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调整“印太”地区关系网络的路径分析

01、关系网络与韩国对外政策

（一）关系网络对于国家的价值

由于国家无法实现资源自给自足，关系网络应运而生。关系网络是通过交换实现利益最大化。

越接近关系网络中心地位，获得的资源和信息越多，国家的社会性权力越大。由于关系网络因实力原因存在等级差异，所以处于居中地位的国家拥有更高“直达权力”。对某些国家来说，能够通过很少的中间环节与整个网络中其他行为体产生联系，则拥有更高的“通达权力”在关系网络中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二）关系网络与韩国对外政策

凭借资源和实力优势，美国在与盟友互动过程中拥有更高地位，获得更多权力。因此，美国在“印太”地区与盟国的关系网络呈现为以双边关系为主要形式的“轴辐体系”。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韩日等国经济自主性提升，加强与不同意识形态、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展经贸合作。因此，冷战后韩日同“印太”地区国家的贸易和防务合作协议激增。

由于近年美对华战略竞争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印太战略”串联起美国“轴辐体系”成员间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通过“伙伴关系”建立更为广泛的网络化体系。因此，以韩美同盟为对外关系基石的韩国需制定相应对外政策，以同美国及“印太”地区关系网络中其他国家保持一致。

02、韩国调整关系网络的背景

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加速，韩国对外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美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不断加剧，尹锡悦政府明确支持美国“印太战略”，其对外关系网络调整重点强化韩美同盟紧密联系、改善与日本双边关系，并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交流协作。

冷战初期，韩国积极扩展双边外交关系，同时出于同美国“冷战”政策保持一致，这一时期韩国拒绝同与朝鲜存在外交关系的国家建交。

冷战中后期，韩国扩大国际关系网络，助益自身生存。一方面，朝鲜从1973年开始与瑞典等北欧国家开展外交接触，与此同时同韩国建交的国家范围逐渐缩小；另一方面，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施行战略收缩，对苏联与中国采取缓和政策，韩美同盟对韩国外交自主的约束力有所减弱。

因此，卢泰愚政府于1988年出台“北方政策”，旨在推进韩国获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通过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扩展外交关系网络。冷战结束后，韩国希望能够在东北亚地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凭借中等强国的行动主义，韩国试图营造有利的地区环境，改善韩朝关系，应对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民主党系政府力求使韩国成为东北亚地区权力秩序的平衡者。认为韩国应当从美国的同盟国向地缘政治枢纽或平衡者的角色过渡。为获得更广阔的战略空间，韩国在兼容美国领导的全球联盟网络的前提下，尝试与那些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制度保持接触，从而成为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关系网络之间的纽带。

21世纪初，韩国将对外关系重心从加强双边关系以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向增强在亚洲地区的枢纽国家地位及扩展多边关系网络方向转移。韩美同盟是韩国制定对外关系政策的基石。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战略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韩国随之调整在“印太”地区的关系网络。

在此背景下，朴槿惠政府将韩国的角色从平衡者转变为调解人。韩国不仅更加积极加入区域架构，而且制定了几项区域倡议，以创建自己的关系网络。然而，韩国这一计划并未奏效，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中国和美国是东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与之相比，韩国虽经济增长较快，但难以成为关系网络核心角色。其二，朝核问题使朝鲜成为各方焦点，而韩国在地缘安全问题上仅被视为美国的附庸，韩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低于预期。其三，“东北亚和平与合作”倡议同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对外战略与布局相重合，并且为避免韩国抵消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对“东北亚和平与合作”倡议持保留态度。

韩国仁川中华街 

03、韩国调整“印太”地区关系网络的动因

近年，“印太”地区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焦点。美国提出“印太战略”。韩国意识到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性。通过调整关系网络，韩国希望在地区事务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并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中美双方加快扩展各自对外关系网络。美国采用排他性关系网络的制度平衡策略，将所谓秩序挑战者排除在外，并最大限度避免挑战者行使全球领导力。

韩国加入“印太战略”的决策难度较大。其一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其二文在寅政府重视对朝关系。其三韩日两国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两国在构建地区安全机制问题上往往听从美国安排，缺乏合作建设安全网络的意愿。

04、韩国调整“印太”地区关系网络的实施路径

文在寅政府将韩国定位为“地区平衡者”，以对冲大国竞争风险，避免与美国领导的新兴地区架构保持一致。为对冲地缘战略压力，韩国转而希望获得更多来自美国的安全支持。时任保守派、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的尹锡悦撰文提出，将韩国转变为“全球枢纽国家”，强调韩国应强化韩美同盟以应对来自朝鲜方面的军事压力，促进基于价值观的全球合作，实现半岛和平，并在法治和人权问题上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驱动的外交。

首先，韩国将积极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印太”地区小多边机制，扩大其关系网络。尹锡悦政府地缘安全焦点逐渐从朝鲜半岛扩展至更为广阔的“印太”地区，并充分利用美国“轴辐体系”关系网络，与美国盟友建立横向伙伴关系。即便如此，韩国暂时不会选择与中国展开对抗性竞争。未来，中韩仍将在经济领域开展双边合作。

其次，缓和韩日关系，加强区域合作。由于日本加入了美国在“印太”地区所有小多边机制，所以拒绝或者拖延改善韩日关系，会使韩国难以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关系网络。此外，韩国与日本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关系网络范围存在重合，缓和韩日关系有助于降低韩国维护自己对外关系网络的成本，避免恶性竞争。

最后，以意识形态划界，推行“价值观”外交。相较于文在寅政府时期主动改善对华关系，尹锡悦政府则追随美国对华政策。在解决朝核问题和减少朝鲜对韩国军事施压方面，韩国需要美国与其盟国提供综合威慑。因此，尹锡悦政府将“价值观”外交视为对文在寅政府时期未能与美国及其盟国保持态度一致的“修正”。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问题上，尹锡悦政府仍需要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避免因“价值观”外交刺激中国。

尹锡悦政府正在积极加入“印太”地区权力网络，打算在该地区发挥更广泛作用。然而，韩国政府能否跨越韩朝关系这一地缘安全障碍，以及缓和韩日关系的努力能否奏效，都制约着其构建“全球枢纽国家”这一对外政策目标。实际上，尹锡悦政府并未发挥多边事务桥梁作用，而是成为域外霸权势力的棋子。在韩美关系强化背景下,尹锡悦政府对华政策空间减少，改善中韩关系较为困难。真正的“全球枢纽国家”应坚持多边主义、平衡发展和独立思考。尹锡悦政府应保持战略自主性，采取更开放、灵活、多元的外交政策，在推动半岛局势缓和及周边形势稳定的基础上，在多边和全球舞台发挥作用，避免过度依赖某一国家或集团。

卢武铉政府和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倾向于作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平衡者角色；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时期，韩国倾向于成为美国领导的“印太”地区秩序的支持者。

然而，“全球枢纽国家”相比于中等强国外交存在不确定性。其一，当前“印太”地区区域合作机制并非均由美国主导，意味着韩国重新调整战略选择需在中美关系背景下保持平衡。其二，韩国将对外政策重心向外扩展，绕不开与日本改善双边关系这一问题。双方需要在战时劳工、“慰安妇”及领土问题等方面达成和解，找到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合作点，并建立超越东北亚地区的“印太”关系网络。其三，韩国“印太战略”虽然向美国“印太战略”靠拢，但韩国会将中国视为实现“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关键伙伴”，与中国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其四，目前尹锡悦总统在国内支持率偏低，任何改变对外政策的提议都受到政党政治的掣肘。（作者：张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于鑫洋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