持“美国优先”理念，一方面，对联盟功能的排序和管理方式都与传统模式呈现显著区别，在联盟功能上更加弱化安全互助和秩序维持，在联盟管理上倾向单边主义和强制手段。而此前的拜登政府则重视自由主义秩序、多边主义以及非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仍致力于强化特定的地区联盟战略，以实力威慑对手，谋求霸权。由于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也是帮助美国牵制中国的最重要地缘安全力量，特朗普政府在“不对称型”美日同盟上的施策更为复杂，呈现“特朗普路线”和“特朗普团队路线”的交织，两者共同决定了美国对日安全政策的走向。

(一)对日安全政策中的“特朗普路线”

特朗普认为庞大的联盟对美国是无益的负担，拒绝盟友“搭便车”,甚至认为美国正在被盟友“敲竹杠”,自己作为总统的职责就是纠正这些错误，为美国人民争取更多利益。基于商人思维和交易主义原则，特朗普主张改变传统的联盟模式，不愿再为联盟付出更多资源，转而强调盟友应为盟伴关系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主张要实现“对等联盟”。在对待盟友态度上，比第一任期的“交易型”联盟更甚，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将对盟友的“交易谈判”升级为“敲诈博弈”,胁迫盟友“付费”以换取美国的支持。

与在经贸领域对日本强硬施压并确保美国自身利益的路线一致，特朗普在对日安全政策上同样强调“美国优先”,认为日本不能白蹭“安全便车”进而增加美国的安全负担，不愿为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不对称”盟友日本投入资源，反倒提出日本要为美国的安全多做贡献。在驻日美军军费问题上，尽管相较其他美国盟友，日本为驻日美军支付了最大份额的分摊费用，但特朗普坚持认为美日在费用分摊问题上“欠缺公平”,日本应承担更高比例。在美日安全关系上，特朗普多次质疑美日同盟的“片面性”,认为美国在同盟中承担了过多的责任，而日本在享受美国提供的安全红利的同时，没有为美国的战略利益做出足够的贡献。2025年4月，特朗普称“我们愿意付出数千亿美元来保护，但他们什么也不付出”,抱怨《美日安全条约》不公平，质疑美国保护日本而日本不需要保护美国，要求日本在同盟关系中平等履行义务。

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当前的对日态度更加强硬，更为强调美日同盟必须服务于美国权益。在经贸领域，特朗普对日频频提及减少贸易逆差和增加防务开支问题，而对于日本提出的相关商议条件迟迟不予回应。直到日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败后，特朗普才于2025年7月22日宣布与日本就关税问题谈判达成15%的对等关税协议。特朗普突出强调美日关系中的经济安全，将日本对同盟的经济贡献与同盟安全关系挂钩，甚至采用“敲诈”的方式刻意将经贸问题置于安全之前。为在关税谈判中逼迫日本就范，特朗普甚至暗示要增加驻日美军经费。在价值观领域，与拜登政府将联盟视为“民主价值观共同体”不同，特朗普没有明确的联盟观，忽视民主价值观对国际秩序的建构功能，甚至认为美国创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噬自身并试图颠覆基于盟友体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二)对日安全政策中的“特朗普团队路线”

特朗普外交安全团队的核心成员包括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科尔比(Elbridge Colby)等。与特朗普的忽视和质疑不同，其团队成员重视盟友的作用，重视“印太战略”,强调加强合作，认为美国“以实力求和平”和“重建威慑力”需要盟友的支持。2025年1月6日，即将被提名为国防部长的赫格塞思在提交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政策问题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战略布局，建立强有力的拒止防御体系，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与军事优势，并提出美国需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与盟友的军事合作，构建区域军事联盟网络，维护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秩序。科尔比重视东亚军事部署，提出“拒止战略”,主张由美国联合日菲澳等国遏制中国向太平洋发展。

特朗普团队主张的“重建威慑”强调“前沿部署”,重视美日同盟在其中的安全战略作用。2025年2月13日，赫格塞思在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后表示，美国与印太地区的同盟国及伙伴开展合作至关重要，强调要与日本等国加强合作应对中国。3月29日，赫格塞思在访日期间更是表示，日本是美国在遏制“共产主义中国军事侵略”方面不可或缺的伙伴。在5月底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赫格塞思继续强调盟友的重要性，强调“一个强大、坚定且有力的盟友和伙伴网络是我们关键的战略优势”,以及保持美国强化对日安全合作的战略延续性。

特朗普团队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强化自身的防卫能力，减少因过于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而丧失在维护本国安全方面的主人翁意识，并发挥对美“力量倍增器”安全功用。赫格塞思一再敦促日本强化防卫能力。2025年3月30日，在与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的首次会谈中，赫格塞思强调“我们想要知道日本将如何(与美国)一道采取行动”,敦促日本提升防卫能力以支持美国。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赫格塞思要求印太盟国向欧洲国家看齐，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5%。6月，美国国防部正式提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盟友需要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5%。

综上所述，“特朗普路线”在安全战略上并不重视日本，而是基于“交易主义”和“对等同盟”原则，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特朗普团队路线”则在印太地区秉持美国传统的积极战略观并重视美日同盟，基于安全战略考虑要求日本在安全上多付出并发挥贡献，与美国分担安全责任。由于特朗普更多关注关税贸易、西半球事务以及国内政治，美国的对日安全政策目前主要由特朗普团队主导。实际上，2025年2月7日，石破茂访美期间两国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就是特朗普团队核心成员与日本外交安保部门密切磋商的结果，特朗普对此并未给予特别的关心和重视。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对日安全政策走向既体现着“特朗普路线”下对联盟政策的调整，也体现着美国传统的对日强化安全合作战略的延续，但“美国优先”的底层逻辑不变。美国一方面拒绝被盟友日本的“算计和利用”榨干，另一方面出于强化大国战略竞争需要，又不断强化对日安全关系。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日安全政策动向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整体上对外实行战略收缩，这使得美国维系全球霸权的方式和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联盟战略开始出现调整和转型。同时，特朗普极具个性的外交风格和对政府的强势主导，也引发美国对日安全政策显著调整。对特朗普及其团队而言，以让日本在同盟中多付出的方式来强化美日同盟是“美国优先”在美日关系上的重要目标。在这个路线下，特朗普团队在安全领域强化美日同盟并不违背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对日施压和对美日同盟发起的挑战。

(一)要求日本增加防卫支出，将其推向印太安全对抗前沿

一方面，在“美国优先”与“对等联盟”理念下，特朗普政府质疑日本“搭美国安全便车”,要求日本增加防务开支，分摊更多驻日美军费用，在安全领域承担起更多同盟义务。2025年2月，在与石破茂的会谈中，特朗普明确表示期待日本增加防务支出。赫格塞思要求日本在同盟中积极贡献力量，称“确保持久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唯一方法，是确保每一方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3月4日，科尔比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提出，日本的防卫开支只占其GDP的2%,这一比例应当提高到3%。4月中旬，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赴美磋商关税时，特朗普政府提出提升驻日美军经费中的日方负担比例。2025年7月，在美日“2+2”会晤的筹备过程中，美国又提出非正式要求，希望日本将防卫费占GDP的比例提高至3.5%。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鼓动和要求日本在地区安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25年3月29日，赫格塞思与日本高官共同纪念硫磺岛战役80周年，其间不仅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避而不谈，反倒强调“美日共同的战士精神”,宣称“美日同盟一直而且仍然是印太地区自由、繁荣、安全与和平的基石”。特朗普政府无视二战史实的意图在于鼓动日本放下历史包袱，走向地区安全对抗前沿。赫格塞思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只有美国”,美日的“部队在所有领域共同行动和训练，以维护威慑力”,强调如果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任何紧急情况，“日本将站在前线”。而此前的3月4日，科尔比在回答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RogerWicker)的质询时明确称，在“联防台湾”方面美国要让日本承担更多。7月，美国国防部进一步敦促日本明确在台海爆发冲突时自身将扮演的角色。

(二)加强印太“美日+”小多边安全合作

特朗普政府抛弃传统的“泛联盟”政策，注重灵活性和实用性更强的小多边联盟，加强印太“美日+”小多边安全合作，深化“印太战略”。

首先，重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将之作为美国地区政策的优先事项。日本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发起国，在“印太战略”上有较强的战略协调能力。2025年1月21日，特朗普再任不久，美日澳印即召开“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确认将致力于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强调加强地区的海洋、经济及技术领域的安全保障，推动构建强韧的供应链。7月1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举办第二次外长会议，“重申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推出“应对地区最紧迫挑战的新举措，”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从战略对话层面向行动载体实操深度推进。

其次，强化“美日+”小多边议题型安全合作。2025年5月31日，美日澳举行了特朗普再任以来的首次三国防长会谈，侧重海洋安全，重申深化务实合作。同日，美日澳菲还举行四边防长会谈。5月底至6月初，美日韩海上执法机构实施继2024年6月以来的第二次联合演练，延续三国海警机构合作，强化海上安全合作。为提高作战协调和互操作性，美国主张在过去多边海事合作成功的基础上，吸纳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扩大其参与的范围和频率。美国联合日本积极推进建立“美日+菲”三边互派联络官制度以加强司令部间的行动协调，加强“美日+澳+菲”小多边情报、监视和侦察(ISR)合作，以增强在南海地区的态势感知能力，并联合日本与菲律宾在南海定期开展防务合作。

最后，美日合作强化印太国防工业供应链，加强印太安全联动，增进印太安全韧性。“美日+菲”合作强调在“战斧”导弹生产和应用方面开展三边合作，意图强化地区联合威慑与反应能力，并基于“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PIPIR)促进印太地区的多边国防工业合作，以及推动关键矿物的韧性和稳定供应。2025年7月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侧重印太域内安全联动，强调将利用四国优势在年内首次实施“四方印太物流网络”实地训练演习；建立“四方港口未来伙伴关系”,推进开发高质量港口基础设施；继续推进“四方海底电缆连接和韧性伙伴关系”,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并支持伙伴国加强海底电缆政策和法规。

(三)强化双边联合威慑，侧重经济安全和国防工业合作

首先，特朗普政府在控制指挥和联合作战层面与日本加强合作，强化联合威慑，为未来两国在区域安全中的协调与行动提供政策支持。2025年1月31日，赫格塞思与中谷元在首次电话会谈中就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达成共识。2月，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对此进一步确认，包括升级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各自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增加双方在日本西南诸岛的军事存在、通过更贴合实际的训练和演习提高战备、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延伸威慑、促进两国的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等。3月30日，美日防长会谈就加速推动“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AMRAAM)联合生产达成共识。6月，美日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高官就美国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慑问题展开商讨，这是特朗普再任后美日首次举行的延伸威慑磋商。

其次，相较于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更为重视利用日本的经济安全与技术安全优势，试图强化两国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工业合作。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强调，促进两国商业合作并大幅提高双边投资和就业水平；增强工业基础并强化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前沿半导体等关键技术上的合作；联合抵制“经济胁迫”并增强相关能力；联合促进以自由公正的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印太地区的发展，继续开展磋商以进一步保护关键、敏感技术和提高供应链的韧性等。在2月份美日首脑会谈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还专门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美日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

最后，特朗普政府要求拥有先进造船技术的全球第三大造船国日本在造船业上提供安全合作支持，美日在造船领域开展合作正成为两国国防工业合作的新重点。日本自主造船能力较强，三菱重工和日本海事联合公司长于建造水面舰艇，三菱重工与川崎重工业公司长于建造潜艇。美国希望与日本在联合生产和投资方面加强合作，包括共同建造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商船，此举既可以推动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也可以使部署在印太的船只无须频繁返回本土维修和保养。2025年4月28日，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兰(John Phelan)在访日期间明确提出，将扩大日本民间船企帮助部署于日本横须贺的美军舰船进行维保的规模，以推进技术创新，推动成本下降。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日安全政策目标

遵循“特朗普路线”的“美国优先”原则，特朗普团队有侧重、有选择地调整美日同盟，立足应对大国战略竞争，重新规划印太地区的战略安全设计。整体看，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日安全政策更为关注美国的资源投入和收益成效，强调更好地利用日本战略资源增强美国的实力，减少美国的战略透支，主张更多地发挥日本在同盟和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激发日本的战略潜能，使其更好地配合和支持美国地区战略调整和对华战略博弈。

(一)增加美国政策收益，更好地实现“美国优先”

特朗普团队在对日安全政策上执行“美国优先”这一方针。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再任首日即发布《“美国优先”的优先事项》声明，以“美国优先”为政府的对外战略基调。在特朗普的亚太战略中，维护美日同盟的稳定性对实现“美国优先”来说并非至关重要。特朗普质疑美国在日本的军队、飞机、舰船和基地最终“能得到什么”。当前特朗普政府在经营美日同盟的成本上强调开源节流。开源方面，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增加防卫开支，要求自卫队购买更多美国军工产品，还指定了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美国共和党“大本营”所在地的军工企业为购买对象。节流方面，根据2025年3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报道，为了削减国防预算，特朗普政府正在探讨停止实施拜登政府时期推进的“驻日美军增强计划”,彼时仍由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制定的政府经费削减计划认为，中止该项目可节省约11.8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重视本国经济安全。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主张“确保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在关键供应链和技术等问题上配合和支持美国的经济安全战略。2025年2月，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增强工业基础并强化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前沿半导体等关键技术上的合作，继续开展磋商以进一步促进在保护关键、敏感的技术和提高供应链的韧性等。在首脑会谈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又专门强调，已与日本讨论进一步加强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以及其他关键领域的合作。

(二)服务美国地区战略调整，在印太地区重建威慑

尽管美国近年来整体上在全球实行战略收缩，但特朗普团队不断强调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极力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和资源调整到印太地区，“印太战略”仍是特朗普政府最主要的地区战略。赫格塞思上任以来已两次出访印太地区。2025年3月25日，赫格塞思在夏威夷访问期间强调了重视亚洲的立场。5月，赫格塞思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明确提出，美国作为印太国家具有印太利益，强调“将继续加强对印太地区的关注，这是我们的优先战区”。科尔比主张，美国应将战略目标与资源相匹配，把战略重心从中东及欧洲逐步淡出，将核心利益聚焦至印太地区以阻止中国取得区域霸权。

特朗普政府强化对日安全合作，旨在加强与日本的战略协调性和军事互操作性，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实力和威慑力。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对外施压，力求在不引发冲突的前提下维持和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主张在印太地区重建威慑，主要采取以下三方面举措。其一，改善前沿部队态势，尽快升级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职能和效率以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其二，帮助盟国和伙伴加强防御能力。加大与日本在联合威慑、指挥控制体系升级、亚太前沿存在、联合军演以及防卫技术领域的合作力度，保持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参与。2025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旅司令官就美日联合军演表示：“在最有可能采取行动的地区，与最有可能联合作战的部队进行演习，是最为有效的保持地区威慑力的方式。”其三，重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与日本合作增强战区维修能力和减少对远程供应链的依赖来强化安全韧性。鲁比奥立足美日同盟关系强调，日本发展自身防御能力“不仅不会让我们感到冒犯，反而是我们支持的事情”。

(三)激发日本的军事潜力和地缘战略协调力，联合牵制中国

美国有意发挥日本的军事战略资源，强化美日同盟实力，实施小多边制衡，加强地区威慑力。战后以来，日本长期奉行“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年度防卫开支持续控制在GDP的1%以下，但经济实力和军事潜力强大。而且战后日本长期经营亚太，与地区国家有密切的安全合作联系，日菲签有《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协定》《互惠准入协定》等，日澳签有《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互惠准入协定》,日韩签有《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日本是“印太战略”首倡国，在地区具有特殊的战略协调能力。尽管“特朗普路线”在对日关系上更重视经贸问题，但“特朗普团队路线”依旧重视美日同盟，鲁比奥强调即使美国面临挑战也不会放弃与日本的关系。

特朗普第二任期仍在坚持长期、系统性对华竞争战略。特朗普的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美国将退回传统孤立主义，而是主张要从国际负担和地缘冲突中抽身，以便集中力量对抗中国。2024年4月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公众认为限制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力是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自2018年以来这一数据增加了17个百分点，只有2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长期外交政策应优先考虑减少海外军事承诺。2025年3月25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在参议院“全球威胁评估”听证会上称中国是美国最有实力的战略竞争者，中国加强军事能力建设意图在于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时取得优势。

与中国地理邻近且有岛屿争端的日本是美国对华开展战略竞争的得力伙伴。特朗普第二任期利用日本牵制中国的趋向增强，鼓励日本挑衅中国，继续联日打“台湾牌”。在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中，美国重申《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钓鱼岛和平管控的行动，承诺将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核力量支持日本防卫，同时提及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关切，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支持台湾地区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联日制华意图明确。2025年3月，美国驻日大使被提名人格拉斯(George Edward Glass)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强调面对“中国威胁”时加强美日同盟的重要性。5月，美日澳菲四国防长会谈严重关切“破坏东海和南海稳定的行动，以及任何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目的是利用日本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印太区块联盟有力制衡中国。美国认为“台海有事”时必须将日本拉入制华框架。3月，美国国防部顾问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在出席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台海有事”时美国介入可依靠的重点国家就是日本而非其他。

四、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日安全政策影响评估

在战略收缩和内顾倾向下，美国为美日同盟付出的意愿和能力都在变弱，对日安全合作的承诺多于落实。美国对日强硬的关税战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对美疑虑与担心，导致美日同盟走向新的“漂流”和不稳定阶段。同时，美国在强化“印太战略”和应对中国的目标下有重点地对日开展安全合作，在同盟管理上更为注重发挥日本在安全上的作用，必然导致美日同盟以新的方式转型。出于对美国“不确定性”增强对自身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日本在更为主动地强化自身安全能力以及美日同盟的同时，还采取更为复杂的政策加以对冲。

(一)将动摇美日同盟权力结构，加速同盟转型

首先，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提升防卫费和强化自身军事实力，将会推动日本在同盟中地位的提升，促使美日同盟内部结构出现变化。当前在国内政治中处于弱势的自民党和石破政府正试图以美日同盟为突破口谋求实现对美地位平等并摆脱美国控制，迎合国内政治呼声。2024年9月，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石破茂呼吁改变美日同盟的“不对称性”,主张将美日关系升级为与美英关系类似的对等同盟，强调“将构建自己的国家自己保护的安全体制”。日本大部分民众也认为彻底解决驻日美军问题需改变美日不平等关系，修改承认驻日美军法律特权的《美日地位协定》。尽管特朗普政府追求的是“对等”同盟而不是“平等”同盟，但在美国实力相对衰弱和内顾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希望盟友能够自保和自助，同时有能力配合美国的行动，因此会减少对日本的约束，这将使日本在同盟中的影响力加速上升，改变其处于较低层级的“被保护”角色，美日两国在地位和能力上更趋“平等”。而日本在同盟中的权力增长和角色变化会影响战后美日同盟传统的权力结构，从内部对同盟的稳定性造成新的冲击。

其次，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以及背离同盟的言论与举措给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带去了更多不确定性，导致日本对美疑虑和脱离心态增强。日本基于特朗普的施政演说判断美国对日政策变得“不可靠”,认为其中“不仅没有强调与盟国之间的纽带，反而施压言论尤为显著”。日本也观察到2025年2月的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忽略了民主阵营的共同价值观——法治，使得其对同盟的价值观基础深感担忧。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对日发起的强硬的关税战及利用美日安全关系作为筹码的施压举措，更将导致美日同盟的内部张力增强，推动同盟新调整。

最后，特朗普政府对日“安全赋能”将加速战略转型期的日本追求“战略自主”,从更深层次冲击美日同盟。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以来，日本在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上明确提出要构建“一流大国”。“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继续沿袭“安倍路线”,不断强军扩武，推进“战略自主”,加快军事大国化进程。岸田政府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还确认发展日本的“反击能力”,意图在美日同盟中改变被动角色，主动发挥“进攻之矛”作用。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诉求，日本在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中表示：“日本重申加强自身防卫能力的坚定承诺，依据《美日安全条约》和《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从和平时期到紧急事态的任何情形无缝做出反应，重申在维护印太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这无疑将加速日本“战略自主”。实际上，日本“战略自主”追求某些“合法性”正是来自美国的“战略赋能”。以2024年4月第六份“阿米蒂奇报告”为代表，美国跨党派的对日主流战略界人士普遍表示，“期待日本扩大在地区及世界中的领导作用”。

(二)将增大地区冲突风险，加剧安全互信缺失

首先，美国联合日本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拉紧小多边同盟，将加剧地区地缘冲突和矛盾争端。美日重点强化海洋安全联盟，借助海洋热点争端增强对地区的威慑力和介入力，无疑会增大地区对抗风险。在赫格塞思2025年3月底访菲并表示加强美菲军事合作之后，4月底，石破茂即访问越南和菲律宾，并在行前记者会上表示要与美国合作应对“在东海和南海试图凭借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挑发矛盾并制造阵营对抗。同时，面对美国不断上升的不确定性，日本采取战略对冲手法，更为积极地构筑多边安全框架，拉拢外部力量进入亚太。4月3日，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要求北约进一步加强对印太的参与，增加了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美国将日本推向亚太安全前沿的“重建威慑”政策，使得日本在同盟和地区中扮演积极安全角色的冲动更强，将进一步导致地区安全互信缺失，安全风险增大。日本正以牺牲地区和平为代价向美日同盟展示自身的重要性。日本外交安保界提出，日本必须在国际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有强烈的意愿在必要时为此目的使用武力，除此之外还必须为美军提供更可靠的支持，否则在美国人眼中日本的价值不会增加。日本对外动武的“冲动”加强。石破茂在美日首脑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作为同盟国愿与美国共同承担责任，发挥作用”,再次向美国表明了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强化日本防卫力的决心。有侵略历史污点且未深刻反省的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冒进无疑有损地区安全战略互信，加剧地区军备竞赛风险。

最后，刺激日本为美日同盟提出新的地区安全任务，导致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为强化美日同盟和防止“被抛弃”,日本还积极渲染地区安全风险，并提出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构想，这将加深“同盟困境”,增大美国被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2025年3月29日，赫格塞思访日期间，中谷元曾向其提议，将南海、东海、朝鲜半岛合并为“单一战区”,并表达与美国及澳韩菲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防卫合作的想法，而赫格塞思在随后与石破茂的会谈中提到了这个构想，表露美国有意以此推进防卫合作。但实际上，日本的意图不仅在于着眼应对“台湾有事”来构建“单一战区”以加大美国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筹码，更在于通过“单一战区”来搞多地联动，迫使美国在包括南海、东海、台海和朝鲜半岛的区域内任何一处出现安全问题时都要介入，从而拖住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这种试图以损害他国主权和破坏地区安全的方式来推动美国强化军事合作和强化威慑的做法，只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互信缺失并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

(三)将导致中日安全关系更为复杂

首先，导致日本为强化美日同盟而加大介入台海问题的力度，冲击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将涉台问题作为强化美日同盟和牵制中国的双重抓手。日本认为，台湾问题是维系美日同盟的重要现实纽带，如果没有台湾问题，美日同盟存在的价值将受到巨大冲击，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将更难以兑现。日本战略界提出，在俄乌冲突接近尾声之际，日本应再次利用台湾问题引导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2025年2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秋月”号导弹驱逐舰独自穿越台湾海峡，随后加入美日澳菲南海联合军演，向美展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与作用。2024年12月，岩屋毅访华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湾“不能有事”,并解释说“有事”是指通过武力改变现状，这种情况绝不应该发生，台湾必须“无事”。这种所谓“台湾无事论”与安倍及岸田政府时期激进的“台湾有事论”实质一样，意图仍是联美实施所谓不允许中国大陆“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其次，使得日本在对华安全外交上实施平衡手法的动向增强。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原则下重建“威慑力”,强化“印太战略”,提升日本在亚太对抗中国的安全作用，这又导致日本对陷入与华冲突乃至战争的担心上升。尽管日本希望联合美国制衡中国，但还是希望美国冲在应对中国的第一线。考虑到美国的“不确定性”和自身经济安全利益的复杂性，日本政府对华提出了对话性的地区安全合作构想。2025年3月6日，石破茂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提出所谓“亚洲版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主张在亚洲建立一个必须将中美纳入的多国安全保障对话框架，意图通过采用多边安全对话模式来避免自身对华战略回旋余地变小。4月22日至24日，日本联合执政党公明党党首齐藤铁夫访华期间再次提出该构想。

最后，导致中日经济安全关系面临挑战。尽管在美国关税战背景下，日本对华经济合作意向增强，但日本在经济安全上随美而动和对华加强防范的动向也会增强。特朗普政府将经贸和科技视为中美博弈的核心，在经济安全问题上重视与日本的政策协调，涉及外资安全审查、出口管制以及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等广泛议题。未来特朗普政府可能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进一步降低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在相关政策上与美保持一致。2025年7月1日，在美国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强调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和多元化来强化经济安全。

结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日同盟尚未出现类似大西洋联盟那样的“裂缝”,尽管面临“特朗普路线”的某些挑战，在战略路径和同盟分工上不再是大量投入美国的安全战略资产，而是要求盟友日本付出更多，要求日本在安全上更为积极和强大，但在战略设计上仍是以其为核心安全架构强化“印太战略”并保持对地区国家的前沿威慑。实际上，强化美日同盟共同应对中国在美国仍有较强的民意支持，“特朗普团队”路线仍将在引领美日同盟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进行的民意调查，51%的美国公众认为联盟对美国及其盟友都有利，多数美国人并不希望美国联盟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当前81%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43%的人持非常负面的看法。

对日本而言，美日同盟不是安全增量而是安全根基，巩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增强威慑的可信度是日本现实的政策选择。岩屋毅就表示，美日安全合作如出现裂痕，将可能对日本在亚洲的威慑力产生影响。日本外交安保界甚至提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下日本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强化伙伴关系，不是日本因美国所谓的“衰落”而进行的对冲，也不应被理解为是日本的脱美之举，而应被视为日本提升同盟力量的工具。但是当前美日之间没有条件实现地位平等，特朗普拟调整驻日美军规模是基于美国自身经济和地区战略的考虑，而不是对日本民众不满的回应。石破茂主张的美日平等诉求的重点是希望扩大日本自卫队的权限，而不是削减美军的特权。

考虑到美国未来是否坚持推行“美国优先”和战略收缩政策并无定论，为降低地缘安全风险，日本对中国尝试摸索新的安全对话，但此举只是希望避免自己被牵连和被卷入大国冲突，并通过对华交往来获取经济收益，并不会从根本上调整其“美日同盟基轴+对华制衡”的底层安全逻辑。日本这种一手联美制华，一手大谈对华对话与合作的“两面”政策显然难以长期稳定维持。日本多数观点认为，如中美关系在日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修复，将是日本的危险时刻，那时中国很有可能对日本采取强硬姿态，而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日本大力强化美日同盟。尽管石破茂对华一度频频释放积极信号，但其政策本质是机会主义的，日本难以在中美之间保持真正的平衡。（作者：孟晓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