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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泛地缘政治化”及其影响

发布时间:2025-08-14 来源:国际合作中心

内容摘要:“泛地缘政治化”生成于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秩序深刻变革调整的大环境,核心特征是地缘政治概念使用的“泛化”。“泛地缘政治化”在当今国际关系中通常以三种形式呈现:国际政治现象、对外政策倾向、战略叙事竞争工具。“泛地缘政治化”是大国战略竞争新态势、政治社会思潮新形势、地缘政治学发展新趋势三重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的产物。其带来诸多不容忽视的国际安全风险:地缘安全竞争范围的“泛化”和烈度的持续升级,增大了全球安全风险管控和安全问题治理的难度,破坏了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和互惠性。在实践中,美西方国家以“泛地缘政治化”构建对华负面战略叙事和实施舆论攻击的行为,对中国形成一种软制衡。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激荡演进的特殊历史时期,大国关系经历深刻变革调整,国际秩序面临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大国战略竞争烈度急剧升级,“泛地缘政治化”随之生成并快速发展。“泛地缘政治化”打破了地缘政治作为学术概念的内涵边界,诸多原本不属于这一范畴的议题被人为建构成“地缘安全威胁”,致使国际体系安全困境程度和冲突爆发风险同步上升,全球安全赤字进一步扩大。

一些国家一方面在地缘安全焦虑驱使下,寻求实现一种过度“泛化”的地缘安全目标,任意扩大地缘政治议题的范围,导致全球地缘安全竞争范围扩大、烈度升级;另一方面把“泛地缘政治化”作为战略叙事1竞争工具,将竞争对手的对外政策意图刻意“污名化”为“图谋实现地缘政治扩张”,挑动国际社会对被贴标签国家进行舆论谴责。在国际政治“泛地缘政治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如何同时应对地缘安全和战略叙事双重压力、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成为现阶段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因此,在学理和政策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探析“泛地缘政治化”的内涵、成因和影响,对于科学评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有重要的意义。

一、“泛地缘政治化”的内涵

地缘政治是一个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频繁使用的学术概念,但在具体应用中,由于这一概念的适用性较为宽泛,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展开研究,导致其“含义经常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尽管“泛地缘政治化”给国际安全秩序和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和挑战,但目前学界鲜有相关研究成果,仅在两类研究中会间接涉及相关内容:一类是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认知战的原理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将美西方国家利用“地缘政治”叙事攻讦对手作为例展开讨论;另一类是对“泛安全化”等与“泛地缘政治化”存在逻辑相关性的其他问题的研究,其中部分涉及美西方国家如何利用“泛地缘政治化”的政治标签对竞争对手发动叙事竞争。2从研究现状来看,对“泛地缘政治化”研究仍存在较大的空间,一方面,“泛地缘政治化”是近年来国际政治的新生事物,亟待透过纷繁复杂的政策表象,清晰地界定其内涵、表现形式和成因。另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度挖掘美西方利用“泛地缘政治化”构建对华战略竞争叙事的逻辑和意图,为进一步思考应对之策提供知识基础。

(一)概念辨析与表现形式

地缘政治是地缘政治学的内核概念,包含了一系列地理因素与国家对外政策选择互构互动的话语和实践,是地缘政治学与现实政治产生关联的纽带。地缘政治关注的是“空间的政治组织方式以及在政治事务中,这一点如何被构想、再现和利用”,它把世界预设为一个由诸多地理板块和空间组成的整体,追求一种攻防并重的战略目标,即寻求的是在大国势力范围分配中,通过地理安排同时实现权力增长和国家安全程度提升的双重目标。地缘政治的指代对象,经历了从争夺领土的军事行动向通过对大国竞争的想象提出一套能赋予自身以合法性的话语转变。

“泛地缘政治化”从本质上说是地缘政治概念在当代国际政治环境中使用的“泛化”,是对其原本意涵的偏离。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格雷(Colin S.Gray)的点评一针见血:“地缘政治学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篮子,这一术语可以随时被不负责任地滥用。”甚至有学者将地缘政治界定为“一个可以涵盖不同国际政治现象的词汇”,内容包括了政治不稳定、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和军事冲突、恐怖主义威胁等一系列严重危及地区和全球安全的事件。因此,厘清地缘政治概念是科学理解何为“泛地缘政治化”的关键工作。

所谓“泛地缘政治化”是指地缘政治这一原本内涵清晰、概念外延明确的专业术语,在国际政治实践、学术研究甚至日常生活中被“泛化”使用,超越了其本身的外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影响。突出表现为地缘政治的指代对象范围不断偏离和突破其学术边界,趋近演变为一种可以涵盖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国际政治问题的标签,甚至是一种带有负面价值判断的贬义政治标签。大量非地缘政治范畴的议题被描绘成现实存在的“地缘安全威胁”,这种社会建构使地缘政治的边界、范畴与维护地缘政治安全的手段极度扩张,造成了地缘战略竞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烈度不断抬升。

“泛地缘政治化”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一是国际政治现象,表现为全球地缘安全竞争领域“泛化”和烈度加剧;二是对外政策倾向,表现为地缘安全目标的“泛化”;三是战略叙事竞争工具,表现为渲染炒作其他国家对外政策的“地缘政治扩张”意图,增大被贴标签国面临的国际压力。通过给竞争对手的对外政策行为强加“地缘政治”标签,有意歪曲事实或恶意揣测行为动机,引导国际舆论塑造竞争对手“企图以修正主义手段实现某种地缘政治抱负”的负面形象,使竞争对手的国际声誉因此受到极大损害,从而形成一种软制衡。“泛地缘政治化”的三种表现形式相互关联和影响,随着国际体系“泛地缘政治化”现象日益凸显,地缘安全竞争压力促使一些国家陷入一种“无处不在的紧迫地缘安全威胁是所有国家安全风险的根源”的战略迷思,有意“泛化”扩大本国地缘安全利益关切的边界范围,既执行以寻求实现“泛化”的地缘安全政策目标的对外政策,同时又将“泛地缘政治化”作为打击竞争对手的战略叙事武器,从而加剧了国际体系中地缘安全竞争的烈度。

(二)“泛地缘政治化”与“泛安全化”的关系

在国际格局深刻变迁、全球化持续推进、技术革新迭代速率快速提升三重因素合力作用下,层出不穷的安全风险和威胁使“安全概念及相关衍生内容被重新定义”,“泛安全化”由此生成。“泛安全化”的核心特征,是安全议题边界迅速扩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缠绕,彼此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安全成为一个“模糊的符号……或许根本就没有任何确切的含义”,安全风险和威胁无处不在,呈现出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安全需求无法完全得到满足产生的焦虑情绪在国际社会广泛蔓延。作为两种与国际关系深刻变革密切关联的全新国际政治现象,“泛安全化”与“泛地缘政治化”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国际关系“泛安全化”为“泛地缘政治化”的出现提供了背景和土壤,“泛地缘政治化”则可以被视作“泛安全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地缘安全是权力政治的衍生品,多年来始终是美西方国家最为重视的安全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国家安全画等号。地缘安全在政策实践中集中表现为三类安全利益诉求:一是本土和周边安全不受外来威胁(主要是军事威胁);二是与本国利益密切关联的战略性地理空间,如海上航道等保持开放且不受威胁;三是充分利用本国地理禀赋和借助地理空间增进国家权力。安全感缺失是“泛安全化”背景下国际行为体普遍存在的现象,国际行为体往往倾向于对纷繁复杂的安全风险尤其是新型安全风险进行标签化分类,以寻求更为有效的安全风险管控。鉴于地缘安全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等重大利益,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特征,较之于其他类型的安全风险受重视程度相对更高,是国际行为体不安全感和安全焦虑情绪的主要来源,国际行为体会选择性地将一些被认为重要的议题归类标记到地缘安全范畴,设定更高的政策优先级,如关系到国家数据安全的跨境数据流动和交易、关系到国家工业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的产业链安全等。

概言之,“泛安全化”环境下,在“捍卫国家安全利益”原则主导下,在政策实践和战略叙事两个层面,越来越多的原本不属于地缘政治范畴的安全议题,被人为赋予了地缘政治敏感性,造成了国际体系层面围绕地缘安全的竞争博弈全方位升级,叙事之争与利益之争相互交织和影响,冲突风险加剧。由此造成的巨大安全压力,进一步推动一些国家在对外政策决策和实践中“泛化”地缘安全目标。上述因素共同促成了国际政治“泛地缘政治化”的加深。进一步来说,“泛地缘政治化”是地缘安全泛化的结果,与“泛安全化”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国际关系“泛安全化”程度的加深,刺激了“泛地缘政治化”的快速发展,反之又推动了“泛安全化”的加剧。

二、“泛地缘政治化”的成因

“泛地缘政治化”的产生主要缘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同时也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演进及其自身的一些特质高度相关。

(一)地缘战略竞争再度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

近年来,地缘政治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议题,尽管在分析视角和结论方面存在差异,但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已成为普遍共识。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剧烈冲击了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加剧了以集团化对抗、势力范围争夺、地缘政治包围和遏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将自身安全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安全关切之上的冷战思维在国际体系中大行其道,大国间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与日俱增,严重压缩和限制了国际合作的空间。2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地缘战略竞争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地理范围广、竞争领域多元、意识形态作用弱化、集团相对松散等特征。地缘战略竞争压力的增加,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对自身地缘安全及相关利益的重视,对地缘政治保持高度敏感性,这种国际体系环境诱发和促进了“泛地缘政治化”生成发展。

(二)地缘安全焦虑驱动下国家安全目标的“泛化”

大国战略竞争的“泛安全化”特质引发的安全焦虑,重塑美西方国家对安全问题的认知,致使其寻求实现“泛地缘政治”层面的安全目标。在“泛安全化”时代,安全风险和不安全感无处不在,理想的地缘安全与现实状况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和张力,造成了美西方国家在安全议题上的高度敏感和焦虑。由于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将地缘安全视作首要安全利益,在这种大背景下,根据现实安全需求扩大地缘安全议题的范围,并将绝对安全作为政策目标,成为当前美西方国家安全观调整的鲜明趋势。在政策实践中,一些国家将所有可能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都归并到“地缘政治”名目下,同步关注现实性威胁和潜在性风险。

把威胁认知简化为“地缘安全”风险数量的增长,以此缓解“泛安全化”时代复杂的安全环境造成的安全焦虑。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新兴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诸多颠覆式改变,但也带来了诸多新安全风险。例如,智能化和无人化战争形态、“海陆空天”多维作战模式等现代战争新特点,对国际行为体的安全构成了全方位威胁等。与不断涌现的新安全风险相伴相生的是国际行为体安全感的高度缺失,对技术变革诱发的现实和潜在地缘政治议题始终高度敏感,产生的直接后果即是把技术与地缘政治议题过度关联,在威胁评估、战略决策、政策执行中滥用“地缘安全”标签,试图借助这种方式实现对“碎片化”安全风险的整合,为制定一体化的安全政策打基础。

(三)民粹主义势力将“泛地缘政治化”作为动员民意的工具

在当前民粹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炒作地缘政治议题可以起到缓解国内民众对内外政策的不满、转移民众负面情绪、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的政治动员效果,这是“泛地缘政治化”迅速发展的另一大动因。作为对传统政治精英的叛逆,民粹主义带有鲜明的反建制、平民化、情绪化、身份政治化、反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特征。相对于内容而言,民粹主义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愤怒情绪宣泄,体现在美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运行中,“民粹主义者都是愤怒的,民粹主义者的选民都是失落的,或饱受怨恨之苦”。日益艰难的现实生活处境、有增无减的贫富差距、在全球化大潮中的“相对剥夺感”等因素合力作用,刺激中下层民众不再相信传统政治精英“空头支票式”的承诺,转而寄希望于主张激进保护主义排外政策的竞选者。竞争性周期选举带来的压力促使原本持不同政治立场的美西方政客想方设法通过采取迎合举措,努力争取民粹主义者的支持。以“泛地缘政治化”的宣传逻辑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煽动民众对“怀有地缘政治野心”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外部“他者”的狂热非理性敌意,转移经济社会等棘手问题引发的民众不满,然后再以采取强硬对外政策遏阻“地缘政治风险”和捍卫国家安全利益之类的许诺,把自身塑造成坚决抵制外部安全威胁的国家利益卫士,以此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获取或巩固政治地位。

(四)地缘政治学科的演进助推“泛地缘政治化”发展

地缘政治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其易于被选作政治动员和战略叙事的工具。一是“泛地缘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地缘政治学发展演进的产物。技术进步是地缘政治学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对不同技术背景下“地理一国际关系”互动关系的持续思考,推动了学科的发展进步。伴随交通运输和军事力量投送技术的变迁,地缘政治学关注空间的不断拓展,经历了从海权、陆权、空权到网络空间、太空、数字等领域的发展演进。然而,在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地缘政治学科如何回应和解析这些骤然增加的新变化,给学科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由于学科发展通常很难与技术变迁保持同步,导致大量与地缘政治相关但短期内难以完成解析的新问题被打上“地缘政治标记”,促进了“泛地缘政治化”的出现和发展。二是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地缘政治学的内涵更加多元和模糊。批判地缘政治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张对以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为代表的经典地缘政治学进行反思和解构,尤其是对经典地缘政治学过于强调地理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进行批判,试图把社会、文化、话语等因素纳入地缘政治范畴,形成更加多元和跨学科的研究框架。1由此造成大量新变量涌入地缘政治学,模糊了学科内涵,导致地缘政治成为一个拥有庞大用户群体的“热词”,但对于使用者而言又是一个“熟悉且陌生”的词汇。三是地缘政治学的负面历史记忆使其容易成为战略叙事竞争的工具。地缘政治学在二战后国际舆论场域中长期被视作一个负面词汇,甚至与纳粹德国的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画等号。利用国际社会对地缘政治的警惕,将历史记忆与现实形势进行关联类比的联想,给竞争对手的对外政策贴上地缘政治标签,可以自动把被贴标签国家的行为与历史上的负面案例进行类比,增大其实施对外政策的观众成本。此外,这种战略叙事也可以充分激发国际社会的恐战、厌战情绪和维护国际正义的道德感,并将这些情绪转化为对被贴标签国家的愤怒和攻讦,从而使竞争对手与战略叙事发起方的对外政策合法性、国际声望此消彼长。例如,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进行,一些西方媒体有意把俄罗斯的行为与二战前纳粹德国的扩张进行类比,渲染欧洲可能会由此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1,引导公众支持美欧对俄继续采取强硬施压政策。

三、“泛地缘政治化”产生的影响

“泛地缘政治化”塑造了国际行为体对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认知,导致地缘安全的边界不断扩展,国家对安全的追求呈现绝对化的倾向,从而加剧了国际体系的安全困境。“泛地缘政治化”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侵蚀了国家之间的信任基础,增大了对安全风险管控和安全问题治理的难度,导致全球安全赤字更加严重。

(一)加剧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

在“泛地缘政治化”驱动下,地缘安全竞争的范围显著扩大,“泛化”和几乎无处不在的地缘安全竞争,导致全球范围地缘安全竞争烈度的升级,国际体系安全困境程度大幅加深,冲突爆发风险加剧。一是地缘安全竞争“泛化”。“泛地缘政治化”驱使国际行为体将关注重心放在维护地缘安全利益上,不仅使军事安全、主权争端等传统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而且随着地缘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张和“泛化”,有助于缓和国家间竞争压力的空间被逐渐挤压,如经贸、产业链和供应链、能源和矿产等领域被纳入“地缘政治”范畴并被赋予地缘安全意义,国际体系安全困境深度和广度同步升级,国家间尤其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零和色彩也随之增强。二是地缘政治对抗加剧。一些国家以“防控地缘政治挑战”之名,执行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鲜明的对外政策,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对正常国际交往的粗暴限制、对他国安全需求的漠视和损害的基础之上,甚至采取集团化对抗的方式对其他国家进行地缘政治围堵1,挑起和激化国际矛盾,推动大国战略竞争广度扩大和烈度升级,加剧国际冲突爆发风险。三是战略决策与实践非理性化。在战略决策和政策实践环节,威胁认知对于国际行为体的行动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由于地缘安全事关国家生存和长远发展等重大利益,“泛地缘政治化”环境下国际行为体基于对潜在安全威胁产生的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作用形成的威胁认知,容易产生“自证预言”式的战略决策和实践效果。“泛地缘政治化”带来的安全压力和焦虑情绪,刺激国际行为体倾向于将其他国家预设为潜在风险而非合作者,采取本国安全利益优先的保守主义对外政策,包括夸大威胁程度、任意扩大威胁范围、将潜在威胁与现实威胁画等号、采取“进攻性防御举措”予以超前应对等非理性行为,将一些原本不属于地缘安全范畴,或低敏感性和竞争烈度可控的矛盾,或并不存在的安全威胁,转变为激烈、高危的地缘安全冲突。

(二)损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美西方国家基于“泛地缘政治化”发动战略竞争,本质上是一种“以邻为壑”而非“合作共赢”的全球秩序观,把地缘政治用作一种标签化的叙事武器,阻滞了全球治理的开展。一是限制全球安全治理合作议题空间。“泛地缘政治化”将防止核扩散、规范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反恐等具备治理合作潜力的全球安全问题纳入地缘政治范畴,强行建构起与国家安全的强关联,进而被设置为需要审查裁定的“政治敏感区”,人为压缩全球安全治理合作的议题空间。二是滋生和助长了狭隘的安全观。一些国家将全球安全治理视作地缘政治博弈的平台,以一种零和性而非互利性的心态审视全球安全治理合作,时常把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行为,曲解定性为“借助多边平台进行影响力渗透”和“扩张地缘政治影响”,致使诸多关系到人类福祉、需要全球合作共同治理的安全领域,难以建立起稳定高效的治理合作机制。三是干扰“全球南方”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内部安全治理合作是形成“全球南方”身份认同、打造“全球南方”共同体、缓解全球安全治理赤字的关键路径。总体来看,“泛地缘政治化”在“全球南方”国家间打下了“楔子”,对“全球南方”安全治理合作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干扰和挑战。一方面,在“泛地缘政治化”环境下,对地缘安全的高度敏感削弱了“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阻滞双边合作的深化发展。例如,领土争端是长期困扰中印关系的一大难题,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遏制是印度加入“四边机制”,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保持军事和情报联系的主要动因之一。另一方面,美西方国家利用“泛地缘政治化”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分化“全球南方”国家间合作。近年来,“全球南方”日益凸显的战略价值引起了美西方国家的重视,“拉拢和分化并举”成为上述国家应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策略,“泛地缘政治化”成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例如,少数“全球南方”国家受到美西方国家“泛地缘政治化”对华战略叙事影响,与美西方国家保持认知趋同甚至加入对华制衡阵营,对“全球南方”国家间合作构成了挑战。

(三)破坏国际体系开放性和互惠性

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是国际体系的开放性与互惠性,即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内部成员(主要是主权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生产要素和人员等跨国流动自由便利、接受共同国际规则、在频繁的跨国互动中利益共赢。在当前“逆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各种保守主义、排外主义思潮兴风作浪的背景下,“泛地缘政治化”严重损害国际体系开放性与互惠性,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使遭遇困境的全球化更加雪上加霜。一方面,削弱国际组织的有效性。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体系是维系国际体系开放互惠的重要保障,通过促进信息共享、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政策对话和释疑平台等方式,促进多边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实现。国际组织有效性的基础是国际间战略互信以及国际环境的和谐稳定。但正如前文所述,“泛地缘政治化”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对抗色彩,刺激国际行为体采取自利和零和的对外政策行为,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间互信和国际环境,削弱了国际组织促进多边政策协调与合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地缘安全壁垒“泛化”阻滞跨国流通和交往。“泛地缘政治化”刺激国际行为体以构筑安全壁垒的方式加强对跨国流通交往的监管限制,保护自身安全免于受到上述活动带来的“地缘政治威胁”影响。这种政策取向与“逆全球化”思潮相互作用,势必会大大降低跨国流通和交往的自由度、便利度,不仅使生产(世界性生产网络)、经贸(全球贸易)、金融(资本跨国流动自由化)、技术(国际研发合作与技术转让)等领域的开放性与互惠性发生倒退,而且助长了拒绝跨国合作的防外、排外、仇外社会心理,干扰多元文化对话、融合、互鉴,逐步瓦解冷战后形成的全球化民意共识。

四、“泛地缘政治化”与美西方对华战略叙事竞争

美国是利用“泛地缘政治化”战略叙事制衡中国的主要国家,其在两个方面相较于中国具有相对优势,使其可以用更为低廉的成本发动叙事竞争,同时确保了战略牵引的有效性。一方面,作为战略发起国,美国在叙事竞争中的成本投入和潜在风险均小于中国。美国需要付出的成本投入,仅是给中国对外政策贴上“地缘政治”标签并向国际社会宣传扩散,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对其而言重要程度有限。但作为目标对象的中国,不仅需要进行舆论斗争和反驳,而且需要对国际社会进行解释,并使真实情况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显然要付出远超美国的成本。此外,美国选贴“地缘政治”标签发动对华叙事竞争的领域,往往与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相关,议题的重要性迫使中国无法回避这种叙事竞争带来的风险和危害,不得不进入必须参与的叙事话语权争夺。另一方面,美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等软实力资源全球领先,《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传媒巨头拥有举足轻重的国际舆论引导力。多年以来,美国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南海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强行解读为挑战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给中国贴上“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国际法律规范破坏者”等负面标签。此类表述在拜登政府几乎每一份官方文件的涉华政策表述中都有明显呈现,比如2023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威胁自由国际秩序·……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北约华盛顿峰会后,拜登在会见北约亚太伙伴国家领导人期间,妄称中国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破坏亚太地区秩序,挑动上述国家与北约一道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此外,此类叙事亦频繁出现于美国著名智库和媒体的涉华评论中。

欧盟和欧洲国家也逐渐跟随美国采取类似的对华叙事竞争策略,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欧盟层面,2025年1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主题演讲中明确表示,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地缘战略竞争激烈展开的时代。欧盟必须回应中国“由政府支持的产能过剩”所引发的“第二次中国冲击”。欧盟新任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自就任以来,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是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之一,呼吁欧盟要紧密配合美国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4欧盟成员国层面,2023年7月,德国联邦政府发布首份《中国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界定为影响欧洲安全与利益的地缘政治行为体。由于德国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决策中扮演着“发动机”的重要角色,德国在报告中提出的若干针对“中国地缘政治挑战”的制衡举措,已经被纳入欧盟对华政策议程。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在一份中欧关系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与欧盟已经进入地缘政治竞争时代,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经贸、科技、人员往来等领域合作的深化,给欧盟互联互通战略带来了所谓“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作为美欧跨大西洋战略合作的枢纽平台,北约也开始加入对华战略叙事攻讦的行列,在《战略概念2022》中,北约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未来十年需要应对的“系统性挑战”。

尽管美欧在使用“泛地缘政治化”的政策标签构建战略叙事的具体操作方式、所追求的战略目标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是深藏政策实践背后的战略逻辑是基本一致的,即通过给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打上“地缘政治”标签,构建并传播一种中国正在谋求和扩张本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叙事,借助“地缘政治”暗含的扩张主义隐喻,诱导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政策行为产生恐慌、焦虑与愤怒等负面情绪,引导国际舆论对中国施压和谴责。在具体实践中,美西方国家往往会根据不同政治利益需求调整叙事类型,概括而言,共有三种典型的对华战略叙事类型。

第一类是笼统地把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都贴上“地缘政治”类属标签,通过渲染和传播所谓“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地缘政治威胁”,实现凝聚联盟共识和动员调动联盟成员战略资源的目的。2019年冯德莱恩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在“战略自主”旗号下敦促成员国在独立防务建设、中欧关系等方面采取更加“步调一致”的共同外交政策,“应对严峻地缘政治风险”和“提升欧盟地缘政治能力”成为欧盟对外战略的新方向。正如冯德莱恩自己所言,她要把欧盟委员会打造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委员会”(Geopolitical Commission)。但是地缘政治具体指什么内容,欧盟官方和冯德莱恩的表述总是语焉不详。冯德莱恩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2023年欧洲中国会议”上的讲话,反复提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给欧盟带来了地缘政治影响,呼吁欧盟成员国在推动对华关系的“去风险”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但是其列举的很多例子,如中国“自立自强”和“军民融合”的产业政策、中国对欧出口审查和外资管理、“经济依赖武器化”风险、“技术安全”风险等问题,与地缘政治并无关联。

第二类是以“保护本国地缘政治安全”和“抵制中国地缘政治野心”为名,对中国对外政策行为进行“污名化”宣传,以此贬损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道德形象,试图使中国背负巨大的声誉成本。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政府在各类政策文件中频繁攻击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正在威胁亚太和全球国际秩序,把中国在周边海域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甚至内政问题上的举措,“污名化”为试图通过强硬手段改变国际秩序、背离和破坏国际规范和“普世价值”的“地缘政治霸凌”行为。中国在南海、东海等周边地区维护国家主权权益的合法行为,被一些群体“污名化”为在周边地区寻求实现“地缘政治抱负”,并在国际社会进行渲染、扩散和传播。由于维权行动涉及中国难以妥协让步的重大国家利益,中国的不妥协在一些媒体眼中则成为“地缘政治抱负”的佐证。菲律宾等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受到影响,对华认知与美西方国家构建的战略叙事逐步趋同,在政策宣示和实践中积极配合美西方国家实施对华制衡。2025年1月,美国、菲律宾、日本明确发出深化合作以应对中国“地缘政治威胁”的联合宣示。[此外,多年来美西方国家也在通过炒作中国对非政策的“地缘政治野心”,试图干扰和损害中非关系。美国国防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在2025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将中国对非政策目标“污名化”为“作为中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对非政策旨在建立中非相互依赖与依存关系,使非洲各国更倾向于支持中国的全球野心”。此类对华叙事攻击的意图显而易见,就是希望通过刻意歪曲和夸大渲染来自中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向国际社会灌输中国的负面形象,使中国承受国际舆论压力和声誉损害带来的外交成本。

第三类是将“地缘政治”当作一个强调“中国威胁”程度之大、紧迫性之强的形容词加以使用。随着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不断扩大与中国存在“地缘政治竞争”关系的议题范围,包括高科技、国际贸易、产业政策、供应链等都被陆续贴上了“地缘政治”标签,借此在国际舆论场域夸大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下国际秩序的全方位威胁,不顾所形容的内容是否属于“地缘政治”范畴。2025年4月,新任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Carney)公开宣称中国是“损害加拿大国家安全的外部干涉者和地缘政治威胁”,呼吁美西方国家采取及时高效的强硬措施,遏制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扩张”。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对中国加强关键矿产资源管理的举措大加抹黑,通过炒作中国“掌控关键矿产”带来的“地缘政治威胁”,渲染中国对美西方国家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的影响,为对华实施“去风险”和经济遏制营造舆论环境。

总体而言,美西方国家以“泛地缘政治化”构建对华负面战略叙事和实施舆论攻击的行为,究其实质是一种典型的成本强加战略。美西方国家企图借助这种方式,以相对低廉的竞争成本投入增加中国的对外政策成本负担,迫使中国应付持续性的大规模叙事竞争,牵制对外政策行动,有限的战略资源被消耗于低价值的自证批错中,从而强加三类竞争成本给中国,对中国形成一种软制衡,这些竞争成本包括国际形象受损的声誉成本、进行舆论斗争和反制的国际传播成本、推动双边/多边对外政策实施的沟通释疑成本。

五、结语

国际政治的“泛地缘政治化”深刻反映出百年变局下国际环境与国家间互动的复杂性、风险性。“泛地缘政治化”激化了全球地缘安全竞争烈度,损害国际合作深化发展所依赖的国家间互信基础,增加国际冲突爆发的风险与有效管控大国战略竞争的难度,使本就深陷困境的全球化雪上加霜。当前美西方国家频繁以“泛地缘政治化”发起对华战略竞争,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风险和负面影响,需要在继续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基础上,有效防范和规避风险。

一是厘清地缘政治真实内涵,加以审慎使用。在实践中,应当对地缘政治的内涵和边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在对外交往、国际传播和涉外学术活动中,应避免不加解读地人云亦云,被带入精心设计的叙事陷阱。二是地缘政治是一个舶来词汇,背后承载着美西方国家秉持的高度区分“我者”与“他者”、以零和博弈方式寻求全面压制竞争对手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战略文化传统。中国应积极进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知识体系,避免把地缘政治当作一种“价值中立”现成的分析工具来使用,再以国际社会能够听得懂的方式向外传播中国的地缘政治观,也是一种有效反击“泛地缘政治化”叙事攻击的可行路径。三是从学理层面重新厘清地缘政治学及其分支概念内涵,形成学界和社会共识。地缘政治定义的模糊和争议是“泛地缘政治化”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要降低“泛地缘政治化”的影响,除了需要学界和战略界努力从学理层面厘清地缘政治本身,以及海权、陆权、空权等分支概念的内涵,也需要将形成的学术共识传播和推广到整个社会,以形成社会共识的方式对“泛地缘政治化”进行源头治理,压缩“泛地缘政治化”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四是以“去地缘政治化”策略缓和与对冲“泛地缘政治化”对华战略竞争压力。在对外传播中,基于对地缘政治内涵的精准把握,将不属于该范畴的内容移除出地缘政治领域,揭批美西方国家故意“泛化”地缘政治议题挑起国际矛盾的政策行为,同时加强对三大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对外宣介和阐释力度,打造超越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叙事,强调合作共赢与和合共生的对外话语体系。(作者:徐若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