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战略意图、实施路径及特朗普2.0趋势评估》

内容提要：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试图让其盟国更多、更深地介入台海事务，进而在台湾问题上构建对华施压的“国际统一战线”。其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手段相比过去已有重大新变化，在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等多个维度呈现新方式。当前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日益严峻，本文将重点分析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战略意图与实施路径，并针对特朗普2.0时期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特点及走向进行分析，由此找到中国大陆的应对策略。

大国竞争已经成为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政治的主要样态，在此背景下，一些外部势力不断加大操弄和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干涉我国台湾问题的方式越发复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外部势力干涉”视为影响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关键干扰因素，使“反干涉”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大陆对台政策的重点议题。增强对外部势力与民进党当局谋求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分析的系统性和动态性、把握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演进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主要指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通过政治、经济、安全、外交、舆论等手段支持台湾当局谋求所谓“国际空间”，借助多边国际组织、平台及相关国家炒作台湾问题，极力提升台湾问题国际曝光度的一系列新举措与新趋势，增强台湾问题的国际干扰因素，根本目的在于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使其脱离中国内政的本质属性。

一、美国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历史由来及学界研究回顾

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美国出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图谋“以台制华”，长期介入我国台湾问题。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核心逻辑在于将台湾打造为遏制新中国的“不沉航空母舰”。从朝鲜战争后军事干预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台湾，到冷战后加强美台军事与政治关系，美国不断空心化“一个中国”政策，企图使台湾问题脱离中国内政的实质属性，将其变为外部势力多边干涉的议题。

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肇始于台湾问题产生之初。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翌日，美国决定派兵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已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并提出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的考虑”。杜鲁门政府在军事介入台湾问题的同时，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公然以武力阻止中国大陆解放台湾，并把侵占台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在关键时刻阻挠了中国统一进程，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事实上，台湾问题产生后，美国即开始谋求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由此导致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干扰因素伴随至今。

在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中，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始终呈现正相关，影响台湾问题的外部国际因素此消彼长，先后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21世纪初以及2016年以来的多个阶段，对台海事务形成强烈干扰。与之对应，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频率与力度，也随中美关系的起伏同步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量还有台湾政局的变迁及岛内执政当局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不同态度立场。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的背景下，美国将台湾问题视为牵制中国战略注意力和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重要战略牌，企图通过打“台湾牌”达到“以台制华”的战略目的。为加大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拜登政府时期积极联合西方盟友介入台海议题，炒作台湾问题“国际化”。2021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与美国共同发表所谓“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声明。在特朗普和拜登的领导下，近年来美台关系快速实质提升，并向台湾提供更高水平的政治和军事支持。2016年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为谋取“台独”私利，主动与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勾结，加紧配合美国对华“遏制战略”，进一步推行“倚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行径，使得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态势愈演愈烈。

对于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手法、策略、影响及未来趋势研究，学界已有较多成熟研究。从手法来看，拜登政府着力于塑造涉台话语所谓‘合法性’、政策立法支持、盟伴体系支撑、稳固台当局“邦交”、多元议题拓展等五个层面协同发力，力推台湾问题“国际化”。与此同时，美国在涉台的国际政治传播中加强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叙事建构，以“民主论”“经济论”“和平论”和“国际论”建构起“1+4”的涉台叙事框架。从策略来看，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主要包括政治策略、同盟策略、外交策略和议题策略。从影响看，拜登政府不断强化“以台制华”，对内利用国会“亲台势力”，不断提升了美台“实质关系”，进一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不仅加剧民进党当局的“倚外谋独”，还加剧了台海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从未来趋势看，特朗普新政府执政以来，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呈降速态势，其主要表现为美国立法“助台”力度减弱、价值观“挺台”声势下降、美国盟伴协同“挺台”后继乏力、美国“助台固盟”动能不足，以及拓展台湾“国际空间”议题收缩等方面。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成果基于不同理论与政策视角对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议题进行全方位的剖析与梳理。但围绕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研究，更多限于论述美国的对台政策变化过程中，或与台湾发展双方关系中，多是集中于拜登政府时期，整体看对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系统研究相对匮乏。近年来台湾问题面临不断“国际化”风险与当前大国竞争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以及东亚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对于美国背后的战略意图以及带来的危害仍需进一步剖析，其采取的实施路径以及效果如何需审慎评估。尤其是特朗普2.0时期究竟如何处理拜登时期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政治遗产，其具体做法又有何不同以及未来走向何处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结合美国官方文件、既有研究成果以及最新政策动态对以上问题展开分析。

二、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战略意图及其危害

美国的对台政策始终置于中美关系的整体框架下，而近年来其对华关系的处理，又被纳入所谓“大国战略竞争”的框架中。在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将台湾作为牵制中国大陆的棋子，意图不断炒作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逐步走向“国际化”，增加中国大陆的统一成本，通过迟滞两岸的统一进程，以达到战略牵制中国的目的。因而，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战略意图归根结底服务于美国的“遏华战略”。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经由拜登政府四年，再至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始终未变。美国不断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美台实际上正在朝着没有外交承认的“实质外交”关系方向发展。美国打着“一个中国”政策的幌子，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正好与民进党当局寻求“稳健深化台美实质伙伴关系”完全吻合。美台勾连日益加深，双边关系的官方色彩越来越浓厚。近年来美国采取实质性举措，呼应“台独”势力的诉求，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趋势日趋凸显。

台湾问题纯粹是中国内政，所谓的国际化问题，事实上，也是美国对华认知战的一个重要方面。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认知战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认知战，是其对华新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西方国家利用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历史渊源不熟悉的背景，妄图把台湾问题“乌克兰化”，以达到阻挠中国统一与和平崛起的战略目的。2023年2月，美国前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公然声称，“台海不是中国内政，是全球性议题”，企图为美国介入台海安全提供正当性。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主要动机是在台海安全上增强对中国大陆的威慑，阻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及反介入能力的发展，中美军力差距缩小，让美国已经难以继续采取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指出，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已扩展到第一岛链，到2025年将延伸至第二岛链的关岛，美国必须认识到在这一区域已丧失主导优势。为增强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慑，拜登政府时期一方面不断推进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合作，武装化台湾。另一方面，结合其盟伴战略，联合更多的西方国家一起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围堵，持续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

整体来看，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战略意图可归结为两点：其一，构建起以美国为主导的台湾问题话语体系，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美国通过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企图在国际上制造对中国的压力，既能达到围堵、遏制和打压中国的目的，也能增加美国在各方面与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从而遏制中国发展。其二，成为推行“印太战略”重要一环。美国近年来在“印太战略”中增加涉台内容，竭力强化台湾的“印太角色”，不仅可以为盟友塑造共同的敌人，减少内部分歧，而且还能假借“维护台湾安全”推行印太战略，为在该地区进行更多军事部署行动提供借口。特朗普2.0开启后，美国对台政策的底层逻辑以实用交易为导向，全面围绕“美国优先”展开，在印太战略中进一步视台湾为“棋子”。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负面影响和危害后果不言自明，两岸关系不仅难逃其害，中美关系也深受冲击，如果处理不当，其负面影响与危害后果甚至蔓延至整个西太平洋地区。

三、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实施路径及其效果

自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行政当局与国会携手并进，联合西方盟友伙伴，运用国内法律制订、认知话语塑造、军事威慑强化、国际盟友协调等方式，全面提升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趋势，而企图“以外谋独”的台湾民进党当局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下积极互动配合，极大地破坏了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搅动台海局势愈加复杂，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与成本。

（一）以修订国内法构建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法理依据

美国国会以制定国内涉台法案为手段，为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开路，也为未来美国进一步干预台湾事务做法律上的铺垫。自2017年以来，美国府院两方在加速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上已经形成高度一致，美国国会已经成为“以台制华”和“推台反华”的大本营，多年来陆续通过多个法案支持台湾“国际参与”、解除美台交往限制、鼓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

在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层面，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台法案最具典型的就是所谓“台北法案”。2020年3月，特朗普正式签署所谓《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至此，美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的支持，从政策支持转向立法支持，从口头表态转向实际行动。2023年7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法案宣称“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与台湾无关，美国应不承认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对台湾国际地位的限制，并采取行动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法案刻意以2758号决议里没有明确的“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字样来迷惑世界，企图混淆视听，为“台独”张目。然而，诸如“台湾旅行法”（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18年）“台北法案”（2020年）“台湾保证法”（2020年）等虽经由总统签署成为正式法律，但多是保留巨大“模糊空间”，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2025年以来，美国多个州的地方议会也相继通过所谓“友台决议案”。继爱荷华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及明尼苏达州议院相继通过“友台决议案”后，2025年5月，伊利诺伊州众议院也通过第0108号“友台决议案”，连续五年支持深化与台湾姊妹州关系，重申支持“与台湾关系法”，力挺伊州企业以“台湾”名义称呼台湾，支持台美洽签“双边贸易协定”（BTA）、支持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架构”（IPEF）。决议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UN）、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O）、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等国际组织。决议还宣称“反对一切企图扭曲或滥用联大2758号决议，以阻止台湾贡献国际社会的意愿”。

（二）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认知话语

受制于作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能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只能将台湾问题操弄为全球性议题，从而在现有国际法体系之外另搞一套所谓的“规则”。美国设定“自由/强权”或“民主/专制”的二分框架，借台海议题强化意识形态对抗，推动国际社会分群，让西方民众的思考自我窄化，在无意识中将中国大陆作为敌对的“他者”，发动涉台认知战和法律战，妄图提高中国在处理涉台问题时更高的外交成本和难度，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在联合国体系内“重新解读”联大2758号决议，因而“台湾地位未定论”沉渣泛起。美国政客在各种场合多次宣扬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未决定台湾地位”。2021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华自强（Rick Waters）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错误解释了联合国在1971年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把台湾排除出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前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主席的卜睿哲（Richard Bush）呼应表示，2758号决议是关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谁是“中国政府”，并非台湾是否是中国一部分。美国前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也据此发表所谓“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的声明，鼓励联合国成员国以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一致的方式，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国际社会”。2025年9月，美国在台协会（AIT）以质疑《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二文件效力为由，再次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公然否定二战后的国际新秩序，美国务院接着肯定此一论调。

在美国的带动和怂恿下，其盟国纷纷登场，在多领域加强与台当局的官方往来，冲击“一中原则”的国际规范。澳大利亚参议院、荷兰国会等相继通过“联大2758号决议不涉台”等相关动议。2026年1月，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及“共同安全暨防卫政策”（CSDP）2025年度执行报告两项决议案，内文纳入多项所谓“友台文字”。报告强调“重申台湾海峡为国际水域，支持在此行驶自由航行权”，并“谴责中国（大陆）对台湾海峡及周边国际水域和平与稳定之恫吓及威胁行径”，“台海两岸互不隶属”，“反对中国（大陆）持续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等。这一做法挑衅严重一个中国原则，无视联合国宪章，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谴责。

（三）炒作台海紧张局势以军事威慑手段对华极限施压

美国政府积极推动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同时将台湾纳入美国地区盟伴体系的军事安全合作，以强化威慑的方式阻止中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同时，美国政府抓住俄乌冲突爆发的机会，将台海冲突和俄乌冲突进行类比，大肆宣扬“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论调，竭力推动台湾问题“乌克兰化”，这实际是将隶属于中国的台湾地区隐喻为独立主权国家的乌克兰，推动北约朝亚太转向，是其强化全球盟伴体系阻止中国挑战美国地区军事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乌冲突对美国行政当局构成了直接的冲击，为了提升阻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威慑力与可信度，美国行政部门高官越来越倾向于透露美方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并更倾向于使用融合拒止威慑（deterrenceby denial）和惩罚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的“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概念，即采取军事、经济、外交等全政府举措，同时深化与地区盟友在所有领域的合作，以此对华实现极限施压。换言之，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的重心已从强调“两岸维持现状”转移至强化军事威慑，阻止中国挑战美国地区军事霸权。美国当局毫不掩饰将“综合威慑”概念视为阻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政策“关键”，并将强化与美国盟友及伙伴国家的紧密合作视为核心环节之一。

美国政府高层官员不断夸大“中国军事威胁论”，警告将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举措应对中方在台海的可能军事行动，频频向外界释放可能放弃战略模糊政策的信号，并对美国军事“协防台湾”的讨论持更加开放的立场。俄乌冲突加剧了美军高层对中国大陆可能对台动武的焦虑。时任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 Charles Richard）等现役军官在国会做证时大谈“中国军事威胁论”，要求进一步增加军费预算，提升美军对中方的威慑力。美国前总统拜登在任之时更是以“口误”形式多次表态会“军事协防台湾”，制造心理和舆论威慑。美国不断利用舆论炒作“中国威胁论”，拉拢亚太盟友，大肆鼓吹“美军协防台湾论”，炒作中国“侵略威胁”，视中国为“步步紧逼的挑战”。从实施效果来看，美国政府的种种做法不仅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态势，还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恶劣影响。

（四）运用盟伴体系鼓励域外国家集体介入台湾问题

美国拉拢盟友伙伴鼓励其他国家关注甚至介入台湾问题，国际联合干预台海成为台湾问题“国际化”主要手段。美国积极通过外交手段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特别是运用其盟友伙伴体系，在双边与多边机制下，促使国际社会采取一致立场与行动，共同介入台海局势。美国在“印太”地区以小多边机制干涉台湾问题，小多边机制内成员以所谓共同价值观和“威胁”认知为纽带取得共识，将台湾问题内嵌于小多边机制内以推动美国盟伴体系转型。美国日益强化条约盟友与伙伴国家的作用，将其对台政策嵌入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双边关系，以及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奥库斯”（AUKUS）、美日韩、北约等多边情报与军事框架之中，加速推进美国对台政策的“同盟化”与“多边化”。由于这些机制具有军事安全同盟性质，比双边、多边政府声明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更加敏感，某种程度上是构建军事干预台湾问题多重联盟的雏形，在美国遏制中国印太地区影响力的同时，台湾问题“国际化”更为固定。

美国试图将台湾问题纳入其主导的各类双边、多边议题中，借此鼓动其盟友伙伴在台湾问题上跟风表态，持续将台湾问题炒作至所谓‘全球性’议题层面。经美国力推施压后，美国“乌克兰化”的对台政策已外溢并影响其盟友的对台政策思路，北约等盟友正图谋更积极干涉台湾问题。在美国的发动、推动和主导下，众多西方国家，或者说几乎全部西方阵营成员，都或多或少以不同方式转向了集体或单独对台海干预，使台湾问题不仅成为众多国家与中国双边关系的核心议题，也成为多边关系的核心议题，甚至成了全球主要热点和危机点议题。

2025年2月以来，美日联合声明、美日韩外长会、七国集团外长会联合声明均妄称，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以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或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美国“约翰逊”号驱逐舰、“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加拿大护卫舰“渥太华号”等舰船先后穿越台湾海峡；英国“斯佩”号近岸巡逻舰、日本“高波”号驱逐舰陆续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这些国家迫不及待地在印太地区生事，以投机的心态打“台湾牌”，派军舰高调过航台湾海峡，严重破坏了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在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过程中，采取政治代理人和联盟干预的手段，使其相关行径的冒险性进一步加剧。

（五）怂恿民进党当局配合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2016年蔡英文当局执政以来，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下，民进党当局全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达到实现“事实台独”、扩大台湾“国际参与”空间的目标。同时民进党当局又以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台湾对全球政治经济的“战略价值”为借口，持续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在美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台湾地区朝野政治人物频繁外出窜访，密集勾连美西方反华政客，散播“台独”分裂谎言谬论，图谋争取国际舆论曝光、提升台对外实质关系、拓展台湾所谓“国际空间”、诱拉外部势力为其“谋独”行径壮大声势。

蔡英文时期台湾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民主价值同盟”，竭力打造“美台民主价值同盟”。2022年10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伙同民进党当局的“台湾民主基金会”（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TFD）共同举办“世界民主运动”大会，邀请一些欧洲国家议员和智库代表参会，动员所谓“民主力量”，开辟“民主斗争的东方前线”，渲染“今日俄乌冲突，明日台湾”虚假叙事。2023年7月，NED会长戴蒙·威尔逊赴台湾参加“台湾民主基金会20周年国际会议”，向蔡英文颁授所谓“民主服务奖章”。2024年3月，由美国主导的“第三届全球民主峰会”台湾当局也被邀请参加。近年来，美国披着“民主”外衣推行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抗之举是冷战思维的再现，美国主导的所谓“民主峰会”受到舆论广泛质疑，不过是借民主之名巩固自身利益和霸权。

赖清德当局上任以来，推行‘倚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行径更为激进，针对大陆对抗思维更强、挑衅意味更浓。美国在对中国的霸权话语中，一直把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护区域和平等挂在嘴边，形塑中国破坏或不遵守规则、破坏和平的负面形象。赖清德在两岸论述上也全面投入美国叙事，用美国语言概念来描述两岸关系、丑化攻击大陆、以‘民主对抗专制’的虚假叙事偷换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本质，摆出一副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模样，经常用“国际”的“宏大”叙事来自抬身价，妄图构建新的“台独”话语。赖清德不断声称“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将两岸问题与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相提并论，妄称要“推动价值外交”，企图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谋求国际社会对“台湾独立”的“事实承认”，充分彰显了“挟洋谋独”投机本性。赖清德试图重塑两岸关系的国际话语叙事体系，从而影响国际舆论走向，借助美西方外部势力干预台海局势，增加其对抗大陆的政治筹码。

美国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国际合法性与鼓噪“支持台湾‘实质参与’联合国相关事务”的相关举措，进一步刺激了民进党当局拓展“国际空间”的图谋。2024年7月，由美西方反华议员成立的所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年会通过了所谓“典范决议”，该决议内容肯定了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及台湾当局部分政治人物和学者对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曲解论述。赖清德在会上也妄称“大陆‘错误’诠释联大2758号决议是为了建构武力‘犯’台的法理依据”。2025年11月，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在反华国际组织IPAC年会发表演说，因该活动系租赁欧洲议会大楼场地举办，台湾当局大肆鼓吹，称其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首次在欧洲议会内演讲的创举”。这些都是IPAC与民进党当局相勾结、利用台湾问题进行反中舆论造势、干涉中国内政、遂行台湾问题“国际化”图谋的行动。

四、特朗普2.0时期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特征及走向

2025年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执政后，其施政依然是以“美国优先”为核心，投射到对台政策上，底层逻辑以利益交易为导向。针对可能涉及阻止大陆“武统台湾”或美国“协防台湾”问题，特朗普迄今都拒绝像拜登那样明确表态“协防台湾”，维持“战略模糊”，只表示不希望发生台海冲突。因而，可以看出未来仍将回归对台保持“战略模糊”策略。但具体实践则围绕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战略利益展开。由此观之，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将继续从对华战略竞争的需要出发，更加频打“台湾牌”，以实现“以台制华”的战略野心，而美国‘掏空一中原则、以台制华’乃至‘毁台制华’的倾向愈发凸显，未来将大概率延续拜登时期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态势，但侧重点将会有所不同。

（一）特朗普2.0时期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特征

1.国会“挺台”法案呈现下降态势

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以来，美国国会涉台立法进程较为缓慢，大部分涉台提案仅为象征意义（详见表4.1）。一定程度上说明国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受特朗普行政当局偏好的影响。特朗普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强人政治”的代表，其在对外政策上往往更倾向于由行政部门主导，尤其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的核心议题上，行政权的集中度显著提升。相较于拜登政府时期国会与行政部门在涉台问题上的“协同配合”，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行政当局对台湾问题的掌控力进一步增强，国会在涉台立法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随之降低。这种态势并非意味着美国国会放弃了干涉台湾问题的立场，而是其角色更多地从“主动推动者”转变为“被动响应者”，即根据特朗普行政当局的战略需求和政策导向来调整涉台提案的数量与内容。例如，在特朗普政府将战略重心更多聚焦于“武装台湾”以强化军事威慑的背景下，国会中与军售相关的具体提案可能会得到相对优先的推动，而那些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且可能引发中美关系过度紧张的“挺台”法案则会有所收敛，从而形成了当前国会涉台法案数量下降、推进缓慢的局面。

2.美台“价值同盟”话语塑造弱化

特朗普注重实利而轻视意识形态，尽管认为“台湾牌”是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但他及其团队普遍以“利益导向”处理对台政策。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在检视台湾与美国利益关联性时，只字未提“自由民主与反独裁专制”等意识形态理念，这也反映特朗普以利益为核心的交易外交思维，特别强调不以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界定美国外交政策。在对台政策实践中，特朗普政府不再刻意将台湾包装成“民主灯塔”或“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前哨”，而是更倾向于从实际利益交换的角度处理美台互动。例如在2025年美台经济对话中，美方聚焦半导体产业合作、农产品采购等具体经贸议题，对于民进党当局试图借机炒作的“共同民主价值观”议题，美方代表仅做象征性回应，并未纳入联合声明的核心内容。这种政策取向使得美台之间原本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掩盖的利益交换本质更加凸显，也让民进党当局试图通过美台“价值同盟”争取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长期支持的策略面临更大挑战，其在国际上打“民主牌”的效果大打折扣。

3.不再热衷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

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在涉台问题上小动作不断，2025年2月，美国国务院网站更新“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强调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但是，特朗普2.0对民进党当局操作“美国在国际空间挺台”极为不利，美国所谓“助台固邦”严重动能不足。美国在国际组织的角色弱化直接影响其“挺台”效果。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多次调整美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方向，包括大幅削减对联合国的资金挹注、停止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延长暂停对巴勒斯坦救济机构（UNRWA）的资助，并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26年1月，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美国将退出35个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以及31个隶属联合国的相关机构。此外，特朗普也已宣布计划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巴黎气候协定》，持续推动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外交与国际政策路线。对此，岛内有舆论认为，台湾不必再费心思推动加入联合国、WHO等组织，应“跟着美国走”，不必浪费精力与金钱。可见，未来民进党当局企图借助美国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将前途黯淡。

4.“武装台湾”军事威慑对华施压

在特朗普政府发布的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对台湾问题的重视超过以往，在涉海议题上突出军事威慑。在美国的地缘战略视角下，台湾的地理位置被其视为维系西太平洋军事部署和兵力机动的关键节点。因而，在报告中公然叫嚣“强化盟友能力，阻止任何夺取台湾的企图”，意图把台湾牢牢绑上美国战车，持续提升“武装台湾”层级。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在对台军售议题上表现出极大关注。2025年11月，美国务院批准特朗普第二任期首笔对台军售，包括总价值约3.3亿美元。此次军售涵盖了多种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支持，这进一步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12月，特朗普政府再次宣布批准对台出售价值超111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金额创美国对台军售历史之最，且武器类型呈现更具进攻性和抗登陆作战为主的特点，重点配合了台湾当局强化所谓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的战略目的。凸显出美国“武装台湾”“以台遏华”策略升级加码，正将台海局势推向兵凶战危的边缘，严重威胁地区稳定与两岸和平。

5.构建区域盟友参与的协防台湾机制

美国将弱化其直接前沿对峙，而是依托盟友体系分担防务压力，试图通过分布式兵力部署、联盟联动构建协防台湾的区域力量平衡机制。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除了展现出对台湾前所未有关注外，还首次在此国家最高战略文件中，正式列举美国于台湾的两项国家利益：其一，台湾于全球半导体产业主宰地位；其二，台湾地缘战略位置是前往第二岛链（the Second Island Chain）直接通道与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枢纽。报告还将南海与台湾问题相关联，呼应近年美国推动南海、台海、东海“三海联动”的政策趋向。报告还提到，“维持有利的常规军事力量平衡，仍是战略竞争的核心要素。威慑台海冲突的爆发——理想情况下通过保持军事优势来实现——是优先要务。”这个“理想情况下”措辞暴露了美国对自身军力能否确保有力应对台海一旦可能发生的冲突并无把握。因此，报告指出“美国不能也不应独自承担第一岛链的防御任务”，敦促日韩澳等盟国“允许美军更大程度使用其港口与设施”，“增加国防开支”“投资于威慑能力”。这意味着美国试图构建一个涵盖更多区域伙伴的协防台湾机制，进一步将台海议题转化为区域集体安全议题。

（二）特朗普2.0时期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走向

虽然特朗普第二任期已逾四分之一，但其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未来走向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从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为达成美中经贸协议及其他中美合作议题而谨慎处理台湾问题，对台湾问题“国际化”暂时起到抑制和降速的效果。但从长期看，美国政府不会放弃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这一点也毋庸置疑，从特朗普上台以来，在所谓“协防台湾”问题上表态模糊，且对赖清德当局冷淡应对，但对台军售、关税、半导体产业等议题上表现出极大关注，都证明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两面性，归根结底还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量，未来是否会继续加速推动抑或降速抑制台湾问题“国际化”取决于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博弈中的角色变化与利益考量。

在中国大陆不惜武力反对“台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背景下，美国并不愿被拖进与中国的直接冲突之中，而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立场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2025年5月，特朗普一句关于中美经贸会谈成果“有利于和平与统一”言论，立即引起两岸高度关注。10月，美国顶级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了一份重磅报告《稳定美中竞争》，公开建议美国政府调整持续数十年的台海政策，明确“不支持台独”“不寻求两岸永久分离”“不反对和平统一”，甚至提出应支持“渐进式和平统一”。2026年1月，特朗普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称，“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此言论被广泛认为对赖清德当局构成打击，凸显了美方对于台海政策的冷淡态度。可以看出，当美国通过强力遏制手段阻挠两岸统一的图谋难以得逞时，其在台湾问题上开始采取拖延战术。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统一论”成为美国的一种止损策略。然而，“渐进式统一论”表面上是支持中国统一，实则以特朗普交易型所谓“善意”，占据与中国讨价还价的主导地位，迫使中国向美国作出更多的让利，这一点需高度警惕。

在当前俄乌和平谈判进入关键时期与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之际，而美国注意力大幅转向西半球的背景下，其更不想在台海地区出现局势紧张的局面。同时，盟友伙伴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以及在“责任分担”方面亦有矛盾。在欧洲方面，俄乌谈判的不明朗前景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欧洲盟友难以在印太地区投入过多资源，欧盟内部在台湾问题上缺乏高度一致的看法；在亚太地区，日本在涉台议题上的冒进策略倒是与美国战略意图高度契合，但日本向激进右翼化方向演进，对美国而言也需谨慎处理，其利用盟友伙伴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风险客观存在。就美台关系本身而言，赖清德从上台之初，与美国关系就若即若离，一段时期以来越来越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美国出于对台海局势失控的担忧，“疑赖论”在美国内部一直并未停止。为了消除美方疑虑，赖清德当局对美国在关税、军售、经贸、科技等领域的予取予求照单全收，但也无法获得美国“协防台湾”的明确保证，台湾社会“疑美”氛围也在悄然累积。美台“互疑”的持续发酵，也将会降低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风险。

综上，特朗普2.0时期对华政策及对台政策不确定性依旧很多，但台湾问题继续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焦点的性质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整体走向决定台海局势的发展态势，这一趋势是必然的。2025年韩国釜山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元首会晤反应良好。2026年4月，特朗普若成功访华，中美关系止跌回稳，或许有望重新回到共同管控台海危机的传统轨道。考虑到2026年一系列中美高层会晤安排和经贸磋商后续落实工作，特朗普政府当下处理对华关系以求“稳”为主，从近期美国方面暂缓推动新的对台军售即可看出其意图营造短期内中美相对积极稳定氛围。但随着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正式到来，以及国际上美国深度涉入其中的众多热点问题形势变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有可能重新激化，不排除影响中美关系的其他风险点产生，若中美关系大局破坏，美国继续深化“以台制华”也会继续上升，竭力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的风险也会大大加深，这一点需要持续高度警惕。

五、结语

当前中国大陆反“独”促统实力优势愈益强化，方式手段也越来越丰富，针对外部势力插手台海局势和“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采取了针对性的反制，不断取得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遏制“台独”势力的胜利。中美综合实力差距在逐渐缩小，两岸实力差距则在加速拉大，大陆对两岸关系的主导力、控制力和塑造力也愈来愈强。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善于从复杂变化的国际地区形势中发现机会，通过积极主动地塑造努力对冲战略压力，为国家拓展安全和发展空间。

针对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大陆的应对措施做如下思考：

应全面评估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演进趋势，提升法理叙事能力，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关于台湾地位的正确认知。中国有必要在国际层面更有针对性地加强有关“台湾国际法地位”问题的法理斗争，在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更有效地开展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作者：温天鹏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