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以全球安全困境为例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全球化出现了由经济全球化转向安全全球化的趋势，并存在进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缩的迹象。一些国家的政策开始由倾向于通过经济全球化带动增长，转向更多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并宁可为此牺牲经济效率，表现出更不相信开放、更不相信市场、战略竞争加码、供应链及支付网络安全化、军事投入及部署增加等特征。拯救全球化的根本之道在于通过突破性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将趋于疲弱的世界经济扭转至相对高速的增长轨道，让各国由“存量博弈”回归“增量博弈”。边疆或边缘地区具有打破常规、爆发出制度及科技等方面突破性创新的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特有的脆弱性。对一国而言，除应针对边疆地区出台大兴创新之风的鼓励政策外，还应当加强对其所承受的硬权力及软权力影响情况的监测和研判，在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同时，须臾不可放松在软权力上的引致性投资，增强边疆地区的向心力，为其富有活力的突破性创新潜力的发挥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一、引言

至少从2007年起，人们就常常收到全球化的“病危通知书”。诊断的症状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到掀起以“贸易战”为典型特征的“逆全球化”浪潮的“特朗普冲击”，再到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并一度催生某些国家“以邻为壑”抢夺医护用品资源、“生产本土化”抬头等现象的新冠肺炎疫情，直至触发美西方主导的大规模、高强度国际制裁的乌克兰危机，竟是前病未除、后症叠加，越至后来越显现出积重难返的迹象。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之初如日中天的全球化，仿佛在十多年间就动力衰减甚至出现“断崖式”下降，全球化日渐虚弱的种种表现也是世界发展或增长动能不足的结果。

近期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许多聚焦于这一危机对于全球化、国际秩序、世界格局等关涉人类前途命运等重大事项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其中不乏认为其影响之巨以至可能产生颠覆性后果者。 本文认为，乌克兰危机尽管短期产生了显著的冲击，但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这场危机本身的影响和意义不大； 但是造成类似乌克兰危机这样的事件发生的长期或结构性的因素及机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即乌克兰危机的经济结果短期重要，长期不太重要；引致乌克兰危机的日渐虚弱的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原因，却是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影响，这点非常重要。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弱化是造成全球化坍缩的根本原因；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为增长赋能，才能阻止或逆转全球化坍缩；边缘地带或边疆地区可能是创新的策源地和拯救全球化的能量富集空间。本文之后安排是：第二部分描述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向安全全球化坍缩”的特征事实并尝试概念化“安全全球化”；第三部分为“全球化坍缩”提供一套基于世界经济结构长期演变趋势的机制性解释；第四部分讨论应对安全全球化的可能性；最后是结论。

二、转向安全全球化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冲击，不仅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金融市场动荡、国际循环断裂、全球对抗上升，还助长了中美两个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性大国之间的紧张对立。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全球化”遭遇严重挫折。近年来，全球化终结的声调一再抬头，有的将其归咎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英国《经济学人》指出，新冠病毒不仅直接损害了人的生命健康，还通过恐慌和焦虑冲击金融市场，促发经济贸易活动停摆、致使全球供应链中断并冲击实体经济，鼓励民粹主义和防疫民族主义，正在加速瓦解自由开放的全球化国际秩序。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至少会在几年内促使大多数国家聚焦于国内事务，而非境外事务。由于供应链的脆弱性，国家将倾向选择性的自给自足并带来“脱钩”，同时会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也有人认为，全球化的终结主要是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例如，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Inc.）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认为，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颠覆了冷战结束以来建立的世界秩序，终结了我们在过去30年里经历的全球化”。路透社文章表示，利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报文系统开展对俄制裁，最终可能导致平行体系的产生，这将破坏全球化。也有观点认为，乌克兰危机使全球化时代正在迅速过去，世界将分裂成敌对阵营。乌克兰危机将会重建冷战时期“全球体系的围墙”。 乌克兰危机将促使各国退出全球化，因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承诺的经济相互依赖可以防止冲突的理念被证明是错误的。

（一）转向安全化全球化的特征事实

从各国实际采取的政策来看，得出全球化已经或将要终结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近年来，效率优先的经济全球化转向更强调区域化、慢速化特别是安全化的全球化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这意味着主要国家的政策开始由倾向于通过经济全球化带动增长，转向更多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并宁可为此牺牲经济效率，主要表现在更不相信开放、更不相信市场、战略竞争加码、供应链安全化、军事投入及部署增加等方面。

1. 部分发达经济体对开放的信念出现动摇

自亚当·斯密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不仅对自由贸易大唱赞歌，还支持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他们认为，无论外国政府实行何种经济政策，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要被本国政府允许与外国人从事自由贸易，就会获得更多的经济福利。长期以来，主要国家政府和主流经济学界一般相信，哪怕是单边开放，也能扩大自身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范围，从而促进增长。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开放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或武器。2022年3月14日，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贸易部长理事会举行会议，确定了关于国际公共市场的互惠安排，就国际采购工具（IPI）达成政治协议，丰富了贸易武器的工具箱。 其中包括如果其他国家阻止欧洲企业参与其公共采购招标或限制欧洲企业进入其公共市场，那么欧洲将可以反击并限制相关国家参与欧盟成员国的投标。原本欧洲约90%的公共市场都对外国企业开放，但是有了这个新工具之后，欧盟委员会先行评估第三国在欧洲企业进入其公共市场方面是否存在歧视行为。如果存在歧视行为，欧盟委员会在与有关国家当局进行对话后，将讨论限制市场准入的选择：或是处罚投标企业，或是将某个特定行业的所有企业排除在外。

2. 部分发达经济体对市场的信念出现动摇

经济全球化时代，主要国家更强调市场机制在促进基于创新的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但是当前位于创新前列的美国也开始转而寻求通过政府干预手段来确保技术优势。美国国会参议院2021年6月通过《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众议院2022年2月通过《2022美国竞争法案》，核心就是要大力支持本国芯片业发展，包括为半导体制造和研究提供520亿美元补贴。 这表明加强联邦政府干预，通过产业补贴扶持半导体产业发展、刺激芯片生产回流美国，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美国曾长期批评其他国家采用补贴、政府优惠等政策措施扶持重点产业，如今美国政府和国会也在力推产业政策。实际上，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更多体现在解决技术扩散不足造成的技术进步停滞，却较难解决技术创新不足造成的技术进步停滞问题，而后者才是解决美国技术优势缩小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3. 主要经济体战略竞争加码

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安全战略中体现出的竞争性、对抗性明显增加。例如，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现在正处于对美国和世界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十年的最初几年。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条件将被设定”，“我们正处于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之中”，“后冷战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大国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决定未来走向的竞争”。该战略还明确将“争胜中国、制约俄罗斯”列为优先事项之首，声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不断推进这一目标的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者”，据此认为未来十年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决定性十年。北约在2022年6月马德里峰会上批准了新一版战略概念文件——《北约2022战略概念》，重新评估了北约面临的战略环境并设定了核心任务，将“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视为对其利益和价值观的主要挑战之一。该文件认为，俄罗斯是“对盟国安全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胁”，而北约将继续“以团结和负责任的方式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和敌对行动，大大加强对所有盟国的保护和防御，增强对俄罗斯胁迫的抵御能力”。这一文件还首次将中国写入其中，指责中国“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特别是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俄罗斯于2021年发布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删除了上一个版本中“与美国构建真正伙伴关系”和“与欧盟巩固互利合作”的表述，新战略认为西方正在对俄采取全方位的敌对政策。当今世界正经历转型期，其主要标志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心增多，新的全球领导者和地区领导者出现且变得日益强大，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面临重构，西方国家极力希望保住其霸主地位，积极主张建立单极世界，企图获得绝对军事优势，经常使用武力推进本国利益，造成矛盾和对立加深。日本则从2020年起考虑修改现行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岸田文雄任首相后明确表示，将用一年时间完成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的制定，计划写入发展日本自卫队对潜在敌人导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改变对俄政策描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4. 供应链和支付网络的安全化倾向趋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日本、美国等已经开始考虑调整供应链，确保其向可控安全范围回缩。2020年3月，日本首次提及“供应链韧性”，随后出台补贴机制和海外供应链多元化项目，鼓动企业回迁本土或转移至东盟。同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又向印度等提出“强化供应链韧性”的倡议，得到了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积极回应，2021年4月，三国贸易部长会晤后正式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2021年6月，美国发布《建立供给链弹性、振兴美国制造、促进广泛增长》评估报告，强调美国必须通过重建生产和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可持续性、加大政府采购和支持力度、强化国际贸易规则、加强盟友伙伴合作、监控供应链中断情况等方式，修补关键供应链漏洞，夯实长期产业基础，为此还正式组建“供应链中断工作组”，作为提升经济竞争力和供应链弹性的第一步。202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 800亿美元规模的《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该法案不仅试图通过投资补贴吸引半导体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还意图通过限制补贴资格来阻止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增产。9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美国芯片基金战略》，作为落实《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中芯片法案（CHIPS Act of 2022）部分的一项重要举措。该战略旨在投入500亿美元振兴美国芯片产业，并以所谓国家安全理由设立“护栏”条款，限制有关芯片企业在华投资。10月，美国商务部推出的《出口管制条例》中，除涉及芯片和芯片制造技术的出口限制外，还提及除非有特殊许可，禁止美国公民、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居住在美国的人和美国管辖下的公司支持中国先进芯片开发或生产。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全球供应链甚至支付网络的安全化倾向更加严重。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俄罗斯主要银行从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中移除，冲击了国际支付结算网络的稳定性。同时，各国进一步动摇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及支付网络的信心，支付网络的“去美元化”迹象显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2年3月15日表示，从更长期来看，如果能源贸易出现转变，供应链更新配置，支付网络分裂且各国重新考虑所持有的储备货币，那么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 其在2022年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央行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仅为59.53%，而2000年时该比例高达7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9月发布的报告还显示，截至2022年7月，全球有近一百个货币当局正在进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研究或开发，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提高货币流动的透明度，并且有助于减少美元储备及在支付网络上对美元的依赖。

5. 各国军事投入和部署增加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承诺要实现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并增加1 000亿欧元的预算更新武器装备，包括向美国购买可以携带核弹头的F-35战机。 2022年3月7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公布了在澳大利亚东部建立大型军事基地的计划，该基地可以部署核潜艇，计划投入100亿澳元。 3月10日，莫里森又公布了扩军计划，将在2040年之前增加三成的澳大利亚军队人数。 美国也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驻日美军从2007年的3.2万人增至2020年的5.3万人， 在中澳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美国2022年还计划派遣2 200名海军陆战队到澳大利亚北领地。此外，国家间交往的军事色彩也在上升。2021年9月，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访问越南，日越双方达成军事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日本未来将可以向越南提供国防装备和技术。 2021年年底，普京访问印度，达成在印度生产约60万支俄罗斯开发的自动步枪的协议，双方还签署了互相利用海军基地的协定，以及讨论了印度购买俄制地对空导弹S-400的部署问题。

可能触发超出安全临界值危机的热点事件也在增加。随着安全临界值在威胁的侵蚀下不断降低，热点事件演变成的危机触及安全临界值并引发区域或全球崩溃的风险呈上升态势。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成为触发严重危机的诱因。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因“险恶”的变种病毒出现而更趋严峻、乌克兰危机恶化并向欧洲其他地方蔓延、“台独”分子在美国纵容下铤而走险、美国在南海制造危机、西亚北非等地出现新的严重冲突、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极端气候造成的严重自然灾害，等等。

（二）安全全球化的概念化

以上有别于传统或典型的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事实在人类社会中将长期存在并且可能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为此有必要对内涵外延更加清晰的全球化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这样才可能更为准确地研判这些特征事实背后的结构性驱动因素，及其可能促成或伴生的政治经济后果。

作为一种提法或表述，安全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security）已经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但仍“有必要对安全全球化进行更好的概念化”。 已有研究主要是用这一表述描述某种或若干种现象，其揭示的只是安全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的特定“外延”。如以安全全球化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私营军事或安保服务等安全相关产业的全球扩张，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极端思潮、暴力冲突、贫困、疾病和匮乏等所谓“全球化的阴暗面”愈演愈烈的态势，或者“武器、毒品、罪犯、恐怖分子和污染物，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更快、更大量地穿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现象，“相互依赖产生的强大的社会分裂力量，造成关键的脆弱性，播下暴力和冲突的种子，由于知识的传播、先进技术的分散和人员的流动而让各种威胁在范围上变得全球化，影响也更加严重”， 等等。

上述现象可分为相互联系的两类。一类是所谓安全威胁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threats）。其逻辑是，全球化是“诸多社会关系与地缘领土相对脱钩的过程，由此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生活越来越多地相当于在单一的地方展开”，表现为距离的“缩短或消失”，而“威胁在短距离上更能起作用”，所以全球化进程本身就蕴含了安全威胁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 另一类是安全力量的全球化。规范意义上，安全力量的全球化是有效应对安全威胁全球化的应有之义。但是安全力量全球化不仅不能消除、甚至还可能助长全球威胁。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受到侵蚀，私营军事或安保公司最终发展出一个规模可观的“暴力和保护的企业市场”，并未终结叛乱或者恐怖组织活动，反而形成了私营保安市场扩张与叛乱以及恐怖组织绑架案件迅速增加的局面。民族国家安全模式的局限性与全球安保市场的局限性相互作用，加剧了恐怖活动和叛乱的持久。

既有研究除从微观的或“人的安全”视角界定安全全球化外，也聚焦国家安全意义上的安全全球化。例如，一种观点倾向在“安全化”与全球化的互动中理解国家面临的安全全球化问题，认为全球化创造了国家“安全化”的条件，使得国家更加强调自身的“安全职责”，将越来越多（不限于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如移民、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跨国犯罪、金融危机等）作为“安全议题”进行考虑和筹谋应对，从而将国家发展成为所谓的“安全国家”； 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全国家”在全球范围出现，最终形成了安全（国家）全球化的态势，因此应该“多考虑安全国家的全球化”。

哥德堡大学教授布莱恩·梅比（Bryan Mabee）是少数对国家层面的安全全球化开展较多维度概念化工作的学者，提出从三个方面总结全球化对国家提供安全方式的潜在影响。一是将安全威胁范围扩大到国家关系研究侧重的传统安全领域外。如全球环境退化的演进、跨国恐怖主义、移民的影响和全球金融不稳定的影响等经由跨国媒介产生安全影响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也纳入安全全球化范畴。二是从全球层面分析安全问题的理念或意识形态，强调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三是从跨国安全权力网络制度化的层面理解安全全球化，即将跨国军事联盟网络、私人军事或安保公司构建的国际网络等纳入安全全球化概念范畴。

在前述研究基础上，出于分析的便利，本文从三个层面给出安全全球化的工作定义。在器物层面，安全全球化意味着威胁国家安全的要素以及应对这些威胁的物质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种类和数量更多更复杂。在前述特征事实中，各国军费的增加及部署的强化属于这一层面的内容。已有概念化研究中描述的众多安全威胁全球化及安全力量全球化现象，也大多处于这一层面。在制度层面，安全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范围内聚焦安全的企业或国家间的双多边协议或机制的数量增加或约束力提升。在前述特征事实中，高度依赖于密集制度的供应链、支付网络等安排或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明显的安全化倾向，就反映了制度层面的安全全球化。在观念层面，安全全球化意味着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或国家等行为体规避风险而非追求效率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上升，表现为“安全主体”（对于国家而言就是“安全国家”）的全球蔓延或扩散。前述特征事实中，一些经济体对开放、市场之信仰的动摇，国家战略中对抗性或抗争性的上升等，都反映了观念层面的安全全球化。

上述定义只是从字面上比较详细地捕捉了安全全球化表现于不同层面的现象，但没有揭示促成这一（组）现象的机理。以下给出包含机理的命题式定义：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从事生产性活动的预期收益相对下降，而从事威胁、破坏或掠夺性（以及规避或应对威胁、破坏或掠夺）活动的预期收益相对上升，以致其被鼓励更多从事后一类活动。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和蔓延，并被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行为所强化和固化的过程，就是安全全球化的过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行为体所要规避或应对的威胁不一定是其他行为体有意为之的结果，全球性的传染病、自然灾害等无意安全威胁同样可能引致或增强安全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中的“安全困境”，是将行为体聚焦于世界政府缺位（或“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将威胁聚焦于以军事为主的蓄意破坏或掠夺行动的安全全球化过程的一种特例。各国面临的“安全困境”如果向极端化发展，可能将安全全球化推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全球安全困境”。第二，前述生产性活动与安全类活动的预期收益升降为相对态势，而并非后者绝对高于前者，所以安全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一种因应环境变化的合理策略，除非安全类活动预期收益绝对高于生产性活动预期收益，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行为体将选择从事安全类活动而非生产性活动，同时它们面临的安全形势还将继续恶化。

之后，我们将以国家为观察单位，分析安全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和调节机制。选择国家而不是非国家行为体，并不是因为后者不存在安全全球化的逻辑，而是因为前者在当今世界更加重要。正如约瑟夫·R. 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所说，“在现代世界，最可怕的命运莫过于失去国家”。 爱德华·库罗德兹（Edward A. Kolodziej）也指出，“国家击败了其他所有的政治组织竞争者，如今世界社会虽然是由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民族构成，但这些民族已经选择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单元，去管理其内部和外部事务。而其他社团如天主教会或者伊斯兰宗教群体，虽然也命令其追随者宣誓效忠，但是它们要么无法拥有全国人民对民族国家坚定的承诺，要么无法拥有民族国家的物质性权力”。

三、安全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和调节机制

以上从经济全球化转向安全全球化现象的发生，背后反映的底层逻辑是世界经济结构由生聚结构转向耗散结构，以致生产性不足，没有足够的增量收益平衡前沿国家保持权力差距和新兴国家维持境况改善速度之间的矛盾，由此经济全球化兴盛期的全球博弈由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国家间关系中的竞争性乃至对抗性上升。

（一）世界经济由生聚结构转向耗散结构

世界经济由生聚结构转向耗散结构的表现之一是全球生产能力下降，反映为世界经济增长率处于趋势性下行且相对水平较低的阶段。扣除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可以用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变化来反映世界的经济增长能力（参见图1）。1961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61年到1982年的趋势性下行阶段，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由20世纪60年代前五年均值的3.4%左右，波动下降至1982年的-1.4%。这一阶段全球人均GDP增长率均值为2.3%。第二个阶段是从1982年至2006年的趋势性上升阶段，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由波谷攀升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3.2%的波峰。这一阶段全球人均GDP增长率均值为1.8%。第三个阶段是从2007年至今的趋势性下行阶段，在此阶段出现了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大冲击，造成了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的两次大幅下降，分别是2009年的-2.5%和2020年的-4.3%。在此阶段，全球人均GDP增长率均值仅为1.2%。三个阶段的全球人均GDP增长率均值呈现节节下降的特征，在2020年更是出现了60年中最大的负增长。如果找不到提升劳动力效率或技术效率的新增长点，不排除未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乃至陷入持续整体负增长的可能。

表现之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陷入长期低利率，反映了世界经济中收益下降而风险上升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多数时期都在5%以上，20世纪80年代初曾一度突破20%。进入21世纪以后，除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后短暂超过5%以外，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多数时期均低于5%，并在2008年年末至2015年年末期间大致保持在0.25%以下，最低曾维持在0.04%的水平。2015年年末至2019年年中，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有所上升，但最高也未超过2.5%，其后迅速回落，自2020年3月25日之后未超过0.1%，长期维持在0.08%的水平。由于通货膨胀率为正并自2020年年中以来不断攀升，这一利率到2022年2月达到同比上涨7.9%的近四十年新高。美国名义利率长期维持在零附近就意味着其实际利率持续为负，且呈显著下行态势。与美国情况类似，英国基准利率自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多数时期高于5%，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达17%，2008年之后长期维持在0.5%以下，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12月15日甚至维持在0.1%的水平。瑞典央行、瑞士国家银行、丹麦国民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及日本央行等甚至直接实施了名义负利率。全球不断攀升的债务水平强化了长期低利率的趋势，因为一旦利率上升，高企的债务难以为继，可能会给相关国家造成急转直下式的崩溃。受疫情造成的公共支出大幅上升影响，2020年全球债务与GDP比率达到创纪录的360%。2021年，全球债务规模达到303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但占GDP比率小幅下降至351%。尽管如此，这一水平比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仍高出约28个百分点。 近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进入加息通道，但其背景是通货膨胀率大幅攀升。这意味着，各国即便名义利率为正，高通胀之下实际利率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表现之三是经济混乱程度或者熵值上升。从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股指各年中的日度数据的标准差来看，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标准差反映的是指数波动的情况，标准差的系统性扩大，一定程度意味着金融市场的波动、混乱或不确定性的上升。根据万得数据库（WIND）统计，1984年到1994年间，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各年的标准差均没有超过50，平均值约为29.2；但2011年到2021年间，各年标准差均高于100，平均值约为435.4。1984年到1994年间，英国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各年的标准差平均值约为120.4，但从2011年到2021年间也上升至270.7的水平。

在生聚结构中，经济主体的基本特征是倾向于生产性聚集，经济增长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微观经济主体拥有较多投资获利的机会且愿意将之付诸实践，较高的储蓄率也支持储蓄转化为充足的投资，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足以将市场利率支撑在一定水平之上且能够保证债务规模在可持续水平上积累，消费者面临的通胀威胁较小，价格水平相对平稳，由此带来稳定的经济环境预期。耗散结构相反，其中的经济主体基本特征是倾向于消耗性散离，经济增长处于相对较低乃至负增长状态，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投资机会甚至面临严重的持续损失，因此不愿意储蓄和投资，市场利率长期维持接近于零的低水平甚至保持名义负利率，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更差，所以借出方宁愿承担相对较高的负利率水平，以免未来负得更多以致损失更大。但是如果通货膨胀威胁上升，哪怕名义利率为正，在通胀侵蚀下实际利率可能为负或较低，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对经济环境缺乏稳定预期。在耗散结构的世界中，各国将资源投入生产性领域的激励动机进一步降低，安全困境将进一步加深，最终可能在偶然或非偶然冲击下，安全临界条件失守，甚至演变成为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体系性崩溃。

（二）转向安全全球化的调节机制

除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的底层逻辑外，经济全球化向安全全球化演变的辅助性机制还有两项：“智猪博弈”转向“囚徒博弈”、“同规博弈”转向“异规博弈”。具体来看，第一项调节机制是在技术创新慢于技术扩散的前提下，处于领先位置的前沿国家的技术或制度进步及其支撑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受阻于横亘在现实与“无尽前沿”之间的“创新之墙”，迅速赶超的新兴国家综合实力不断逼近因“创新之墙”而近乎止步的前沿国家，全球战略博弈遂由“智猪博弈”转向“囚徒博弈”。

技术进步一方面源自内生的创新，另一方面源自外部先进技术的引入及消化吸收再创新，后者即广义的技术扩散。相对于由较大偶然性因素驱动的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有参照或学习对象的扩散带来的技术进步会更快一些。例如移动电话的基本原理1940年就由贝尔公司发现，但由于相关配套发明的推进缓慢，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推出AMPS标准的模拟移动电话。随后的技术扩散过程就变得十分迅速，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第一个商用移动电话系统在日本东京上市；80年代欧洲迅速将其标准化并确立了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标准，并经芬兰、瑞典等国的制造商快速推向全世界。

实际上，对于处于前沿位置的国家来说，为了保持自身的优势或与其他潜在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其更倾向于放慢技术扩散的速度。尽管如此，美国延缓技术或知识扩散的努力并未取得足够成效，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长期高于美国，与美国在绝对经济规模上的差距也在持续缩小。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21年美国知识扩散项（knowledge diffusion）的全球排名为第16位，中国和印度分列第9位和第13位。 更重要的原因是，从思想或理论上的创新，到产品、工艺、方法或制度上的创新开始进入经济生活，再到大规模产生经济效益或成熟量产化，这个过程十分漫长。而从产生大规模经济效益到向其他地区扩散，这个过程则相对高效。这种后发优势，让那些能更好利用技术扩散的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向前沿国家逼近。

苏东剧变之后经济全球化兴起的较早阶段，美国是国际体系中技术最先进、综合实力最强的前沿国家。在此时的国际权力结构中，美国处于一家独大的中心位置，其他国家相对弱势，国际权力博弈呈现出明显的“智猪博弈”特征。“智猪博弈”的纳什均衡解是大猪按喂食按钮（行动）而小猪选择先去食槽处等待。其政策含义是，作为国际权力格局中体量和领先程度远超同侪的唯一大国，美国不得不（也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单独提供公共产品（例如向其他国家提供规模巨大的市场、产品和投资等）而任由其他国家“搭便车”的角色。由于其他国家处于“小猪”状态，单个“小猪”对美国市场、产品和投资的使用几乎不排斥或减少其他“小猪”的使用，这种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确保了美国市场、产品和投资的公共产品属性。应当指出，“大猪”美国也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方式获取了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中心或支配地位，由此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关系性权力。

而随着其他国家通过技术创新特别是技术扩散过程不断“长大”，作为“大猪”的美国却受阻于“创新之墙”无法变得更大，国际体系中参与者的性状发生了改变，其他主要玩家同样变成了（或至少接近于）“大猪”。原来的“小猪”成长为“大猪”，原来的“大猪”却无法长得更大，甚至出现了“老态”或颓势。此时国际权力博弈结构由力量不对称博弈者构成的“智猪博弈”转变为力量对称博弈者构成的“囚徒博弈”。在“囚徒博弈”中，纳什均衡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选择背叛或不提供公共产品（甚至以邻为壑），尽管这种选择将使双方都处于消耗状态，且该状态明显劣于双方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并分享正收益的状态。“囚徒博弈”中的纳什均衡强化了世界经济陷于耗散结构的稳定性，强化了各方投资于防御对方之安全装备或能力的动机。

经济全球化向安全全球化演变的第二项调节机制是，“同规博弈”转向“异规博弈”。“同规博弈”下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同一套制度规范的轨道上运作，行为具备较强的稳定性或可预测性。在理想状态或黄金时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开展的竞争与合作属于“同规博弈”。其中大国在行使国际权力时，优先或侧重于选择通过提供公益产品（public goods）的利诱方式来让其他国家做其原本没打算做而大国希望其做的事。

在有力启动安全全球化进程后，世界可能会转向“异规博弈”。“异规博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双规博弈”，这意味着世界分裂为党同伐异的两个阵营。各阵营内部具备单一规范，阵营之间则总体缺乏稳定规则的协调或规制，存在较大的对抗性。二是“多规博弈”，这意味着世界碎片化或分裂为若干区域性或功能性小集团。集团内部大致维持单一规范，相互之间缺乏稳定规则的协调或规制，处于变动不居的合纵连横之中。三是“无规博弈”，这是“多规博弈”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各国各自为战，世界进入“丛林状态”。

在上述图景中，“同规博弈”是相对更具生产性和建设性的格局，值得为此付出努力，但维系或实现这一格局存在一定难度，特别是后一种情况的“同规博弈”格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异规博弈”中的“无规博弈”是全人类的悲剧，应协调各方竭力避免；“双规博弈”格局相当于“新冷战”，各国人民也将为此付出较大的代价，但其出现的概率不能忽视；“多规博弈”下，各方的矛盾相对缓和，区域之间也能够达成一定的合作，出现的概率较大。负责任的大国应积极争取“同规博弈”格局，同时以“多规博弈”为底线，对“双规博弈”风险保持警惕并着力反对这一格局的出现，力避世界滑入“无规博弈”之中。

但是，无论处于何种“异规博弈”状态，相对于“同规博弈”状态，大国都将承担更多的对抗成本，其产出可能不足以提供充足的公益产品来遂行权力，或倾向于采取成本相对较低的威慑方式来施加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此时，大国可能优先选择通过提供公害产品（public bads）的威慑或逼迫方式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因为这种引而不发的威慑的边际维护成本通常低于消耗性公益产品的边际支出。 作为回应，其他阵营或集团的国家，乃至同一阵营或集团内部的国家，也可能随之提升本国的安全投入，减少本国被强制的几率，这也可能触发各国竞相增加武器装备投入但安全水平不升反降的“安全困境”。前述各国军事投入和部署的增加就反映了这一变化。

四、全球“再安全化”的治理之策

安全全球化没有自动带来全球安全化，反倒加剧了世界动荡乃至陷入“全球安全困境”的风险。需要额外努力才能缓解或管控安全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实现全球范围主要国际关系及国内形势的“再安全化”。防止“全球安全困境”有治标和治本两种方式，不能将其对立起来。因为治本可能需要久久为功，良好的治标举措则可以为治本争取时间，以免出现“死在了通往长期得救的途中”的悲剧。

（一）关于治标策略的讨论

由前可知，治标之策在于跳出大国博弈的“囚徒困境”，降低各国通过强化公害产品供给作为主要权力行使手段的激励，避免安全全球化进一步导向全球安全困境。具体做法有以下三项。

第一，将一次或有限次博弈长期化或永久化，促使博弈各方跳出“囚徒困境”。在一次或多次博弈中，参与方有动机在最后一次博弈时选择背叛，为了避免在这次博弈中受损，参与方会选择提前一轮就率先选择背叛，以此倒推回溯，理性的博弈参与方会选择在第一轮博弈时就进行背叛。除非参与方确信，博弈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停止，为了获取长期或永久的合作收益，它们会持续选择合作并获得更高的支付水平。这意味着，选择应对乌克兰危机或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有限期事项作为合作议题，难以支撑大国走出权力博弈的“囚徒困境”。当然，“预防外星人入侵的持久战”之类的长期议题也无法帮助主要大国走出“囚徒困境”，因为在大多数人特别是决策者看来，这类议题并非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那些兼具（或至少能被塑造出可置信的）持久性和紧迫性的议题，则有望为博弈参与方跳出“囚徒困境”提供有效激励，如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气象灾害，或是打击恐怖活动等。

第二，完善现有国际权力结构，将机械权力结构升级为有机权力结构。 除博弈轮次或期限永久化之外，跳出“囚徒博弈”的另一种途径是在参与方之间建立可置信的关系。在经典的“囚徒博弈”中，参与方之间不能互通信息并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设想博弈参与方为父子、夫妻或其他足以达成默契并将对方效用函数正向嵌入自身效用函数的亲缘关系，则他们之间完全可能达成（合作，合作）的共识，从而规避（背叛，背叛）的纳什均衡解。在国际权力结构中，这意味着权力由单纯通过行权方提供公共产品而产生或维系的硬权力，转向了既存在硬权力，也存在受权方向行权方开展关系专用性投资而产生的软权力，从而将国际权力结构升级为兼具硬权力和软权力的有机权力结构。当今世界一种可能的情景是，中美之间相互开展关系专用性投资，并共同作为行权方向其他受权方提供公益产品，其他受权方则同时向中美开展关系专用性投资。这样既可以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可以避免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因素上升。不过，如果美国对中国“威胁意图”和“威胁能力”的过度想象得不到纠正，其想象中的威胁膨胀（threat inflation）将难以遏制，美国对中国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会受到极大抑制。

第三，提升以武力或其他胁迫方式等公害产品影响别国行为的成本。例如，对非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实施的对外军事行动施加更强的道德、法理、经济乃至军事约束；限制主要大国将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的能力，特别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利用在货币上的垄断及对国际支付结算系统、报文系统等的控制力，制裁、封锁、惩罚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公共及私人部门的能力，推动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多元化。

（二）关于治本策略的讨论

要从根本上扭转安全全球化滑向全球安全困境的方向，回归经济全球化和广泛国际合作的轨道，需要依靠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特别是推动“创新之墙”向无尽前沿更快挺进，在此基础上逆转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节节下行的态势，创造出更大规模的全球生产力，从而让各国由侧重“分蛋糕”的存量博弈重新转向侧重“做大蛋糕”的增量博弈。

在此过程中，边疆或者更广义的边缘地带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一国之内的边疆，还是国际体系里距离权力中心国家较远的边缘地带国家，其共同的特征是，它们在这个非均质分布的权力结构中，处于硬权力或软权力影响相对较弱的区域。地理距离近远与权力影响强弱往往存在一致关系。特别是历史上在技术条件不足以让中心区域充分地从远距离投射权力影响时，这种情况更是如此。

本文主要还是从中心权力影响强弱的角度界定一个地区的边缘程度。中国周朝的五服制，对边疆区域相对于中心区域的弱权利义务性有着非常形象的说明。按照《国语·周语》的记载，天下被分为五服，由王都向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和荒服，各服向天子的贡献，分别以日祭、月祀、季享、年贡及一世一朝的频次展开。如果各服诸侯不按制履行贡献的职责，天子应首先反省自己的德行、政令、礼乐教化是否不足。如果没有不足，则针对不同的情况和区域，实施法律惩戒、派兵讨伐、调遣诸侯征讨、派遣使者谴责或者通过文书进行晓谕性的处罚。这意味着处于边疆地区的要服、荒服等地，哪怕违制也只会受到使者或文书的责难，天子的权力影响较弱。边疆地区或边缘地带这样的位置，固然获得来自权力中心的公益产品相对较少，但在安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的束缚也相对较少，有充足的战略自由度来推进突破或颠覆性创新。

历史上不乏居于边缘而取得重大创获的事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反映的是个人处于边缘位置后迸发出的夺目创造力。至于国家或地区的兴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让赵国跻身七雄之列，元之代宋、清之继明，四百多年前不堪英国国教迫害而出走的清教徒建设起来的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四十多年前从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化现代大都市的深圳，都是边疆或边缘地带在创新中崛起的事例。

边疆或边缘地带可能在技术或制度等方面产生突破或颠覆式创新，除了权力中心影响较小，冲破“传统智慧”、刻板规则的战略自由度相对较大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机制。第一，边疆或边缘地带往往是各方力量折中冲突较为紧张的区域，而适度的冲突在促进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边疆与本国其他地区或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关系都属于“弱关系”，这种多维的“弱关系”能够给边疆带来更多异质性信息和资源，从而有利于创新。第三，边疆地区可能得到一些特殊的创新支持政策。一般来说，边疆地区远离知识经济的核心，既没有必要的渠道，也没有适当的条件来开发和激活创新。在自然状态下，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可能面对全球最佳实践，这反过来又阻碍了技术进步。鉴此，中心地区一般难以给予边疆地区太多物质支持，加之边疆地区的经济重要性有限，中心地区能够给予一些突破性的政策，支持边疆地区的制度和技术创新。一旦边疆地区的企业利用政策，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在高度专业化的产业所产生的利基市场中站稳脚跟，就可能得到非常迅速的增长。

（三）关于安全脆弱性及其识别的讨论

尽管如此，边疆地区或边缘地带具有较大的脆弱性，如果不能为创新和增长创造稳定的条件和环境，创新就难以实现或不可持续。按照前面的权力分析框架，确保边疆或边缘地区安全稳定创新环境的重要条件是实现有机权力结构，避免出现软硬权力的错配。

中心对边缘或边疆的硬权力，主要由中心向边缘或边疆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和发展类公共产品实现，其中安全类公共产品能够使相关区域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得到相对充分的保障，并且提供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一般来说，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其国内的安全类公共产品供给都相对充足。发展类公共产品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理念、政策、知识和基础设施等，这类公共产品在中心国和边缘国的中心区供给相对充足。哪怕是世界体系中相对处于边缘地带国家的中心城市，只要存在正常的国际交流渠道，汇聚在这些区域的机构和民众在知识网络上与国际主流都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接轨。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类公共产品强度大，往往意味着对既有发展模式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这对相关地区增长方式的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可能存在较强的抑制效应。

中心对边缘或边疆的软权力，主要由边缘或边疆向中心开展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进行度量。诱致边缘或边疆开展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柔远型关系专用性投资，中心专注于“干好自己的事”，按照符合道义的规范行事，通过率先垂范式的影响，让边缘或边疆区域主动接受中心区域的规范、规则等，开展向中心区域“靠拢”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这种模式与中国历史上“怀柔远人”的行为方式相类似。第二种是蛊惑型关系专用性投资，即在特定行为体（往往并非所在区域中心国家或区域）主动投入资源进行观念操纵（“洗脑”）造成认同扭曲的条件下，在边缘或边疆区域开展的亲近趋向特定行为体，或疏远背离所在地区中心国家或区域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这类投资如果强度较大可能会产生明显效果，将消减边缘或边疆地带对所处地区的中心区域的历史或文化认同。

按照不同种类或方式的软硬权力的强弱，可以将世界体系分为四个区域。一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的中心区。在这一区域，安全类公共产品、发展类公共产品及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强度都较大，经济社会比较稳定，国家自信度高，但增长或发展方式因循守旧、创新不足，可被称为“守成区”。二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的边疆区。这一区域来自中心区的安全类公共产品强度较大，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力量相对充足；同时，发展类公共产品强度较低，制约发展方式的条条框框较少，如果改革意识和政策到位，有机会产生发展模式或技术领域的重大乃至颠覆性创新。不过，关系专用性投资如果存在外部势力强力有效的蛊惑或扭曲，其对本国中心区的认同可能会被削弱，此时即便是在高强度安全类公共产品的维持下，没有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区域脆弱性，一旦国内外出现复杂严峻的形势，边疆区的向心力削弱、“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心气就会不足。三是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的中心区。这一区域的安全类公共产品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心国家的“溢出”，所以相对较弱。发展类公共产品通常与中心国对接而相对较强，这也削弱了自身的创新潜力。关系专用性投资则相对较强，但投资对象通常是所在地区或全球的其他中心国家，带有较强的“依附区”色彩。四是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的边疆区。这一区域的安全类公共产品和发展类公共产品强度都相对较弱，经济社会较不稳定，缺乏明确的发展模式，增长波动性较大，关系专用性投资受到比较严重的干扰而缺乏方向性，可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脆弱区”。

总之，如果支持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具备，中心国的边疆区更容易产生“逆转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节节下行的态势，创造出更大规模的全球生产力”的革命性创新。但要特别注意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有效投入，以及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走向，避免自身演变为“脆弱区”，或者被其他边缘国边疆区等“脆弱区”出现的重大动荡“外溢”冲击或裹挟。为此，有必要寻找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警关系专用性投资走向或软权力（尤其是蛊惑型关系专用性投资所表达的软权力）变化趋势的先行指标。

我们可以用乌克兰从主要经济体进口文化产品占比来衡量其受到其他经济体软权力的影响程度。2000年之前，欧洲、美国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相差不大。进入21世纪以后至2014年之前，美国的影响力下降，欧洲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都相对较大，多数时期俄罗斯的影响略高，而乌克兰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其造成物质匮乏的极大痛楚期间，其对欧洲的精神文化依赖有着明显上升。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对乌克兰的软权力持续上升而俄罗斯则持续下降，2014年之后，欧洲对乌克兰的软权力超过俄罗斯并持续保持明显差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乌克兰自美国进口的文化产品占比由上一年的2.2%骤然攀升至74.5%。对比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中印刷品类产品进口情况，亦可发现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乌克兰从美国进口的这类产品价值占比分别为2.6%、78.5%和79.8%。这意味着不能排除乌克兰危机发生前两年，美国通过印刷品等文化渠道的蛊惑式关系专用性投资行动，对乌克兰开展了密集的、高强度的思想武装、精神动员与情绪“拱火”的可能性。

因此，处于边缘地带的乌克兰成为大国博弈的悲剧之地，从其软硬权力的错配格局上已经早现端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硬权力影响长期相对较高，哪怕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有所下降，但仍能与欧洲大致相当；欧洲对乌克兰的软权力一直较高，且在2014年之后显著高于俄罗斯。乌克兰在物质或经济基础方面始终与俄罗斯纠结在一起，但精神或上层建筑方面越来越倾欧远俄，加上近年可能遭遇了美国高强度的思想蛊惑与操弄鼓动，可知其动荡不仅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更有深刻的现实国际政治经济逻辑。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在边疆或边缘地区治理中，确保软权力和硬权力在大方向上的一致性，保持有机而非机械的权力结构，事关技术或制度创新能否有着安全稳定的保障，这是安边治边兴边诸项任务的重中之重。

结语 

当今世界，全球化出现了由经济全球化转向安全全球化的趋势，并存在进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缩的迹象。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拯救全球化的根本之道在于通过突破性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将趋于疲弱的世界经济扭转至相对高速的增长轨道。在此之前，加强大国共同应对持久而迫切的外部威胁的合作、完善国际权力结构、限制大国对强制性力量的使用等举措，可以为创新驱动技术进步并转化为新的巨大生产力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安全和稳定的环境。边疆或边缘地区具有打破常规、出现制度及科技等方面突破性创新的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特有的脆弱性。对一国而言，除应针对边疆地区出台大兴创新之风的鼓励政策外，还应当加强对其所承受的硬权力及软权力影响情况的监测和研判，在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同时，须臾不可放松在软权力上的引致性投资，增强边疆地区的向心力，为其发挥富有活力的突破性创新潜力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作者：冯维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