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核心逻辑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自提出以来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新词。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兼具现代性内核和文明性特征的主体性追寻。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生产面临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在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时，应努力破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就现代性所创造的多元地方性知识的交流藩篱，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在全球南方落地。与此同时，在国际传播中应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魅力的塑造，秉持自信、平等、包容的心态。

伴随着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深入落实和政策实践的落地，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全球范围内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从传播的视角看，主体性追寻及其知识生产和话语实践的稳定性，是其中重要甚至是核心的问题。在全球族群关系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自身的稳定性表面上来自于政策实践的坚韧与可持续，深层次逻辑则来自于对自身在全球发展中身份与角色的认知。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既传承于中国传统哲学所给予人类的生存之道，也有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断总结出来的治理经验，还有赖于对全球范围内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和实践的反思与借鉴。近代以来，无数国人在什么是中国、何以中国、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中国将走向何方等问题上不断求索，积累了可贵的知识和智慧财富。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以自己相对稳定的治理实践经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在新时代对自我主体性的再追寻。对于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来说，这是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就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国际传播中的主体性问题及其认知逻辑

张毓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国际传播的相关论述是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一主题下展开的。而其中首先提出的则是中华文化立场和中华文明自我认知和自我叙事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将主体性问题在国际传播认知和实践中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促使我们思考：如何理解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问题与国际传播的逻辑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文明之间在传播意义上的逻辑关系如何梳理?

姬德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是民族-国家格局内的交往关系，主要是西方政治现代化及其全球化的结果。至少在规范层面，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可以在国际传播中捍卫和发挥自身的主体性。然而，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主体性是有局限的：第一，殖民主义遗产在内部瓦解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从而使其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第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挑战着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和超国家组织;第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也使得民族-国家的主权合法性往往遭受挑战。以中国为坐标，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构造与文明帝国传统的稳定延续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理解国际传播中的主体性问题需要一个复线视角：既要以国家为核心政治主体，也要考虑到其内部构成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既要以民族为核心文化主体，也要考虑到其在领土疆域内外的族群和种族等群体关系;既要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分析单元，也要包容其他——也许是更多元的——政治主体，以此拓展国际传播的时空想象力。

徐明华：国家与民族的主体性问题是一个在对比视域下生成的理论问题。在没有国际关系产生的情境下，人类文明的诞生与延展是顺延着自身的历史逻辑而形成的，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气质与特性。但在技术、交通、经济、文化的多维度催生下，只有在具备文明参照物的情况下去探析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才有探讨国际传播逻辑关系的可能性。综上，从历史的时间节点来考察，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先发于国际传播的生发机制，在没有遭遇异族文明镜像的影响下，是很难形成对自身主体性的反省与认知的。然而，没有其自身民族气质的先行机理，何来“立于国际民族之林”的国际传播逻辑?显然文明的自主性与全球性的排序应遵循事物生发的时间机制，遵循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逻辑，才能进一步厘清国际传播的逻辑关系。当然，即使主体性与国际传播的逻辑关系得到合理地归置，这也并不意味着主体性是一个恪守旧制的、阻碍人类进一步交流的精神禁锢，而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求变、寻求与异族文明具备共同精神家园的理想与追求。

郭金月：保持国家和民族主体性是做好国际传播的前提。主体意识不足，在国际传播中很容易被对方“带节奏”。例如，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学习、借鉴和模仿西方的过程中，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西方都成为中国的标杆。一直盯着西方甚至仰视西方，导致中国人习惯于透过西方知识、理论和话语的滤镜看待西方和中国本身。换句话说，中国人不仅靠西方解释西方，还靠西方解释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西方人口中的西方故事，西方人讲述的中国故事也备受国人推崇，这就是主体性缺失在国际传播领域造成的后果。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家和民族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我们逐步用自己的知识、理论和话语来解释西方经验和自身实践，中国国际传播态势从“人云亦云”转变为“以我为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庄去病曾用中国山水画技法描绘美国的大峡谷，就是这种转变的生动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民族主体性的再追寻

张毓强：近几年来，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个老问题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而中国式现代化将现代化这个曾经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命题重新带入可讨论的范畴。那么，它与国家和民族主体性是否有着重要关联?另外，在历时性视角上，这一关联为何又在当下重新得到了强调?

徐明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摸索治国理政道路上的伟大成就。没有历史上的辉煌、挫败、学习、发展、创新等一系列的探索和历练，也无法形成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中国的民族主体性密切相关、无法分割的。若没有民族主体性，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可能成为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翻版，丧失自我的文明消弭，让机械化、资本化、垄断化成为社会的顽疾。幸运的是，中华文明的自觉性与主体性一直存留于我们的骨血之中，在学习与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能在十字路口上始终保持对中华民族的清醒认知，终而踏上具有历史创见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所以，对国家和民族主体性的坚守是我们发展道路上的精神瑰宝。

郭金月：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宣告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更不等同于美国化，这本身就是中国国家和民族主体性的体现。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如果说以前中国对西方是学习、借鉴和追赶，那么以后就是开拓、创造和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方法，不是要把中国变成美西方的样子，而是立足中国国情，采用中国方式，达到中国目标的现代化。在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之后，中国再一次整装待发，走向属于自己的道路。这种关联之所以出现在当下，一方面，是因为美西方日益暴露出严重问题和矛盾，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具有独特的传统和国情，在西方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此外，近年来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关系中的竞争面和对抗面上升，中国开始平视世界，都促使中国反思现代化道路的取向问题。

姬德强：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兼具现代性内核和文明性特征的主体性追寻。现代性内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现代政党领导下对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可持续发展的捍卫;另一个是对欧美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和超越，并提出了更具包容性的新式现代化理念。而文明性特征表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主体性的坚定传承，以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同时，如何以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丰富乃至改造被英美主导许久的文明等级秩序，也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产生于当前，主要原因还是全球政治经济力量格局的变迁使得传统且单一的现代化模式无法适应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探寻更符合自身以及世界包容式发展上的自觉需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生产与话语创新

张毓强：国际传播实践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性安排和战略发展重点。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生产和话语生产如何更好地呈现于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之中?又应当注意什么?

徐明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独特之处在于与国际社会中既有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根本区别。在资本与社会公益的博弈关系中，在人民与公共权力的效力归置中，在少数与多数的资源分配中，都能体现出中国政府独特的治理原则与路径，以及与西方社会不同的选择与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生产和话语生产则需紧扣中华文明在民族自主性的指导下所作出选择的合理性、创新性、进步性与可借鉴性等特征，充分阐释中国的选择逻辑、价值追求和历史担当。在当下价值多元的国际传播时代，价值观的魅力是进行有效叙事的传播利器，同时价值观也是中国国际传播实践活动的顶层设计，故而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呈现的战略规划是当下十分紧迫的任务。只有顶层设计的搭建工作不断完善，实践活动才能凝聚成一股力量，有效出拳，在终端层面产出“百花齐放”之效。

郭金月：首先要加强对中国自身实践的理解和认知。近代以来，在追赶西方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借鉴西方，学以致用。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从主要“向外看”转为更多“向内看”，去观察每天都在中华大地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发展变化，更多地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本身寻找中国式现代化的“密码”。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立自主知识和话语生产体系，并运用其解读中国和世界;其次，要注意研究西方国际传播的经验与教训。西方之所以长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坚船利炮只是一个方面，理论建构、议题设置、媒体运作和传教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都作用于其国际传播实践。与此同时，西方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也出现言行不一、居高临下等严重问题，导致其道德高地崩塌和实力地位下滑。对西方有关做法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实践。

姬德强：挑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元话语的知识生产需要针对英美现代性，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避免陷入中西、中外等认知二元论，即在系统总结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现代性本身的语境化特征，进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与自身国情和世界大势的同构关系;第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生产同样要做到话语衔接和话语创新，衔接主要指的是与普遍共用的话语体系进行有机对话，而且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同时进行;而创新主要聚焦于那些现有话语无法合理阐释的实践，以及尚未被阐释的新实践。因此，在国际传播中，一定要做到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和系统化，在此基础上，实现话语的存量调整和增量创新。任何闭门造车，缺少真正的国际视野的知识和话语生产都是不可取的。

白文刚：中国式现代化当然与中国的国家或者民族主体性有密切的关联。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中国经过艰辛探索寻找到的民族复兴之路，是中华民族文明自觉和文明自信的产物。现代化的实践和概念都来自西方，这决定了它既是西方文明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标志，也是西方文明长期以来在全球享有话语霸权的基础。全球的现代化虽然也会呈现出一些地域特色(如东亚模式)，但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内在的标准和价值都还是由西方主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有其鲜明的特征和成功的实践，展示了与西方式现代化平等对话的雄心壮志。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提出，建基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成功实践的基础之上，又恰逢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越来越致力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之时。实力的增强伴随着主体性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强化，最终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这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必然产物。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

张毓强：学界和业界的共识是，国际传播必然需要一个对话空间。无法对话的僵化语境难以实现有效交流。为此，在讨论这一话题的独特性同时，必须评估它所在的全球知识生产环境和传播语境。这一语境也许能够给我们的坚持和努力一个更为清晰的方向感。

徐明华：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的国际传播环境不容乐观。这也是国际传播领域一直以来存在的痛点。说而不传，传而不得，得而不入心。究其原因，正如近年来诸多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大环境、西方价值对国际社会长期形成的认知垄断、部分西方国家对华的话语攻讦等，都对我们的国际传播活动带来很多障碍。所以就目前的国际传播环境来看，国际受众的接受度和接受心理尚未形成质变，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量变，如对中国经济成就的深度认可、对中国品牌的好感度增加、对中国国际事务责任感的认同等等。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经济、文化、社会、国际化等维度的表现虽取得一定的认知转变，政治维度的认知藩篱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拆解。对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选择的政治阐释，是我们亟需突破的深层次传播瓶颈。

郭金月：当前全球传播环境的主要特点是分化明显，美西方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观感差异巨大。《环球时报》旗下舆情调查中心2022年进行的33国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更倾向于借鉴中国发展经验;韩国、巴西、波兰等国更愿意学习美国。这表明，当前国际传播环境并非铁板一块，各国民众的接受度和接受心理是不同的，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知识和话语要有所区分，分类施策。此外，受传播媒介演变的影响，个性化、碎片化、交互式传播日益发展，要高度重视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姬德强：就当下的国际传播环境而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需要根据不同对象来分析，不能大而化之，进而陷入各种简单的认知二元论中。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所扎根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是有目共睹的，换句话说，至少在经验层面，中国的现代化成绩是不存在太多接受困难的，挑战在于如何理解成绩背后的机制和动能;其次，就机制和动能而言，西方社会的主流认知更愿意将现代中国纳入其现代性框架，并从自身的现代性危机与矛盾经验中解读中国问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生产必须正视这一认知闭环。非西方社会，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多从单一现代性的角度认可现代中国的成就乃至引领力，大多无法理解中国走向现代的复杂历史和实践逻辑，也就是无法超越西方来理解中国。就后者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生产必须正视发展中世界里的两个盲点：一个是后殖民主义影响下无法跳脱的西方现代性，一个是文明或文化意义上地方性知识的隔离。也许，只有破除中国与发展中各国就现代性所创造的多元地方性知识的交流藩篱，才有可能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在全球南方落地。

白文刚：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的全球国际传播环境是复杂的。一方面，一些与中国关系友好，近代以来命运相似，同样正在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应该会持比较欢迎的态度。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至少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和发展道路的垄断，为他们发展本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信心乃至新的经验借鉴;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以平视西方式现代化的姿态出现，短期内可能会引发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更大的质疑、不安、焦虑乃至敌意。这些国家对华舆论本来就不友好，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横空出世，展现了中国更加鲜明和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文明自信，因而会进一步加深他们的质疑和焦虑。

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要坚定文化自信

张毓强：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国际传播实践的战略目标或者说期许是否要进行调适?因为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传播心态，并事关我们的传播行动。

徐明华：这需要回到第一个问题，即国家和民族主体性的观点上来。国际传播的生发机制正是由多民族交流的历史逻辑所致。这是一个多文明多价值的国际话语环境，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一定会促成文明的交流、沟通、学习以及竞争和对抗的话语关系。当我们参与国际民族之林的“游戏”之中，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国际话语关系。同时，我们需要认清国际传播是现实与虚拟并存的场域。从现实层面来看，一国的实力是话语博弈关系的基础，没有硬实力就没有软实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最有力基石就是中国的持续性发展;从虚拟层面来看，国际舆论场遵循的是认知和想象的传播规律，自说自话是被证明无效的一种话语传播方式。在探析认知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魅力的塑造才是当下我国在国际舆论场发力的核心点。而魅力的呈现需要我们更懂舆论场的传播技巧，做好叙事的顶层设计与相关人才储备。

郭金月：首先是自信而不自负。我们有古老文明的滋养，有自身和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助力，更有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动实践，要相信中国人比别人更有可能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懂得中国故事未必普遍适用，不能走上西方强加于人的老路，因为这种方式只会适得其反。我们应借鉴古人“来学而不往教”的智慧，不搞过度传播，把精力放在介绍和分享中国做法上，激发别国民众对中国的兴趣，逐步培养其对华好感度;其次是真诚亲切。一切传播都应基于一定事实。现在资讯发达，罔顾事实的传播很快就会破产。中国式现代化传播不可能“真话全说”，但至少要做到“假话一句不说”。对于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回避和掩盖。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取信于别国受众，取得最佳传播效果。还要注意平等相待，发扬“世界人民大团结”精神，以兄弟和朋友之心开展国际传播，避免“教师爷”“暴发户”心态。

姬德强：国际传播的心理本质是文化自信。因此，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首先需要扎根对自身发展道路的笃信，但同时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尤其是避免简单的认知二元论，任何的隔离或封闭心态都不利于讲好这一故事。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基于中国自身国情，也是对全人类现代化的贡献。前者比较容易讲述，后者需要结合世界各国对现代化以及对中国的理解，是一种话语对话，而不是理念散播。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是对各类地方性现代化的启发，是对全球范围内多元现代性的推动。当然，在各类意识形态对立框架内，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一定会面临一些陈腐的批评，将其与制度、文化、种族等充满偏见的议题绑在一起。面对此类话语博弈或竞争，最好的心态就是一方面进行针锋相对地回应，避免误读和误解混淆视听;另一方面主动提高针对复杂国际社会的阐释供给，让国际社会有足够的、可获取的资料来认知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努力打造各领域专家讲述团队和基于网络的知识共享平台。

白文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我们应该秉持自信、平等、包容的心态。所谓自信，就是要凸显中国的主体意识，坚定地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代化实践中生产话语，确保话语能够准确表达中国实践，不去套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语。所谓平等，就是要认识到现代化有其共性，但各国的现代化必然建基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既不是只有一个模板，也不是要一分高下，更不是用一个模式取代另一个模式。相应的，现代化话语依然是多元的，应该平等对话。所谓包容，就是不但能接受不同国家之间现代化的不同模式，而且能虚心学习、借鉴别的国家、别的模式的优秀做法和先进经验，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完善。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既要创造性地借鉴传统中国依靠成就获得其他国家自愿效仿的传播经验，也要汲取西方文明因霸权式传播而受到抵制的教训。（作者：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