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价值与路径思考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价值与启示

2026年5月13日至15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Trump)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此次元首会晤受到中美双方高度重视，其重要成果之一是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Constructive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要理解这一新定位，就不能只停留在外交辞令层面，而应从其内涵、价值以及启示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先要把握“建设性”与“战略稳定”两个关键词。一方面，“建设性”特指积极的关系取向。中美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肩负共同责任，应当以积极态度拓宽合作空间、塑造稳定预期，而不是任由竞争和分歧定义双边关系。另一方面，“战略稳定”代表着一种可预期、可持续、可管控的关系状态。中美关系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剧烈动荡，不能因局部问题而牵动全局，更不能因战略误判而滑向对抗、冲突乃至战争。两者之间相互支撑、不可分割：没有建设性，战略稳定就会沦为消极稳定；没有战略稳定，建设性作用将难以充分发挥。

习近平以“四个稳定”深刻阐释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层层递进，构成了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基本框架。

第一，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强调中美应坚持合作这一主基调。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在经贸、卫生、人文等领域存在广泛合作空间，利益高度交织，合作基础深厚。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既不是对现实矛盾的回避，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乐观想象，而是中美两国基于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作出的战略选择。没有合作，中美关系就容易被竞争和分歧主导；有了合作，双方才能在互动中积累信任，在重要议题中发现利益交汇点，在世界事务中承担大国责任。

第二，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强调中美应明确竞争规则和底线。作为全球性大国，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不足为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竞争究竟是相互激励、相互借鉴、共同提升，还是演变为零和博弈、全面遏制和阵营对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主张，中美两国明确竞争规则，力争保持良性的、公平的、合理的竞争，而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竞争无度，只会加剧中美安全困境。

第三，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强调中美应有效管控各领域分歧。必须承认，中美之间存在制度差异、发展差异、认知差异和利益分歧，但双方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明确各自底线和红线，提高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防止因局部风险外溢影响中美关系全局。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点、风险点，甚至有可能升级为“冲突点”。此次元首会晤，习近平明确划定红线，指出“(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很显然，特朗普已清楚中方红线，接受采访时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并宣布暂缓对台军售。中美只有始终相向而行，才能维护关系的稳定发展。

第四，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强调中美应以和平作为目标指引。对于同为核大国和全球性大国的中美双方来说，一旦发生直接冲突对抗，代价是两国和世界都难以承受的。因此，中美两国不仅要避免直接冲突，还应积极探索两个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文明传统不同的大国如何实现长期和平共处。只有中美两国坚持积极合作、良性竞争、管控分歧，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价值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既能避免战略误判和危机失控，还能为双方各自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是新时代中美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第一，这一关系定位能有效降低中美战略误判和危机失控的风险。历史上的大国冲突往往并非源于某单一事件，而是源于双方战略误判和危机沟通失灵。“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主张中美双方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保持战略沟通，设立竞争边界，有助于避免因竞争无度、沟通缺失、危机外溢导致的对抗升级。

第二，这一关系定位能为中美各自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是新时期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当前面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财政压力和产业空心化等诸多问题。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只有保持关系稳定，才能为各自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内部问题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第三，这一关系定位能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又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球的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且重要的责任。即便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仍需在经济贸易、公共卫生、人文交流、地区热点问题等各领域保持必要合作，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总而言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一时一事的外交辞令，而是中美两国以更宽广视野、更长远眼光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的积极努力。

三、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启示

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与特朗普会谈时提出了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即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作为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只是一项外交辞令，还是系统回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的中国方案。对此，主要有以下两点启示：

一方面，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美关系。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和政客习惯将“修昔底德陷阱”套用到中美关系的讨论中。虽然这对于理解权力转移背景下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互动具有重要价值，但将其预设为中美竞争的必然结局，无疑是种错误类比。“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恰恰提供了中美竞争的另一种可能。两国固然存在竞争和分歧，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对抗，分歧也不必然导致冲突，双方完全可以通过主动构建关系框架、设置互动规则来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沿着两国元首共识指明的方向，采取更加理性、更加克制、更具建设性的互动模式，不断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并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际举措，就能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可以说，中美关系新定位是对“国强必霸”零和博弈思维的超越，正在指引中美两国走出一条正确的新时代大国相处之道。

另一方面，应该加快建构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仅植根于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还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智慧。它既回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回应了各国人民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共同期待。这不是将传统思想资源简单套用到国际政治中，而是以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中国实践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系统回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随着世界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时愈加力不从心，这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并非排斥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否定既有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自己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和解释框架。在大变局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应立足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提炼出更具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的同时，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作者：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从中美关系新定位看中美博弈新阶段

2026年5月14—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是过去十年来最富有成效的中美峰会。中美两国就双边关系发展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预示着两国关系正在步入一个更加稳定的新阶段。

一、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

中美双方领导人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此次元首会晤的重要成果。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以“大国竞争”“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在这一叙事框架的引导下，美国对华政策大幅转向强硬和对抗，中美关系动荡加剧，跌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在拜登执政时期，中方曾试图与美方磋商指导中美关系的新原则，跳出“大国竞争”的理念框架，但拜登政府坚持竞争叙事，对华政策以“竞争”之名行遏制、打压之实，摩擦与冲突成为双边关系的新常态。而此次中美达成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为两国关系勾勒出新的愿景。首先是“战略稳定”。去年10月中美元首会晤后，两国关系进入相对稳定期。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美方在前一段时期对华挥舞关税和制裁大棒遭到中方强力反击后，不得不暂时休战，以求喘息之机。因此这种阶段性稳定既不可持续也不牢固，属于“战术性稳定”。“战略稳定”则意味着双方有意通过在重要问题上形成重大共识或在重要领域开展积极合作，有效管控竞争与分歧，以实质性支撑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从战术稳定到战略稳定，稳定的内涵更加丰富，稳定期延长到今后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稳定的基础更加牢固。其次是“建设性”。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也曾谋求建立战略稳定关系。这种“稳定”主要是基于各自拥有的“相互确保摧毁”能力，因而是消极的、非建设性的。而这次中美同意推进的战略稳定是积极导向的，主要依赖建设性手段，通过加强合作来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同时有效管控竞争和分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有助于淡化中美竞争叙事，改善两国关系的预期。如果双方共同努力持续推进这一目标，那就意味着两国找到了21世纪大国关系的新范式，也就能够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二、中美共同推动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

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国的作用是关键。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美的激烈博弈表明，中国已不是九年前的中国。相比那时候，如今中国的国力更加强大，自信心更强，在对美博弈上经验更丰富，战略与战术运筹更娴熟。坦率地说，目前中美关系的稳定与改善不是因为美方发善心、释善意的结果，而是中方通过艰苦的奋斗与斗争争取来的。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战略意志的淬炼，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只会越来越强。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与美国对华认知变化和对华政策调整分不开。一方面，特朗普本人在第二任期内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他从2025年中美激烈博弈中认识到中国实力的强大和战略意志的坚定，也意识到中美关系并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美国不得不尊重中国，不得不以正确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另一方面，在经贸问题上，美方逐渐从追求所谓的“脱钩”“去风险”转向谋求稳定与互惠。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对华经贸关系以“脱钩”“去风险”为基调，减少对华经贸联系。经过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的激烈交锋，美方意识到其在经贸领域离不开中国，对华经贸打压占不到便宜，于是更加重视经贸领域的稳定和互惠。此次峰会，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共识包括：继续改善双边贸易条件，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双向贸易的增长；探讨扩大双向投资，美方允许中方增加在非敏感领域的投资，中方对美资扩大开放领域；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这两个工作机制，推动解决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问题。上述重要共识的落实将有助于使双边经贸关系止跌回稳，并有望重新步入增长轨道。

三、美国对台政策调整将促进中美战略稳定

中美两国能否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美方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和拜登政府时期，美方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积极对华打“台湾牌”,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和中美关系波动。此次元首会晤，习近平重点向特朗普阐述了中方对台湾问题的严重关切，向美方释放了清晰而强烈的信号，使得美方更真切地了解了中方的立场，更加重视中方关切。从峰会后美方在对台军售和“台独”问题上的言行看，美方将更加注重对台湾问题的风险管理，更加谨慎地处理对台军售和对台交往，从而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中美关系步入新阶段需要两国的积极行动。这次元首会晤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和共识。接下来，双方都要根据两国领导人的要求落实好这些成果与共识。同时，习近平将于今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都要为下一场峰会创造有利条件，营造良好气氛。这意味着今后一段时期中美两国间的交往会显著增加，合作利好会陆续释放，两国关系的气氛也会得到进一步改善，这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是重要机遇。当然，中美关系前行之路的波折不可避免。美国的霸权思维和国内政治是塑造其对华政策的两个主要因素，也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主要根源。特朗普本人对此次中国之行非常满意，但美国的保守派和对华鹰派却不然。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也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充分的诚意与美方相向而行，也有足够的思想与政策准备妥善应对挑战，从而推动两国关系开启新阶段。（作者：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与建设路径

特朗普于2026年5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就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进行了深入、坦诚和战略性的沟通与对话，这是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总统第14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美关系需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既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义，更是把握和推进中美关系的新考验。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可控和持续互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常态化、具体化和机制化。

一、“战略稳定”是冷战期间管控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概念

“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是美苏冷战期间所产生的重要国际安全思想。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重要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针对美苏愈演越烈的核军备竞赛，首先提出了战略稳定概念，强烈主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需要缓和核军备竞赛，及时管控彼此敌对关系，防范军事冲突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风险。进入20世纪70年代，“战略稳定”政策架构在美国冷战对峙中基本成形。其核心内涵是在美苏两霸到70年代形成的大规模地基、空基和海基核打击力的基础上，仰仗彼此“相互确保摧毁”的毁灭性核战争能力来实现美苏之间的冲突管控，约束彼此试图军事摧毁对方的战略意图，防止出现全面战争和军事冲突从常规战争向有限核战争，甚至全面核战争的灾难性升级。1987年12月，美苏两国首脑在华盛签署了停止在欧洲进行导弹部署竞赛的《中导条约》,被视为是美苏关系进入缓和期之后推进战略稳定的重要文件。限制攻击性核弹头和运载工具的数量，持续推动核裁军和核军控，是战略稳定概念具体化的重要内容。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终结。2010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双方承诺将核弹头限制在1550枚、远程核弹头运载工具限制在770枚，条约有效期为10年。2021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首脑会晤，决定将《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延期5年。但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战争使得俄美关系再度恶化。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持续制裁，俄罗斯宣布退出该条约，并修改了核武器使用原则。

然而，从美苏冷战到后冷战时代美俄关系中的“战略稳定”概念并不适用于中美关系。首先，中国始终奉行“最低限度核威慑力”建设原则，不搞核军备竞赛。直到今天，中国的核力量和投掷工具规模仍然与美国和俄罗斯存在很大差距。其次，中国继续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中国的核武器只是保持自身拥有有效核威慑力，是遭遇到核攻击之后进行核反击的战略手段。冷战期间，美苏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以狭隘的超大规模核杀伤力为核心的战略稳定思想并不适合中国。最后，中国始终是核军控、核裁军重要的建设者和贡献者。2018年，特朗普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美国进入了新一轮攻击性中程导弹和核导弹的大力发展阶段。同时，美国纠集欧洲和亚洲众多军事盟友与安全伙伴集体“遏华”,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大“堤丰”“战斧”等美制先进导弹系统的部署，推动落实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框架，为澳大利亚建造战略核潜艇。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印太军事扩张战略，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总之，美苏冷战经验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概念，事实上无法复制套用到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中。

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两国重新定义“关系框架”

今天的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可能陷入“新冷战”之中，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效应仍在尖锐地考验两国关系的演变进程。如果美国始终从单极霸权的实力地位优势、极端利己主义的外交政策和充满偏见的意识形态框架出发，持续主导对华战略思维和政策行动，势必会迫使中国在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方面奋起反击。

习近平对美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并不想跟美国争“老大”。中美关系始终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针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所采取的贸易战、关税战以及对委内瑞拉和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行动，中国始终站在国际正义与规则的一边，坚持做国际局势的稳定器、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尤其在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稳定、可控和建设性发展，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首脑会晤达成的重要的“北京共识”。其中心内容不是简单地重复美苏的冷战经验，而是要在21世纪的今天，基于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事实，在坚定拒绝阵营对抗的信念指引下，不断地让两国关系稳下来、好上去。建设战略稳定的首要目标，不是进行单纯的核军备控制，更不是按照美国意愿启动中美俄三边核军控谈判，而是要让中美关系在有效应对美国对华结构性战略打压和战略遏制的同时，继续维护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的关系，让各种争议点、潜在冲突点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保持两国沟通、合作和交往的建设性渠道，才能在21世纪的今天为两国关系真正带来可持续的战略稳定。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战略和解(1972—1978)、战略伙伴(1979—1991)、战略接触(1992—2017)这三个历史性的阶段。中美关系虽几经起伏，但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基石，更是两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发展的支柱性力量。近14年来，中美力量对比虽然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全球地缘战略格局进入“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中短期内全球力量分配格局仍然是“西强东弱”。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迷恋于“单极霸权优越论”和“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战略思维方式，试图把“新冷战”强加于中国。2017年12月，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地缘战略领域遏制中国，在经贸领域推行“去中国化”,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要素。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更是狂妄地宣称，美西方为首的“基于规则的阵营”和中俄等国试图建立的“基于权力的阵营”,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对抗的中心。中国坚持拒绝“新冷战”、拒绝中美“脱钩”。但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美国始终把巩固单极霸权地位和持续提升战略竞争力优势视为最高安全利益，蛮横打压中国的发展，还在亚太地缘战略环境中竭力拼凑和组织各种“小多边”机制，将围堵和限制中国崛起进程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效应，并不是国家力量对比变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中的主导性国家采取狭隘的自我利益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让中美两国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为避免国际冲突持续升级和世界秩序走向脆裂提供中美两国能够共同接受的大国方案，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共同的强烈期待。

三、落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在具体化、规则化和长期化

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既不能简单复制美苏之间相互确保摧毁前提下的冷战经验，更不能重回大国间深度战略对立基础上单纯的危机管控。“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建设路径，说到底是要基于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信念，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时代准则的指引下，让中美关系管得住、稳起来、好上去。

习近平在2026年5月14日与特朗普进行会晤时及时和敏锐地指出了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彼此促进、不可或缺的四个层面，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个稳定，以及推进和实现这四个稳定进程中两国能否共同行动、相向而行，是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持续互惠包容、相互成就的关键步骤，更是落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必由之路。未来对中美关系的重大考验，就是两国能否真正地将这“四个稳定”嵌入彼此政策互动和关系改善的进程中，在中美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到实处，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最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新一轮中美首脑外交富有战略前瞻性，再度为两国关系规划新航程。尽管中美关系严峻和复杂的一面仍无法低估，但一个不断崛起、始终以实现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的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依然是美国难以背离的合作对象。中美两国在首脑外交的引领下，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具体化、机制化和长期化，推进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稳定可控、互利合作，仍然大有希望。（作者：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主要内涵与理论解读

一、什么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026年在中美两国各自的历史叙事中均具有重要的节点意义。于中国而言，今年恰逢“十五五”规划正式启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年。于美国而言，则适逢建国250周年，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政治象征价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6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仅是两国领导人在各自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期的重要政治互动，更被赋予了深刻的时代内涵。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定位被取代，标志着中美关系向新的历史方向调适演进，进入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新阶段。在此次峰会所达成的系列政治成果中，最具战略深度与框架性意义的核心共识，在于习近平与特朗普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型双边关系范式达成原则性认同。这一概念的确立，既是对既有大国关系理论范式的修正与创新，亦折射出两国在管控竞争风险、维护地区稳定及推动务实合作等议题上的战略意志与现实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在发布这一关系定位的时候，在结尾处加入了“基于公平与互惠”的字眼，本质是用美式标准定义稳定，是条件式的、有筹码的稳定。而中方则主张共存型稳定，稳定本身就是共同利益，不附加条件。毫无疑问，相比于美方只着眼于短期眼前利益，中方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战略框架的提出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是对中美关系系统性的、长期的全局思考，富有战略性与理论性。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一个单一维度的政策术语，而是一个具有内在层次性的理论概念。传统“战略稳定”本质上是一个源于冷战时期美苏双边核军控语境下的技术性概念，其适用范围狭窄，分析单元局限于核力量对比，缺乏对更广泛双边关系结构的涵盖能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继承原有概念内核的基础上，实现了多个维度的系统性升级，可以从三个维度与四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底线稳定维度，即冲突预防与危机管控。中美在认知层面的战略稳定是当前中美关系最为脆弱的环节，双方战略精英对彼此意图的系统性误读，远比实际能力差距更具冲突触发风险。其次是功能稳定维度，即议题领域的建设性合作。这超越了消极意义上的“不冲突”,而指向积极意义上的“功能性产出”,能够识别并维持具有全球公共物品属性的合作领域，实现合作性价值的持续生产。再次是规范稳定维度，即国际秩序的共同管理。中美作为全球“G2RS”(Group of Two Responsible Stakeholders),无论是中国倡导的“真正的多边主义”还是美国坚持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概念竞争背后，双方实际上共享着对多边主义框架、国际制度有效性与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基本战略需求。

作为传统“战略稳定”的新时代升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体现为稳定的四个方面。一是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积极稳定不是被动维持现状，而是主动靠合作托底双边关系。事实上，中美在全球经济、公共卫生、供应链建设以及地区热点等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二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有度”即竞争有边界、有规则、有底线，是推动彼此变得更好的正常大国博弈，而非彼此摧毁的恶意竞争。良性稳定承认中美必然存在竞争，但竞争应限定在经济、科技、制度、治理模式层面，而不走向军事对抗、全面脱钩、阵营对抗。三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两个政治制度及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存在分歧实属“常态”。台湾、南海、科技、经贸等问题会长期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关键是要建立危机管控与沟通机制，不让分歧升级为对抗，不让“常态”变为“异态”,接受“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四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并不是注定走向“修昔底德陷阱”,通过战略沟通、风险管控、利益交融，中国认为中美完全能够实现长期和平共处。

二、为什么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在2026年5月14日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习近平面向全球提出中美关系的时代“三问”。这“三问”的内在逻辑层层递进。“历史之问”是在问中美能否跳出旧宿命，中国强调“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命运，战略误判才会造出陷阱。“世界之问”要求中美双方都扛起大国责任。中美两国GDP共占全球GDP的40%,若对立分裂，世界将陷入分裂动荡。“人民之问”则回归民生初心。一句话来说，以历史为鉴、以世界为任、以人民为本。“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回答这时代三问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理论性框架。该框架是对“战略竞争”论的批判性超越。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政府所认知并实施的“战略竞争”虽承认合作的必要性，但其逻辑重心在“竞争”,将合作定位为竞争管控的附属手段，导致在实践中每逢竞争烈度上升即以牺牲合作为代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则赋予了“稳定”以独立的战略价值，赋予其不可被竞争逻辑侵蚀的规范地位。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框架的确立，已在特朗普访华期间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成果。首先，台湾问题永远是中美关系的底线中的底线。此次国事访问之后，特朗普明确表态，“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也不愿意跋涉9500英里、远隔万里为“台独”派兵打仗，直接戳破了“台独”势力最大的幻想，形成了中美在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上的关键共识。其次，在经贸领域，关税休战延长，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常设中美经贸委员会以及投资审查委员会。同时，中美重启禁毒联合执法机制、恢复危机沟通热线。正如习近平在2021年同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所指出的那样，“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是对这一历史命题所给出的最具前瞻性的理论回答。

三、如何推进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能停留于概念层面，必须通过制度化建设将其落实为可持续运行的双边关系机制。这种双边关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失序、博弈而不失控”的新型大国互动范式。它既不是回避竞争的浪漫主义幻想，也不是任由对抗升级的悲观主义宿命论，而是在承认结构性张力客观存在的前提下，主动设计制度性安排，将不可避免的竞争引导至可预期、可管控、可持续的轨道之上。

展望未来，相关制度化建设应在以下三个层次并行推进，缺一不可。第一，在战略层面，中美双方应明确底线，稳定预期，切实将元首政治共识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框架。军事、外交、经贸领域的沟通交流要常态化运作，要定期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降低认知误判风险。这是因为，战略误判才是真正可能制造“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源。第二，在规则建构层面，中美两国应在新兴领域共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以规则约束竞争行为，为博弈划定共同认可的边界。当前，人工智能、外空、网络空间等新兴战略领域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新前沿。恰恰是在这些领域，现有国际法体系最为薄弱，国际规则真空现象最为突出，误判与冲突的风险也最高。因此，中美两国要在这些新兴领域共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这是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制度纽带。在经贸领域，要充分利用经贸工作组等制度化沟通渠道，实现对接常态化。这将有助于稳步扩大双边贸易、深化双向投资、提升整体合作质量。第三，在功能合作层面，通过具体合作项目的持续推进，积累相互依存的利益存量，提高对抗的机会成本。尤其在人文交流层面，民心相通、民间友好才是决定双边关系能否行稳致远的根本。无论经贸竞争如何激烈、政治分歧如何复杂，人民往来、民间友好都能为双边关系提供最坚实的支撑。这正是习近平关于中美关系“四个在”重要论述的深刻含义：即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这四个维度，涵盖了中美关系社会基础的各个层次，只要人民紧密联系、民间友好源远流长，中美关系就能克服暂时困难，在历史的长河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行稳致远。（作者：王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

中美谨慎探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之间既存在结构性矛盾，又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双边关系的稳定与否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经过几年的激烈博弈，中美近期达成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这展现了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担当和务实精神，也反映了各自管理双边关系的战略智慧。

一、中国从战略高度处理中美关系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如果说中美从建交到2016年是以合作为主的“战略接触”,那么过去九年则表现为美国全面遏华及战略竞争。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高瞻远瞩，开展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将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相结合，带领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冷战结束后，中国出于维护国家总体利益的需要，基于传统的战略文化，也在持续地、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先后尝试推动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积极合作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等。当前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方塑造双边关系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采取了接轨和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政策，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将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充裕的土地、富饶的资源与美西方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相结合，实现了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对中国总体呈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同时作为强势方，也惯于滥用自身特权和优势地位侵害中国的合法权益，并不在乎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美国政府经常挑起事端甚至制造危机，利用局势的不稳定谋求自身利益。

尽管如此，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美国以竞争为名遏制打压中国的同时，一直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处理对美关系。

二、激烈博弈“以斗促合”

2026年5月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这是中方与美方激烈较量的结果。

现代意义上的战略稳定，是美苏在核竞赛的过程中，在形成“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并认识到危险后，不得不进行核谈判与核裁军的结果。中美作为两个核大国，同样具有“相互摧毁”的能力。美国的远程打击能力和导弹防御系统，包括正在建设的“金穹”系统(Golden Dome for America),无法消除中国对美国本土实施核报复的能力。在常规武器领域，美国及其盟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前沿部署有威慑中国的一面，而中国在军事现代化进程中也具备严重毁伤美军及其盟友军事资产的能力。可以说，中美之间的核威慑和常规威慑为双方寻求战略稳定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美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经过激烈的博弈，也形成某种带有“经济威慑”“经济对峙”特征的“痛苦平衡”。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重启对中国的大规模关税战、科技战，并发动严重冲击国际贸易的航运战，遭到中国强有力反制。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双方都承受相应损失，付出巨大成本。但中方立场坚定、策略灵活，“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美方最初气势汹汹，但即便将关税提高到145%,中国依然选择“硬刚”。面对股债汇“三杀”、通胀高企、大批利益集团不满等多重压力，特朗普政府被迫不断调整政策。同时，美方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的“穿透性规则”(Affiliates Rule),遭遇中方全面的稀土管控；美方对中国船只征收“港口费”,也立即遭到中方对等报复。这场贸易战再次证明，尽管双方的经济实力、贸易结构、科技水平、航运能力不同，但都可以给对方造成严重干扰。这种经济上的“相互拒止”产生了类似威慑的效果，促使双方进行谈判并谈出结果。最终，中美达成了经贸“休战”协议，形成了暂时的、阶段性的稳定。考虑到双方的经济规模及其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仅仅是“休战”期的延长也具有战略意涵。

中国不寻求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但反对美方的霸权、霸道、霸凌行为，反对美方胁迫别国反华排华。为了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全球性倡议，开展积极主动的外交，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深化了与“全球南方”的联系，全面拓展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伊朗遭受侵略时支持其捍卫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相互支撑中制衡美国的霸权。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美国既无法制造阵营对立孤立中国，也无法通过单边主义胁迫别国与中国完全切割。相反，中国却可以利用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提升软实力，拓展关系网。

三、积累战略互信才能维护战略稳定

一些中国学者将中美关系的状态称为“战略相持”,一些美方学者则称之为“竞争性共存”,并臆测中美竞争的“终局”等。不管如何表述，中美之间通过威慑、消耗和不对等制衡形成的缓和只是一种消极的战略稳定。在中美结构性矛盾难消、美国遏华战略难改的情况下，这种战略稳定可能是脆弱的。特朗普易变的性格和政策、美国鹰派根深蒂固的反华思维、美国部分盟国和伙伴的躁动、美国政府换届等因素，都可能干扰和破坏这种稳定。

在大国竞争的框架下，中美的战略缓和主要是通过利益冲突、力量碰撞、意志较量实现的。要从消极的战略稳定上升为积极的战略稳定，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从中美上一阶段的博弈看，要推动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仍有经验可资汲取。

首先是淡化意识形态，讲究实效。美苏冷战、美俄“新冷战”以及过去中美关系恶化的一大诱因，是美国将国家利益、制度、地缘政治之间的正常竞争包装成“自由民主对抗专制极权”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上升为你死我活的“生存性竞争”。这就使竞争没有了妥协余地，失去了腾挪空间，每一方都面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困境，只能竭尽全力地击败或搞垮对方。在中美利益深度捆绑、全面脱钩代价巨大的复杂局面下，多些务实精神，少些执念妄想，也许可以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或者至少可以管控住分歧。美国是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家，而企业家、大商人相对于传统政客而言更为务实。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商人总统”的特朗普从选择与中国激烈对抗到接受中美战略稳定，展现了美国人面对现实、讲求实际的特质。

其次是相互尊重，划清底线。中美是两个大国，领导人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在互访上高规格接待，在交流上平等对话，对缓和两国的矛盾、管控双方的竞争、拓展共同的利益、拉近彼此的关系必不可少。在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相互尊重尤为重要，而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无疑是战略稳定的基础。特朗普政府最关心经贸问题。继续开拓中国市场，特别是恢复对华农产品出口关乎其政治信誉和政治地位，中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特朗普的要求。反过来，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反对“台独”、反对对台军售就是尊重中国。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美国政府也宣布暂缓新一轮对台军售。这种相互尊重是双方务实合作、利益交换的体现。正因如此，如果美方下阶段违背共识、宣布新的军售计划，将严重破坏相互信任，破坏战略稳定。

最后是逐步调整看待对方的视角。在中国实力远逊今天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用钢铁般的意志“打得一拳开”,而当今的中国用实力和意志证明自己依然是个可敬的对手。打不败的对手就可能成为朋友。如果美国将中国作为朋友看待，中美在经贸、科技、防扩散、地区和平、全球战略稳定等方面可以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核心是要解决美国的发展不平衡、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等国内问题，而非在海外四处点火、欺凌弱小，更不是以竞争为名对中国遏制打压。“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

经过数年的激烈博弈，中美迈出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第一步。双边关系应该实现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两国应该把握来之不易的机会，循序渐进、积累互信、小步快走，驾驭好中美关系这艘大船。（作者：张文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从“修昔底德陷阱”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中美双方关于“修昔底德陷阱”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表述勾勒出近十年来中美关系的一条线索。随着由中国崛起引发的体系结构变动从一个令人瞩目的关键变量回落为一个背景常量，双方元首的注意力也自“第三意象”国际体系回流到了“第二意象”国内事务。

一、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差异化理解

2010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形成了对话。“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的提出与回应表明，双方都十分关注国际结构及其变动可能带来的影响。“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结构现实主义命题，以崛起国对国际秩序形成的改变为自变量，以守成国的认知和政策选择为因变量。尽管给出了多达16个案例，但以这一命题命名的历史事件却是一个悲剧——守成国对崛起国感到恐惧，进而“被迫”发动战争。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炼的“修昔底德陷阱”命题体现了美国学界与政研界的这样一种想法：按照近代以来欧洲国家间预防性战争的逻辑，因发展壮大而导致国际结构变动的崛起国会“迫使”守成国发动战争。实际上，美国普通民众对这个词并不熟悉。它更多是结构现实主义者向学科先驱致敬的方式，更多是国关学者对结构性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对于这样一种理论命题及其经验案例，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中方对这一命题的政策意涵的直接回应是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如果发生战略误判，则会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应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进一步拆解该命题及中国对自身外交政策的表述则可以发现，中国对于崛起事实及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并无异议，但对于结构变动之后的双方认知互动则存在不同认知。一方面，中国和平崛起的历程已经表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并不必然带来战争。另一方面，由于未受结构现实主义浸淫、也不以欧洲近代国关史为惟一历史经验池，中国敏锐抓住了“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的另外一个面向。与其说“修昔底德陷阱”是国际体系结构变动造成的陷阱，不如说是情感(恐惧)及由之而来的政策误判所造成的陷阱。这样一来，双方围绕该概念就形成了差异性互动。双方在对于国际结构变动的观察上分享共识，但是对于这一结构变动可能引发的后果及这一后果产生的机制则存在不同看法。

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性表述及其形成

2026年5月14日，双方元首在会晤后“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的共识性定位表明互动问题成为了中美在处理双边关系时的首要考虑。这一共识性表述的出台可追溯至如下体系、国家、个人原因。如果说201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那么2020年以来最瞩目的国际事件就是各种地区性冲突和全球治理危机。世界变乱交织，进入碎片化的多极状态，但中国的和平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体系层次的主要事态不再是结构主义理论叙事所刻画的权力转移及其悲观结局，而是亟待管理的秩序碎片化趋势与治理赤字。随着由中国崛起引发的体系结构变动从一个受瞩目的关键变量回落为一个背景式常量，双方元首的注意力也自“第三意象”国际体系回流到了“第二意象”,也就是国内事务。当下是中美两国国内议程密集推进的时间点，两国都需要较为宽松的外部条件与行动空间。对中国而言，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夯实基础、承前启后的关键年份。对美国特别是其元首而言，2026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将决定国会控制权，直接关系到本届政府接下来两年的施政空间，这构成了压倒性的优先事项；叠加7月美国独立250周年的全国性政治动员，特朗普整个下半年的注意力都将被锁在国内。这次会晤本身也体现了美方借中美关系来推进国内议程的意图。有评论称此次会晤为一次“商业缓和”(a commercial détente),白宫简报则以一半篇幅强调了元首会晤将为美国工人、农民、产业带来的收益。综上，在双方元首的注意力分配中，可以说国内议程占据了绝对优势。最后，在“第一意象”层面上，双方领导人自上一次元首会晤以来建立的、元首之间的直接沟通模式则为这一共识性表述的形成增加了最后一块拼图。

三、战略稳定及其实现

核战略学者将核威慑下的战略稳定(具体来说，是指在双方都具有可生存的二次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分为危机稳定(crisis stability)和军备竞赛稳定(arms-race stability)。前者指在冲突中没有用先发制人来抢占先手的结构压力，后者则指不具备抢先扩充军备的动机。①借用这一概念可以看到，战略稳定的达成意味着对对手能力的清楚认识和对先发制人、抢扩军备动机的克服。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前者意味着对国际体系结构和对手实力的明确认知，后者则是对“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的政策意涵的颠倒。对结构的清晰认知可以克服先发制人、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动机，而这正是中美双方先前对“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的核心分歧所在。

在从“修昔底德陷阱”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转变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两国国内事务的绝对优先级。正是在国内各有重大任务的背景下，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期望和表述可以达成有限的一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揭示的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性表述达成的国内前提。（作者：李隽旸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不断创新发展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定位，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正确方向。新定位显示出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下简称“外交思想”)的重要战略指导作用，也进一步丰富了外交思想理论体系，推动外交思想不断创新发展。

一、新定位丰富外交思想对大国关系的理论创新

大国关系是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以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均离不开稳定的大国关系。

一方面，新定位突破并超越了传统战略稳定理论的“消极稳定”逻辑。传统大国战略稳定理论形成于美苏冷战时期，以核战略稳定为核心，聚焦危机管控与避免误判。这种稳定往往呈现出脆弱、有限且带有明显对抗色彩的状态，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稳定”,并未触及大国间整体关系塑造以及拓展合作空间等问题。而中美这一新定位则进一步提出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推动战略稳定从“避免冲突”向实现“积极稳定”的方向转变。其中，“合作为主”强调合作仍应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反映出大国关系并不只由竞争逻辑主导；“竞争有度”强调竞争必须受到约束，避免滑向恶性对抗；“分歧可控”强调通过制度化沟通、风险管控和战略协调防止矛盾外溢升级；“和平可期”则明确冲突对抗甚至战争是两国都不能接受的后果。由此可见，新定位推动战略稳定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防止战争意涵，而是强调通过协调彼此利益，规制竞争的外延，拓展合作的空间，主动塑造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大国关系架构。这不仅拓展了战略稳定理论的内涵，也实现了对消极色彩浓厚的传统战略稳定理论的发展与超越。

另一方面，新定位实现了外交思想就大国关系理论体系的新发展。以往外交思想强调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侧重于为大国关系设定目标、划定底线，体现出浓厚的底线意识与崇高的价值追求。新定位并未否认大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化的认知与利益偏好，而是强调应通过建立结构性的稳定关系实现竞争可控、矛盾可管、风险可防，避免崛起国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也为崛起国能否在不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实现对守成国的实力赶超和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转换提供新的理论指导。新定位在明确中美不能滑向冲突对抗甚至战争的基础上，提出良性竞争、积极竞争、公平竞争的新型竞争理念，明确了竞争的边界与范畴，这种“稳定”逻辑突破了以往的“高”“低”二元结构。这意味着，战略稳定不再只是简单避免危机，而是通过积极的拓展合作空间与管控竞争风险，实现大国关系长期性与结构性稳定。这也实现了对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的创新发展，助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

因此，新定位为外交思想关于大国关系的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有力推动大国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变革，也为探索新的大国相处之道、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案。

二、新定位深化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抉择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抉择突出体现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意味着要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不仅体现出中国自身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一方面，新定位进一步明确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定力。和平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中美这一新定位，既展现出中国在处理大国关系问题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也是中国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战略选择。新定位的提出，不仅彰显中国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同时也体现出中国不以零和博弈和阵营对抗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定力。新定位还表明，中国并不回避中美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与分歧，但强调竞争不能成为双边关系的全部，更不能滑向冲突对抗甚至战争。这充分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外交坚持和平发展、维护世界稳定的战略主动与历史自觉，也为和平发展道路的持续推进提供战略保障。

另一方面，新定位有力展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担当。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实现稳定，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美关系不仅牵涉两国人民利益，也深刻影响国际格局变迁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因此，新定位本质上不仅是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一旦中美关系陷入持续对抗乃至冲突，其外溢效应将波及全球。核不扩散、人工智能等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议题，均需中美两国协调合作，方能有效推进。

正因如此，新定位的意义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是探索国与国交往新路的具体实践。它表明中国在处理与最重要大国关系时，始终将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置于优先位置，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主动承担稳定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历史使命。这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的大国外交有别于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交往方式的重要体现，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大国相处新范式。

三、新定位突出展现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

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有力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突出体现出这种独特风范的时代化内涵，有利于国际社会更加理性正确地认识中国外交。

第一，新定位鲜明展现守正创新、自信自立的大国气派。新定位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守正创新、自信自立的大国气派。面对国际体系深刻调整和美国对华竞争加剧的现实，中国既没有因外部压力而丧失战略定力，也没有陷入情绪化对抗，而是冷静稳妥地处理中美关系，创新性地塑造大国关系，引导国际社会形成积极预期。这种新定位，不仅展现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自信、理性的战略思维，更体现出中国在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时更加从容、稳健的大国风范。

第二，新定位生动展现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国家如人，其魅力不在于声高，而在于始终如一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在于任凭风起云卷仍一往无前的风采。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本质上并不单单体现出中国推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战略考量，更生动展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使命担当。当前全球面临地缘冲突、经济复苏乏力、新兴技术风险等多重挑战，新定位强调防止大国走向冲突失控，共同维护全球格局稳定，体现出中国外交超越狭隘地缘政治和霸权逻辑的全球视野，始终把中美关系放在历史长周期与全球大战略背景中加以把握。这种定位展现出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国胸襟。

第三，新定位形象展现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文明气度。中美关系这一新定位并不以消除差异为目标，而是在承认制度模式差异以及利益认知分歧均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尊重彼此不同，进而通过沟通协作实现和平共处。新定位更加注重在有限竞争中保持并拓展合作空间，在面临分歧中夯实关系稳定基础，在正视制度模式差异中寻求更多共同利益，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外交倡导文明互鉴、开放包容、合作共生的价值追求，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外交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宽广胸襟。这不仅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念，也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包容性思维推动国际关系稳定发展的独特风范。

四、新定位彰显外交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实践价值

外交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突出体现在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必须树立系统观念、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发挥制度优势这六个方面。新定位正是将上述“六个必须”创造性运用于新时代大国关系的重要体现，进一步强化了“六个必须”的战略指导作用，更加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把握战略主动、塑造稳定大国关系的能力与智慧。

第一，新定位让坚持原则与斗争精神相统一的战略思维更加成熟。新定位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回避矛盾，而是在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底线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其核心逻辑在于，拓展合作并不等于妥协让步，追求稳定也不意味着放弃斗争，而是在坚持原则基础上通过战略沟通、风险管控与机制协调预防矛盾失控，努力实现斗争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中国凭借自身愈益彰显的综合实力，以及凭此综合实力造就的充分自信与斗争精神，才赢得近年来对美外交的谅解、互让与合作。新定位强调中美竞争有度、分歧可控，表明中国既清醒认识到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又明确阻止竞争演变为对抗冲突。这体现出浓厚的底线思维与忧患意识，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牢牢掌握外交主动权，从而在斗争中创造机遇。

第二，新定位深化系统观念在指导大国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运用系统论来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美新定位强调深化合作与遏制竞争、管控分歧与维护和平的动态平衡，体现出以从整体视角、大历史视角以及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观察和把握双边关系，而不是以一时一域的状态定义两国关系的全貌。同时，这种新定位深化了系统思维的辩证特点。它既强调竞争的客观存在，又强调竞争的限度和范围；既深化对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视，又强调通过合作实现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体现出在矛盾统一中把握战略主动、在动态平衡中实现长期稳定的辩证思维。

第三，新定位突出守正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品格。新定位继承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理念，又结合当前美国对华竞争长期化、复合化的新问题，推进新时代中美大国关系创新发展。“守正”体现在新定位符合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等基础目标，也服务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更高层次的外交目标，体现出中国外交理性务实与崇高目标的统一。“创新”则体现在更加客观认识大国关系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有力提升了战略稳定理论的广度和深度。这说明新时代中国外交既坚持原则和传统，又能够根据国际形势变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展现出其与时俱进的战略创造力。

第四，新定位让大国担当与胸怀天下更加鲜活。新定位并不仅仅着眼于处理中美双边矛盾，更强调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全球共同利益，体现出中国从人类发展大潮流和世界变化大格局出发思考问题的全球视野。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美作为全球性大国，其关系稳定对各类全球议题带来持续影响。新定位强调避免冲突、深化合作、遏制竞争，超越了传统大国政治中的霸权竞争逻辑，体现出新时代中国愿意同各国共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思想具有连续性、一贯性和稳定性，他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从未减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既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和大国关系作出重要战略思考的成果，也是外交思想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体现。新定位不仅回答了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如何实现中美长期稳定相处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也进一步推动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战略稳定理论的创新发展。（作者：耿召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