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激进右翼的崛起及其对中欧关系的潜在影响

内容提要：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欧洲政治格局，并带来欧洲对外政策及中欧关系的新变数。在欧盟既有制度框架下，激进右翼政党缺乏单独影响欧盟外交政策的能力，其作用方式主要体现在间接影响其他主要行为体的政策趋向，且其兴趣更集中在有限领域。但在国家层面，这类政党的崛起将为欧洲政治走向带来更大的变数。欧洲各国激进右翼政党既有的对华立场和政策不一，但在一些共同关注领域的立场趋同并可能强化欧盟“去风险”战略中一些针对中国的政策工具。不过，它们大多愿以务实的立场处理中国投资和贸易关系。经验显示，激进右翼政党执政后寻求改变对华政策方向将同时受到经济利益集团偏好和制度性限制的约束，而提升经济相互依存度是促使欧洲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的关键要素。

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欧洲政治格局及政治生态。虽然迄今为止对外政策并非这些政党的关注重点，但基于其在价值观念上的民粹主义特点，尤其是其对自由主义建制派政策的怀疑和抵制，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为欧盟对外政策以及中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本文基于对这些政党的价值观念、在欧盟既有制度结构中的作用方式以及它们既往对华立场和政策的经验分析，探寻其崛起对中欧关系的可能影响。

一、欧洲激进右翼崛起深刻影响欧洲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

进入21世纪后，欧洲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普遍崛起是欧洲政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近年来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继在国内选举政治中实现突破并改变了所在国政治格局。其中在西欧国家，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典型代表的法国国民联盟（阵线）、意大利兄弟党、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德国选择党、瑞典民主党、芬兰人党等均已进入所在国前两大政党行列，其中意大利兄弟党、荷兰自由党和奥地利自由党已成为国内第一大党，意大利兄弟党更是在梅洛尼领导下在2022年大选中带领右翼联盟实现执政。即使是在长期被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缺少影响的南欧西班牙、葡萄牙，形势也因为近年来西班牙呼声党和葡萄牙“够了”党的相继崛起而改变。在中东欧，民粹主义的影响更为突出。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以下简称青民盟）、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捷克“不满意公民运动”（ANO 2011）相继实现执政并具有了持续影响国家政策方向的能力。

在欧洲主流政治话语中，这些政党因为其民粹主义的反建制诉求而被泛义地归为极右翼范畴。但严格地说，上述崛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多并非传统意义的极端主义政党，它们自称反自由主义但不反民主本身；它们带有强烈的反移民倾向，但并不简单诉诸种族主义；它们渲染疑欧主义，但却并不简单以脱欧为目标。确切地说，它们属于人们所称激进右翼的范畴，更为强调对其所谓的由自由主义精英控制的欧盟体系以及其他秩序范式的抵制和改革。

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正在改变欧洲既有的政党格局，也直接影响了欧洲政治生态的变化。首先，这些政党的崛起加剧了欧洲政党政治的碎片化，并直接影响到了欧洲政治的稳定。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加剧了欧洲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的下滑甚至衰退趋势，政党政治碎片化更为严重。与此相应，传统基于主流政党稳定性的左、右翼政治组合基础被严重侵蚀，政府的组织更为艰难和脆弱成为普遍现象。其次，围绕着对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态度，欧洲的政治生态在悄然改变。受欧洲主流政党“防疫线”策略的影响，民粹主义力量长期受到主流社会，尤其是传统主流政党的联合抵制。但近年来欧洲主流政党的“防疫线”出现明显裂痕，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的中右翼政党公开或事实上放弃了不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的立场。意大利兄弟党的执政是基于包括中右翼在内的右翼力量的联合。在激进右翼活跃的荷兰、奥地利、北欧的瑞典和芬兰等国，中右翼主流政党事实上选择了与激进右翼政党合作，或原则上放弃了不与之合作的立场。在法国2024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该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力量共和国人党因为对待国民联盟的不同态度而公开分裂。而在其他国家，包括在德国，虽然表面上中右翼主流政党尚拒绝与激进右翼在国家政府层面合作，但两者在地方或立法方面事实上的合作已非个别现象。中右翼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合流的趋向强化了欧洲政治的右倾化。最后，在欧盟以及国家层面，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在逐步加大。在欧盟层面，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多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意大利兄弟党、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成为所在国家欧洲议会席位最多的政党。它们共同强化了右翼在欧洲议会中的主导地位。而在国家层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参与或实际影响了政府的组织，其对国家以及欧盟政策体系的影响逐步加大。换言之，激进右翼政党已经具有了影响政策决定，至少是影响政策讨论和政策导向的能力。

二、欧洲激进右翼对欧洲外交政策的影响方式和路径

迄今为止，欧洲激进右翼政党更为关注的是国内政治事务，除其核心关注的移民和欧盟事务外，外交政策一般并不是重心。但近年来，激进右翼政治上的崛起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升了其在欧洲外交政策中的话语地位。一方面，持续的俄乌冲突所导致的欧洲安全环境变化为这些政党提供了影响欧洲政治的新的机会；另一方面，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后对欧洲的政策改变使得激进右翼政党在维系新的跨大西洋关系方面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在此背景下，欧洲激进右翼政党正逐步形成对各类外交议题的立场，构建日益强大的国际网络与智库体系，并相互借鉴成功策略以巩固国家控制权、传播自身价值观。

（一）影响欧洲激进右翼外交政策的价值观念

激进右翼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地位改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贯穿在其内外政策中的价值观念在欧洲更为盛行：首先，对在欧洲乃至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观念的怀疑和抵制。尤其表现为对多元主义的政治观念、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以及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国际组织或规范的质疑和挑战。其次，强烈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在其所关注的主要事务领域，各国激进右翼政党的立场虽然不一，但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特征。基于这种观念，它们强烈反对欧盟的移民政策，指责布鲁塞尔的专制统治；在经贸政策方面诉诸保护主义的政策主张；反对或抵制欧盟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也正是出于这种消极的政治哲学，一些政党虽然并没有明确的中国问题立场，但却不时以中国作为靶子，挑战建制派政策。如气候合作问题上指责欧盟及其他国际组织的相关条约牺牲了欧洲国家的利益，而迎合或偏袒了其他一些国家。最后，保守的社会文化观念。它们强调基于特定宗教观念的家庭观，反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占主导的激进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文化观念，以及基于该观念的移民保护和其他少数群体权利保护政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不仅塑形了其移民政策——如强烈反对伊斯兰移民但容忍基督教难民（乌克兰难民），也深刻影响了这些政党对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的立场。

上述观念凸显了欧洲激进右翼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特征，即将民粹主义话语与传统保守主义话语的糅合。其反自由主义的话语中渗透着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尤其是指责既有的欧盟政策体系由自由主义精英主导，无视“人民”的真实需求。而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观念和社会文化观念事实上是对历史上欧洲传统保守主义政治和社会文化观念的一种继承。但严格地说，自由主义是一个多维的思想体系，从激进右翼的各种主张中可以看到，它们并不完全反对自由主义，如在经济政策上，各政党的立场中同时并存了对新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要素取舍。可以认为，欧洲激进右翼政党本质上是寻求对一个时期里由过分的自由主义塑形的保守主义政治进行矫正，是通过民粹主义方式将不同的思想要素糅合在一起。也正因如此，其思想主张中实际带有许多矛盾之处，这也反映在这些政党的对华立场上。

（二）激进右翼政党如何塑造欧盟外交政策

在讨论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在欧盟的行为方式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政党虽然常常在国内动员中就一些欧盟外交政策发表批判性言论，但到了布鲁塞尔却又顺从多数意见。也就是说，欧盟的外交政策对于这些政党的作用更多的是制造舆论噱头和媒体炒作，而非对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不过，这一现象或许更凸显了一个现实：欧洲激进右翼在欧盟既有制度框架中缺乏单独影响欧盟外交政策的能力。欧盟的决策权主要集中在成员国政府间协调组织欧盟理事会以及作为立法建议与执行机构的欧盟委员会手中。尽管近年来欧洲议会作为监督和立法机构的权力有扩大的趋向，但决策权力有限。而目前，大多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存在和影响主要限于欧洲议会。在此，主流政党集团在一些议题上通常能有效协作，而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则持续处于分裂状态，迄今为止未能以单一党团的形式实现联合。在2024年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虽整体表现突出，但却更进一步从此前的两个党团分化为了三个党团，而它们在单独行动时，通常难以阻挠外交政策决策。

也正因如此，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对欧盟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实现。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相关研究报告指出，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影响外交政策的动态机制可分为间接与直接两种：间接影响指通过向主流行为体施压从而影响决策，其最显著的表现是对主流政党施压从而影响其政策趋向。受其影响，尤其是出于选举竞争的压力，欧洲一些中间派和保守派政党在移民、气候等众多问题上的立场已显著右转。而在一体化的问题上，欧盟内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主张在经济、财政及其他领域保护成员国的监管自主权。直接影响则表现为以不同的形式来影响欧盟的政策目标（包括促成或抵制特定目标）。其中常见的路径方式包括：第一，阻碍共识的形成。一致共识是欧盟权力决策的重要机制，而阻碍共识的形成也是激进右翼破坏欧盟团结、阻挠欧盟层面倡议的主要手段。利用国家的否决权，匈牙利已多次阻碍了欧盟的一些决策。而随着具有这种阻碍能力的政党增加——更多的激进右翼实现执政——欧盟制定带有扩张性的一致外交政策的意愿将更容易受挫。为了避免共同决策被否决而进行的冗长内部谈判又会削弱欧盟行动的实效性。第二，执政的激进右翼政党与外部势力结盟。随着欧盟在全球舞台上的相对衰落，其他大国对欧盟整体及各成员国施加影响的现象也日益增长。这方面，在欧洲主流力量看来，匈牙利正是通过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外部力量结盟而加大了对欧盟的影响。而这种结盟行为被认为侵蚀了欧盟体系内的外交政策决策机制。第三，抵制外交政策架构的形成。如为抵制欧盟加强在一些政策领域统一行动能力，激进右翼政党拒绝在外交政策领域推行多数表决制。第四，利用在欧盟机构中拥有的位置影响决策。随着激进右翼的崛起，它们在欧盟体系中占据了一些影响决策的位置。作为欧洲议会中的大党，意大利兄弟党、匈牙利青民盟、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等都已事实上拥有了对一些委员会官员岗位的提名权。另外，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制度也为激进右翼主导的政府提供了影响欧洲相关事务政策和立法的机会或途径。虽然激进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整体力量的加强有可能削减对一些政策的支持力度，但总的来说其作用是通过间接影响方式实现的，更体现为通过一种交易方式向其他主要行为体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决策的方向和进程。

（三）欧洲激进右翼可能产生影响的领域

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在欧盟主要关注并可能产生影响的事务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首先，移民（反对移民）及其延伸的欧盟移民政策。这是所有激进右翼政党唯一达成共识的议题，也是它们产生最大影响力的领域。其次，气候变化政策。这已成为激进右翼势力意欲影响的重要政策领域。它们反对欧洲激进的减排政策目标，主要针对《欧洲绿色协议》及“适应55”（Fit for 55）立法方案——该方案旨在使欧盟到2030年实现至少55%的减排目标。再次，俄乌冲突问题。在欧洲各类政党中，激进右翼更为亲俄。但俄乌冲突爆发后，该阵营分化，以梅洛尼、勒庞为代表的人物及其政党改变态度，站在了西方统一立场上，而其他许多激进右翼政党依然对俄持相对友好态度。这种分化以及美国的立场转变直接影响到了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团结。最后，大国竞争问题。这包括如何看待美国和北约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等问题，与之关联的是建立独立防务体系的诉求。总体而言，激进右翼势力的壮大将使欧洲更难构建战略防务体系——无论是在北约还是欧盟的框架下。它们可能成为欧盟加强经济安全工作的阻碍。这种分化也反映在对中国的态度上，这一议题尤其受到来自北欧地区的激进右翼政党的质疑。此外，在欧盟扩容问题上，除一些政党支持特定候选国外，绝大多数极右翼政党对欧盟扩容持批判态度，认为其代价高昂且可能助长移民潮。

在上述问题上，除移民政策外，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尚未形成足以重塑欧盟外交政策的一致议程。并且在这些议题上，激进右翼政党的作用更多是以间接方式向其他力量，尤其是主流政党施加影响并寻求后者的妥协。对一些执政的激进右翼来说，它们在欧盟一些问题上也是以扰乱决策流程或全面削弱欧洲一体化进程作为战术谈判手段以换取利益。例如，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和匈牙利青民盟都曾抵制绿色协议而未能成功，不过对它们以及其他欧洲激进右翼政党来说，其对欧盟气候政策的主要影响在于：通过将绿色转型辩论塑造成精英阶层针对民众的阴谋，从而使主流政党削弱绿色议程的范围与时间框架。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它们往往更追求现实利益，以对其他力量的妥协而非以自我主张的实现为目标。在国际层面，这些政党以交易的态度看待外交政策，对促进人权、民主或法治的兴趣寥寥，认为没有理由批评在这些领域存在缺陷的国家，尤其是当批评可能为本国带来负面影响时。

三、欧洲激进右翼崛起对中欧关系的潜在影响

（一）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对华立场差异

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华立场。不过，根据它们以往在涉华问题上的言行，大致可以将其归为三种类型。一是明显的亲华派，这以欧尔班及其领导的匈牙利青民盟为代表。欧尔班在2010年执政后，推出“向东开放”新政策，在将匈牙利定位为西方盟国之列的同时，寻求与东方国家建立新关系，尤其是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着力增加匈牙利经济联系的多元化，寻求新的非西方外国直接投资来源。通过其“向东开放”政策，匈牙利政府致力于与中国建立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为促进这些关系，匈牙利否决了多项欧盟批评中国的声明。匈牙利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得到不断加深。一些非执政的激进右翼政党，如保加利亚复兴党，也显示了类似的亲华立场。二是务实派，如德国选择党。该党欧洲议会议员马克斯蒂安·克拉赫（Maximilian Krah）在2020年评论中国时表示：“政治必须基于现实，中国的再度崛起就是一种现实；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有益于欧洲利益这一事实是一个现实”。基于这种现实的立场，这类政党虽然在一些更为具体的事务问题（如经贸关系）上强调保护本土利益，但反对基于价值观外交的对华战略，反对针对中国技术的一些限制性政策，并对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居中协调努力持支持态度。三是对华强硬派。意大利联盟党长期对华持批评态度，而俄乌冲突爆发后北欧国家的一些激进右翼政党（芬兰人党、瑞典民主党）对华立场也日趋强硬。如芬兰人党在以往的纲领和宣言中几乎未提及中国，但该党2022年外交与安全政策纲领却将中国描绘成“本世纪对西方世界最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挑战”，并呼吁芬兰政府支持建立联合西方阵线对抗中国，并将中国问题与移民政策挂钩。

不过，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各国激进右翼政党的对华立场也并非一成不变。有些政党在对华立场上既有强硬趋向也有务实特点。如梅洛尼及其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2022年大选之前对华态度强硬，但组织政府后实际政策变得相对务实。相反，2015年执政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执政早期对华态度友好，但执政后期转向强硬。这些变化取决于国家间的关系与利益以及政党本身的身份变化。

（二）激进右翼政党影响欧洲对华政策的路径与领域

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不只是取决于其对华立场，更取决于其在欧盟既有制度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决定其立场的关键性事务变化。

首先，在制度化影响方面，激进右翼的崛起带来的中欧关系变数大多体现在国家政治层面，在欧盟层面的影响空间有限。在欧盟层面，目前激进右翼政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欧洲议会。近年来欧洲议会在对华政策上的作用有上升趋势。在一系列涉及中国问题的重大政策调整中，欧洲议会虽然并不起主导作用，但作为立法程序的关键参与者，它既能强化也能削弱欧盟针对中国的政策工具组合。例如，在制定“去风险”战略框架政策时，多项欧洲议会的立法对欧中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尤为显著的是《关键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与欧盟投资审查框架，它们旨在管控对华进口依赖，并保护敏感领域免受中国投资影响。此外，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及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等决议都涉及或针对中国。对上一届欧洲议会（2019—2024）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身份与民主党团（ID）的投票行为分析显示，各成员政党对经济政策和安全措施的不同意导致了涉及中国问题的分散投票行为。这表明在涉及欧洲利益时，该党团里的欧洲议会议员往往更关注自身现实利益，对中国的其他行为不太在意。在涉及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投票中，多数ID党团议员投了反对或弃权票。他们普遍认为欧盟不应将注意力放在海外，而应专注于捍卫欧洲利益。但在经济问题上，该党团成员显示出较强的趋同性。如针对第三国经济胁迫的监管决议、中国渔业活动对欧盟渔业影响的决议以及由中国对欧盟关键基础设施影响力引发的安全与防务决议等，通常获得ID党团更统一的支持。这符合该党团各成员以国内选区经济优先事项为核心的立场。在2024年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欧洲议会（2024—2029）中，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总体实力虽有所加强，但分化却更为严重，从前一届的两个党团分化为三个党团。近年来一部分激进右翼政党的温和化加剧了这种内部分化。在此背景下，基于各自利益的分散投票行为更难以改变。这也意味着欧洲激进右翼在欧盟中的主要作用方式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即更多是通过破坏者的角色发挥作用并借此交换利益。而且，鉴于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对双方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欧盟层面难以出现大的政策断裂。但在国家层面则存在更大的变数。其中最大的变数来自作为欧洲政治稳定器的法国和德国，尤其是2027年法国大选。目前来看，面对国民联盟的崛起步伐和马克龙中间力量与左翼之间的不团结，2027年的法国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存在巨大变数。而在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在进一步考验该国左、右翼主流政党间的共识底线。未来中欧关系的巨大变数来自于关键国家激进右翼政党在国内政治中的表现及其政策选择。

其次，激进右翼在中欧关系领域更实际的作用是影响欧盟“去风险”战略的政策落实和走向。为减少对潜在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经济依赖，欧盟于2023年启动了“去风险”战略。作为一项广泛的经济安全战略，它虽然并不限于针对中国，但显然聚焦于中国，降低对华经济依赖是其核心内容。从政策立意的角度来看，欧盟的“去风险”战略同时也是从此前一度热议的与中国“脱钩”立场上的一种退却，是欧盟摆脱对华“脱钩”的二元思维并重新平衡对华既竞争又合作关系的一种表达，其核心理念为在把握机遇与管控风险间寻求更佳平衡，主要是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化解过度依赖问题，从而增强经济韧性。目前“去风险”已成为欧洲主流政党对华政策的共同立场，但作为一种长期战略，“去风险”本身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人们可以对之作出不同的解释，各个国家以及不同类型政党之间对其的理解和立场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在表面一致的“去风险”战略认同下，对具体如何落实和如何实现政策转换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变数。在此问题上，各国激进右翼政党立场差异巨大，大多数政党对针对中国的“去风险”战略本身较为漠视。在2023年11月荷兰议会选举中，荷兰自由党（PVV）是当时所有主要政党竞选纲领中唯一没有提及中国“风险”的政党。但“去风险”却涉及一系列具体的经贸关系问题，而这些却是实用主义的激进右翼在对外领域更为关注的问题。欧洲议会中激进右翼党团在上述具体经济事务领域的趋同立场也表明，它们更为关切的是“去风险”政策落实中的本土利益。

围绕“去风险”战略的政策转化，最引人注目的恰恰是两个执政的激进右翼政党。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青民盟是唯一公开反对对华“去风险”的执政党。该党强调，“去风险”与“脱钩”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美国及布鲁塞尔决策者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手段。与之相对，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则是公开表达对华“去风险”同时也用实际政策践行这一战略的典型代表。意大利曾经是七国集团中唯一公开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在2019—2021年孔特政府时期，双方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但此举同时引发了意大利政界及商界关于“去风险”的巨大争议。而当时发起这场讨论的正是意大利的两个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即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和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领导的联盟党。梅洛尼在议会辩论中公开指责孔特政府通过深化意中关系而使意大利承担风险。2022年大选梅洛尼领导的右翼联盟赢得胜利后，意大利政府加速推进对华政策“去风险”进程。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两项举措：一是以轮胎制造是“国家战略行业”为由，否决了中国中化集团收购意大利倍耐力（Pirelli）公司的协议；二是在2023年12月退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意大利由此也成为回应欧盟对华“去风险”战略的典型代表。但这一政策同时也带来了政界和商界的担忧和阻力，因为许多企业持续依赖对华进出口贸易。面对中意关系波动带来的经济压力，作为执政党的核心成员的梅洛尼政府的企业部阿道夫·乌尔索（Adolfo Urso）回应意中关系“必须回归贸易通道的本源，降低政治风险，增加贸易机会”。在此背景下，梅洛尼政府调整了政策。事实上，执政后梅洛尼政府在加速推进自上而下风险规避的同时，也在推行自下而上的关系深化政策，两者的并进是其执政以来对华政策的重要特征。两国政府、企业以及文教领域合作的恢复和加强使得“去风险”进程的实质内容被大幅削弱。这凸显了奉行实用主义路线的梅洛尼政府政策的两面性。也正因如此，一些研究强调，伴随着激进右翼影响的扩大，政治力量强调短期问题解决比长期战略调整更能赢得政治红利。对政客来说，坚持眼下的“廉价言论”并回避代价高昂的行动的行为模式颇具诱惑力。这些都使得对华政策和“去风险”战略面临从优先事项清单中滑落的趋势。

最后，激进右翼政党执政政策的变化受经济结构和权力制度的约束。中欧关系最大的变数来自一些国家激进右翼政党执政可能导致的对华政策改变。在此方面，有限的案例研究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执政往往带来对华政策的改变，但其策略和方向并不一致。匈牙利青民盟（2010年至今）、波兰法律与公正党（2015—2023）以及意大利兄弟党（2022年至今）是当今欧洲为数不多的拥有执政地位的激进右翼政党代表。而它们执政后都对对华政策作出了调整，但调整的方向和政策结果截然不同。欧尔班政府推出“向东开放”政策并将加强对华关系作为其核心环节，匈牙利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显著的温和转变。相反，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却由热变冷，从前期的高调对华到逐渐疏远乃至强硬，并紧追西方“去风险”步伐。而梅洛尼领导下的意大利兄弟党执政前后的政策显示出由强硬向务实温和转变的趋势，并体现了双重性。研究者强调了导致差异的两个关键因素：维持与中国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跨国商业利益的强度以及外交政策执行的中央集权程度。

经济因素是决定激进右翼政党对华外交策略的一个至关重要因素。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往往对建制派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缺乏兴趣，但却关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对外经贸关系。他们更倾向于以保护主义方式应对中国挑战。意大利联盟党领导人、执政前的梅洛尼、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等都曾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理由发表对中国的批评言论。但基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与欧洲国家间的经济依存关系，他们又大多不赞成以简单的“脱钩”方式处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寻求改变的同时又小心避免过高的经济和政治成本是其权衡政策的关键。企业对于维持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强烈偏好影响着当权者。高强度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会提高破坏这种关系的国内政治和经济成本；反之，较低的经济依存度和企业较低程度的对华偏好往往意味着其改变政策的成本较低和政策改变的空间加大。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最初对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有很大期望，但希望大多未能转化为现实。2022年波兰对华贸易赤字340.64亿欧元，波兰对华出口仅占其2022年总出口的1%，2019年以来一直相对较低的投资水平也意味着波兰企业对保持与中国密切关系的总体兴趣下降，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匈牙利在推进提升对华关系的进程中，企业总体上仍表现出对华浓厚兴趣。2023年，中国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占该国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8%。吸引中国投资，尤其是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也符合布达佩斯的利益。而梅洛尼政府对华政策变化的动因同样首先来自于企业维持对华商贸关系的强烈偏好，中国依然是意大利的重要经济伙伴，保持与中国的密切经济关系的呼声很高。2024年，中国是美国之外的意大利第二大非欧盟贸易伙伴。生物医药和机械动力产业占意大利对华出口的40%。2024年5月意大利中国理事会基金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9%的意大利企业将中国列为其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这较2023年的50%有所上升。来自商界和政界的压力加大是促使梅洛尼政府调整政策的关键动因。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者往往需要借助权威主义的方式达成其政策变更目标，这要求政党及其领导人对外交决策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其所受的制度性约束不同。如意大利梅洛尼政府所显示的，在西欧国家，强大且团结的官僚机构构成了对激进型外交政策变动的一种制度性约束。在意大利，执政的民粹主义者未能有效集中外交政策的决策权，外交机构仍作为国际事务的核心决策中心。而在中东欧转型国家，这种限制性因素相对较小，在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和匈牙利的青民盟执政期间，外交政策已基本从外交机构向执政党集中，而使得执政党领导人拥有更大的政策空间。

展望与总结

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在深刻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同时，也为中欧关系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变数。虽然迄今为止对外政策并非激进右翼政党的关注重点，但基于其对自由主义建制派政策的怀疑和抵制，在国际大变局环境下，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有可能带来欧洲传统对外政策体系的改变，或为打破欧洲既有政治僵局提供新的可能。但在欧盟既有制度框架中，这些政党尚缺乏单独影响欧盟外交政策的能力，它们在欧盟外交政策中的实际作用往往并不是追求其表面的政策转化，而是追求交易性结果，即凭借欧盟的制度性安排，主要以间接方式向其他主流行为体，尤其是主流政党施压，从而影响后者的政策方向。其影响领域也主要聚焦在特定领域，尤其是欧洲的移民和气候治理领域。但这些政党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突破有望给欧洲政治带来新的变数，其中2027年法国大选国民联盟的表现是决定欧洲政治变化的重要节点。但基于相关政党近年来的制度化趋向和既有经验，其影响可能并非颠覆性而更在于对现有政策的矫正。

对于大多数欧洲激进右翼政党来说，中国问题并不是其主要关注点。各国政党既有的对华态度立场和政策也并不一致。在欧盟针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各国激进右翼政党之间分化的立场限制了其在欧盟的实际作用。但在它们所共同关注的一些领域（如经贸和气候合作领域），其趋同的立场可能强化欧盟“去风险”战略中一些针对中国的政策工具。在这些问题上，激进右翼的保守价值观导致其本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在气候合作问题上的消极立场。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崛起对中欧关系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国家层面，即一些政党通过执政而带来的双边关系变化。在大多数国家，激进右翼政党在对待中国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政策方向是积极的，并且如若寻求改变对华政策，这些政党将同时受到经济利益集团偏好和制度性限制的约束。鉴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在政府的公共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关键作用，提升经济相互依存是保持欧洲国家对华政策连续性的关键要素。(作者：林德山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巩固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